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記遊

德 法 記 遊——王亞法早就想去歐洲旅遊，但苦於找不到機會和旅伴，上個月和兩位知友一起飲茶閑聊，提起了這件事，其中一位姓陳的知友，是長期居住在德國的，說起此事，極願玉成，答應到了德國願作向導。另一位衛姓知友，也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安樂公”，近年來多次穿梭德法，對那裏也很熟悉，說如我有興趣，願意陪同，於是三個人喝完了幾壺雲南滇紅，就定下了這次旅遊計劃。誕生歌德的法蘭克福冬天的法蘭克福日照短。坐東航的班機到法蘭克福機場，雖說是早晨的六點多鍾，但從機場裏的玻璃窗戶朝外看，天空依舊一片漆黑，毫無晨曦的跡象，給人感覺像半夜似的。也許是聖誕即將來臨，機場過道兩旁免稅商店的門口，掛滿了星星點點的聖誕燈火，閃爍變換，令人目眩。 法蘭克福的交通十分便利，從機場乘十分鍾地鐵，就能到旅館。按照當地的規矩，預妥的旅館，要在當天下午二時後才能入住。陳兄用德語跟服務員商量，因為我們剛下飛機，尚未漱洗，能否通融提前。不料服務員滿腔熱情，一口應諾，全無遲疑之意。我原本以為德國人最講究原則，行事死板，想不到在體貼人的小事上，竟如此爽朗，有人性化。聯想咱們中國，當年向打著“人民郵政”的郵局，借根縫衣針縫包裹，還要收一元錢押金，不由對兩種製度的優劣，感歎不已。旅館的房間清潔寬敞，我打開行李箱，拿出帶來的浴巾，陳兄見了，不無自豪地說：“德國的旅館是全世界最幹淨的，盡管放心。”果然，被褥和房間的清潔程度，是我在其他國家所住同等級別的旅館都無法比較的。 早上九點鍾，天空開始透亮，商鋪紛紛開業。行走在法蘭克福的商業大街上，觀賞商店櫥窗，實在是一種享受，且不說商店的整潔，也不說樣品擺式的雅致，光說那些價格的標簽，就讓你驚訝。我臨別上海時，聽陳兄勸告，德國天寒，出門需要有件長大衣，於是去南京路“培羅蒙”買了一件開司棉的，開價九千五百元人民幣，經過商討，以四千元的價格買下。在中國購物，價格可以朝天開，也可以落地還，可見商品的水分之多。我在櫥窗裏看到一件做工比“培羅蒙”精細得多的開司棉大衣，標價才三百歐元不到，折合人民幣二千多元，價格之便宜，令人瞠目。在這裏，整套的BOSS西裝，也隻有二百歐元，意大利生產的開襟拉鏈羊絨衫隻賣一百六十歐元，不是妄自菲薄地說，其款式、用料和製作精度，中國的名牌哪能與其比較，但願這是我的感受，不會傷害中國人民脆弱的感情。回憶今年五月在美國時，我看到那裏的商品比國內便宜許多，不由脫口道：“TMD這個國家這麽富裕，東西那麽便宜，還要跟中國借錢。”陪同我的華僑朋友，用廣東官話說：“美國人跟中國借錢，然後逼人民幣漲價，是在玩中國人呀！”美國人玩的這一招，連一個文化不多的普通人都看出，不知中國政府裏的那幫袞袞諸公，腦子裏進了什麽水！因為聖誕臨近，商店都在打折，櫥窗裏做工精美的皮鞋，不由令我駐足，剛停下，一位店員熱情地招呼我請進去，陳兄悄悄告訴我，二十多年前，西德因為勞力短缺，引進不少土耳其勞工，這批移民經過努力，不少人事業有成，開店經商，融入了主流社會。土耳其店員（也許是老板）似乎猜著了我得心思，拿出一雙做工精美的BUGATTI黑色皮鞋，用蹩腳的英語介紹說，這是用手工做的，製作精良，如果我喜歡，他可以用極底的價格賣給我。老實說，出門旅行最怕行李繁重，但我經不起高質量低價格的引誘，最後還是花了八十一歐元買了下來，折合人民幣六、七百元，我估計這雙鞋在上海南京東路的精品商廈裏，至少標價兩千多元。 出得皮鞋店，沒走幾步，一陣撲鼻的麥香吸引住我，眼前是一家鋪麵不大的麵包店，櫥窗裏的麵包和蛋糕，擺式有序，色彩鮮豔，做工精致，年輕的女店員正在擦拭原本已經很幹淨的玻璃，看他那麽專注，我不得不佩服德國人做事的認真。接近中午，太陽開始放亮，街上的行人漸漸增多，我用心觀察，這些人，神色自信，穿著鮮華，舉止得體，可謂紳士淑女滿街行。德國人不像美國人那麽舉止散漫浪蕩，也不像澳洲人那麽穿著隨意簡單。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裏的大街小巷看不到五顏六色的塗鴉，就是鐵路邊的牆上，也很少見到。偶爾在街角也會出現一二個流浪者，他們一般坐在睡袋上，手捧咖啡，臉帶微笑，腳下放著一隻紙盒，旁邊蹲著一條大狼狗，悠然自得。在這塊土地上，流浪漢和所有的人一樣，有尊嚴，不受歧視。 穿過幾條街巷，進入一條幽靜的小路，路不長，是條死胡同，汽車不能通過。陳兄指著一塊有頭像的Signal說，那裏就是歌德的故居兼博物館。啊，歌德，這位德意誌的文化聖人，是十八、九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劇作家、詩人和思想家，是德國的“孔夫子”。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曾經影響了不少中國青年人。他的《普羅米修斯》劇作，取材於古代希臘神話，劇中的普羅米修斯否認宙斯的權利，反對宙斯的專橫跋扈，並且誓言要創造一群蔑視宙斯的新人類——由此我想起林昭，想起這位被錯殺的北大聖女，我相信她肯定受了歌德的影響，寫下了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在北大的民間雜誌《星火》刊物上發表，以致招禍。凡是在宙斯統治的地方，他最怕普羅米修士偷火，照亮人間。歌德故居的牆體，沒有留下昔日的風霜，新髹的牆麵上裝著一排玻璃長窗，像在中國街邊的報廊，但布置得非常典雅，黑底的背景上，一行白色的書寫體“Goethe”是歌德的簽字，後麵跟著四個大寫德文“HAUS”，簡潔明了，告訴人這裏是歌德的家了。踏進門，迎麵是一方天井，麵積不大，但不感覺逼仄，背後是一溜玻璃門，大門中間的玻璃上，貼著一幅黑色剪紙的歌德全身像，側麵，雙手交岔，燕尾服的下擺翹起，那神情似乎在歡迎進門的客人。歌德出身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約翰•卡斯帕魯爾•歌德是皇帝顧問官，母親卡特麗努•伊麗沙白•歌德是法蘭克福市長的女兒，因此歌德一家是法蘭克福屈指可數的貴族，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他的家，和一般平民的家不同，寬敞的庭院，明亮的客廳，用料精良的樓梯，布滿藏書的書房，美輪美奐的油畫，以及古色古香的家具……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廚房，幽暗的光線，煙熏的牆體，被歲月磨損的水池，黝黑的通風管，藤編的籮筐，牆上掛滿銅製的燒鍋和餐具……這裏的氛圍和大門口的明亮相比，宛若是兩個世紀，兩個世界，置身其中，使人感覺，歌德還活著，從那個世紀活到今天。