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已調查到的死亡：
1966年6月11日，曆史係教授汪錢（竹字頭）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數學係講師董懷允自殺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在家中自殺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係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被當作“黑幫份子”遭到“鬥爭”和侮辱以及毒打後服毒自殺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羞辱後自殺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歲的北京地質學院附屬中學學生溫家駒，因進入北大圖書館翻閱期刊，被北京大學的主要“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的駐二體武鬥連抓到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進行“審訊”，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教員李原，被說成“中統特務”，被關押進北京大學辦公樓。當晚即死在辦公樓三樓的一間房子裏。關押他的人說他是自殺的， 但他身上傷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從大連趕到北京見到屍體後，認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寫信上告，沒有結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自殺身亡。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盧被審查“曆史問題”（他在抗日時期曾參加軍隊當翻譯），他在喝下“敵敵畏”後因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傷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學係器材室職員林芳（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的妻子）自殺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係教授陳同度服毒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全校教師、幹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遊泳池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在“隔離審查”中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曆史係辦公室主任吳偉能自殺。在“火線學習班”，他在1959年的言論 被揭發。他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關於他的父親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幸福人民公 社”沒飯吃的事情。他投圓明園小湖自殺。第二天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數學係教師陳永和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在學校被關押時，跳樓自殺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讚夫婦一起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64號。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東方語言係教師湯家漢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漢“炸開東語係黑堡壘”。湯家漢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幹部徐月如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教師程遠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西班牙語專業教師蒙複地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數學係老師張景昭被關押在學校的時候，一天夜裏死在廁所裏。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圖書館係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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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陸平、彭佩雲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也就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
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那裏的原來的領導。北京大學和全國的大學中學在此後全麵停課。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一變成了“黑幫份子”，成為文革的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
除了大字報“揭發”，校園裏出現大量的“揪鬥”幹部和教師的場麵：戴高帽子，往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發。
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幹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然後對他們指定的打擊對象作攻擊。雖然所有的幹部和教授都表示願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
在曆史係，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教授汪（竹＋錢）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要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但是在當天夜裏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他喝下敵敵畏後，毒性發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裏嚎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他的鄰居聽到可怕的聲音。但是他反鎖了門，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裏抓了出來。
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裏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原來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6月18日那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那一天，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他們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係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雖然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並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於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製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鬥”人，而是不要他們“亂鬥”。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讚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
另外一個觸目驚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麵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澤東五天後寫的支持當時還隻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信中受到點名表揚。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麵興起。
