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慶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縣某中學校長，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1972年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禦狀”，反映兒子李良模當知識青年“口糧不夠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購物看病沒錢支付”的問題。受到毛澤東重視並親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成為中央高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對迫害知青的地方幹部嚴厲整肅的一個契機。不久被譽為反潮流英雄；後任莆田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莆田縣“知青辦”副主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成員。1973年在《紅旗》雜誌第11期上發表《談反潮流》。1976年11月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獄。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8年減為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獄。2004年2月逝世。
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
李慶霖給毛主席信的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 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 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 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貴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 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 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 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 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 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 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 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 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 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 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 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半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 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 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 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 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 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 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 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麵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隻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 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麵，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 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 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 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謹此致傾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主席給李慶霖的複信
毛給李慶霖複信原文：
“李慶霖同誌：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4月26日”
李慶霖的沉浮人生
現在的年輕人對李慶霖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國一千七百萬上山下鄉知青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人至今仍難以忘記——當年的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主席，直諫下鄉知青們的艱難困苦，哭訴他們“無米之炊”的困境。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這使他一舉成名，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讀了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毛主席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
之後，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主席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找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記者走後，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麵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色字樣，他心裏“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頭頁是毛主席複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將毛主席的複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麵。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主席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月10日，李慶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給他的300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用大紅綢子包著的300元錢，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立刻將300元錢存入銀行，一直舍不得取出來用，平時也隻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現在這300元錢還在當地銀行存著。
毛主席的複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多方反映無結果 鬥膽上書毛主席
李慶霖為何要鬥膽上書毛主席呢？起因是這樣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隨後，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同全國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縣為了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對本地初、高中畢業生進行認真排隊，逐個摸底，挨家挨戶動員，思想不通的就先遷戶口、辦手續，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強製下鄉。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也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父母，到離縣城幾十裏外的貧窮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18公斤，生活費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長，口糧和生活費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裏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幾個月的高價糧，日子才能混過去。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裏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麵臨的困難，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出於無奈，李慶霖走上了漫長而曲折的上訪之路。
李慶霖先到兒子下鄉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問題未得到解決。他又去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找知青的主管單位“四個麵向辦公室”反映，仍然毫無結果。最後，他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莆田地區民事組，將自己兒子的困難以及自己向縣、公社反映問題的過程一並作了匯報，地區民事組答應同有關部門聯係。李慶霖滿懷希望在家等待，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幾次上訪未果，李慶霖決定鬥膽上書“告禦狀”，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裏，關起門來，顯得十分神秘。他怕連累無辜，也怕走漏風聲。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花了兩個多小時，一口氣寫下了兩千多字。信寫好後，他又反複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多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麵”，發泄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並用稿紙抄正，毅然將信發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這樣的事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如李慶霖所說的那樣，說出心裏話後雖感到短暫的輕鬆，但走出郵局大門看到滿街的大字報，心情又沉重起來。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並改變了千百萬知青命運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高層領導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以及國家計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會議從晚上9時開到翌日淩晨1時15分。會上，周總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大家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部分管知青工作負責人的匯報，並著重研究了下鄉知青的安置經費、口糧、疾病治療、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進、學習和教育、打擊“壞人”、幹部帶隊和組織機構等一係列問題。會後，國務院農村部軍代表沙風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迅速組織了一支黨、政、軍三結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隊，分12個調查小組，奔赴12個省、區調查了解情況，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是誰改變了知青命運----李慶霖的沉浮人生[2]