我已經記不得歌德的家有多少個房間了，隻記得許多房間掛滿了油畫，畫上的人物，也許是他的父母，也許是他姐妹，憑我膚淺的知識，沒法辨認。我隻記住了他的寫作間和圖書室。一般來說，中國人的寫作間和藏書是連在一起的，通稱書房，這可便於查閱資料，但是歌德的寫作間和圖書室是分開的，中間有門連通。圖書室的房門對著窗戶，左右以及房門兩側，安放著巨大的書櫥，書櫥裏的藏書大多是精裝本，雖陳舊，但不破殘，房間中間有張小桌子，兩頭各置一張椅子，這是歌德查閱資料時用的。據說歌德的父親遺下很多法律書籍，這些書籍給歌德留下很深的烙印，可惜我不懂德文，分不清哪些是法律的，哪些是藝術的。寫作房裏空堂堂的，盡管窗戶用窗簾攏住，但光線仍然很亮，四周隨意擺放著幾張椅子，牆角邊有一隻黑色的生鐵火爐，斜對麵有一張貴妃榻，是歌德寫作時累了的休息處。寫作房裏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張小小的歐式寫字台，臨窗而設，歌德坐著，光線正好從窗外左側方向投來，因此我可以推斷，歌德是用右手執筆寫作的。寫字台分兩層，中間有幾個小抽屜，上層端放著一尊石膏像，沒有注明是誰，我猜想，他就是歌德。我趁工作人員不備，撫摸著寫字台，暗暗驚歎：“啊——這就是誕生驚世之作的聖桌？”歌德和比他小二十一歲的貝多芬曾有過一段交往。貝多芬崇拜歌德，曾為他的《埃格蒙特》譜寫樂曲。嗣後貝多芬給歌德的信中，傾述對詩人的景仰，並希望能聽到他對樂曲的意見；歌德也回了貝多芬一信，希望在魏瑪能上演這部由他譜曲的悲劇，並預言作品會給他倆的崇拜者帶來歡悅；一八一二年夏天，他倆在爾巴特的特普利策見麵，老年的歌德尊重貝多芬的才華，但不能理解年輕人憤世嫉俗的個性。貝多芬也對歌德感到失望，眼前的歌德竟是一位老於世故，溫文爾雅的紳士。他覺得現實中的歌德，和他想象中的歌德，判若兩人。兩個年齡差距人的交往，使人感慨，老年人經久世故的圓滑與年青人的激進和孟浪，永遠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現代史上的屢次學生運動，和官僚相撞，最後無不演化為鐵血相搏。歌德故居的建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被摧毀，現在看到的，全是修複後的新作，據說，這是德國建築修複史上的傑作，至於室內的家具和書籍，是開戰前及時疏散，由民間保存下來的。走出歌德故居，我回眸陽光下的建築，頗有感概地對兩位旅友說：“中國政府隻有學習德國，建舊還舊，把幾十年來，被‘破四舊’毀壞的建築，還給曆史，還給人民，這才是真正的和諧和盛世。”克虜伯帝國興衰的聯想埃森是鋼鐵大王克虜伯莊園的所在地，從法蘭克福坐火車，全程隻有四十來分鍾。埃森是一個小火車站，周圍一片樹林，非常寧靜，天空飄著小雨，寒冷的空氣顯得特別清新。在陳兄的指領下，繞出車站，就是一條濕漉漉的柏油小道，走上百十米，一扇半開啟的鐵門擋住了去路。門衛見我們是遊客，就熱情地開啟鐵門，迎我們進去。踏上延伸的柏油路，清晰地看到，山坡下蜿蜒的鐵軌在右側的樹林中穿過，路左邊是一道用石頭壘砌的圍牆，高大堅固，可與南京城的磚牆媲美。穿過圍牆，是廣袤的草地，一座高大堅固的主樓赫然豎立在綠地中央，氣勢非凡。主樓的右前方，有一尊碩大的石雕坐像，雕琢得粗狂豪氣，遠遠望去，石質的顏色猶如埃及金字塔前的斯蒂芬克斯像。在到基座前，陳兄指著上麵的文字說：“這是克虜伯公司的奠基人——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父親的雕像”。就是這個老克虜伯，把三件茅舍的鐵匠鋪，交給兒子阿爾弗雷德•克虜伯。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繼承父業時隻有十四歲，他發明了羹匙壓製機，用來製造湯匙和叉子，拓展民用產品。還為政府生產造幣機。一八五二年，公司製造出第一個無縫的火車鋼輪，現在克虜伯公司的的三環商標，就象征著火車鋼輪的環箍。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把自己的家族集團，變成了德意誌軍國主義的柱石，受到統治階級的垂青。克虜伯公司製造的大炮，曾幫助俾斯麥在十九世紀中葉先後戰勝了奧地利和法國。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很早就認識到，隻有企業關心員工，員工才會獻身企業，因此在一八三六年，他就為工人設置了疾病和喪葬基金；一八五五年他又為雇員建造宿舍、醫院、學校和教堂，因此，雇員們無不忠心耿耿地報效企業，他當初創建煉鋼廠時隻有七名工人，而他去世時，已經發展到二萬一千名。克虜伯大炮在中國也頗有名氣，庚子賠款後，李鴻章特地考察了克虜伯公司，他見到廠史陳列館裏初創時的三間茅草屋，不由對克虜伯家族的創業精神讚揚備至，當下簽了訂單，訂購了一大批大炮。從此威震四海的克虜伯大炮運抵中國，加強了中國國防。這些大炮，在以後在中法戰爭、庚子戰役等重要的戰鬥中，發揮了無比的威力。幾十年後，雖然中國政權更迭，但克虜伯大炮卻威風不減，在軍閥大戰、抗日戰爭中屢立戰功。據史料記載，解放戰爭時，斯大林曾經將在歐洲戰場繳獲的克虜伯大炮，支援東北解放軍，用以擊敗國民黨政權。克虜伯大炮的經久耐用，以及間接對中國的影響，可見一斑。運筆至此，我突然想起上海澳門路一百五十號，一家具有一百三十年曆史的申新九廠。它籌建於一八七八年，原名叫“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中國第一家官商督辦的機器紡織廠，該廠最初設在楊樹浦，其後屢經變遷，一九一三年定名為“三新紗廠”，成為盛宣懷家族企業。一九三一年，被榮德生的申新紡織公司收購，改名申新九廠。該廠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共地下黨的鼓動下，工人屢次罷工，擾亂民生，解放軍進城時，組織工人上街，揮旗歡迎。後被國營。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前往考察。熟料到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經過三十多年新社會經營的百年老廠，竟然破產，土地被賣給新資本家開“紅子雞”飯店。筆者一次在上海乘TAXI經過，司機正好是該廠的下崗工人，提起其事，擊掌怒責，憤激之情，難以詞表，好在筆者深諳中宣部的精神，在這裏隻作歎息，不作細述。峰回路轉，筆隨意走，回頭還是敘述克虜伯的舊事。