7月27日，聶元梓倡議建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同時，也倡議建立了校園“勞改隊”。在北京大學正式建立了有數百人的“牛鬼蛇神勞改隊”。“勞改隊”這一形式立刻被確立，而且馬上風行全國。前一階段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都被強迫進入“勞改隊”，被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在學校裏“勞動改造”。“勞改隊”中的人除了“勞 改”，還被剃“陰陽頭”，在脖子上懸掛寫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這 樣的自我詛咒的“歌”。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學教 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 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在“勞改隊”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應予的保障。校 園裏紅衛兵掌權。對“勞改隊”裏的人，紅衛兵要打要鬥，都隨便。為了不再是毛澤 東說的其實已經相當殘酷的“冷冷清清”，紅衛兵就盡其想象地發明施用各種折磨侮 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學數學係講師董懷允，在各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時，他作為“有問題”的人不準參加係裏的大會，而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性的“鬥爭”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起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在7月26日的大會上，他看到江青這些最高權力者們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懷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殺。
在“勞改隊”裏，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吳興華是詩人和翻譯家，曾經擔任北大西語係主任，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勞改隊”。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45歲。
中文係總支書記程賢策在“勞改隊”裏，和向景潔等人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樓的廁所。有一天程賢策被一學生叫走，他回來的時候，本來很密的頭發中間被剃去了一個十字型的溝。接著向景潔也被叫去，程賢策小聲關照他：“老向，千萬穩住，別有特別的表示。”向景潔被三四個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頭發剪了個亂七八糟。
程賢策、向景潔和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女教授馮鍾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掛著寫有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檢西瓜皮和清理垃圾。當時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紅衛兵來北大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商店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攔住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自報罪行”，逼他們“交代”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那時候紅衛兵特別強調家庭出身）。侮辱他們和打他們的事情每天發生。沒有人製止這些暴行。隻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門的路上，有一個外國人，會說不地道的漢語，勸阻打他們的紅衛兵說：你們這樣作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了。”他的勸說不起作用。
除了“勞改隊”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其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北大的最高負責人陸平。係一級的幹部也被拉去“陪鬥”。被“鬥”和“陪鬥”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掛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們的“罪名”如“黑幫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之外，還有他們的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名字，而且，他們都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校園暴力再度升級，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之後。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代表”。毛澤東還給北大校刊寫了題詞“新北大”。這無疑是對北大校園裏已經發生的一切的極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宋彬彬的學校已經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兩個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之意時，毛說，“要武嘛。”8月18日接見之後，紅衛兵暴力全麵升級。北京每天先有幾十人後幾百人被打死。
1966年8月24日，北京大學生物係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來到程賢策和胡壽文兩家人合住的單元抄家。他們兩家除了一些書，沒有什麽財產。他們的書被貼了封條。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帶袖章，身穿軍裝，腰係軍用皮帶。這皮帶也用來抽打人。在8月初，紅衛兵打人有時還顯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紅衛兵打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方式，他們可以正式擺開架式，用皮帶一口氣把人抽上幾十下。軍用皮帶厚重並且帶有粗大的銅扣，對人的肉體傷害性很大。在打他們的時候，還有人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是沒有槍，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後，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裏，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後來慢慢用溫水潤開了血痂，才把衣服脫了下來。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是暴力發展的關鍵日子之一。清華大學紅衛兵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麵，用大卡車裝了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他們一方麵撕毀了清華校園裏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一級領導人的大字報，另一方麵，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裏開始抄家和打人，把當時中學紅衛兵開創的暴力和殺戮之風全麵帶進大學。在那一天，北大宿舍裏，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於當天晚上在家中自殺。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掄，化學教授，1949年5月由中共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為北京大學教務長，後來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以後被分配到到武漢大學，當時不住在北京。
在8月24日之後，還有學生，包括附近中學的中學生，來到程賢策家和胡壽文翻東西，打他們。在北大校園裏，暴力攻擊也加劇了。有一次，程賢策被用席子卷起來毒打。 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大會建立正式的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革常務委員會”，聶元梓當了主任，她講話“確定今後戰鬥任務”是要“徹底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彭黑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天晚上，程賢策和他的連襟一起，在家裏的平台上一起聽了高音喇叭裏的聶元梓的講話。從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組”撤銷後，北京大學一步一步建立起來了一個新的權力體製，暴力迫害正在越來越製度化。各種跡象都清楚地顯出已經發生的一切暴行並不隻是年輕學生的亂打亂鬧，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戮。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數十萬紅衛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賢策帶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蟲劑敵敵畏，來到北京大學西北方向十公裏外的香山的樹林中自殺。
