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維領域裏無禁區並非自今日始。自從林彪當年搖晃著“小紅書”，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時，身為共青團第一書記的他就對一些人說過：“他那種‘突出政治’就真的那麽靈?我看遊泳時就得時不時地突出鼻子!”後來個人迷信之風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動輒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他又不止一次地對許多青年人說：“人能活到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我們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個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趙家排在第一位，我們能碰到姓趙的就磕
頭嗎?”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範圍的講話中，他就說過：“我們為什麽要喊‘毛主席萬歲’呢?人是不能活到一萬歲的。”“世界人類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曆史，積累了多少科學知識，對此任何一個人不可能都懂得，處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確的辦法。”
因此早在那個年代，這位平生博覽群書、苦讀強記的人，就號召青年團幹部既要讀科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也要讀四書五經、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和世界名人傳記等等，而不是專讀毛澤東一個人的書。
許多人還知道，耀邦的這種勇氣與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戰爭時，他才十一歲，就在學校裏擔任了少先隊隊長和宣傳組長。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到達耀邦的家鄉瀏陽，並在文家市學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紅軍戰士講了話，說是“小石頭總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當時十二歲的胡耀邦和同在一個學校讀書的表兄楊勇，都爬到學校的圍牆上，觀看了這個富有曆史意義的場景，毛澤東的這番演講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隻有十二歲，個頭兒又小，紅軍不肯帶他走，不然他那會兒就成了紅軍了。
1929年冬天，剛滿十四歲的胡耀邦就參加了共產黨，第二年終於成為一名紅軍戰士，曆經了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裏長征，又從延安到北京，在迭享勝利的歡樂中也累遭種種磨難，但他一直保持著一個革命家的充滿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講話，嘴上說的，手上比劃的，都體現著一種忠誠。而在曆經苦難的中國，對黨和人民來說，還有什麽比始終不渝的忠誠更可寶貴的?
參加座談會的很多同誌覺得：隻有經受過不少磨難而從不泯滅良知、心裏始終裝著黨和人民的人，才會如此一直明辨善惡是非，憂世人之憂，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會議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時破難釋疑的講話，都使大家聽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談會的討論愈來愈深入、愈來愈活躍。幾乎每天散了會，負責掌握會議的同誌都將當天的會議進展和各種不同意見，連夜寫成書麵材料送給耀邦。通常上午報去的材料，當天下午或至遲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複回來，並逐一簽署了意見。其中有過這樣的批語：同意你們討論的意見，請各省市自治區的同誌帶回去供本地區、本部門黨委參考，結論由黨委做。有時候他還進一步說：作為共產黨人隻能服從真理，實事求是，不應該讓現代迷信和禁區繼續存在。
這樣的座談會一共開了三次，從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結束，共研究了一百多個疑難案例。每一次前一個會議剛剛接近尾聲，後一個會議的與會者就已到中組部報到，使三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緊湊。在這前後會相接的短暫間隙，耀邦對中組部參加會議的同誌鼓勁說：“我們辛苦些，緊張些，哪怕政策落實得隻快一天，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誌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當年在幹校是啥滋味?”
幾乎與此同步，耀邦請另一個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開的中央與國家機關二十多個部委落實政策的座談會也順利結束。這三個座談會，共研究了八十多個疑難案例。
每一次座談會結束，耀邦都向即將分手的同誌說上幾句話。他再次強調：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必須全黨來抓，從中央到省、地、縣，四級黨委一齊抓。這種座談會的方法，可以層層推廣。務必要搞清事實，實事求是，作出結論。
耀邦在座談會上的這些講話，使每一個參加座談會的同誌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則很明確，對平反冤假錯案是個大促進。他們回去之後都作了認真詳細的傳達。
1978年8月上旬，中組部的《組工通訊》，又對所謂“惡攻”和一般認識問題作出了有文字可鑒的明確劃分，使這類被視為“禁區”的疑難案件的平反，紛紛化險為夷.