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在一八八六年逝世後，事業由弗雷德裏希•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繼承。這個弗雷德裏希•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和他的祖父同名，以致講究人倫的中國人常常困惑他家族的世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受到戰勝國的嚴懲，使德國民眾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猶如近一百多年來中國被列強侵略一樣，民族複仇心理十分強烈，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在一九三零年加入了德國納粹黨，第二年成為黨衛軍成員。他把洗雪民族恥辱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二十九歲的克虜伯被正式任命為負責重整軍備的副經理。 一九三九年，他接替父親執掌克虜伯帝國的大權，盡心盡力地扮演著第三帝國軍械師的角色，戰爭爆發之初，他在胡格爾別墅附近又建了一棟小樓，周圍有鐵絲網，派武裝哨兵把守。每天上午九時整，他抵達辦公室，工作到深夜。辦公室正中掛著希特勒的肖像，下麵寫著“同元首在一起，直到勝利！”他一邊喝威士忌，一邊抽駱駝牌香煙，一個人專注工作，陪伴他的隻有仆人，沒有朋友。有時他會去德國侵占下的法國、烏克蘭、波蘭、荷蘭、南斯拉夫……去考察。克虜伯帝國急速侵吞這些國家的工礦企業，到一九四三年，克虜伯帝國的雇員已達二十餘萬，成為德國軍隊大炮、裝甲車、坦克、潛艇和各種輕武器的主要提供者。 　　戰爭開始後，克虜伯工廠的許多德國工人，被部隊征去充當兵源，為此他大量使用歐洲戰俘作補充，其中蘇軍戰俘就有一萬五千人；從一九四三年起，克虜伯又開始大量使用流放的猶太人，在集中營附近建造工廠，這些人在鋼鞭下屈辱幹活，戰爭結束時，“克虜伯奴隸”已高達十餘萬……在紐倫堡審訊中，克虜伯被定為戰犯，他對上述罪行，供認不諱。他以“反人道、掠奪占領地區、陰謀反對和平”的罪名，被判處十二年監禁，他的工廠交由英軍接管。冷戰開始後，美國和英國為了重新武裝德國，克虜伯被提前釋放，釋放後他重整家業。 不出十年，克虜伯帝國又重新崛起。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的雇員已多達十一萬，年營業額達到十五億美元，經營範圍涵蓋：造船、成套設備、橋梁建築、化工、紡織、塑料、水處理、煉油和核反應堆等，並躋身為全歐十大企業，。 克虜伯帝國的複興終究隻是曇花一現。戰後歐洲湧現出一大批受美國經濟思想影響的新型企業家，過去傳統的家屬管理落伍了，克虜伯帝國開始沒落。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克虜伯集團共欠下全球二百六十三家銀行，共計十億美元的債務，陷入了無力償債的境地，幾年後，克虜伯集團垮台了。不過，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沒有看到這個結局，他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埃森去世。作為家族企業的克虜伯帝國雖然謝幕了，但“克虜伯”股份公司的名字還大放異彩，光在上海的合資公司就有十幾家，計有：蒂森克虜伯；上海克虜伯不鏽鋼有限公司；蒂森克虜伯電梯；蒂森克虜伯中國投資公司……而“上海申新九廠”卻在中國工業的花名冊上永遠消失了。我遐想，如果弗雷德裏希•克虜伯和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父子，有機會與榮德生、榮毅仁父子在冥間相遇，他們會怎麽交談，有多少感慨……昔日的克虜伯莊園，已經成了克虜伯公司的博物館，裏邊陳列這個家族各個曆史時期見證物。克虜伯莊園的廣廈，和他的產品一樣堅固，龐大，其外牆用花崗岩壘砌，雖層數不多，但樓層很高，東西兩頭是三層樓。中間的兩層樓和朝西的三層樓都是平頂，用花崗石護欄圍繞，整座大廈，一溜白色鋼窗。巨大的銅門，門廊上懸掛著巨型吊燈，門前豎立著高叢的花崗廊柱，廊柱旁青銅鑄造的立柱式燈柱上，長滿了綠色的銅鏽，這含蓄的包漿，仿佛在敘述克虜伯家族的曆史滄桑。進入大廳，踩在堅實的橡木地板上，使人感覺到這個家族基業的紮實，看完展品，不得不佩服幾代克虜伯傳承人的思維縝密，目光遠大，我在一張大照片前驚詫不語，照片上的一位技術員正在用顯微鏡檢查機器曲軸的精度，也許正是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奠定了克虜伯產品永不磨滅的聲譽。這時，使我想起前些年CCTV的一檔節目，在紀念中國和德國大眾汽車廠合作二十周年的座談中，中方人員回憶起了一件往事：當年生產工人在壓製桑塔拉轎車門的模具中，掉進了一根頭發，恰巧被德國專家發現，下令停機。中國工人不服，認為一根頭發不會影響汽車的質量，雙方爭持不下，起了風波，中方還上綱上線，把事情反映到中央，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故意刁難，不讓中國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二十年後，中國人才理解，這是德國人的嚴謹，可貴的嚴謹。在展覽廳的一角，懸掛著一張克虜伯公司的英文年表，其中有一行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一八六一年，向中國出口鋼軌一千五百噸……”哦，原來在一百五十年前，清廷和克虜伯公司已經有貿易往來了，可見在這個昏聵沒落的政權裏不乏有開明之士，可是他們太渺小太渺小了，猶如垃圾堆上的小花，發不出應有的芳香，終究無所作為。由此及彼，想到中國之現狀，不由悲從心來……走出展覽廳，天空開始放晴，金色的夕陽投在廣場邊一尊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的立式銅像上。望著餘輝，我想人生的起落沉浮，興旺衰竭，最後歸於沉寂，這是誰也無法逾越的軌跡，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的帝國沒落了，這縷陽光。也許是大自然對他的最後賞賜。我和陳兄先後在銅像前留了影，輪到衛兄時，他卻推托不就，說自己和偉人相距太遠了，不夠格。哦，我理解他話語裏的謙恭和誌向。走出莊園，回眸看餘暉中依然堅挺的克虜伯廣廈，心中不禁浮起一股對經受兩次世界大戰失敗，而屢撲屢起的德意誌民族的崇高敬意！ 