9月2日早晨，程賢策沒有在“勞改隊”裏按時出現。和他同在“勞改隊”中的向景潔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對他竟然敢在這種情況下遲到缺席感到疑惑。後來他們被叫去開一個“鬥爭會”，聽到說程賢策“自絕於人民”“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的話）”，才知道程賢策已經死了。程賢策雖然死了，還用白紙寫了他的名字插在會上“鬥爭”，兩邊還站著“陪鬥的”人。開會“鬥爭”已經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學程賢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賢策死了，向景潔“升級”成為中文係的“第一號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殘酷“鬥爭”。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學生到他的家裏，把一個預先準備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頭上，不顧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門。他們把向景潔綁架到一個房子裏，把他頭上的罩子取下。接下來的場景完全是按照電影裏的某種審訊方式布置的。他們用強燈光照向景潔的臉，問他問題，而他們自己卻在陰暗處聽他的回答。窗戶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裏。他們審問了他整整一夜。審問的“罪行”，不是別的，是文革前中文係中止了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的學籍，這被說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統帥”。實際情況是，林豆豆曾經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她不願意再在清華大學學習，教育部給北大發文，要北大收下她，於是林豆豆就從清華大學來到了北大中文係。中文係派了專人照顧她，還派了兩個教員幫她補課。沒有人迫害過林豆豆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念頭。林豆豆後來長期請病假，已經超過了學籍管理條例關於需要因病退學的時間，還是沒有請她退學。後來她實在不會再來，中文係才中止了她的學籍。文革帶來的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惡性膨脹，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為中文係的“罪行”，而且竟然用這樣凶惡的方式來審訊中文係的負責人。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學校文革委員會以“迫害林彪女兒”的罪名，專門開大會“批鬥”學校的一批負責人。
1968年8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北大領導運動。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話最先出於毛澤東說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軍宣隊又作了發揮。)，全校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當時北大有四千多教職員工)。
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也是被“重點審查”的對象之一。他被關押在北大28樓，不準回家，不準家屬探望，被逼迫“交代問題”，這就是當時所說的“隔離審查”。據說董鐵寶的妻子曾經到28樓請求見董鐵寶，被拒絕。後來，就發生了他自殺的事情。據說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員不注意，離開了28樓，可是又無處可去，結果在學校附近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
董鐵寶已經死亡，無從知道他在被關押期間是否受到肉刑。據最後活著走出來“隔離審查”室的幾位老師說，他們在“隔離”中遭到體罰和毆打。有一種體罰是“抱樹”，要人長時間站在樹前，張開雙臂作抱樹狀，但是不準以手觸樹。還有一種懲罰是中午時分仰臉睜眼看太陽，如果閉眼，就遭打。還有所謂“熬鷹”，連續幾天幾夜審訊，不準睡覺。有人被捆上雙手吊起來拷打。最常見的是大量打耳光。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記載，在董鐵寶自殺的1968年10月，在北大，還有兩個人自殺。一個是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10月16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當時的“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副組長”崔雄昆從“清隊集中地”28樓出走，10月17日被發現死在遊泳池內，法醫鑒定是自殺。
數學係的教師陳永和，1954年大學畢業，因為年輕而不可能有所謂“曆史問題”，可是由於業務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橋牌，聊天，可能發了一些牢騷。他們被說成“反革命小集團”。陳被“隔離審查”。1968年11月11日，陳永和在學校被關押的時候跳樓自殺身亡。他的死離董鐵寶的死隻有三個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中不見一字記載。
1968年初，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麵。全國各單位也都設立自己的牢房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這類牢房很快得到 一個稱呼“牛棚”。北京大學在建立“勞改隊”和“牛棚”兩個文革的獨特景物上， 起了惡劣的領先和示範的作用。
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裏的人被拉出來“鬥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麵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後，他們被拉到各係，施以種種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與惡毒。中文係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這樣作，是為了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618事件”。一個醜陋的日子，又用這樣的醜陋的紀念和慶祝，是為了再次肯定對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義。
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負責人陸平，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北京大學有24個人因被“審查”而死亡。
年輕的英文教師鄭培蒂，被野蠻地打罵侮辱，關在北大自設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獲罪，是因為告訴了室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經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為“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及“矛頭直指偉大領袖”。
回顧曆史，北大的文革狀況不是沒有根源的。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係的師生去江西，和很少幾個地方幹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程賢策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樂黛雲當時掌管一個四千人的村子，在這個村子裏劃出了八個“地主”。據說即使按照當時寫出來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別的劣跡的才殺，但是上麵來的一個副縣長下令把這八個地主全部就地槍決了。樂黛雲麵對麵地看見了槍殺，看見“陳屍三日”。她當時不能習慣這樣的殘忍。是作為團領導的程賢策說服了她，要她把這樣的“懲罰”視為“必然”，告訴她不要從道德角度去考慮這樣的殺戮，從而從理論到實踐接受了這種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人的殘酷做法。
不知道這個程賢策當副團長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管多少個這樣的村子，殺死了多少個地主。這是不講法律依據也沒有審判程序的殺戮。 這樣的殺戮，破壞了法律製度，破壞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參與者以革命的名義作了這些，在參與殺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改變成另一種人。
在“土改”之後，北京大學校園裏進行的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每個教員都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用了一個相當難聽的比喻性的說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強迫在大會上“檢討”了很多次才過關。然後是長達數月的“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曆史。有些人自殺了。在“院係調整”中，大學重組。所有的教會大學被取消，北京大學搬到了原來是燕京大學的校園裏。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字大，而且比例高過了百分之五。當初搞土改鬥地主的樂黛雲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並“下放勞動”，被她說服未隨父親去美國留學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為“右派”後投海自殺。中文係的一批老師被劃成右派，還有一批學生也被劃成右派。其中有女學生林昭（請讀“林昭”網頁）。她在成為“右派份子”之後離開北大，回家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監獄中被槍決。象林昭這樣在成為“右派”後又進監獄又在文革中被槍斃的北大學生，至少還有兩名。