如果說到此為止，耀邦與中央黨校和中組部許多同誌的一切努力隻是推倒“兩個凡是”論的外圍戰，那麽對“兩個凡是”論的直接交鋒，則是隨之而來的“真理標準”的全黨全國大討論。
上麵提到，在疑難案例座談會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複出的鄧小平就率先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列主義。4月10日，他在給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及黨中央的
信中說，應當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半年後，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黨校複校的開學典禮上，華國鋒講話後，葉劍英也講了話。他認為理論密切聯係實際，有兩層最基本的意思：“一層是：一定要掌握理論。沒有理論，一張白紙，憑什麽去聯係實際呢?另一層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麽理論!絕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他希望在黨校工作和學習的同誌，“都要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曆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曆史”。這等於要求研究總結整個“文化大革命”。
當時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胡耀邦，積極指導黨校講授哲學與黨史的同誌，深入研究這一課題。
耀邦明確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並非自此刻始。早在這之前數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他就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烏煙瘴氣明確提出，應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後來又具體地說，“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這就是說，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去總結“文化大革命”，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8月25日，中央黨校在耀邦倡導創辦並直接指導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9期，就刊發了一篇經耀邦審定的批評“風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說這種人“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消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這等於又一次提出用實踐檢驗真理的問題。
這樣，在當年11月，中央黨校的哲學課堂上，就開始批評過去多少年以個人迷信取代了實踐檢驗、用強權標準代替實踐標準的錯誤做法。
當年12月2日，在中央黨校教育長馮文彬主持的學校黨委會討論黨史教學計劃時，胡耀邦又針對一些人的不同議論，多次插話或講話。他說：“因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確的，這是什麽‘論’啊?”“我看這十幾年的曆史如何，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領導人的講話，而應該看實踐嘛!”
馮文彬當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講話。他說：“要研究黨史，就應該恢複黨的傳統，敢於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裏還有舊的框框、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
就在這個會議上，耀邦布置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等同誌搞一個新的黨史教學方案，起草成一個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吳江將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請已去中組部但仍兼任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審定。耀邦提出：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係和精神實質為指導；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路線的正確與否，不單純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在耀邦提出這種真理標準，並指導《理論動態》初步發表一些有關文章的過程中，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等人，從“十年內亂”給全國教育戰線的嚴重摧殘和天安門“四·五”運動之被殘酷鎮壓等事實出發，也認為必須在理論上和認識路線上，找出一個明確區分路線正誤是非的標準。同時，胡福明應《光明日報》所約，於1977年秋天寫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
1978年3月，中央黨校開始組織全校八百多名學員，討論研究黨史的那個指導文件。在討論中，發生了一些爭論。少數學員仍主張以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為依據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明顯地傾向於“兩個凡是”。
據此，吳江布置理論研究室的同仁孫長江，為《理論動態》寫一篇針對性的文章。孫長江以耀邦的多次講話為依據，寫成了這篇文章，題目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與南京的胡福明可謂不謀而合。
正當吳江等人研究孫長江的這篇文稿時，中央黨校高級班學員楊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複旦大學黨委書記，被中央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在黨校學習半年，曾兩次與胡耀邦深入交談，支持用實踐標準來總結黨的路線鬥爭的是與非。他到《光明日報》履任後，才知道《光明日報》已約來南京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並經報社編輯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還不夠，沒有著力突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個哲學命題。同時他知道黨校的孫長江在寫同一主題的長文，遂通過吳江邀請孫長江到《光明日報》，幫助修改胡福明文。吳江囑咐孫長江：盡量把兩文捏合成一文。
孫長江勤奮思考把兩文融合成一文後，仍以他自己原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為題，兩次送請耀邦審改。
與此同步，為紀念“五四”運動五十九周年，耀邦又組織中央黨校的同誌撰寫了《科學與民主》一文。
這篇文章說：“四人幫”是科學與民主的大敵。“四人邦”代表著舊中國最腐朽、最反動的沒落封建統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思想，正是摧毀他們的封建專製主義法西斯主義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強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極大仇恨和恐懼。他們采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現代化等於複辟”論和“全麵專政”論，是他們摧殘科學與民主的兩把屠刀。
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是生產力，同時也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偉大革命力量。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幫”反對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炮製出一個反動的“全麵專政”論，要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領域”和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切階段”，對“一切階級差別”、“一切生產關係”、“一切社會關係”以及“一切觀念”，統統實行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極少數破壞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鎮壓的這種特殊手段，無限製地擴張到一切領域和一切人。他們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踐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製，而且在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一切方麵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統治——用暴力摧毀工農業生產，用暴力摧毀機關學校，用暴力摧毀文學藝術，用暴力摧毀科學研究。