令人驚歎的科隆大教堂從法蘭克福坐火車，幾十分鍾就到科隆。 一出科隆火車站，迎麵就是科隆大教堂，抬頭仰望，一股莊嚴之氣向你逼來。叢立雲霧的雙子塔頂，充滿曆史滄桑感的牆麵，精美的雕飾，栩栩如生的雕像，叫人目不暇接，噤聲不語，仰望躲在雲霧裏縹緲虛無，若隱若現的塔尖，使你你聯想到人生的無常，世事的變換，生命的無奈…… 我們三人站在僻靜處，出神地讚歎，突然一位德國老太太走近陳兄，用英語攀談：“……科隆大教堂從公元十一世紀就開始建造，一共造了六百多年才初具規模，以後的二百年間又不斷完善，直至現在，還沒有完成原來的設計方案，光設計圖紙就數不清，堆積如山。這座教堂的設計，在人類建築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老太太臨別時又添了一句：“這是我們德意誌民族的驕傲！”目送她遠去的背影，我不由怔怔地尋思，這些年來我經過很多國家，和那裏的人民交流，他們無不透露出對自己民族驕傲，美國人的自大；澳洲人的自豪；加拿大人的自信……唯獨作為世界大國的中國，除了官方媒體的自狂之外，在民間幾乎是一片自嘲，那怕是當官的，用它們在會議上和酒席上講的話來對比，你會懷疑他是否得了人格分裂症……我常常自問，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上哪去啦，是否經過幾十年的馴化，已經得了集體人格自卑症。在世界各地，進入所有的教堂，都毋須買票，因為那是上帝的領地，上帝伸開雙臂，歡迎每一個子民；唯有而當今中國的廟宇，它們打著“普渡眾生”的幌子，和尚們接受官爵，收受貪官汙吏的香火費，做他們的保護傘，在門口設立崗哨，對平民收奇貴的門票。但過去的廟宇不是這樣的，那時的菩薩和上帝一樣，也露出慈悲的笑臉，歡迎芸芸眾生，否則祥林嫂哪有經濟條件，經常去燒香拜佛呢…… 進入教堂，高敞的穹頂、五彩的玻璃窗戶和四周牆上的神像雕飾，使人感到莊嚴震撼，肅然起敬。這裏的每一扇門窗，每一件石飾，每件一構件，每一座雕像，都是細膩入微，無懈可擊，都是令人驚歎的藝術品。從資料得知，科隆是一個具有二千多年曆史的德國古城，原有一百五十座教堂，二次大戰期間，百分之九十的建築物，毀於盟軍的空襲，唯獨留下這座上帝的驚世之作，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德國的鹹豬手是世人皆知的一道名菜，德國人有兩句諺語：“沒到過科隆即沒到過德國”、“在德國沒吃鹹豬手，等於沒有到過德國。”既然到了德國，鹹豬手是一定要嚐試的，況且我們三位都饕餮之徒，在上海經常聚餐，添彩朵頤的。我們走進一家就近的西餐店，女侍應聽說我們要吃鹹豬手，抱歉地攤開雙手：我們這裏沒有這，但是在附近有一家很著名的鹹豬手啤酒店，說罷畫了一張路線圖，寫上餐館店名，送我們出門。按照路線圖沒走十分鍾路，就看到“Gaffel am Dom”的店招牌，精通德文的陳兄，一拍腦袋說，想起來了，若幹年前來過，這是一家很著名的鹹豬手啤酒店，它的中文名字可以譯作“大教堂嘎費爾餐廳”。推開門，一股熱風撲麵而來，我驚訝地看到，整個餐廳有三個樓麵，可估計可容納上千人進餐。高敞的店堂，布置得像輪船的機艙，靠牆的台階上，躺著一台錚亮的黃銅啤酒釀造機，上百張長型的西餐桌，有序排列。其間人語熙熙，十分熱鬧。Waiter們端著大杯啤酒和發出誘人香味的豬手，來往奔波。店堂裏早已滿座，我們隻得排隊等候。好在有一千多個座位，人流交替快。德國的鹹豬手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煮爛的，猶如上海菜中的硝蹄，吃口酥爛，肥而不膩；另一種是燒烤的，外皮較香，但肉質較老，容易塞牙。我們點的是煮爛的那種，肥墩墩的，一盤配有酸菜和土豆泥的豬蹄，再來一杯現釀的啤酒，三人慢慢品味，細細咀嚼，其境，其味，其樂，不足與外人道也。豬蹄落肚，覺得胃部有些滯重，饕餮者往往犯有此疾，隻顧口欲，怠慢胃脘，衛兄建議用徒步消滯法來促使消化。夜色中的科隆街道更為迷人，商店的櫥窗燈光明亮，顧客似乎也比白天多。陳兄介紹說，德國政府規定，所有商店的櫥窗，晚上必須燈火通明，否則遭受撬竊，保險公司不予理賠。科隆的商業區不大，沒走多久，我們又轉到了大教堂的廣場前。夜色裏的科隆大教堂，在月光下顯得幽暗神秘，在喧鬧聲中，我隱約看到廣場上有一夥黑黝黝的人群，舉著一塊白布橫幅，上麵寫著“SPOP DEN KRIEC IN KONGO REP DEM”。我們走近人群才知道，原來是一夥流亡在德國的剛果黑人兄弟，在舉行反本國政的遊行抗議。陳兄上前問在維持秩序的警女察，究竟是怎麽回事，女警察有些累，打了個哈欠，指指手表說：“申請集會兩個小時，現在時間早已過了，還不散去……”我覺得黑兄弟們真會調侃，把反非洲剛果金的獨裁示威，鬧到歐洲的科隆，科隆的警察竟然還為他們站崗。最近世界上發生了好幾起這樣的事情，在獨裁國家受了冤屈無處申訴，跑到美國，澳洲，甚至聯合國去抗議。回到旅館查閱網站，我才知道，剛果金的國民，百分之四十七是天主教徒，他們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也許是去向上帝申訴的。黑人有冤屈找上帝，中國人有冤屈哭祖宗，對象不同，性質一樣。餘音凝鑄的貝多芬故居 每當我欣賞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時候，就會血管噴張，情緒高昂，浮想聯翩，聯想貝多芬艱難的生活，多舛的命運，倔強的性格……為此常常歎息，上帝鑄造一個天才，為何總要賦予他那麽多的磨難和痛苦。我在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聽音樂老師講了許多許多關於貝多芬的故事。音樂老師叫張照輝，是位印尼歸國華僑，高高的個子，黝黑的皮膚，眉宇中有粒紅痣，受過西方教育。他特別欣賞貝多芬的反叛精神，他曾給我們說，他爸爸在印尼是個資本家，五十年代初，他反叛家庭，回來報效新中國，回國時帶回許多音樂家的畫像和一台留聲機，把莫紮特、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肖邦、舒伯特……等音樂大師的標準像貼在課堂上，給我們講述音樂家的故事，然後搖動留聲機，讓我們欣賞大師們的作品。若幹年後聽同學講，張老師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厲害，罪行是把西方資產階級音樂家的標準像和偉大領袖的標準像掛在一起，給學生灌輸資產階級教育，罪大惡極。後來又聽說，文革結束後，張老師帶了一身傷痛回印尼去了。以後我到了澳洲才知道，像張老師這樣的愛國傻華僑很多，下場幾乎都是同樣的。 貝多芬的故居在波恩，離科隆隻有二十來公裏，乘地鐵幾站路就到了。