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克實，王偉被批鬥
◇ 我鬥胡耀邦
他永遠不孤單，他的好評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絕後，他的名字萬古流芳。——老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離開我們二十年了。
我還記得大約是1964年，胡耀邦作為共青團第一書記在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的長篇報告。當時所有渴望進步，渴望入團的中學生們都曾反複閱讀和學習這個報告。我也如此，拚命地自我革命。那時候打心眼兒裏以革命為榮，以革命為美，所以狠挖自己總跟人搞不好關係的根源，向靈魂深處的私心雜念猛烈開火，不斷地、相互比賽地進行自我革命，自我揭發，自我批判。
我是學生，學習卻不好。怎樣證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別渴望參軍打仗。當“文化大革命”來臨之際，覺得考驗和表現自己革命的機會到了。在運動中緊跟“偉大領袖”，緊跟“中央文革”，緊跟《人民日報》，為當個紅色打手、紅色暴徒、紅色造反者而積極努力。
1967年初，在動物園旁的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了一場首都中學生批鬥“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的大會。當時是中學紅代會頭頭李冬民通知我們學校紅衛兵的，要選派十來個人去擔任押解“黑幫”上台的任務。因為我穿一身軍裝，比較健壯，榮幸當選。
記得耀邦是被一輛華沙牌小轎車送來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個子出奇的矮，大約要比我矮半個頭，身體瘦小。下車後，他表情平靜恬淡，挺著胸脯，在我們幾個人的圍簇下從旁門走進展覽館劇場後台。一路上他默默無語，就好像去上班一樣從容不迫，鎮定自若。
“三胡”他是為首的，要被第一個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個紅衛兵(記不清名字，肯定是我們47中的)，各揪住他一側脖領，攫著他一條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隨著他的出場，下麵黑壓壓的中學生高呼口號。
到台上站定後，我們兩個押送者就鬆開他的脖領和臂膀，讓他自己獨自站立，我們則站在他身後。耀邦默默地低著頭，雙腿站得筆直。我們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鍾左右就換班休息，另外一批紅衛兵上來接替我們看押。當時我們都是十六七的小夥子，站一會兒腿和腰都覺得累。耀邦他們三個“黑幫”卻從始至終一直低頭立正站著，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來自各個中學的代表一個又一個上台，義正詞嚴地發言批判“三胡”。由於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組成員很多來自團中央，所以北京中學生對團中央意見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氣，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這次批鬥會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二十年之後，1987年初，當聽到耀邦辭職的消息時，心裏非常非常難受。這時候，我對耀邦已經有了新的深刻的認識。
我知道，1979年貴州有個“啟蒙社”最先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貼出了大字報，揭露極左政策，被當時的公安部門認為反動組織。耀邦卻主張用教育的辦法，溫和地解決這個組織問題，受到公安部堅決反對。
我知道，他曾秘密接見過“四五”天安門事件和西單民主牆下的活躍人物軍濤和呂普。這兩位都被公安局掛了號，屬危險分子。一般幹部都不敢沾他們，高級幹部就更躲得遠遠了。在當時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見過他們的中央一級領導。
我知道，他同情民眾疾苦，積極大膽地為很多冤假錯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贛州的李九蓮問題、福建的地下黨問題、河北的伊瑪尼黨冤案以及劉少奇、彭德懷等大冤案。當他向鄧小平提出要給“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時，連老鄧都沒想到，有些驚訝地問:“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貴的是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中還包括原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當初曾把掛職到陝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來，被迫灰溜溜離開陝西。但當劉瀾濤被打成叛徒後，耀邦卻毫無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於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寬厚，從不落井下石。老紅軍，原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吳自立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幹部會上當眾嘲諷他，“我參加革命那陣，你還穿開襠褲呢”，把耀邦罵個狗血淋頭。後來吳被打成“彭德懷分子”，1972年七十多歲了還遭盡毒打關押，特地給毛主席寫信，派兒子去送。兒子找到了耀邦。當時耀邦自己還沒解放，卻不怕犯“包庇彭德懷黑幹將”的錯誤，也不計較吳自立與自己私交不好，積極幫助轉交信件，終於改善了吳的處境。
我知道，他對老戰友的孩子有情有義，所有受苦受難的老戰友子女他都熱情相助，從不刁難擺譜不理，他家成了落難子弟的庇護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滌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為孩子的調動費盡心血，找過王震，得到的卻是一堆官話，毫無用處。無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轉給耀邦，耀邦當即批示將曾滌小女兒從廣州189醫院調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門診部。
我知道，耀邦是個孝子，真誠善良，襟懷坦白，從不戴假麵具，裝模作樣。聽說父親死後，他像個孩子一樣在辦公室裏捶胸頓足，號啕大哭。新來的秘書推門進來，他什麽寒暄話也沒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態，令秘書大吃一驚，感到這個首長“不深沉”。
他曾經說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際關係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人不設防，有時候那麽單純，一點不油，根本不像個政治家。這樣的好人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把手真是一個奇跡。他在中國當代曆史上頂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從廣播中得知耀邦辭職的消息，思緒起伏，心情抑鬱，非常痛苦，為耀邦鳴不平。再沒心思玩摩托車了，當即就把摩托車賣掉，以至於被老婆臭罵一頓。
這年年底《血色黃昏》出版之後，我感覺應該送給已經下台的耀邦一本，讓他知道，當年在批鬥會上曾經押過他的人，現在對他充滿敬意和內疚。
中央大官，我的書隻送給了耀邦一個人，當時也並沒奢望能得到什麽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給我轉來了一封寄自廣西的信，一個自稱是耀邦老戰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寫道:耀邦同誌在南寧的時候，閑聊時曾問我認不認識老鬼，我說不認識，但能找到他。耀邦說:請你轉告老鬼，給我的書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謝，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讓我萬萬沒有料到。
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發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無限的惆悵，無限的悲傷。耀邦多麽平易近人啊，對我這樣一個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經押過他的紅衛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卻不置之不理，認認真真地托一個年輕人捎話。
耀邦的肉體生命雖然沒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猶在。他自己曾說過:“我本來不是當總書記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曆史條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崗位。”