1966年6月11日，曆史係教授汪錢（竹字頭）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數學係講師董懷允自殺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在家中自殺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係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被當作“黑幫份子”遭到“鬥爭”和侮辱以及毒打後服毒自殺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羞辱後自殺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歲的北京地質學院附屬中學學生溫家駒，因進入北大圖書館翻閱期刊，被北京大學的主要“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的駐二體武鬥連抓到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進行“審訊”，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教員李原，被說成“中統特務”，被關押進北京大學辦公樓。當晚即死在辦公樓三樓的一間房子裏。關押他的人說他是自殺的， 但他身上傷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從大連趕到北京見到屍體後，認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寫信上告，沒有結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自殺身亡。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盧被審查“曆史問題”（他在抗日時期曾參加軍隊當翻譯），他在喝下“敵敵畏”後因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傷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學係器材室職員林芳（化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的妻子）自殺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係教授陳同度服毒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全校教師、幹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遊泳池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在“隔離審查”中自殺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曆史係辦公室主任吳偉能自殺。在“火線學習班”，他在1959年的言論 被揭發。他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關於他的父親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幸福人民公 社”沒飯吃的事情。他投圓明園小湖自殺。第二天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數學係教師陳永和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在學校被關押時，跳樓自殺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讚夫婦一起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64號。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東方語言係教師湯家漢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漢“炸開東語係黑堡壘”。湯家漢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幹部徐月如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德語專業教師程遠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西語係西班牙語專業教師蒙複地自殺身亡。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數學係老師張景昭被關押在學校的時候，一天夜裏死在廁所裏。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圖書館係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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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陸平、彭佩雲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也就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
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那裏的原來的領導。北京大學和全國的大學中學在此後全麵停課。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一變成了“黑幫份子”，成為文革的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
除了大字報“揭發”，校園裏出現大量的“揪鬥”幹部和教師的場麵：戴高帽子，往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發。
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幹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然後對他們指定的打擊對象作攻擊。雖然所有的幹部和教授都表示願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
在曆史係，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教授汪（竹＋錢）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要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但是在當天夜裏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他喝下敵敵畏後，毒性發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裏嚎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他的鄰居聽到可怕的聲音。但是他反鎖了門，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裏抓了出來。
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裏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原來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6月18日那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那一天，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他們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係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雖然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並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於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製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鬥”人，而是不要他們“亂鬥”。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讚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
另外一個觸目驚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麵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澤東五天後寫的支持當時還隻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信中受到點名表揚。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麵興起。
