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中國物資供應匱乏的見證

告別票證時代　董寶光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均取得重大成就，廣大群眾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市場繁榮，商品極大豐富。無論是食品或生活用品，均種類繁多，品種齊全，數量充足，給廣大市民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每位市民對此均有切身體會，大家都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實惠。

　　“鑒往知今”，在此有必須再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之前的普通市民生活條件。今天的中老年人，都經曆過“票證時代”，這裏對當年的生活略微回憶，再看看今天的生活條件，相比之下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就會有更加深刻的切身體會。

　　解放後，我國一切學習蘇聯，施行計劃經濟。從1954年起，對糧、棉、油等商品實行統購統銷，居民的口糧，食油和棉布實行定量供應。每戶居民有購糧本，副食本和百貨本。居民按月發放糧票和食油票，而布票則每年發放一次。居民按工種有口糧定量，食油票和布票則是“人頭份”。從此中國進入“票證時代”，但對廣大居民生活還影響不大。

　　1958年的大煉鋼鐵，大躍進運動，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以後三年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史稱“三年困難時期”。適值筆者在清華大學讀書，當時的生活情況雖已過去近五十年，然至今記憶猶新，今漫憶之以存史料。

　　1959年開始壓縮定量，首先感到糧食緊張，各種副食品也十分緊缺。大學生比普通市民口糧定量稍高，大約每人平均每月33斤，其中麵粉占20%，大米占10%，其餘為雜糧，包括玉米麵、高粱米、白薯或白薯幹等。

　　麵臨嚴重饑荒，學校也采取一係列應急措施。以前學校專設夥食科，統一管理全校夥食。1959年起取消夥食科，以係為單位，自己管理本係的火食。書記親自下廚房，協同管理員、炊事員共同想方設法搞好夥食。當時有以下措施：

　　米飯實行“雙蒸法”。碗內放二兩大米，先幹蒸一次，然後加水再蒸第二次。這樣得到的二兩米飯可增大體積，顯得出飯多。

　　湯泡麵條。麵條煮熟後先不撈出，在熱麵湯內浸泡二三十分鍾，待麵條體積膨脹後再盛於碗內，每碗二兩（麵票）。

　　用啤酒花發麵蒸饅頭。使得饅頭體積增大，口感更加鬆散，類似麵包。

　　為保證窩頭份量準確，特製成圓錐形的木模子，和好的二兩玉米麵恰好填滿。

　　用小球藻做代食品。

　　總之，使得同樣數量的糧食，盡可能做出更多的熟食。

　　副食品供應緊張，則遵循“自己動手”的教導，係裏辟出場地養豬，養雞，以便在節假日能吃到一點豬肉和雞蛋。在宿舍前的空地上種白薯和蘿卜。由各班同學利用課餘時間輪流管理。

　　集體戶口人員每人每年發個人購貨證一個，憑證每人每月可購水果糖二兩。經濟情況好轉後，春節期間憑此證可購花生半斤，葵花子二兩。每人每月發糕點票和餅幹票各一張，憑此票及北京市糧票四兩可購糕點半斤，餅幹二兩。糕點主要有蛋糕、桃酥和江米條三種。黑市有人倒賣糧票，1961年每斤北京市糧票價3元；每斤北京市麵票價5元；每斤全國糧票價4元。而每斤標準粉價0.185元。當時大學畢業生轉正後的工資為56元。

　　由於饑餓，不少人患浮腫和肝炎，憑醫生證明，可補助一些煮熟的黃豆。而“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患者則明顯減少。麵對這種情況，學校提倡勞逸結合，減輕課業負擔，記得1960年期末考試僅考一門。體育鍛煉推廣消耗體能低的太極拳運動，筆者即在此時學會了太極拳和太極劍，直至今日仍為主要的健身運動。當時班裏有位同學，時任團支部委員，經受不住饑餓，於夜間多次潛入夥房和供銷社偷吃食品，後被巡夜人員查獲，予以開除學籍送去勞教。

　　有正式北京戶口的普通市民，每戶發放購糧本、副食本和百貨本各一個。每月17日憑購糧本在指定糧店領取下月糧票、油票，24日即可憑糧本使用下月糧票在指定糧座購買糧食、米、麵和雜糧的比例和集體戶口相同。每人每月三兩食油，主要供應豆油或棉籽油（時稱衛生油）。