但唯他這個總書記卻幹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這個當眾痛哭，“不深沉”的總書記最受廣大民眾愛戴!他永遠不孤單，他的好評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絕後，他的名字萬古流芳。
◇ 我告發了同學宋爾仁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隻要對方是反革命、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對待。檢舉揭發階級敵人受到鼓勵，告密也成了政治覺悟高的表現。那時候一切行為隻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因為革命至高無上。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因為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麽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裏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名聲。
無論團幹部怎麽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團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裏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當周末，宿舍裏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蠍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麵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麽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麵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對自己的經曆，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很少說。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麽，所以我對他總保持著戒備之心。
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為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小虧，別人沾他點便宜，從不計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還是要受外表影響。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著一綹小胡子，又是個三角眼，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隻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說。他卻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麽書用不著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凶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卻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周寫一次思想匯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為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麵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裏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麽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隻是表麵上跟他不錯，享受著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裏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周末他回家了。宿舍裏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麵放著一本日記。出於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結果大吃一驚。他的日記裏充滿了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麽“現在烏雲籠罩著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
好反動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布”。
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說：“絕對是反？動日記。”
我問：“怎麽辦？報告工作組？”
“對。”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為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
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裏抓了回來，單獨禁閉。並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蔑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
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終日埋頭寫檢查交待。剛開始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裏，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回學校。
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
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流亡美國期間，倍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幹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
可能由於他住在門頭溝煤礦，班裏多數同學內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學三年，住同一個宿舍，吃同一個食堂。盡管他對我不錯，數次為我說話，我卻用兩麵派的手段對付了他。表麵上和和氣氣，騙取著他的好感，內心卻對他小心防範。
就因為他留著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頭，外表像個壞蛋；就因為他大罵過女的，可能跟女的有過什麽事；就因為他對自己的出身躲躲閃閃不說。
啊，宋爾仁看錯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麽襟懷坦白，我一直對他笑裏藏刀，起碼內心深處對他的戒備就偽裝得讓他感覺不到。所以文？革開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記後就毫不猶豫地交給了工作組。自以為這是革命行動，自以為自己站穩了革命立場，自以為自己揪出了一個革命的敵人。
同學任道昂說我踩著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麵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經不在人世。
據同學說他大約1968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幹過喂豬、種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麽朋友。大約1974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煙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年因為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幹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
特寫在此處，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諒。
(作者原名馬波，又名老鬼，自由寫作者。1947年生於河北阜平，1968年從北京去內蒙古錫盟西烏旗插隊，1976年到山西大同礦機廠當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1982年後在文藝出版社、法製日報社任編輯，1989年應邀赴美國布朗大學當訪問學者，著有《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