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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6月30日09:03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長篇小說《劉誌丹》脫稿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它描寫的是陝北、陝甘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的創建者之一劉誌丹的革命傳奇生涯。但該小說還未正式麵世，就惹來了一連串紛紛擾擾的軒然大波和是是非非。令人發指的是，康生利用小說《劉誌丹》，策劃了一起當代中國曆史上駭人的文字獄。
驍勇戰將意外殉國於東征戰役
1932年12月，在陝北大地縱橫馳騁、除暴安民的驍勇戰將劉誌丹正式成立了紅二十六軍，1934年又成立紅二十七軍，並先後開辟了以照金為中心的根據地和神府根據地、陝北根據地。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實踐中，劉誌丹把他的遊擊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陝甘紅軍的靈魂人物，國民黨到處貼告示：活捉劉誌丹賞一萬大洋。難怪毛澤東對賈拓夫說：“古時候陝北出了個李自成，當今又出了個劉誌丹，你們陝北果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1934年和1935年間，劉誌丹領導的紅軍迅速擴大。1935年，在劉誌丹的統一指揮下，紅二十六、二十七軍粉碎了國民黨五六萬人的“圍剿”，解放了六座縣城，使陝甘、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立了陝甘蘇維埃政府，共控製著陝甘邊境22個縣。蔣介石不得不派張學良率領大軍來對付他們。
1935年9月，中央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曆盡千辛萬苦到達陝北。劉誌丹此時正遭厄運，被關押在牢房裏。毛澤東派賈拓夫、王首道等快速趕往瓦窯堡救出“綠林式領袖”劉誌丹及他的同誌們，製止了這場清洗。劉誌丹獲釋後，毛澤東安排他負責組織和指揮新的紅二十八軍。
1936年2月，劉誌丹奉命率軍東征，橫渡黃河進入山西，準備去河北和熱河前線對日作戰。部隊在汾河流域遭到蔣介石和閻錫山部隊的阻擊，劉誌丹在戰鬥中不幸犧牲，年僅32歲。劉誌丹在這次戰役中表現傑出，紅軍在兩個月內就攻占了至少18個縣份。
劉誌丹犧牲後，毛澤東為他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則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他“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懲奸除惡的天鞭”。
劉誌丹遺體被送回陝北，葬在瓦窯堡，蘇區把紅色中國的一個縣份改名誌丹縣來紀念他。
工人出版社請人為英雄著書立說
在劉誌丹犧牲13年以後，他的戰友從陝北高原走進了北京城，劉誌丹為此獻出了生命的人民共和國終於成立了。黨和人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這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曾經將一部以劉誌丹生平為內容的長篇小說《劉誌丹》列入選題計劃之中，並邀約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劉誌丹的弟弟名叫劉景範)來執筆撰寫。起初，李建彤由於各種原因不肯答應，直到出版社答應派人協助後，才接受了約稿。
李建彤早在延安的時候就聽說過劉誌丹輝煌而短暫的英雄一生，積累了一些資料。接受約稿後，她查閱大量資料，采訪了大量當事人，花費了很多心血，曆經6年，６易其稿。
到了1962年春天，李建彤已經完成了小說《劉誌丹》的創作，正當她一鼓作氣準備進一步推動此項工作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這部《劉誌丹》一經脫稿就被定為“反黨小說”。這與一個人有很大幹係，此人便是閻紅彥，也是一位驍勇善戰、功勳卓著的將軍。他早年曾與劉誌丹等人一起創建了西北紅軍和西北根據地，1955年獲上將軍銜。其時正擔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和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閻紅彥: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曆史不符
在《劉誌丹》創作過程中，劉景範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見，閻紅彥作為西北老幹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給了他。
閻紅彥粗略地看過稿子之後，便給李建彤寫了一封信，說：“寫一些合乎實際、有教育意義的文章回憶劉誌丹或其他同誌，這是好的。你寫的《劉誌丹》，我抽看了幾篇，這事實上是用小說形式總結了西北的革命鬥爭曆史，這就不能不涉及許多原則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由中央作結論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曆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
閻紅彥在信中所說的“許多原則性問題”，就是中共黨史上所謂的“西北曆史問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前，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曾在西北地區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創建了陝甘根據地。然而對其中的一些史實和個別是非，有關的當事人長期存在不同意見。
此後，即1962年夏秋之交，閻紅彥赴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意外地聽說《劉誌丹》已經開始在《工人日報》上連載了，他立即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負責人提出停止發表的意見。
8月5日，《工人日報》停止連載。8月17日，閻紅彥給楊尚昆寫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書記處。閻紅彥在信中說：“我覺得《劉誌丹》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利用宣傳劉誌丹的名義，把高崗在邊區高幹會及七大前後的西北曆史座談會上，為了把自己說成是西北革命領袖而篡改的邊區曆史結論重新加以宣傳和肯定。”
在信中，閻紅彥還列出了一張小說人物與曆史人物對照表。同時，他還列舉材料，證明小說中的許鍾就是習仲勳，羅炎就是高崗。
沒看小說就定性，康生給毛澤東遞條子
不知何故，閻紅彥又把此事寫信向康生作了匯報。
康生收到信後，好像注入了一支興奮劑，在沒有看到小說的情況下，就獨自給小說定了性：“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的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的。”罪狀是“剽竊毛澤東思想”：陝北根據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聯係的情況下，劉誌丹通過武裝鬥爭，創立了紅軍和農村根據地，在實踐中走出了一條和井岡山一樣的道路。所以說劉誌丹是剽竊毛澤東思想。“小說把陝甘蘇區寫好了，就是和中央蘇區分庭抗禮。”“書中某個人就是習仲勳，寫得年輕能幹，是為習仲勳篡黨篡國製造政治資本。”康生還認定：“完全為高崗翻案。”
康生立即通知中宣部要各報刊一律停止轉載。同時，康生還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由於國際形勢的險惡和建國後一些領域裏的矛盾鬥爭，晚年毛澤東思想意識裏總是繃緊一根“階級鬥爭”的弦。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這時，康生適時提出了小說《劉誌丹》的問題，他遞了一張條子給毛澤東，上麵寫道：“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馬上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然後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在康生的策動下，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被指責為小說《劉誌丹》的幕後策劃者。中央決定成立由20人組成的“清查習仲勳等同誌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康生任主任。隨即，由康生提出定了個“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
