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冬之交，隨著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入，局勢已有所好轉。但尚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思想路線的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上真理標準問題再次成為焦點。
真理標準討論的發起者同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主要人物都參加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11月25日，華國鋒雖然在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對包括“天安門事件”在內的幾個曆史遺留問題的處理決定，但沒有提到“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於是，與會者開始意識到必須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討論。而且，反對開展真理標準討論的人在會上一直保持沉默，沒有做自我批評，這也使得大多數與會者頗感不滿。
事後，馬文瑞在中央黨校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專門講了真理標準問題，從中可以大致了解會議的爭論情況。他說，在這次會議上，不論是中央全會還是工作會議，同誌們都十分關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半年多來，在這個問題上有爭論。同誌們很關心。這不僅是理論上的爭論，而且是關係到新時期的思想路線、四個現代化前途的大問題。思想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兩個凡是”，另一條是以實踐來檢驗真理。這是一場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鬥爭。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幾個同誌在會上挑起了爭論，大家認為收獲很大。
還有一件事也讓很多與會者感到不滿，這就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遲遲不刊登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會議期間，不少與會者對此提出了批評。
還在5月中旬，《紅旗》雜誌新來的總編輯走馬上任之際，正是真理標準討論開始的時候，他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文章有問題。對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有些報紙用一個版麵，甚至兩個版麵發表什麽特約評論員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講話。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講話，還很難說。”他認為，目前應該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而不是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他甚至質問說，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理論問題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幹什麽？”
時隔不久，這位總編輯向雜誌社幹部傳達了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某位副主席的指示：《紅旗》雜誌的任務是完整地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背離指導思想的傾向作鬥爭。在理論問題上，是捍衛毛主席的思想、路線呢，還是沒有捍衛，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考慮。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和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通欄標題做了報道。《紅旗》雜誌總編輯對此頗不以為然，他還責怪說，以“精辟闡明毛主席關於實事求是的光輝思想”為標題，太突出了。他認為，各報的標題都一樣，都是照搬軍報的，問題出在軍報。
6月下旬和7月中、下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編輯部連續兩次召開理論與實踐問題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邀請北京的理論工作者參加，但《紅旗》雜誌沒有派人。第二次邀請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和國家機關、新聞出版單位的人參加，《紅旗》雜誌雖然派人參加了會議，卻又以“我們正在搞運動，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為托詞不在大會上發言。並表示，如果在小組會議上非發言不可的話，那就“不一定參加”了。
8月，《紅旗》雜誌編輯部準備發表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的文章。這位總編輯得知後明確表示：《紅旗》雜誌不要參加這場討論，並決定不發表這篇文章。他還宣稱：《紅旗》雜誌要“一花獨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紅旗》因對真理標準討論不表態而受到責難，他回答說：不要怕孤立，怕什麽？不要怕。
結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紅旗》雜誌沒有介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僅把所發表的文章中有關真理標準的內容刪掉了，而且還在繼續發表帶有“左”的內容的文章。自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至11月達到高潮。《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很受人們的歡迎。可是，《紅旗》始終無動於衷。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人民》上天，《紅旗》落地”的議論。
有人將這一情況反映給了《紅旗》雜誌總編輯，這位總編輯依然若無其事，反而說：你們感到被動，我才不被動呢！在11月8日召開的哲史、文教組座談會上，這位總編輯還說，我是能見華主席的人！有什麽被動的。現在中央就是不讓《紅旗》雜誌表態。他甚至說，不要怕這種人，這種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我暫時不點名。
同一天，《紅旗》雜誌這位總編輯在另一個座談會上依然表示自己不被動，甚至還說，《紅旗》雜誌沒有發表文章，這裏頭本身就有文章。《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當然要執行中央的方針。中央對這場討論的動向正在觀察。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向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約稿。這位總編輯得知後吩咐說，一定要跟任仲夷講清楚，華國鋒說的思想再解放一點，是指提高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沒有別的意思，文章不要介入當前正在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最終，使《紅旗》雜誌改變“不介入”方針，“卷入”真理標準討論的是譚震林寫的一篇文章。還在8月，《紅旗》雜誌編輯部約譚震林寫一篇有關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文章。譚震林雖然同意了，但堅持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述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紅旗》雜誌總編輯看了初稿後，要求把真理標準的這部分刪掉。可是，譚震林在修改文章的時候不僅沒有刪去這一部分內容，反而在文章的開頭強調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接受實踐檢驗的結果。他還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其中說道：“文章隻做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隻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