波恩火車站的月台比路麵低出許多，出得車站，要爬上十幾級台階，才能踏上馬路。走上地麵，一杆路標醒目地豎在路中央，上麵掛著十幾塊紅色的指示牌，其中最高的一塊寫著“Beethovenhalle Beethovenhalle conceet hall 650m”下麵還印著貝多芬頭像。貝多芬居住的故居，座落在一條名叫波恩街的小巷裏，三層樓的建築，石砌的街麵，顯得古樸而又幽靜。這是貝多芬的誕生地，他二十二歲離開了這裏，去維也納發展，以後再也沒有回來過。一八八九年，波爾的幾位市民，為了保護建築免受毀壞，集資建成了今天的貝多芬博物館。貝多芬的故居共有三層。一進門，導遊發給你一隻白布袋，是放照相機的，暗示你參觀時禁止拍照，這種措施，既讓遊客感到方便，又能起到告誡的作用，很人性化。貝多芬出身於音樂世家，祖父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是個歌唱家，後來做樂隊的指揮。他的父親約翰內斯馮貝多芬，是宮廷男高音歌手，是個酒鬼， 脾氣暴躁。為了要把貝多芬塑造成莫劄特第二，為他博取名聲及金錢。他經常用體罰方法虐待孩子，迫使他四歲就開始學習鋼琴和小提琴。在嚴厲的管教下，貝多芬八歲就能在音樂會上表演，並嚐試作曲，十二歲時已擔任宮廷助理管風琴師。 看了貝多芬的簡曆，使我回憶起在文革年代，閉門偷讀傅雷先生翻譯的羅曼羅蘭小說《約翰•克裏斯朵夫》。我之所以說“偷讀”，因為在那個歲月裏，除了讀大獨裁者的四卷本，和歌頌這位大獨裁者的著作之外。所有的書籍都是禁書，都是毒草，。在那個年代裏，“雪夜閉門讀禁書”，有不足與外人道也的樂趣。《約翰•克烈斯朵夫》共有四本，但我隻看完兩本，原因是，這套書是向工廠裏的一位朋友借的，他也是文藝愛好者。他先借我兩本，看完後再換，借給我不久，他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隔離了。發生此事後，我一直提心吊膽，生怕他會把我牽連出來。一天傍晚，他放風，我正好上中班，故意推一輛小車走近他身邊，悄悄地說：“你借給我的《約翰•克烈斯朵夫》沒人曉得，我也不會說。”他朝我擠擠眼，表示知道。一年後，他隔離撤銷，我把書還給他，要求交換，他苦笑說：“那還有，家裏的藏書全給抄走了。”大獨裁者死後，書禁是開放了，但是我看這一類書的興趣也轉變了，以致今天我還沒有看完後麵的兩本。我堅信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性格決定命運，”一語。貝多芬一生運蹇多乖，坎坷多難，這與他從小受父親虐待，養成孤僻的性格有關係，我想其間還有他耳聾等健康因素。他是個抑鬱寡歡的人。他留給這個世界的畫像，都是怒目金剛的表情，沒有絲毫微笑。我不得不再提起，一八一二年貝多芬在爾巴特的特普利策和歌德見麵那一次，歌德形容貝多芬是“精力充沛無與倫比的男性”。貝多芬經常流露出對國王與王後等貴族權勢的藐視，他說：“雖然有很多人，卻沒有一個偉大的……不，不，隻有一個……”又有一次，一位公爵邀請貝多芬去宮廷樂隊，為演奏他的作品當指揮。貝多芬立到指揮台上，發現下麵有一個位子空著。他對公爵說：“還有一位吹長笛的沒到。”公爵說；“少一支長笛不會影響演奏吧!”貝多芬聽完，放下指揮棒，生氣地扭頭就走。公爵追上前，不解地問：“為什麽？”貝多芬回答：“你不懂音樂，不配欣賞我的作品!”貝多芬是一個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藝術家，他曾說：“要盡量做個正直的人，讓愛和自由高於一切，即使麵對君主，也絕不能出賣真理！” 多麽鏗鏘有力的金石之言，不知那位寫媚曲的李劫夫和朱踐耳聽了，感觸如何？還有那些拿工資的作家們。 貝多芬有著倔強的，不向權貴低頭的性格。他有句名言：“隻要有機會，我就要反抗命運！”我慶幸他生長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如果他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如果他不被打成右派自殺，也要受盡淩辱。他會被造反派當作噴氣式飛機捧上天，然後和上海交響樂團的陸鴻恩一起，割斷喉管……我感謝十八世紀歐洲封建社會的寬容，它容納了貝多芬，間接為人類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美妙樂曲。一樓至三樓的幾個房間，展出了許多貝多芬的手稿和他用過的小提琴等樂器，給我記憶最深刻的，是一具貝多芬的麵部石膏像，這是在他去世後兩天，一位藝術家用淡灰色的石膏鋪在他的臉上，精心澆鑄的，枯槁的臉龐，深陷的眼窩，尖削的下巴。他的耳朵死後被科學家切除，拿去研究他耳聾的病因了。石膏臉龐模型的旁邊，還有一雙石膏澆鑄的模型手，這雙手十指交叉，留下了貝多芬臨終時的最後姿勢，我鼻酸地凝視著孤獨老人的永恒遺容。深感做藝術家是不幸的，但也是幸福的，藝術家生前雖不幸，但卻能贏得身後名，貝多芬是個例子；而政治家則不然，生前雖飛揚跋扈，但死後卻遺臭萬年，秦始皇是個例子，毛澤東也不列外。走下樓梯，在底樓的一間房間裏，牆角邊安置著一架鋼琴，這是貝多芬彈奏過的鋼琴。牆上的投影機正在播放他的《命運交響曲》，在跌宕起伏的樂曲聲中，我眼前演繹出一個不幸命運者的一生，他少年時沒有父愛，飽受楚笞；青年時失意，痛失愛情，中年時失聰，病魔纏身，晚年時孤獨，沒有子嗣……可是，他沒有愛情，卻留給人間永恒的愛；自己失聰，卻給世界留下最美妙的聲音；沒有子嗣，滿世界都有他狂熱的粉絲……投影機在播放《貝多芬》電影的最後幾個鏡頭：他去世的噩耗震驚了維也納，學校為之放假一天，有兩萬多人為他的送行，參加他的葬禮，在維也納的街頭，舒伯特舉著火炬，扶柩緩行……一代音樂巨匠貝多芬走了，他美妙的遺音，卻永遠在人世間回蕩。具有工業氣息的漢堡 參觀完貝多芬故居，旅友們兵分兩路，衛兄奔赴赫爾辛基，和他的夫人親昵去了，我則和陳兄去漢堡.漢堡是一個港口，也是一座工業城市，為了突顯這個形象，工程師故意把漢堡火車站設計成一座鋼結構的建築，凝重、敦厚、結實。凝視它的色調和材質，會使人想起宏偉的悉尼大橋。下了火車，感覺漢堡的氣溫比較寒冷，說話時滿口蒸汽，但空氣非常清新。路上行人稀疏，街麵潔淨，車輛不多，每輛汽車都能找到泊位。因為是星期日，商店都閉門，不營業，陳兄隻能陪我上Sunday market消遣。所謂Sunday market ,中國人叫做“周末市場”，在西方國家很普遍，每逢周末，一些人聚集在一起，賣些小商品，用以消閑。在澳洲和美國，有許多中國和韓國的新移民幹這一行，當然他們不是消閑，是為了謀生。漢堡的周末市場，比澳洲有排場，澳洲隻是將學校的操場或街道空地租給經營者使用，或者提供一兩張長桌，收取一定費用。而德國則不然，每一個攤位都有一頂白色的帳篷，井然排列，煞有氣派。