於是，一場對《劉誌丹》案先定性、後求證的波及不少人的審查行動開始了。從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區大批省級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審查，甚至被稱作是反黨集團的人。
習仲勳曾請馬錫五核查史實，並共勸李建彤謹慎從事
早在1959年，李建彤寫完了《劉誌丹》小說第三稿，送習仲勳審閱。適逢廬山會議召開後不久，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仲勳看過小說後，勸她謹慎從事，建議她分成片斷來寫，不要寫大部頭小說。無奈此時李建彤決心已定，勸阻無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說的第四稿清樣又送到習仲勳手裏。習仲勳為此先後兩次召集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進行座談。習仲勳請馬老參加，除了核實小說中某些史實，還要和馬老共同勸說李建彤。習仲勳特別強調了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教育青年的一代”，“寫毛澤東思想”，“把劉誌丹經曆時期寫成全國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
然而，康生又在1962年8月24日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要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李建彤這才知道小說惹了麻煩。9月6日，她寫了一份關於小說中幾個人物來源的說明。她解釋：小說中的個別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麵材料綜合起來虛構的。比如許鍾，寫他，是想刻畫一個做地方工作的蘇維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調查了一些習仲勳同誌的材料，在修改時，準備把他和渭南起義時的一個軍委秘書長合並。為了進一步證明小說人物並非寫實，李建彤又舉出小說中的戴鴻遠。她說，塑造這個人物是為了寫一個晉西遊擊隊的代表人物，同樣采用了幾個人的材料寫成一個人。這個人物和曆史人物誰都不像，是她設想的忠誠老實、頭腦清楚、政治上開明的領導幹部形象。
但是，這時小說《劉誌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無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場政治漩渦中。習仲勳、賈拓夫被禁止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劉誌丹》“引起”的駭人文字獄，株連者達萬餘人
專案組從李建彤處拿走了全部創作材料，並從工人出版社拿去習仲勳關於該書的兩次談話記錄。康生還指定成立了一個《劉誌丹》稿件審查小組。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了審查報告（草稿），認為這部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劉誌丹思想”。
1966年5月，“習、賈、劉專案審查小組”又寫了一份《關於〈劉誌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審查報告的結論，認為“寫《劉誌丹》一書是習仲勳反黨秘密集團蓄謀已久的。習仲勳是《劉誌丹》的第一作者，劉景範是第二作者，執筆者是李建彤”。
小說《劉誌丹》的罪名之一，是“偽造黨史”，把陝甘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和“正統”。罪名之二，是說《劉誌丹》“把毛澤東思想說成劉誌丹思想，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把劉誌丹寫得比毛主席還英明、還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說小說中的人物羅炎、許鍾寫的就是高崗、習仲勳，因而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劉誌丹》案件進一步升級。首當其衝的是習仲勳，他一夜之間便丟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下放到外地一家工廠勞動，被審查了16年，其間還曾被捕入獄，蹲了8年大牢。原經委副主任賈拓夫本來已經撤職下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又被囚禁在北京郊區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李建彤被專案小組列為“案犯”。1970年4月，她被專案組戴上“習仲勳反黨集團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骨幹分子”的帽子。李建彤先是被關在一個地下室，1970年開除黨籍，讓她進行勞動改造。
1968年5月，劉景範因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老底，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坐了10年牢。1974年12月21日，毛澤東親自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此後，劉景範雖然走出了牢獄，卻仍然受到追究。即使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專案組於1977年5月17日作《關於劉景範同誌問題的審查結論》中，仍說劉景範“1962年又夥同習仲勳拋出反黨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
原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受盡酷刑，被折磨致死。《劉誌丹》一書的責任編輯何家棟，全家被趕到鄉下，母親和兩個兒子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陝北的誌丹縣貼出了大字報，把劉誌丹、劉景範誣為“叛徒”，曾被國民黨搗毀過的保安(誌丹)紀念堂又一次被紅衛兵砸爛，刻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題詞的紀念石碑也被毀了，劉誌丹的家人再次被趕到了農村。
《劉誌丹》小說案最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時而定為“西北反黨集團”，康生等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都劃了進去，打了幾百幹部。不僅西北幹部，長征過來的南方幹部和1962年參加審查這個案件的幹部都未能幸免。陝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在寫作過程中到陝北老區查訪材料時，曾為其帶過路的當地群眾王悅賢、劉景華也受到牽連，被迫害致死。受到《劉誌丹》一案株連者達萬餘人。
17年後昭雪，《劉誌丹》得以出版
粉碎“四人幫”後，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79年6月，中組部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為《劉誌丹》案平反的報告。報告認為：“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誌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更變本加厲，搞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報告提出，因《劉誌丹》案而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複名譽，給予平反。一個月後，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
小說《劉誌丹》幾經波折，在成稿17年後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時離劉誌丹犧牲已經6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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