誰在日記中或睡夢中流露出對他們的絲毫不滿，誰在內心中懷念被他們仇恨的周恩來總理，一被他們的鷹犬察覺，立即當做“現行反革命分子”抓起來鎮壓。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製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都拿來對付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文章說：打倒了“四人幫”反科學、反民主的野蠻獸行以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否鞏固和強大有力，歸根到底取決於我們能否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能否組織人民管理和監督國家的事務。巴黎公社原則的偉大意義就在於第一次實現了勞動者對國家的直接管理和監督，防止國家管理人員從人民的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自從這個偉大嚐試以來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由於曆史的曲折前進，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怎樣管理自己的國家，還沒有現存的完整的經驗可借鑒。這有待於我們在實踐中繼續進行創造和總結。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幫”這樣的專製魔王以後，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國家充分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大家都記得，在1966年懷著反修防修熱情湧向街頭的那些青少年，由於缺乏經驗往往上當受騙，選錯了造反的目標；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把矛頭一直指向萬惡的“四人幫”。這不平常的十年錘煉了毛澤東思想故鄉的偉大人民。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和鑒別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經極大地提高了。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革命中，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切實地保證人民管理國家的根本權利，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一切領域，充分發揚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依靠這個偉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去完成新的長征。
這篇也強調了“實踐”的文章，於1978年5月4日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人民日報》上如期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也以“特約評論員”名義，隆重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篇文章。當天新華社全文播發，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這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但在國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砍旗”、“丟了刀把兒”、“反對毛主席”。
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夜晚，“文革”前的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吳冷西，就在電話中給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提出了嚴厲指責。他認為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文章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開初提出時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
5月18日上午，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召見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副部長熊複、《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宣布熊複接管《紅旗》，並說：理論問題要慎重。《人民日報》就很不慎重。特別是講實踐標準和按勞分配兩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黨內外引起議論紛紛。(對這兩篇文章，事先)我們都沒有看過。這是哪個中央定的?按勞分配這樣大的問題，牽涉到黨的政策，怎麽能不送審呢?實踐標準一文很不好，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我們)要捍衛毛澤東思想，平化同誌你要把關。
很顯然，這是一次發動並布置圍攻“真理標準”一文的談話。這對爾後的一些地方阻撓和壓製“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實起了“打氣”作用。
當天下午，張平化就把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地代表團團長——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或宣傳部長，召集到當時中宣部所在地釣魚台東門內的一座樓裏開會，傳達了汪東興的談話。張平化說：關於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我聽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一種是很好，一種是很壞。我看了一遍，還沒有摸透；至少證明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來看一看。小範圍內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比如在省市區黨委領導班子內。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就成了定論了。今後不管《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發出的稿子，隻要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議論，並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說過，不論從哪裏來，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態不要隨風倒。應該按真理辦事：是真理就堅持，不是就不要堅持；態度要鮮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麽事情向中宣部打電話、捎口信，都可以。
與此同時，胡喬木去了富強胡同6號耀邦家，對耀邦說：爭論是你挑起來的。我不同意再爭論不去，再這樣爭論下去，勢必要造成黨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東興以黨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耀邦和陳野蘋談話，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和吳德也在座。這次談話當然不是對耀邦進行表揚。
6月15日，汪東興又召開中宣部和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發表了嚴厲講話，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和耀邦組織的幾篇文章，並對《人民日報》作了一係列批評：
一、《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幾篇文章講得不對，隻講了一麵而沒講另一麵，沒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氣，在出氣。打著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紙上那麽樣寫，要注意。我給耀邦說，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報紙好像什麽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對紀念總理的文章，有的講過頭了，有的還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報》記者餘煥春(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的發言，竟認為天安門的案子(1976年“四五”運動)還沒有徹底翻過來。這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三、《人民日報》在(剛剛召開過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對鄧副主席的講話，在標題上用了“精辟闡明”，而葉副主席講的話，華主席講的話，為什麽就不標出“精辟闡明”呢?