周末市場設立在風景宜人的湖泊邊上，也算是一個旅遊景點，遊客在這裏既可以觀賞風景，又可以隨意購物。在這裏，有一種熱葡萄酒非常受人歡迎，這種酒在德國各地都能喝到。葡萄酒是放在一口大紅銅鍋裏煮熱的，加入肉桂，有點甜，酒味不濃，三歐元一杯，喝的人很多。酒灘前，攤主一般會生一爐柴火，供顧客邊喝酒，邊取暖。離賣熱葡萄酒攤位不遠，往往會有一個賣糖炒栗子的攤位，糖炒栗子是現賣現抄的，攤主用平底鍋炒，不用沙，也不加飴糖，幹幹淨淨，讓人放心敢吃。嚼著栗子，圍著火苗，喝上一口熱葡萄酒，朋友們邊吃邊聊，實在是夠小資的一種享受。我和陳兄品酒閑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的複興，談到東德的僵化；從北韓的封閉，談到南韓的開放；從台灣的民主，談到某獨裁集團的“五不搞”……突然，我看見一輛巨大的起重吊車在馬路邊停下，這輛怪車，鋼鑄的吊臂，層層相套，三十二個車輪，分四層排列，大小如一節火車頭，行駛時矯健輕快，威風非凡，我趕緊掏出相機搶下鏡頭。接著，我倆的話題從德國的重型機械轉入談ICE列車。我說中國的“和諧號”列車和德國的ICE很相似。陳兄說，何止相似，是完全抄襲的。德國報紙登載，中國向德國買了十六輛ICE，然後進行仿製……我實話實說，就是仿照也有差距啊，放開速度不說，光說外表，ICE線條柔和，堅固挺刮；至於內部，ICE的用料的考究，工藝精良，和諧號根本無法與其比擬，若一定要比較，不客氣說，一個是正品，一個是山寨貨。最近劉誌軍和丁書苗的腐敗案子露出水麵，“和諧號”中“不和諧”的貓膩不知有多少。漢堡的日照短，不一會太陽就偏西了，陳兄看看天色，說我們去紅燈區逛一圈，那裏有夜市麵。漢堡紅燈區的街道很寬，商店排列也稀疏，不像悉尼的KINGS CROSS那麽人氣旺。陳兄說，漢堡是個海港，以前船舶停留港口，裝卸的時間長，水手們下船後可從容逛妓院，所以那時的紅燈區生意火紅，現在一艘船，幾個小時就裝卸完了，水手在陸地逗留的時間短，被剝奪了這份享受，隨之紅燈區也逐漸萎縮，現在的麵積隻是以前的幾分之一。 從沿街的一扇小門進去，迎麵是一條長一百來米，寬十來米的小街，石頭鋪就的街麵，顯得有些古樸，街道兩旁，是一排連接的玻璃櫥窗，紅漆框架，有古典風格。雖然外麵寒氣逼人，看得出櫥窗內熱氣騰騰，穿著三點式的妓女，或坐或立，或抽煙，或吃零食，對過路人擠眉弄眼，招手呼喊，有意者靠攏前去，她會開窗與其講價。我心數一下，整條街大約有二十來個櫥窗，黃、白、黑，人種不缺，金、銀、棕，發色俱全，燕瘦環肥，素口蠻腰 、雖極盡打扮，但年老色衰者居多，無美可言，原本筆者擬以“百美圖”、“芳草園”形容，但唯恐褻瀆了這些令人遐想的字眼，故落筆遲疑，不敢擅用。 在眾妓女失望眼神的目送下，我和陳兄從沿街的小門出來。 這時，天空突然雨量增大，我們奔到一家商店的屋簷下躲雨，正巧這是一家專賣槍械的商店，店堂裏擺滿了刺刀、步槍、來福槍、衝鋒槍之類，門口的玻璃櫥窗裏，陳列著許多手槍的樣品，約有近百種之多，價格從89到159歐元，標牌上還用紅字注明，可以打百分之十五的折扣，我看了不盡咂舌。想當年我初到悉尼，唐人街附近的百老匯大街上也有槍械商店，政府允許公開賣槍，後因塔斯馬尼亞發生槍擊日本旅遊團事件，致使三十二人死亡，政府才開始向持槍人贖買持槍證，實行槍械管製。 我慶幸槍械店開設在漢堡，沒有開設在上海，更沒有開設在北京……這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中國貪官的僥幸。巴黎第一天 告別了陳兄，從漢堡乘夜車，十三個小時後抵達巴黎。 巴黎的火車站有東區和北區之分，兩者相距很遠，從德國來的火車一般都停靠在東區。 一出車站又是淅瀝小雨，我無心欣賞車站優美的古老建築，專心尋找有“hotel”的招牌。 凡是在火車站附近，一定有許多旅館，巴黎也不例外，車站對麵右側的轉角口就有一家。看建築外表挺古老，有藝術韻味。 這是一家小旅館，門麵不大，推門進去，Reception 櫃台後，坐著一個胖老太婆，大概七十多歲，滿是皺紋的臉上，擱著一副圓形的金絲眼鏡，造型有些誇張，很像巴爾紮克小說中的插圖人物。 旅館的電梯很小，上升時會發出一種有節奏的咕咚聲，這種電梯三、四十年前在上海法租界的老公寓裏，常能見到。記得謝稚柳先生住的烏魯木齊路老公寓裏，就是這種電梯。 房間雖不盡人意，但被褥看上去還算幹淨，心想反正住兩個晚上，白天都在外麵過，苟且一下就算了。火車站附近的廣場上，許多黑人在推銷香水和小商品。寒風卷起滿街的紙屑和落葉，在破舊建築的映襯下，顯得有些淒涼。沿街有許多中國人開的小商品商店，門口堆滿了來自義烏的劣質商品，這些街景和德國比，反差特別強烈。我拿著地圖，按圖索驥，尋訪向往已久的盧浮宮。好不容易找到盧浮宮的邊門，一位英國來的女遊客告訴我，今天是星期二，盧浮宮閉館，她也剛從那裏出來。既然盧浮宮閉館，我就隻能先去其他景點了。離盧浮宮不遠，就是巴黎聖母院。巴黎城沒有高叢的現代建築，巴黎聖母院依河而居，周圍是一片廣場，在藍天的襯托下，就顯得特別高大。 據史料記載，巴黎聖母院於一三四五年建成。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教堂的大部分財寶，曾被破壞或掠奪，到處是破殘的雕像。唯一幸免的是，雨果小說中卡西莫多撞擊的那口大鍾。此後教堂改名為“理性聖殿”，後來又變成藏酒倉庫。一八三一年，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出版後，引起社會上修葺聖母院的強大呼聲，民間發起了募捐運動。修葺工作從一八四四年開始，持續了二十三年，才成今天的模樣。巴黎聖母院的命運，和中國極大多數的廟宇一樣，在革命麵前遭受劫難，她曾經改名換姓，做過酒窖，正如中國數不清的廟宇，曾經做過工廠、學校、監獄、甚至屠宰場……經過風火洗劫，我們不得不冷靜思考，革命究竟是什麽東西，它給人類文明到底帶來了什麽？巴黎聖母院兩側的塔樓是平整的，它沒有其他教堂那樣的尖頂。迎麵三扇荷葉瓣式的大門，把教堂的正麵劃成三等分，靠外兩側是平整的塔樓，中間凹下，門楣的上方是一橫排站立的聖徒雕像，共二十八個，雕像的表情不一，姿態各異。我用照相機拉近距離，叢取景孔裏看到，二十八個聖徒都是男性，我不由納悶，雕塑家為什麽不塑造一半女性，使人物畫麵更加和諧，光是男性，這世界多單調。事後我和朋友聊起這個這事，朋友說，你忘了伊甸園偷吃蘋果的故事啦，這個世界因為有了女性，男性間才爭奪不休，教堂是聖潔之地，一有女性摻合，不就狼煙四起，幹戈不止了嗎？我豁然開朗，自責愚蒙。走進大殿，一股莊嚴之氣，迎麵撲來，我仰天凝望，感覺教堂高叢的穹頂似乎和天空等高。在五彩繽紛的光影裏，我仿佛看到卡西莫多在鍾樓上跳躍，艾斯梅拉達緩緩行走的淒涼倩影……思緒回到十五世紀，那是法王路易十一統治的黑暗時期，因為宗教的神聖，受冤枉的艾斯梅拉達，可以在教堂藏身，至少權貴們對神恐懼，不敢公然冒犯上帝的聖地。