　　由於一斤雜糧票可購白薯五斤，所以在“三年困難時期”白薯是最受歡迎的食品，每屆秋末冬初白薯上市時，各糧店前均派起購買白薯的長隊。在集體食堂，一兩糧票可購四兩熟白薯。

　　1962年以後經濟情況好轉。每年六月新麥陸續上市入庫，做每年五、六、七、八四個月盡量將庫存的麵粉售出，以便騰出庫容收納新糧。這四個月用雜糧票也可購買麵粉，這期間北京市民食用麵粉的比例就多了。在1972年，用雜糧票購買麵粉的規定竟從五月份延續至十月中旬尚未停止。至十月下旬的某日，社會上忽然傳出消息，翌日即將停止用雜糧票購買麵粉。此消息不脛而走，頃刻傳遍京城，全城各糧店前均排起搶購麵粉的長隊，很快各糧店的麵粉銷售一空，隻得立即從糧庫調運。各糧店經理奉上級指示，向群眾做工作，一再申明：“明天仍可用雜糧票購買麵粉。”但無濟於事，直至下午六時各糧店仍關不上門。在筆者記憶中，這是解放以來北京最大的一次搶購麵粉風潮。

　　1961年底開始按月發放工業券，在職職工每20元工資可發一張，在校大學生雖無工資，每人每月亦發一張。市場物資緊張，生活必需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等均要憑相應商品的購買票（車票、表票、縫紉機票等等），及一定數量的工業券才能購買，煙、酒和茶葉等商品也要用工業券購買。各種商品的購買票，依職工人數比例分配給基層單位，單位職工再按需要抽簽分配。

　　在計劃經濟時代，各種票、證、券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購物憑據，尤其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可以說離開票、證、券就無法生活。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逐漸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隻用了15年（1978-1993）就廢止了票證製度，商品豐富，居民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現僅舉一例。

　　電話是一件極普通的通信工具，然在改革開放前則是權力的象征，隻有局級以上幹部家中才能裝電話，普通市民隻能使用公用電話。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電信局開始向北京廣大市民免費安裝電話，和國外情況完全相同，在過去這是無法想象的事情，現在有許多人家，裝有不隻一部電話。手機的覆蓋率在世界上地位居前列。當前的社會特征是信息化，信息就是智慧，是財富。而溝通信息的快速通道就是互聯網，所以電話入戶就為上網查詢、通信提供了必要條件。改革開放政策普及了電話的安裝使用，雖然事小，但它極大地推動了信息社會的發展，因而意義重大。

　　改革開放前，乘專用汽車同樣是權力的象征。局級以下的人員隻能乘出租車或公交車，不允許私人有汽車。而改革開放後，私人汽車大量發展，標誌著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十多年來，洗衣機、電冰箱、彩色電視、電腦、空調、電話等家用電器已普及到千家萬戶。市場上各種主副食品琳琅滿目，品種齊全數量充足，具有各種地方風味，不僅講究色、香、味等口感，還要兼顧營養和健康。大街上餐館林立，不僅恢複了傳統的北京風味美食，而且不同國家和民族，各個地域的特色餐飲也齊聚京城，北京的飲食文化得到空前的發展。和計劃經濟時代相比，可謂霄壤之別。一些人由於貪圖口腹之欲，而患了“富貴病”——三高症（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生活條件好了，也要合理安排生活，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都經曆過“三年困難時期”，都有挨餓的體驗，因而養成了勤儉節約愛惜糧食的習慣，筆者今天見到有些人拋棄食品浪費糧食，總感到十分痛心。在五十年前，這可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活命寶物啊！今天雖然物質豐富了，生活富裕了，但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應當永遠保持下去。筆者在此回憶當年的生活情況，其意義就在於此。

　　通過改革開放前後生活的對比，事實勝於雄辯，證明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偉大。計劃經濟束縛了經濟發展，物資匱乏，票證製度是其必然產物。市場經濟解放了生產力，向社會提供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也就告別了票證時代，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作者係民革北京市委第三支部黨員）

http://www.minge.gov.cn/txt/2009-04/17/content_28555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