四、(《人民日報》轉載的)徐遲寫陳景潤的那篇文章，對“文化大革命”那樣寫，對嗎?徐遲還寫了一篇周培源，對北大怎麽能那樣寫?北大是毛主席抓的點嘛!
這一係列批評，雖然沒有明確提及“真理標準”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強調了“兩個凡是”的不可動搖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麽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可是，千百萬的冤假錯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過來能行嗎?莫說在這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幫’”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胡耀邦就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慮著。那時他的態度就是“多讀書，不出門；有人來，不關門”……無論親疏遠近，來者一律不拒，為許多遭受迫害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複工作而操心勞碌，或出主意，或轉材料，雖然從幹校回京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自個兒一直在家裏被掛著沒工作。以後在1975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江青等人曾發出這種威脅性的信號：“在北京，有幾個專門搞右傾翻案的地下聯絡站，胡耀邦家就是一個!”
然而胡耀邦當時泰然置之。這一次，汪東興又向耀邦們發出了警告：接受教訓，下不為例!把矛頭對準毛主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但是，爭論的實質並非如此!
現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該去的地方，整個神州大地要求實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辦事的強烈呼聲猶如山呼海嘯的時候，汪東興等人還片麵地認為這是對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在這之前兩個月，汪東興就似乎按照這個邏輯，堅決不讓胡耀邦對新華社《內部參考》一篇報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開見報。
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一文正處於緊張修改完善階段的4月2日，《內部參考》刊登了新華社吉林分社副社長康國誌的一篇報道——“長春光機所前主要負責人單奎章殘酷迫害科技人員製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報道說，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是建國初期建立的技術力量較強、設備條件較好、擁有光機電配套齊全的研究機構，並附設專為科研服務的大型實驗工廠。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線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員、幹部和工人奮發圖強，團結戰鬥，早在五十年代就研製成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高精度經緯儀、晶體譜儀、大型光譜儀、萬能工具顯微鏡等多項重要光學精密機械儀器和一個係列的光學玻璃。激光技術一興起，這個研究所就和國外幾乎同時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繼取得了同樣的研究成果，對開辟我國光學科研領域，促進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科研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學院科研成果展覽會上，視察了這個所的科研成果，並高興地在高精度經緯儀旁照了相。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書記把他的親信、“四個幫”的爪牙單奎章安插到這個科研所，竊據了這裏的黨政領導權，並慫恿支持單奎章大搞法西斯專政。
於是單奎章全麵否定廣大科技人員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取得的進步和做出的貢獻，肆意顛倒敵我關係，以知識分子為仇敵，視科學為罪惡，狂叫“光機所是封資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義的黑苗圃”，誣蔑知識分子是“知識地主”，“知識資本家”，“知識越高，權威越大，思想越反動”，是“用技術專無產階級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語言辱罵知識分子是“豬”、“狗”、“鬼”，“一肚子黑心爛腸子”。他瘋狂地叫囂科技戰線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矛盾，“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要抓一個‘鬥’字”，對知識分子“鬥爭就是政策”，“工資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識分子“打個落花流水”，“打個人仰馬翻”，“打個靈魂出竅”。
從而單奎章無中生有地說：“光機所有四條特務線”，“有六層階級敵人”，“各種階級敵人應有盡有”，“特務多得連成了線，結成了網”，像“毛毛蟲滿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務”的黑風。一霎時，被他抓出了“特務”或當做“特務”隔離審查的多達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師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員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師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務”；剩下來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之全部，助理研究員、工程師和技師的一部分，也準備打成“特務”。
麵對這多如“毛毛蟲滿地爬”的“特務”，單奎章狂叫“抓起來就審，一審就解決問題”，“不用出門調查核實就可以定案”，並私設公堂，動用多種酷刑逼供——科技會員證就是“特務身份證”，收音機就是“收發特務情報的電台”，個人存款就是“特務活動經費”，照相機也是“特務活動工具”，甚至通曉哪國語言、去過某個國家，也成了是這個國家“特務”的證據。
在這種慘無人道的殘害下，有的科技人員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單奎章竟天良喪盡地說：“自殺說明他們問題嚴重。”
單奎章製造了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學招工等方麵直接影響著受害者的子女，而且還向外省市許多單位發出所謂的“敵情通報”，使許多受害者的親友受到株連，輕者長期背著黑鍋，重者被隔離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單奎章進而把技術上的分歧、學術上的爭論，以及科研、生產上的責任事故，也統統說成是“階級敵人的有意破壞”，並蠻不講理地說：“你說無意，我說有意，你怎麽解釋，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為建立光機所、發展我國光學科研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國內外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單奎章誣蔑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總後台”，並誣蔑他上邊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對他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批判和迫害。
