《紅旗》雜誌自1958年創刊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0年間,據我個人的回憶,沒有發表過胡耀邦同誌的文章。倒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由“四人幫”控製的《紅旗》雜誌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把胡耀邦同誌主持的《科學院匯報提綱》當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四人幫”倒台後,紅旗雜誌社新任領導人執行了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指導思想,堅持“兩個凡是”,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采取“不介入”的立場(實際上是對討論的一種消極抵製)。這引起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批評。鄧小平、李先念等同誌對於《紅旗》的錯誤有明確批示。胡耀邦同誌正是在這個時候被中央委任主管全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的。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長沒幾天,即1978年12月25日,就同向他請示工作的《紅旗》雜誌總編輯談了話。他說,這些年來,有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被林彪、“四人幫”搞得非常混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根本性的撥亂反正。有的同誌跟不上形勢,有錯誤。對犯錯誤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這是黨的曆來方針和傳統。理論上犯了錯誤,不要一下子提得那麽高,說成是政治問題、陰謀問題、品質問題,主要是思想認識問題、思想方法問題。犯錯誤的同誌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實事求是,總結經驗教訓,是非要搞清楚,這樣才能弄清問題,搞好團結。現在要恢複和發揚這個傳統。《紅旗》是黨中央的理論刊物,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宣傳武器。現在在理論工作方麵,社內工作方麵,有些同誌有意見。意見當然要提,但刊物不能停,還要按期出版,要出得更好。黨中央的方針就是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這個談話為《紅旗》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即在1979年1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的同誌就《紅旗》正在處理的一篇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的文章,說“文內影射鄧小平同誌”,“同中央工作會議唱反調”,是“有計劃地針對中央工作會議和小平同誌的一個政治大陰謀”。《紅旗》負責人就此在會上說明情況,此稿係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寫的,內容是批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顯然是錯誤的,但不是《紅旗》組織而是作者自己送來的。但一些人仍堅持自己的看法。鑒於此事涉及嚴重的政治問題,會上確定由有關部門進行調查,查清事實,再作處理。 5月29日,胡耀邦等同誌聽取了調查結果報告,報告指出文章內容和觀點錯誤,根據作者情況、寫作經過、寫作背景、寫作意圖等方麵看,這篇文章並不影射什麽,也不是同中央工作會議唱反調,不能說這篇文章是一個政治陰謀。胡耀邦同誌會後在報告上寫了四句話:“務虛會上悶雷幾聲,《紅旗》社內一場虛驚,毛著編委排難解紛,文壇老將息事寧人。”他在各句下麵作了注解:第一句“也就是被打了幾個悶棍”;第二句“指社內簽名上書中央,要求罷免他的總編輯職務”;第三句“指‘毛辦’進行了徹底調查”。這個結論下達後,這件事便逐漸平息下來。 《紅旗》雜誌負責人在當時犯的錯誤,並不是孤立的,這是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錯誤思想的一種反映,也是黨的“左”的思想路線造成的結果,胡耀邦同誌對此有深刻、全麵的認識和分析。他說他主持理論務虛會,守住了兩條防線,一是隻承認我們黨內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認有“凡是派”。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誰都有一點,隻是多少的問題,但是不能說誰誰是什麽“凡是派”。另一個是不批評《紅旗》雜誌,“不介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錯誤,不是《紅旗》自己的責任。 1979年12月,又發生一件事,中央宣傳部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沒有通知《紅旗》雜誌參加。《紅旗》雜誌編輯部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寫信給胡耀邦反映和批評此事。胡耀邦同誌接到信後,立即給《紅旗》雜誌總編輯寫了回信,說“信我看過了,這封信寫得很對。宣傳部同誌沒有請你們參加會議是不對的。我想,可能是疏忽了。但疏忽總有點疏忽的原因吧。不管怎麽,這類事情今後要避免發生。《紅旗》去年發生的失誤,我認為早已過去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失誤的曆史。我們是隻提倡從曆史中學習,反對老是糾纏曆史舊賬。我想,我們黨的絕大多數同誌是會堅持擁護黨的這個方針的。這個時期,《紅旗》倒謹慎些。這是很好的一件收獲。也應了毛主席經常引用的老子的那兩句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這個問題上,我對你們表示敬意。今年3月我就說過,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同誌要注意,可能犯錯誤,因此要謹慎。在這點上可能有個別同誌沒有把握好。真是很遺憾”。他在信中表示:“我誠心誠意地接受你們一些同誌的想法。我對《紅旗》沒有一點幫助,但捫心自問:我沒有任何一點歧視《紅旗》的念頭,而是沒有什麽幫助你們的能力。把《紅旗》辦得更好,主要靠你們。我個人在每個期間思想理論工作要注意的問題和一些重要題目,都在例會談過。我隻有那一點點水平,對大家幫助不夠,我心裏也是很難受的。以後宣傳部開例會,你們應當把你們的希望和要求勇敢地提出來。這樣,大家一起商量,我可能對你們會有一點點的幫助。” 《紅旗》在1978年所犯的錯誤,在黨中央的關懷指導下,得到糾正。但其給人們留下的消極印象並沒有消除。直到1980年還有要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字樣從刊物上取消的動議。後來胡耀邦同誌主持中央書記處第76次會議(1981年1月15日),從大局考慮,為了減少不必要的議論,《紅旗》雜誌的刊頭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字樣不變。會上胡耀邦同誌說,《紅旗》辦得有起色,有進步,可能因為坐了冷板凳,奮發有為。他請列席會議的《紅旗》總編輯轉告《紅旗》全體同誌兩句話:一是《紅旗》辦得有起色,大家作了努力了;二是希望《紅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把《紅旗》辦得更好。1982年9月,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同誌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對《紅旗》的關注仍一如既往。 1987年1月,胡耀邦同誌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在他離職僅一年多後,《紅旗》雜誌停刊。 (摘自《黨史博覽》第2期作者苗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