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克實，王偉被批鬥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無前例”的歲月，耀邦也再一次經過了磨難——
1966年夏季“文革”初發，中央直屬機關頭一個受到衝擊的是共青團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大院，由身強力壯的“小將”把耀邦硬拽到批鬥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讓他“坐噴氣式”；彎著腰，低著頭，雙手反叉到背後往上舉，熾熱的太陽在上空烤曬著。他麵色發晦，汗水浸濕了衣衫，強忍著難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將”們的厲聲責問：
“你和劉、鄧是怎麽往來的?”
“這說不得、說不得啊!”
“那麽你有沒有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小將們批判。”
“是什麽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說了。
這樣的批鬥一次又一次，有時一天連續十幾次。
1966年11月，當紅衛兵和一些機關的造反派日夜批鬥胡耀邦最激烈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王力等人接見了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代表，王力在會上大聲說：“你們應該狠狠地批鬥胡耀邦。他是鎮壓北京各中學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他應對挑動學生鬥學生、鎮壓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罪行負責!”
當即有紅衛兵問王力：“可不可以給胡耀邦黑幫們掛大牌、戴高帽遊街示眾?”王力很輕鬆地說：“群眾運動嘛!即使有些過火的行動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於胡耀邦，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他絕不僅僅是什麽‘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問題，也不是什麽‘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問題，而是正像許多小將所說，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三反分子，是從根本上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的問題。因此，不把他們鬥倒鬥臭，你們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難搞好的!”
於是，對胡耀邦的批鬥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在北京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悼念據說由於團中央書記處的一位候補書記帶領的工作組，進駐位於豐台區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時發生武鬥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師。王力、關鋒和吳德等人出席了這個大會，一口咬定這個悲慘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劃和教唆的。王力在會上還高呼口號：“打倒胡家店，解放紅小鬼!”
大會還沒結束，數百名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像抓小雞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雙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車遊街批鬥。一路上，糨糊、碎紙、木棍、瓜子皮兒劈頭蓋臉地向他們飛來，直弄得他們渾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紅衛兵對胡耀邦說：
“你嚐到群眾運動的滋味了嗎?”
“嚐到了!”耀邦說。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統帥”的“一號命令”，團中央機關和各個直屬單位兩千多人，都被一鍋端到河南省潢川縣的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不久，耀邦也來了幹校，被編在第一連第一排第一班。他先與幾十人合住一座倉庫，後又與好多人合住一間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級每月四百多元工資的高幹，現在每月實際隻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費，與大夥一道在大食堂排隊打飯，抽一角六分錢一盒的“工”字牌香煙。不論和泥、脫坯、當小工、上屋頂、拉石頭，還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燒茶爐、掏廁所、守場院，他都幹得歡。搶場時，裝有一百多斤糧食的大麻袋，他那麽小的個頭也一包一包地往倉庫裏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災，河水倒灌，黃湖大堤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搶險。一天暮色迷蒙，雨聲淅瀝，搶險的突擊隊都下堤吃晚飯了，耀邦戴著鬥笠，扛著鐵鍬，獨自一人在他們一連的防護堤上來回巡邏，堤外回響著激蕩堤岸的濤聲。
就在他領受著這種特殊的、遠過於戰爭的血與火的艱苦磨礪時，中共中央西南局派來專案人員，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張黎群在團中央時的“反黨劣跡”。
張黎群在陝北米脂縣當了一年多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於1960年初被調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擔任辦公廳副主任。廬山會議結束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暴平息後，毛澤東又決定恢複1954年“高饒事件”後撤銷的各大區中央局，於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財貿工作部，讓工業部的人分為華北局和西南局兩個班底，張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擔任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黨全國大談實事求是，鄧拓、吳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線》雜誌頻頻發表議論，鄧拓在《北京晚報》開辟了《燕山夜話》專欄；張黎群在《重慶晚報》和《成都晚報》，分別開辟了《巴山漫話》和《夜談》兩個專欄。“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徹底“砸爛”；西南的兩個“三家村”被點名的成員——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群、四川文聯主席沙汀、《成都晚報》總編輯陳柏林等人也立即被關進了監獄。首先被關進監獄的張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專案組的人來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從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夠加重張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們看錯人了!
專案人員對胡耀邦說：“張黎群竊踞《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位置達八年之久，在報社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辦報路線，你應該向我們揭發他的這些反黨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還沒資格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因為他隻是團中央眼皮底下一個直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果說《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過這樣的錯誤，那麽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因為我是團中央的第一書記。”
幾句話，就把專案組的人打發回去了。
當然，他們是悻悻而返的。他們回到大西南，“提審”張黎群時就指著張黎群的鼻子說：“那個胡黑幫真是頑固透頂!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河了，還大包大攬地死保你哩!不過他不說，你自己得老實交代……”
1971年冬天，幹校裏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輕人也被懷疑審查，他去向耀邦訴委屈。耀邦安慰他說，年輕人也要學會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氣，也不怕坐牢殺頭。“古人說過，‘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這是南朝齊文學家孔稚圭說的。我們幹革命，就應該有這個大肚量。”
耀邦見這位年輕人似乎聽不懂自己隨口引出的《南齊書》上的這段話，立即鋪開一小張紙，行筆流暢地給他寫了下來，後麵還加上“孔稚圭”三字。這位年輕人把它視為珍寶地收藏起來， 心境漸漸開朗，不久“五·一六”問題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把耀邦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這個“審查報告”很生氣，逐條予以反駁，拒不簽字，並對這位中央特派軍代表說：你們不要用大帽子壓人!然後他在自己寫的《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經我簽。”其後直到“文革”結束，他也沒簽字。
就在這拒不簽字的時候，他給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位年輕人寫了一封很長的複信，信的最後一段說——
我很幸運地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家夥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變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奮鬥的同誌，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應該忘卻什麽，追求什麽……
1972年秋，他才離開了潢川幹校，回北京檢查身體和休息。不久，幹校的其他人也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