總之，單奎章把一個好端端的光機所糟蹋殆盡，使國家光學科研事業受到了嚴重破壞。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負責人王淮湘卻對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的人極為欣賞。他讓單奎章總結“大抓特務”的經驗，組織報告團在省內六個地區巡回報告幾十次，聽眾數十萬人，流毒很廣，後果極壞，僅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學家和青年科技人員被打成了“特務”。不僅如此，王淮湘還讓單奎章當上了省委候補委員，把他由光機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提升為省科技局黨組書記和局長，把持全省科技大權。
盡管如此，忍無可忍的光機所很多職工仍與單奎章不斷地進行著堅決的鬥爭，要他按照黨的政策平反“特務”冤案，為受害者恢複名譽。但是單奎章以王淮湘為後台有恃無恐，對這些職工亂扣“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等大帽子，瘋狂地進行打擊報複與鎮壓。他說：“說我不落實政策，我看是落實過頭了!要說不落實，就是批得還不夠!”他更囂張地說：“說我整知識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個，我算個啥?光機所有八百知識分子，批掉三百，還有五百呢!”
“四人幫”倒台後，單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後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堅決執行中央領導同誌關於光機所問題的指示，派出工作組進駐光機所，帶領廣大職工深入揭批“四人幫”和王淮湘、單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單奎章隱瞞了幾十年的為漢奸和日本強盜效勞的罪惡曆史；同時對一起起“特務”案件進行了複查，結果證明被打成“特務”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為此工作組召開了全所職工、家屬和本地外地科研單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親友共五千多人參加的大會，宣布了平反決定和平反名單，使九載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組還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一百五十個單位發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報，為受害者的親友和受株連者挽回影響，將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統統推倒，對受害職工安排適當工作，傷殘的給予治療，死亡的開了追悼會並做好遺屬的撫恤和安置；對被當做“罪證”抄走的財物，已經查到的全部歸還，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發，生活困難的給予補助。
對於單奎章，待其他問題查明後，將由司法部門依法嚴懲……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這個報道，立刻從曆史的高度作了一個相當長的批示。他批道——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材料。對我們黨的幹部人事部門、政治部門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我們黨從有政權以來，已經有五十一年的曆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來，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極其錯誤的審幹政策和肅反政策；在錯誤路線的統治或幹擾下，這種政策可以發展到極端荒唐、極其野蠻的地步。這個材料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情況。這是什麽原因?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麵的：同壞人當權有關，同我們平時教育不嚴有關，同人們的法製觀念不強有關，一句話，同我們的整個經濟、文化落後有關。因此，我們的幹部部門、政治部門應該經常注意用這種反麵材料教育我們的同誌，以提高我們這一方麵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鄧小平“文革”複出因周總理病重而主持國務院工作時，曾一度擔任過中國科學院黨組織的領導職務，對中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們的一切都特別關心，此刻又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部長，正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發動黨的各級組織人事部門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撥敵反正，恢複黨的實事求是和其他一切優良傳統，對這篇材料作出這樣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義，也是完全公允，無可指責的。
新華社編輯部得到了這一批示，當即給吉林分社康國誌掛了長途電話，要他火速來京把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廣播稿，並將這個批示作為《新華社編者按》，冠於廣播稿前。《人民日報》聞訊，也按照這個批示的內涵寫了一個短評，將配合這篇廣播稿一齊見報。兩大新聞單位的這一默契，得到了全麵支持中國科學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密切關懷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傳的黨的副主席汪東興麵前，這《編者按》和短評被全部砍掉。新華社在當月28日隻光溜溜地向全國播發了這篇報道，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見報——《吉林省委徹底昭雪長春光機所“特務”冤案，“四人幫”的爪牙、冤案直接製造者單奎章將依法嚴懲》。
當時一些知情人就說，誰想全麵地恢複實事求是、徹底地撥亂反正，“兩個凡是”論者必然起而阻撓與遏製……
在下麵，也有一些人在“頂牛”。山東煙台地委宣傳部的一位同誌問山東《大眾日報》理論部副主任：“為什麽《大眾日報》不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位副主任說：不是我們不宣傳，而是省委負責同誌不準報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上海市委對“真理標準”問題，從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長達4個月，在全市的理論宣傳係統沒有組織過一次討論。報紙上除轉載新華社發出的文章外，沒有登過一篇有關“真理標準”的文章。市委宣傳部長在一次會議上說：“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總不能超過(清查‘四人幫’餘黨的)第三戰役吧!”這位部長竟把這沒有任何矛盾的兩件事對立起來。七八月間，群眾再次廣泛要求組織討論，這位部長又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組織討論。我們隻能按中央文件辦事嘛!”9月初，這位部長又借中央四十八號文件借題發揮說：“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高舉’。在國內有一股風，企圖貶低毛主席。中央報刊上兩篇文章，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耀邦向一批批甘願跟他“下油鍋”的同誌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決不後退!”