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消息傳來，莆田縣委書記非常震驚，在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同時也承受著極大壓力。盡管縣委中有人認為李慶霖告狀是給縣委領導臉上抹黑，甚至在傳達文件時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者：“同誌們，要警惕啊！階級敵人把我們偉大的祖國說得一無是處啊！”但對毛主席的指示卻不能不執行，畢竟這是關係到“階級覺悟”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莆田縣委一麵毫不含糊，立即組織縣委常委進行學習；另一方麵派出工作組對李慶霖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反調查，並對李良模施加壓力。然而不久，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地各級領導的不斷督促，又使得莆田縣委放棄反調查，並於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初步檢討》，承認縣委“在這項工作中還存在不少的缺點錯誤，從初步檢查的情況看，比李慶霖所反映的問題還要多，還要嚴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國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總理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憤怒地說：“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葉劍英元帥也拍案而起：“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隨之進一步得到揭露。嚴懲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舉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各地亦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後門、貪汙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行為進行了查處。總之，李慶霖“告禦狀”事件，使上山下鄉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領導人會議上，周總理嚴厲批評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機構，怎能隻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麵的一個小組？這麽幾個人，怎麽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
隨後，國務院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並要求各省、地、市、縣也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同時，放寬上山下鄉的具體規定，使知青插隊有更大的選擇，並采取措施改善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
在改變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輿論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李慶霖的信暴露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陰暗麵。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驅。與此同時，一種個人無法把握的命運降臨到這個普通的小學教員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渦……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讚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並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也由55.5元減為42.5元；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縣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後被解雇，李慶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複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
此時莆田街頭出現了大幅標語：“向李慶霖的革命精神學習！”“向不正之風開火！”“向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開炮！”此時，李慶霖成了各種力量都要爭取拉攏的一麵旗幟。
1973年11月，李慶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儼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講“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表露出他不怕“身敗名裂”，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區農委主任宋老先生親眼目睹了李慶霖卷入派性鬥爭的一幕：莆田地區行政公署多數幹部聽黨的話，抓革命促生產，1976年春的一天地區召開全體幹部會議，會議由地委書記肖文玉主持，並作春耕生產動員報告。會議剛一開始，李慶霖在一眾人馬的簇擁下走進會場，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搶過話筒，把正在作報告的肖文玉書記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著，而李慶霖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間，公開發表歪論，說什麽地委書記執行右傾翻案風路線，是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李慶霖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喊著：“擁護中央文革，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到底！”——盡管他拚著老命鼓動，但台下會場秩序井然，除了他帶來的幾個應聲蟲外，沒有人跟著他喊口號。事後幹部們議論紛紛，說李慶霖不過是一個鄉下小學教員，僅因寫信給毛主席就變成了風雲人物，公然坐在地委書記的座位上發號施令。
二十餘年後，李慶霖自述：“那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平步青雲——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公室副組長負責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從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各地的親信紛紛倒台，李慶霖當時怎麽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麽會被視為“四人幫”的“小爬蟲”，在當年11月份被隔離審查，關押在荔城原二十八軍軍部。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他做夢也沒想到，僅僅三年，他從人生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對這個判決，李慶霖一直不服，他承認自己犯有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自己當時是自覺地按上麵的部署和要求幹的，說了一些錯話。但他絕不承認犯有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罪，對這個判決他一直不服。
自從李慶霖被隔離審查後，其妻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後，才停止對她的監督改造，平反通知書扣了很久才發給她，沒有恢複其公職。大兒子李良模由於遲遲得不到安排回城，給中央辦公廳寫信，上級批示地方信訪辦：“要把李慶霖家屬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後一批被安排。
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
李慶霖給毛主席信的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 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 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 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貴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 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 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 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 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 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 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 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 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 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 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 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半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 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 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 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 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 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 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 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麵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隻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 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麵，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 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 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 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謹此致傾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主席給李慶霖的複信
毛給李慶霖複信原文：
“李慶霖同誌：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4月26日”
李慶霖的沉浮人生
現在的年輕人對李慶霖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國一千七百萬上山下鄉知青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人至今仍難以忘記——當年的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主席，直諫下鄉知青們的艱難困苦，哭訴他們“無米之炊”的困境。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這使他一舉成名，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讀了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毛主席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
之後，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主席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找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記者走後，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麵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色字樣，他心裏“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頭頁是毛主席複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將毛主席的複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麵。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主席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月10日，李慶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給他的300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用大紅綢子包著的300元錢，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立刻將300元錢存入銀行，一直舍不得取出來用，平時也隻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現在這300元錢還在當地銀行存著。