7月27日，聶元梓倡議建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同時，也倡議建立了校園“勞改隊”。在北京大學正式建立了有數百人的“牛鬼蛇神勞改隊”。“勞改隊”這一形式立刻被確立，而且馬上風行全國。前一階段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都被強迫進入“勞改隊”，被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在學校裏“勞動改造”。“勞改隊”中的人除了“勞 改”，還被剃“陰陽頭”，在脖子上懸掛寫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這 樣的自我詛咒的“歌”。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學教 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 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在“勞改隊”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應予的保障。校 園裏紅衛兵掌權。對“勞改隊”裏的人，紅衛兵要打要鬥，都隨便。為了不再是毛澤 東說的其實已經相當殘酷的“冷冷清清”，紅衛兵就盡其想象地發明施用各種折磨侮 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學數學係講師董懷允，在各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時，他作為“有問題”的人不準參加係裏的大會，而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性的“鬥爭”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起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在7月26日的大會上，他看到江青這些最高權力者們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懷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殺。
在“勞改隊”裏，1966年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吳興華是詩人和翻譯家，曾經擔任北大西語係主任，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勞改隊”。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45歲。
中文係總支書記程賢策在“勞改隊”裏，和向景潔等人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樓的廁所。有一天程賢策被一學生叫走，他回來的時候，本來很密的頭發中間被剃去了一個十字型的溝。接著向景潔也被叫去，程賢策小聲關照他：“老向，千萬穩住，別有特別的表示。”向景潔被三四個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頭發剪了個亂七八糟。
程賢策、向景潔和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女教授馮鍾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掛著寫有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檢西瓜皮和清理垃圾。當時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紅衛兵來北大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商店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攔住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自報罪行”，逼他們“交代”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那時候紅衛兵特別強調家庭出身）。侮辱他們和打他們的事情每天發生。沒有人製止這些暴行。隻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門的路上，有一個外國人，會說不地道的漢語，勸阻打他們的紅衛兵說：你們這樣作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了。”他的勸說不起作用。
除了“勞改隊”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其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北大的最高負責人陸平。係一級的幹部也被拉去“陪鬥”。被“鬥”和“陪鬥”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掛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們的“罪名”如“黑幫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之外，還有他們的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名字，而且，他們都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校園暴力再度升級，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之後。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代表”。毛澤東還給北大校刊寫了題詞“新北大”。這無疑是對北大校園裏已經發生的一切的極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宋彬彬的學校已經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兩個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之意時，毛說，“要武嘛。”8月18日接見之後，紅衛兵暴力全麵升級。北京每天先有幾十人後幾百人被打死。
1966年8月24日，北京大學生物係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來到程賢策和胡壽文兩家人合住的單元抄家。他們兩家除了一些書，沒有什麽財產。他們的書被貼了封條。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帶袖章，身穿軍裝，腰係軍用皮帶。這皮帶也用來抽打人。在8月初，紅衛兵打人有時還顯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紅衛兵打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方式，他們可以正式擺開架式，用皮帶一口氣把人抽上幾十下。軍用皮帶厚重並且帶有粗大的銅扣，對人的肉體傷害性很大。在打他們的時候，還有人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是沒有槍，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後，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裏，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後來慢慢用溫水潤開了血痂，才把衣服脫了下來。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是暴力發展的關鍵日子之一。清華大學紅衛兵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麵，用大卡車裝了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他們一方麵撕毀了清華校園裏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一級領導人的大字報，另一方麵，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裏開始抄家和打人，把當時中學紅衛兵開創的暴力和殺戮之風全麵帶進大學。在那一天，北大宿舍裏，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於當天晚上在家中自殺。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掄，化學教授，1949年5月由中共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為北京大學教務長，後來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以後被分配到到武漢大學，當時不住在北京。
在8月24日之後，還有學生，包括附近中學的中學生，來到程賢策家和胡壽文翻東西，打他們。在北大校園裏，暴力攻擊也加劇了。有一次，程賢策被用席子卷起來毒打。 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大會建立正式的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革常務委員會”，聶元梓當了主任，她講話“確定今後戰鬥任務”是要“徹底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彭黑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天晚上，程賢策和他的連襟一起，在家裏的平台上一起聽了高音喇叭裏的聶元梓的講話。從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組”撤銷後，北京大學一步一步建立起來了一個新的權力體製，暴力迫害正在越來越製度化。各種跡象都清楚地顯出已經發生的一切暴行並不隻是年輕學生的亂打亂鬧，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戮。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數十萬紅衛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賢策帶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蟲劑敵敵畏，來到北京大學西北方向十公裏外的香山的樹林中自殺。