1978年5月13日，即吳冷西打電話批評責難胡績偉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裏，請來《理論動態》和《人民日報》的一些同誌開了個小會。《人民日報》的同誌介紹了吳冷西的電話內容，耀邦與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一些同誌提出，對“砍旗”與“反對毛主席”之類的謬論，必須公開批駁。耀邦想了想，支持這個意見，並出了個題目，叫做《曆史潮流滾滾向前》。
耀邦說：這篇文章要從真理越辯越明談起，闡明曆史潮流是無法抵擋的。“我們的民族經曆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災難，反麵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後幾十年，若再重複這種災難與倒退，人民是定難饒恕的。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最後耀邦強調：這篇文章要把曆史潮流是怎樣地不可阻擋這個道理，說深說透。
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思潮，十分明確地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
6月16日，就在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提出“接受教訓，下不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新華社立即轉發，《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
專門反駁“兩個凡是”論者對“真理標準”一文責難的首篇重頭文章，是由吳江撰寫、孫長江參與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由於汪東興已對各報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為減輕耀邦和《理論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已受到的壓力，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複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的羅瑞卿的大力支持。他赴德國動手術之前，還專門為這篇文章的發表給耀邦打電話說：“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這一去，在手術台上與世長辭；這個電話成了他給耀邦的最後一句遺言。
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這篇一萬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報》同日全文轉登。
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幫”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根本顛倒；闡述了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實踐檢驗真理、使理論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展的科學依據；然後針對“真理標準”討論後出現的種種指責與非難，發表了鮮明有力的不同意見。
文章說：林彪、“四人幫”所以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就是為了對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顧事實地由他們任意解釋任意貶低，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好人說成壞人，壞人說成好人，完全視他們的“階級鬥爭需要”而定，他們也把這叫做“事實為需要服務”。
文章說：本來，路線的正確與否，隻要尊重事實，不掩蓋事實，讓實踐與事實說話，那是不難辨別清楚的。林彪、“四人幫”砍掉真理的客觀標準，是為了便於他們胡作非為、作假偽造而又能強詞奪理，把隨便什麽臆造、謊言宣布為“真理”，其危害之烈、情節之惡劣，幾乎每個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文章說：可是有些同誌卻發出了這樣的責難：把實踐擺在第一位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麽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話擺在什麽位置呢?