此刻我的思緒又飛到遙遠的故國，在這個傳統文化遭到破壞，宗教被革命毀滅的無神論國度裏，如果出現艾斯梅拉達事件將會如何？故事又將會如何演繹……大殿的分一個中艙和兩側各兩個翼艙，共五個縱艙。中艙是教徒的座席，幾百張木製的座椅，排列得整齊而又緊密。前麵是祭壇，巨大而又莊嚴，四周雕琢著聖經故事。祭壇的兩側是用綠草和鮮花鋪陳的一畦GARDER，種植了許多紅白玫瑰，還點綴了捧著聖經的人物，色彩絢麗，莊嚴肅穆……不好意思說，由於販文者從小生長在一個視宗教為反動的國度裏，對西方宗教的常識幾乎是零，無奈的幼而失教，使我在這裏隻能說聲APOLOGIZE。 教堂的左側，有許多間隔，仿佛展覽會的展廳一樣，三麵有牆，一麵開放，裏麵安放著雕像、石碑、祭壇、燭座……據說石雕櫃子裏供奉著聖徒們的遺體。這不由使我想起安徽九華山廟宇裏肉身供奉的高僧屍體。 我隨著遊客在教堂裏瀏覽一圈，站在大門的背後，凝視著高叢厚實的門背，和那根堅實的門閂，腦子裏又湧起《巴黎聖母院》電影裏的鏡頭：在副主教克洛德陰沉奸邪的微笑中，官軍為了捉拿艾斯梅拉達，用圓木撞擊著大門……克洛德的笑容，又使我聯想起故國，那張比納粹秘密警察頭子戈林更陰險奸詐的麵容。我深信，那張麵容隨著薄某人的垮台，將漸漸黯淡，隱入到曆史的帷幕裏去。 離開巴黎聖母院，天空轉晴，太陽從微薄的雲層理透出光亮，看看手表，時間還容許我趕去艾菲爾鐵塔。巴黎城並不大，從地圖上看，許多景點都聚集在塞納河兩旁。從巴黎聖母院附近的車站乘上巴士，不一會就到達了艾菲爾鐵塔。艾菲爾鐵塔是巴黎城的最高點，你站在巴黎城的任何高處，都能望見她的姿形，法國人驕傲地稱她為“鐵娘子”。跨過塞納河的一座橋梁，就能走進“鐵娘子”的胯下。參觀鐵塔必須買票，售票處就在塔基下，前麵排著冗長的隊伍，四周不住有穿著迷你服，端著衝鋒槍的武裝人員在巡邏。大約排了半個小時的隊，輪到我買票了。我拿出信用卡，售票員說：“才八元錢，你有現金嗎？”我放回信用卡，掏出錢包，抽出一張十歐元的鈔票給他。從進口處到鐵塔的第二層，電梯是順著斜坡上去的。電梯的廂體很大，乘客也很雜。第二層距離地才五十七米。我瀏覽一圈後，又買通往塔頂的門票，價格是十二元，我依舊是用現金買的。自第二層往上的電梯是垂直的。塔頂的最高觀景台離地二百七十四米，從這裏可以看到整個巴黎城的全景。在晌午陽光的照射下，巴黎城變得渺小了，沿著彎曲的塞納河，一幢幢石頭壘砌的建築井然有序，所有的屋頂幾乎是等高的，沒有強烈的高低差別。遠處的凱旋門清晰無遺，玩具般大小的汽車，在它四周奔忙。聚神凝望，仿佛置身格列佛王國一樣，一切都那麽新奇、有趣。觀景台的四周，是密封的玻璃窗，玻璃窗的上方，有國旗標明到某地的距離，我發現它離我居住的悉尼是16，962公裏；離我的故鄉上海是9，385公裏……夕陽中，艾菲爾鐵塔的倩影橫臥在巴黎城的頂上，攔腰覆蓋塞納河麵，輕柔嫵媚，像少女偃臥；清晰明快，似劍影橫投，放眼凝視，使人遐想綿綿，詩意無窮…… 在東南麵，有一大塊綠色平整的土地，連接著的，是一大群現代高層建築，這裏就是新巴黎了。法國人有眼光，他們沒有用拆舊城造新城的辦法，而是保留舊城，另擇新址。如果當年毛澤東采取梁思成先生的建議，學巴黎城的建設方案。說不定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古老的北京城。遺憾的是梁思成的提議沒有被采納，反而被打成右派。聽老作家白樺說，梁思成看到舊北京城被破環，曾經流著淚，傷心地說：“你們把他拆掉，今後子孫會重建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的北京城重建了幾個城樓，不光北京，就是全國都在重建仿古建築。一位老學者幽默地說：“前三十年破壞真古跡，後三十年仿製假古董，兩者構成了一個輝煌的六十年。”在乘電梯返回地麵時，我不經意地被人碰撞了幾下，事後回憶，有三位白人青年在我周圍遊蕩，因為我在澳洲生活慣了，加上在德國幾天，看到那裏的和諧景象，放鬆了防盜意識，直到錢包被竊，才想起當時的情景。走出電梯，我發現在鐵塔一側的基座前，單獨安放著一尊艾菲爾的金色胸像。這位偉大的工程巨匠，表情莊重，目光平和。也許他生前沒有想到，功成名就後，他靜悄悄地寄寓在這裏，沒有家屬，沒有同僚，孤零零的，有些落寞……我凝視著他寬闊的腦門，思維跳躍到美國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腳下。我曾經在四月的陽光裏，對著她手中那支照耀人類民主自由的火炬無限熱切；我曾經在朗讀座基上的十四行詩時，落下過簌簌的淚珠。這尊自由女神像是法國政府為慶祝美國獨立一百周年，送給美國人民的禮物，而自由女神像的鋼鐵骨架，就是由艾菲爾設計的。離開艾菲爾鐵塔，我踏著塞納河邊從樹叢中漏下的零碎陽光，一路欣賞沿岸的書攤，意識流不禁和塞納河交談起來：親愛的，我雖然和你初次相見，但我對你傾慕已久，我曾經從傅雷的文章中見到過你；我曾經從徐悲鴻的素描中見到過你；我曾經從從盛成的回憶錄中見到過你……突然一陣招呼聲打斷了我的遐思，眼前一位青年畫家，指著地灘上的人物畫，問我要不要畫頭像。我駐足猶豫一下，決定就畫一張吧，今後出書可以當作插頁。 畫完畫，我準備付錢時，發現錢包不見了。這時我才回憶起剛才乘電梯時的情景，或許就在售票員叫我付現金的時候，我的錢包露了眼，在電梯裏被碰撞的一霎那被盜走了。（辛虧我老於江湖，將護照和一些美金，放在旅館裏，分而治之，沒有造成過大的損失）。我立即去鐵塔腳下的警察所報警。幾個男女警察正在聊天，一位男警察聽我說完，叢叢肩，表示這樣的事太多，管不了，要我自己打電話到銀行去為信用卡掛失。真沒想到，法國的治安環境竟如此糟糕，要比北京和上海差許多。我把這段經曆記下，供拿過薄熙來筆潤的司馬南、孔慶東之流，作為批判資本主義活材料。 巴黎第二天回到旅館，躺在窄小的房間裏，望著陳舊的天花板，想起白天被竊的事，心中有說不出的窩囊。再說這旅館吧，和法蘭克福的簡直是不成對比。在德國你不管走到哪裏，都是喜氣洋洋，一派生氣，街道打掃得幹幹淨淨，商店的櫥窗，一塵不染，街上行人，滿臉喜色，青年人充滿活力，老年人尊嚴有加，而這裏，旅館裏那個粗俗的胖老太婆，車站附近兜攬劣質香水多黑人，以及肮髒的街巷，無不給我印象中的巴黎城蒙上一層陰影。也許是換了床鋪的緣故，天沒亮我就醒了，上完廁所，發現下肢被蟲咬了，撓了幾下，感覺不對，這毛毯一定有蟎蟲，於是驚恐之心陡起，FUCK,趕緊撤離，草草盥洗完畢，卷包就走。走到街上，還是晨曦時分，黯淡的路燈下，冬日的巴黎呼氣成霧，街頭行人寥寥，我拖著旅行箱在街上遊蕩，左盼右顧，試圖找一家新的旅館。那情景猶如外國小說中的一幅插圖：冬夜裏，一位流浪漢拖著行李箱，在紙屑飄落的夜風中獨行，他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長很長——我終於發現一家四星級酒店，準備付高價彌補昨晚住低等旅館的委屈。