9月2日早晨，程賢策沒有在“勞改隊”裏按時出現。和他同在“勞改隊”中的向景潔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對他竟然敢在這種情況下遲到缺席感到疑惑。後來他們被叫去開一個“鬥爭會”，聽到說程賢策“自絕於人民”“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的話）”，才知道程賢策已經死了。程賢策雖然死了，還用白紙寫了他的名字插在會上“鬥爭”，兩邊還站著“陪鬥的”人。開會“鬥爭”已經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學程賢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賢策死了，向景潔“升級”成為中文係的“第一號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殘酷“鬥爭”。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學生到他的家裏，把一個預先準備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頭上，不顧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門。他們把向景潔綁架到一個房子裏，把他頭上的罩子取下。接下來的場景完全是按照電影裏的某種審訊方式布置的。他們用強燈光照向景潔的臉，問他問題，而他們自己卻在陰暗處聽他的回答。窗戶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裏。他們審問了他整整一夜。審問的“罪行”，不是別的，是文革前中文係中止了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的學籍，這被說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統帥”。實際情況是，林豆豆曾經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她不願意再在清華大學學習，教育部給北大發文，要北大收下她，於是林豆豆就從清華大學來到了北大中文係。中文係派了專人照顧她，還派了兩個教員幫她補課。沒有人迫害過林豆豆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念頭。林豆豆後來長期請病假，已經超過了學籍管理條例關於需要因病退學的時間，還是沒有請她退學。後來她實在不會再來，中文係才中止了她的學籍。文革帶來的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惡性膨脹，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為中文係的“罪行”，而且竟然用這樣凶惡的方式來審訊中文係的負責人。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學校文革委員會以“迫害林彪女兒”的罪名，專門開大會“批鬥”學校的一批負責人。
1968年8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北大領導運動。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話最先出於毛澤東說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軍宣隊又作了發揮。)，全校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當時北大有四千多教職員工)。
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也是被“重點審查”的對象之一。他被關押在北大28樓，不準回家，不準家屬探望，被逼迫“交代問題”，這就是當時所說的“隔離審查”。據說董鐵寶的妻子曾經到28樓請求見董鐵寶，被拒絕。後來，就發生了他自殺的事情。據說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員不注意，離開了28樓，可是又無處可去，結果在學校附近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
董鐵寶已經死亡，無從知道他在被關押期間是否受到肉刑。據最後活著走出來“隔離審查”室的幾位老師說，他們在“隔離”中遭到體罰和毆打。有一種體罰是“抱樹”，要人長時間站在樹前，張開雙臂作抱樹狀，但是不準以手觸樹。還有一種懲罰是中午時分仰臉睜眼看太陽，如果閉眼，就遭打。還有所謂“熬鷹”，連續幾天幾夜審訊，不準睡覺。有人被捆上雙手吊起來拷打。最常見的是大量打耳光。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記載，在董鐵寶自殺的1968年10月，在北大，還有兩個人自殺。一個是物理係著名老教授饒毓泰，10月16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當時的“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副組長”崔雄昆從“清隊集中地”28樓出走，10月17日被發現死在遊泳池內，法醫鑒定是自殺。
數學係的教師陳永和，1954年大學畢業，因為年輕而不可能有所謂“曆史問題”，可是由於業務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橋牌，聊天，可能發了一些牢騷。他們被說成“反革命小集團”。陳被“隔離審查”。1968年11月11日，陳永和在學校被關押的時候跳樓自殺身亡。他的死離董鐵寶的死隻有三個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中不見一字記載。
1968年初，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麵。全國各單位也都設立自己的牢房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這類牢房很快得到 一個稱呼“牛棚”。北京大學在建立“勞改隊”和“牛棚”兩個文革的獨特景物上， 起了惡劣的領先和示範的作用。
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裏的人被拉出來“鬥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麵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後，他們被拉到各係，施以種種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與惡毒。中文係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這樣作，是為了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618事件”。一個醜陋的日子，又用這樣的醜陋的紀念和慶祝，是為了再次肯定對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義。
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負責人陸平，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北京大學有24個人因被“審查”而死亡。
年輕的英文教師鄭培蒂，被野蠻地打罵侮辱，關在北大自設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獲罪，是因為告訴了室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經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為“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及“矛頭直指偉大領袖”。
回顧曆史，北大的文革狀況不是沒有根源的。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係的師生去江西，和很少幾個地方幹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程賢策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樂黛雲當時掌管一個四千人的村子，在這個村子裏劃出了八個“地主”。據說即使按照當時寫出來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別的劣跡的才殺，但是上麵來的一個副縣長下令把這八個地主全部就地槍決了。樂黛雲麵對麵地看見了槍殺，看見“陳屍三日”。她當時不能習慣這樣的殘忍。是作為團領導的程賢策說服了她，要她把這樣的“懲罰”視為“必然”，告訴她不要從道德角度去考慮這樣的殺戮，從而從理論到實踐接受了這種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人的殘酷做法。
不知道這個程賢策當副團長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管多少個這樣的村子，殺死了多少個地主。這是不講法律依據也沒有審判程序的殺戮。 這樣的殺戮，破壞了法律製度，破壞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參與者以革命的名義作了這些，在參與殺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改變成另一種人。
在“土改”之後，北京大學校園裏進行的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每個教員都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用了一個相當難聽的比喻性的說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強迫在大會上“檢討”了很多次才過關。然後是長達數月的“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曆史。有些人自殺了。在“院係調整”中，大學重組。所有的教會大學被取消，北京大學搬到了原來是燕京大學的校園裏。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字大，而且比例高過了百分之五。當初搞土改鬥地主的樂黛雲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並“下放勞動”，被她說服未隨父親去美國留學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為“右派”後投海自殺。中文係的一批老師被劃成右派，還有一批學生也被劃成右派。其中有女學生林昭（請讀“林昭”網頁）。她在成為“右派份子”之後離開北大，回家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監獄中被槍決。象林昭這樣在成為“右派”後又進監獄又在文革中被槍斃的北大學生，至少還有兩名。
汪篯（查現代漢語詞典，居然沒有這個字；再查台灣版辭彙，才找到。念箋；
俞大絪
（您可以裝google拚音，字庫比較全，上麵的字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