文章說：對於說這種糊塗話的人，除了上麵所說可供他們思考以外，這裏，隻須再反問他們一句：毛主席說過：“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你們把毛主席這個教導擺在什麽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真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們還是應該好好學習。
文章說：我們有些同誌自稱信奉唯物主義，熟讀《實踐論》，但一聽到實踐標準就如臨大敵，究竟為了什麽呢?應當認為，這是目前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思潮。這種思潮，同群眾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剛剛恢複和發揚起來的實事求是、憑事實講話、敢於提出和研究新問題的優良作風，站在對立麵。這兩者之間的鬥爭，毫無疑義反映了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這場鬥爭的深刻性和複雜性。
文章也不客氣地指出：改變一些舊口號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這一點以外，還因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這些舊口號聯係在一起的緣故。這些人，他們口頭上說的是擔心某些舊口號、舊提法的修改，會導致整個革命和整個理論的否定(顯而易見，這不過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飾辭)，實際上是害怕自己某種個人的東西會因此受到損害。
6月30日，《理論動態》與《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經耀邦審定、署名“嶽平”(特約評論員的諧音)的《曆史潮流滾滾向前》，從曆史發展規律的高度批評了“兩個凡是”，同時也對一切反對“真理標準”的種種議論作了總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論動態》，發表了韓樹英的《“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為二”的小標題。
7月21日，鄧小平找張平化談了話，要他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不要設禁區、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邢賁思的又一力作《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把“真理標準”的討論推向更深的層次。
這天下午，鄧小平找胡耀邦談了一個多小時。鄧小平說，“真理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的班底很不錯，這些同誌很讀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
也在這一天，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刊登了該社黑龍江分社記者孫銘惠的報道，介紹了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的情況。
討論的背景是：在“文革”中，原省委的領導同誌被說成是“黑省委”；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又全都被委以重任，這說明原省委基本上還是不錯的。但“文革”中進了省委班子的人卻指責說：對“文革”前的省委隻能稱“黑省委”、“舊省委”，不能稱“原省委”。這就產生了根本性分歧：如按照“兩個凡是”，這“黑省委”三字是經毛主席圈閱過的，當然是“黑省委”；而按照“真理標準”來檢驗，則不能稱做“黑省委”。於是在省委內部，乃至更大的範圍，這原省委究竟是“紅”還是“黑”，發生了許許多的爭論。
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用“真理標準”來衡量，“文革”前的省委是“紅的”而不是“黑的”。既然原省委是紅的，那麽對於毛主席關於“奪權”的指示怎樣看?
常委擴大會就此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堅持“真理標準”，不但不會貶低毛澤東思想，而是真正地捍衛了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耀邦當天看到了這份《內參》，立即提出給中央黨校每個學員小組發一份。耀邦這樣做，對學員們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新華社又將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電訊播發全國，《人民日報》於第二天在頭版頭條刊載時用了這樣的大字標題：《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製問題》，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
7月23日下午，耀邦在家裏向《理論動態》的同誌傳達了頭天下午鄧小平對他的談話。耀邦說：有些人一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就大吃一驚，一聽說《“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又大吃一驚。對這樣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誌淡忘了，一些新同誌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複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就很需要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了!
過了幾天，耀邦又召集《理論動態》的同誌開會，布置撰寫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又一篇重頭文章，即《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的檢驗》，由王聚武執筆。此文經幾次討論，耀邦幾次修改定稿，發表於9月10日《人民日報》和第八十四期《理論動態》，新華社立即轉發全國。
這些文章，不但為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報紙和中央一級的大報所轉載，還引發出更多為“真理標準”而呐喊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了《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民主和法製》、《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幫”連在一起批》、《打開理論工作的廣闊天地》、《把理論研究的空氣進一步活躍起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奪取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全勝》、《天才論與實踐論的鬥爭》、《理論工作惟一正確的方針》，等等；《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和《哲學研究》等報刊的文章分別有：《斥林彪所謂“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幫”的流毒非肅清不可》、《評所謂“專家路線”》、《在理論工作中要發揚科學精神和民主作風》……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同誌，也在報上發表了題為《實事求是地宣傳黨的曆史》的文章。
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和中共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等同誌，也在《人民日報》分別發表了文章：楊易辰的文章題目是《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任仲夷的文章則是《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前夕，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公開發表文章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正如《曆史潮流滾滾向前》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人民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決定力量，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標準”問題在全國範圍的討論十分廣泛而熱烈。
對這樣一個大好局麵的出現，有人評述其原由說，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耀邦的組織指揮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論大軍，湧現出一批優秀人才。這支大軍簡直所向無敵，筆鋒銳不可當。統治中國多年的“左”傾理論，以及妄圖在新時期繼續堅持這種錯誤理論的“兩個凡是”，在這支大軍的橫掃下，頃刻間土崩瓦解，連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還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傳討論“真理標準”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趕忙登出幾篇表示認同“真理標準”的文章，以應付一下“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