毛主席的複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多方反映無結果 鬥膽上書毛主席
李慶霖為何要鬥膽上書毛主席呢？起因是這樣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隨後，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同全國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縣為了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對本地初、高中畢業生進行認真排隊，逐個摸底，挨家挨戶動員，思想不通的就先遷戶口、辦手續，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強製下鄉。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也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父母，到離縣城幾十裏外的貧窮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18公斤，生活費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長，口糧和生活費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裏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幾個月的高價糧，日子才能混過去。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裏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麵臨的困難，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出於無奈，李慶霖走上了漫長而曲折的上訪之路。
李慶霖先到兒子下鄉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問題未得到解決。他又去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找知青的主管單位“四個麵向辦公室”反映，仍然毫無結果。最後，他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莆田地區民事組，將自己兒子的困難以及自己向縣、公社反映問題的過程一並作了匯報，地區民事組答應同有關部門聯係。李慶霖滿懷希望在家等待，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幾次上訪未果，李慶霖決定鬥膽上書“告禦狀”，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裏，關起門來，顯得十分神秘。他怕連累無辜，也怕走漏風聲。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花了兩個多小時，一口氣寫下了兩千多字。信寫好後，他又反複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多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麵”，發泄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並用稿紙抄正，毅然將信發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這樣的事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如李慶霖所說的那樣，說出心裏話後雖感到短暫的輕鬆，但走出郵局大門看到滿街的大字報，心情又沉重起來。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並改變了千百萬知青命運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高層領導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以及國家計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會議從晚上9時開到翌日淩晨1時15分。會上，周總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大家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部分管知青工作負責人的匯報，並著重研究了下鄉知青的安置經費、口糧、疾病治療、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進、學習和教育、打擊“壞人”、幹部帶隊和組織機構等一係列問題。會後，國務院農村部軍代表沙風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迅速組織了一支黨、政、軍三結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隊，分12個調查小組，奔赴12個省、區調查了解情況，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是誰改變了知青命運----李慶霖的沉浮人生[2]
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消息傳來，莆田縣委書記非常震驚，在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同時也承受著極大壓力。盡管縣委中有人認為李慶霖告狀是給縣委領導臉上抹黑，甚至在傳達文件時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者：“同誌們，要警惕啊！階級敵人把我們偉大的祖國說得一無是處啊！”但對毛主席的指示卻不能不執行，畢竟這是關係到“階級覺悟”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莆田縣委一麵毫不含糊，立即組織縣委常委進行學習；另一方麵派出工作組對李慶霖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反調查，並對李良模施加壓力。然而不久，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地各級領導的不斷督促，又使得莆田縣委放棄反調查，並於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初步檢討》，承認縣委“在這項工作中還存在不少的缺點錯誤，從初步檢查的情況看，比李慶霖所反映的問題還要多，還要嚴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國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總理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憤怒地說：“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葉劍英元帥也拍案而起：“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隨之進一步得到揭露。嚴懲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舉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各地亦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後門、貪汙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行為進行了查處。總之，李慶霖“告禦狀”事件，使上山下鄉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領導人會議上，周總理嚴厲批評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機構，怎能隻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麵的一個小組？這麽幾個人，怎麽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
隨後，國務院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並要求各省、地、市、縣也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同時，放寬上山下鄉的具體規定，使知青插隊有更大的選擇，並采取措施改善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
在改變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輿論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李慶霖的信暴露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陰暗麵。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驅。與此同時，一種個人無法把握的命運降臨到這個普通的小學教員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渦……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讚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並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也由55.5元減為42.5元；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縣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後被解雇，李慶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複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
此時莆田街頭出現了大幅標語：“向李慶霖的革命精神學習！”“向不正之風開火！”“向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開炮！”此時，李慶霖成了各種力量都要爭取拉攏的一麵旗幟。
1973年11月，李慶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儼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講“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表露出他不怕“身敗名裂”，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區農委主任宋老先生親眼目睹了李慶霖卷入派性鬥爭的一幕：莆田地區行政公署多數幹部聽黨的話，抓革命促生產，1976年春的一天地區召開全體幹部會議，會議由地委書記肖文玉主持，並作春耕生產動員報告。會議剛一開始，李慶霖在一眾人馬的簇擁下走進會場，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搶過話筒，把正在作報告的肖文玉書記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著，而李慶霖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間，公開發表歪論，說什麽地委書記執行右傾翻案風路線，是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李慶霖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喊著：“擁護中央文革，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到底！”——盡管他拚著老命鼓動，但台下會場秩序井然，除了他帶來的幾個應聲蟲外，沒有人跟著他喊口號。事後幹部們議論紛紛，說李慶霖不過是一個鄉下小學教員，僅因寫信給毛主席就變成了風雲人物，公然坐在地委書記的座位上發號施令。
二十餘年後，李慶霖自述：“那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平步青雲——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公室副組長負責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從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各地的親信紛紛倒台，李慶霖當時怎麽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麽會被視為“四人幫”的“小爬蟲”，在當年11月份被隔離審查，關押在荔城原二十八軍軍部。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他做夢也沒想到，僅僅三年，他從人生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對這個判決，李慶霖一直不服，他承認自己犯有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自己當時是自覺地按上麵的部署和要求幹的，說了一些錯話。但他絕不承認犯有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罪，對這個判決他一直不服。
自從李慶霖被隔離審查後，其妻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後，才停止對她的監督改造，平反通知書扣了很久才發給她，沒有恢複其公職。大兒子李良模由於遲遲得不到安排回城，給中央辦公廳寫信，上級批示地方信訪辦：“要把李慶霖家屬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後一批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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