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百團大戰的評價
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受到黨、軍最高領導毛的責難以及不僅一次組織的批判了，於是，他的抗戰功勳竟變為了反對毛正確領導的罪過。
１９４４年４月，毛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１９４０年底以前這個階段，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這一批評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主要是批評彭德懷和百團大戰。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０日，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麵遊擊戰爭的打法。”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在討論七大軍事報告時朱德也批評了百團大戰。後來朱德解釋：“批評百團大戰，戰術問題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戰略上的錯誤。”
華北地方軍隊同誌座談會，從１９４５年２月１日開始斷斷續續共開會４０餘次。在座談會上，康生狗仗主勢氣勢洶洶地向彭德懷發起猛攻：“你在抗戰開始時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你不懂根據地建設的規律，不發動群眾，你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幾乎全場一致批判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直到７月２５日，彭德懷根據大家的批評再次做了自我總結與檢查：“１９４０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麵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來源：《聶榮臻回憶錄》第５０８頁，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出版）
１９５９年７月３１日，在廬山會議上，毛清算了彭德懷的舊賬：“打蔣介石十年，都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也承認了抗日的錯誤：“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指出：“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過，蔣、日、我，三國誌。”（來源：廬山會議時擔任會議筆錄的李銳編著的《廬山會議實錄》１８６頁）
對於日本天皇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發布終戰詔書，毛一直是很遺憾的。１９５９年８月１日，廬山常委會議上，毛講話：“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和平民主新階段（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來源：《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２６０頁）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召開中央匯報會上，毛將彭德懷和高崗、饒漱石扯在一起，認為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由於毛欽定了性質，毛的爪牙們領會此最高指示，以此為理由加緊了對彭德懷的迫害。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背著毛主席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１０５個團，共４０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出版的《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續）》更是直白的說：“所謂百團大戰的“傳統’，絕不是“八路軍戰鬥史上光榮傳統”，而是國民黨失敗主義、片麵抗戰、正規戰的傳統！是國民黨親英美派早已破產的“速勝論”的傳統！所謂百團大戰的“勝利”，絕不是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抗戰事業的勝利，而是彭賊對抗戰事業的叛賣。”
當時紅衛兵是奉旨造反，他們說的話許多都是毛的心裏話。在批鬥會中，造反派逼彭承認罪行，問他為什麽組織“百團大戰”，說他的居心是為了暴露我軍的勢力，好給國民黨蔣介石幫忙。彭德懷不承認，造反派將他打翻在地。彭德懷一邊翻滾著，一邊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來源：《彭德懷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
而彭德懷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沒有承認百團大戰是錯誤。彭德懷是中共罕見的還保存了部分民族氣節和人格操守的高級將領。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後日子裏，彭德懷依然利用交待問題的機會，三次寫出百團大戰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堅信百團大戰的正確和抗日無罪的真理。
60多年過去了，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幾個階段。非常是隨著這一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也就褒貶不一，這種現象無疑值得人們深思:
第一階段，從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階段。這一階段，正是百團大戰進行的時間，從中共中央到中央軍委、從八路軍總部到各戰略區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盛讚百團大戰；
第二階段，從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階段。這段期間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雖然從總結教訓的角度也談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極方麵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
第三階段，從1959年廬山會議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是全麵否定階段。由於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百團大戰也成了其一條“罪狀”而遭到各方麵的口誅筆伐；
第四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在，是從總體上給予基本肯定階段。隨著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恢複和對彭德懷的平反，在黨史、軍史界和當年參加作戰的一些老同誌，從總體上重新肯定了百團大戰。同時，也指出百團大戰尤其是第二階段，八路軍進行了與裝備不相適應的攻堅戰，過多地消耗了抗日軍民的力量，給爾後抗戰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總體評價是基本肯定。
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受到黨、軍最高領導毛的責難以及不僅一次組織的批判了，於是，他的抗戰功勳竟變為了反對毛正確領導的罪過。
１９４４年４月，毛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１９４０年底以前這個階段，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這一批評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主要是批評彭德懷和百團大戰。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０日，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麵遊擊戰爭的打法。”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在討論七大軍事報告時朱德也批評了百團大戰。後來朱德解釋：“批評百團大戰，戰術問題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戰略上的錯誤。”
華北地方軍隊同誌座談會，從１９４５年２月１日開始斷斷續續共開會４０餘次。在座談會上，康生狗仗主勢氣勢洶洶地向彭德懷發起猛攻：“你在抗戰開始時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你不懂根據地建設的規律，不發動群眾，你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幾乎全場一致批判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直到７月２５日，彭德懷根據大家的批評再次做了自我總結與檢查：“１９４０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麵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來源：《聶榮臻回憶錄》第５０８頁，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出版）
１９５９年７月３１日，在廬山會議上，毛清算了彭德懷的舊賬：“打蔣介石十年，都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也承認了抗日的錯誤：“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指出：“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過，蔣、日、我，三國誌。”（來源：廬山會議時擔任會議筆錄的李銳編著的《廬山會議實錄》１８６頁）
對於日本天皇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發布終戰詔書，毛一直是很遺憾的。１９５９年８月１日，廬山常委會議上，毛講話：“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和平民主新階段（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來源：《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２６０頁）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召開中央匯報會上，毛將彭德懷和高崗、饒漱石扯在一起，認為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由於毛欽定了性質，毛的爪牙們領會此最高指示，以此為理由加緊了對彭德懷的迫害。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背著毛主席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１０５個團，共４０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出版的《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續）》更是直白的說：“所謂百團大戰的“傳統’，絕不是“八路軍戰鬥史上光榮傳統”，而是國民黨失敗主義、片麵抗戰、正規戰的傳統！是國民黨親英美派早已破產的“速勝論”的傳統！所謂百團大戰的“勝利”，絕不是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抗戰事業的勝利，而是彭賊對抗戰事業的叛賣。”
當時紅衛兵是奉旨造反，他們說的話許多都是毛的心裏話。在批鬥會中，造反派逼彭承認罪行，問他為什麽組織“百團大戰”，說他的居心是為了暴露我軍的勢力，好給國民黨蔣介石幫忙。彭德懷不承認，造反派將他打翻在地。彭德懷一邊翻滾著，一邊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來源：《彭德懷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
而彭德懷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沒有承認百團大戰是錯誤。彭德懷是中共罕見的還保存了部分民族氣節和人格操守的高級將領。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後日子裏，彭德懷依然利用交待問題的機會，三次寫出百團大戰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堅信百團大戰的正確和抗日無罪的真理。
60多年過去了，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幾個階段。非常是隨著這一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人們對百團大戰的評價也就褒貶不一，這種現象無疑值得人們深思:
第一階段，從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階段。這一階段，正是百團大戰進行的時間，從中共中央到中央軍委、從八路軍總部到各戰略區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盛讚百團大戰；
第二階段，從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階段。這段期間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雖然從總結教訓的角度也談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極方麵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
第三階段，從1959年廬山會議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是全麵否定階段。由於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百團大戰也成了其一條“罪狀”而遭到各方麵的口誅筆伐；
第四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在，是從總體上給予基本肯定階段。隨著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恢複和對彭德懷的平反，在黨史、軍史界和當年參加作戰的一些老同誌，從總體上重新肯定了百團大戰。同時，也指出百團大戰尤其是第二階段，八路軍進行了與裝備不相適應的攻堅戰，過多地消耗了抗日軍民的力量，給爾後抗戰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總體評價是基本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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