接到這樣的文章，《紅旗》雜誌總編輯當然不敢輕易發表。於是，他建議：請譚震林刪去有關真理標準的內容，因為“中央給《紅旗》雜誌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如果不同意刪，就報送中央常委審查。
為了寫好這篇文章，譚震林思考了兩個多月，他當然不會同意刪去有關真理標準的內容。他明確表示，文章的材料可以變動，但觀點不能改變。他還說，《紅旗》雜誌已經很被動了，我是來幫忙的，才把真理標準問題寫進文章。他讓人轉告《紅旗》雜誌總編輯，不要害怕，大不了吵一架，丟不掉烏紗帽！
在此情況下，《紅旗》雜誌總編輯隻得給中央領導寫報告，請示如何處理。他寫道：我們約請譚震林同誌寫一篇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12期發表。譚震林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會使《紅旗》雜誌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不同意，說要請中央主席審查。
李先念同意發表這篇文章，他還在批語中寫道：譚震林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雜誌太被動了，《紅旗》雜誌已經很被動了。
鄧小平在批示中要求《紅旗》雜誌卷入討論，他說：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雜誌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雜誌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
考慮到真理標準問題是當時理論上的一個重大問題，社會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據此猜測中央內部發生了重大分歧，“相當多的人看到這種情況更加心有餘悸”，在地方工作的幹部感到思想上的混亂，“已成為影響大治，影響團結的大問題。”所以，11月24日，任仲夷在他主持的東北組會議上建議中央就這個問題講一講。他說：“如果中央目前能講一講，全黨一致了，思想混亂就將澄清，我們在下麵工作也好做，國際上對這個問題的議論和猜測也會止息。其中別有用心，企圖利用這個問題對我們進行挑撥離間、造謠汙蔑的人，必將枉費心機。”
第二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聽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映和北京街上出現大字報的情況。鄧小平當即指出，現在報紙上討論真理標準的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他還談到了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說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沒有缺點和錯誤，那樣要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外國有人問我，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義發表了。與會者看到文章後認為，這是中共中央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正式表態，都“感到滿意”。結果對會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會議開得更加熱烈、活躍”。
兩天之後，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再次談到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他說，現在，有人對我們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有議論。我認為，有這些爭論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現。
在鄧小平25日談話之後，那些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人已經意識到再這樣頂下去肯定不行了，並且開始表態。於是，真理標準問題成了會議的中心話題，幾乎每個代表都談了自己的看法。
幾天之後，也就是12月2日，《紅旗》雜誌總編輯對“不介入”真理標準討論作了解釋。他說，在真理標準的討論過程中，有些文章的內容直接或者間接地提到了毛澤東同誌，這就有可能引導人們去議論毛澤東的錯誤。所以，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後果也不好。真理標準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可以認真討論，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他承認，《紅旗》雜誌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太遲了，並且解釋說，國外對中國局勢的猜測，《紅旗》雜誌遲遲沒有表態固然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從國外猜測的內容來看，主要是說我們在實行“非毛化”，在批判毛澤東的錯誤，這不是《紅旗》雜誌能夠負責的。
第二天，中央宣傳部主要負責人發言說，他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沒有公開表態，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自己的理論水平低，實事求是的勇氣不足；二是自己剛來中央機關不久，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活動情況不了解，感到像這樣涉及全局性的重大問題，應該有中央的指示才好辦，希望中央有個正式文件，總覺得這麽大的問題，沒有中央文件不放心，這也是我遲遲沒有表態的主要原因。
12月4日，萬裏在華東組發言指出，關於檢驗真理標準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公開化了，這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是關於如何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現代化建設的鬥爭。這不隻是一個理論問題，也不是發生在下麵，而是發生在共產黨的核心層。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大家才無後顧之憂。
中央工作會議於12月15日結束，會議對真理標準的爭論，有人稱之為“整個爭論的決戰取勝階段”。應該說，這種看法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胡耀邦找《紅旗》雜誌總編輯和其他幾位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人談話，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胡耀邦直言不諱地說，真理標準的討論是思想路線、思想方法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你們犯了錯誤，起了很大的障礙作用。
在鄧小平、李先念的過問下，《紅旗》雜誌在1978年第12期上發表了譚震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寫的文章《井岡山鬥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
（摘自《回首1978——曆史在這裏轉折》，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價：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