Reception 看我的模樣（大概有些寒酸）就介紹說，你一個人住這裏太貴，對門有一家HOTLE很幹淨，價廉物美，說罷給我寫下了地址，還畫了路線圖。這確實是一家不錯的HOTLE，幹淨舒適，和在法蘭克福住的那家不相上下，服務也十分周到，價錢隻比火車站的那家貴五十歐元，記得那家是一百四，這裏是一百九。巴黎的旅館和全世界所有旅館一樣，都提供旅遊資料和地圖，我安排完住宿後，拿了一張地圖，往盧浮宮去。 塞納河的沿岸咖啡吧林立，你走進任何一家，都會發現布置得非常精致，服務也相當周到。我要了一份雞蛋火腿沙拉的早餐，外加一杯咖啡。法國雞蛋火腿的做法，似乎和英國的不同。法國的做法是將火腿切成小丁，然後伴在蛋漿裏，煎成蛋餅，類似中國人的做法。而英國的BACON & EGG，是將熏肉整片在黃油裏煎熟，然後配上煎雞蛋，煎雞蛋的做法和中國的荷包蛋相似，五成熟。兩者雖然用料相同，但做法各異。盧浮宮博物館的開館時間是上午九點，吃完早飯，時間還早，我沿著塞納河一路溜達。塞納河的河麵，比上海的黃浦江狹窄，但比蘇州河寬闊，河水也比蘇州河清澈，當然沿河的建築是無法比擬的。冬天早晨的河麵上霧氣繚繞，霧氣裏不時有遊艇和船隻在穿梭。堤岸和河麵的距離很遠，堤岸下，又築一個堤岸，這是一條道路，可供車輛行駛，現在正是上班時間，上下兩條路的交通都很繁忙。我雖然到了盧浮宮的外圍，但不知從那道門進去。我用英語問旁邊的一位老太太，她也用用英語告訴我。道謝過後，我正要離去，老太太突然問：“我碰到不少中國人都不會講英語，你為什麽英語講得那麽好？”我回答她，我僑居澳洲二十多年，自然會馬馬虎虎的講一些。接著我反問，很多法國人都不會講英語，你為什麽講得那麽好？她笑了，說她早年留學英國，所以也會講一些。她告訴我，很多法國人自認為法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在法國本土，他們就是會講也不肯講。我本欲回答她，也許中、法兩個民族，都有優越感，認為自己的文化是第一流的，因而固步自封，而恰恰今天都落後於英語世界了。踏上盧浮宮廣場，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尊高叢的銅像，一位馬背勇士，神情睥睨，坐騎奔騰奮蹄，煞是威風，背後由貝聿明設計的玻璃金字塔作背景。銅像的座基上，刻著：“LOUIS XIV ”我不由驚歎，哦，怪不得這個家夥那麽神氣，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國王。他富有藝術天賦，喜歡扮演太陽神“阿波羅”，被稱做“太陽王”，在他的統治下，法國國運昌隆，文藝活動鼎盛，堪稱法國黃金時代。但他過度的揮霍，給法國人民帶來巨大痛苦，給今後的法國大革命埋下隱患。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稱他為人類曆史上的“四個崇高偉大”。西方的史學家喜歡把路易十四和中國的康熙皇帝作比較，因為他倆都是幼年執政，執政的時間也幾乎同樣長。其實我認為，把路易十四和毛澤東比較，更為貼切。可是當前中國研究曆史的學者，還心存恐懼，不敢打破這個禁區。不信請看：兩個暴君都自稱“太陽”；都有四個偉大；都搞中央集權的專政王權；都對人民都橫征暴斂，自己生活窮奢極欲，玩弄女性成癖；路易在位大興宮殿，修築盧浮宮和凡爾賽宮等宮殿，毛澤東執政不久就大搞十大建築，並在全國各地修建行宮，供自己淫樂……他倆還有一個共同點：路易十四雖然他使法國強大而受到尊敬，但不停的戰爭，使國家經濟破產，為此不得不不斷加強對農民的稅收要求，重稅導致人民不滿，社會動亂，最後引起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而毛澤東建國有功，受到民眾尊重，而日後不停地搞政治運動，弄得人怨鬼憤，動搖了他執政的合法性……更為相似的是，他倆在整肅政治對手方麵，也是同出一撤：路易十四世囚禁過一名政治犯。為了隱瞞此人的身份，親自下令給他戴上鐵麵具，並終生不得取下。直到今天，曆史沒有說清這個鐵麵人是誰，有人說是路易十四的生父，有人說是他的孿生兄長，眾說紛紜……“鐵麵人”的故事，曾經被多次寫成小說和編成電影。這也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一段懸案；而毛澤東施虐劉少奇的事，也與之類同。但他倆也有不同之處：路易十四重視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經常給他們經濟上和物質上的資助；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以鎮壓、殺戮，羞辱為能事。路易十四和毛澤東雖然都是暴君，但路易十四畢竟是貴族出身，和土匪出身的暴君相比，在對待文化藝術和知識分子方麵，手段是迥異的。路易十四雖是暴君，但對法國文化還有貢獻，法國人民對他三七開，所以在三百年後，在盧浮宮廣場上還能見到他的銅像。而毛澤東，恐怕曆史不會給他這份榮譽，至於天安門城樓前的那個厝所，也不會長久…… 從貝聿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大門入口，順著自動電梯下去，就可以到達盧浮宮大廳，從這裏買票就能進入盧浮宮博物館。說起這玻璃的金字塔型建築，當年貝聿銘提出設計方案時，幾乎受到法國朝野的一致反對，隻有密特朗總統一人堅決支持，八年後工程完成，盧浮宮的展出麵積擴大一倍，光線和展出效果得到很大改善，這時才被全法國民眾接受。貝聿銘的成功，使他在建築界名聲鵲起。當時他的母國不失時機，大打民族主義牌，大呼這是中國人的光榮。其實這種光榮與他那個高調宣傳的母國，沒有半點關係，相反，如果他不離開那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憑他是大官僚貝祖貽的兒子，出生在蘇州獅子林的闊少，能讓他活過反右，已經是很幸運的了。君不見他的老鄉，那個把黃公望《富川山居圖•剩山卷》獻給浙江博物館的大收藏夾、大畫家、大鑒定吳湖帆的下場就知道了。運筆至此，筆者不由興起，作以下比較：貝聿銘的祖父貝立泰，是清朝朝命官。後來他協助創建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吳湖帆的祖父是吳大征，曾任兩湖總督；貝聿銘出生在獅子林；吳湖帆出生在“春草閑房”，均為蘇州大戶；貝聿銘在建築界拇指獨擘；吳湖帆在鑒定界慧眼獨具；貝聿銘早年出走美國；吳湖帆一九六一年在上海畫《原子彈放射圖》大展丹青，獲得軍中好評；貝聿銘獲“普裏茲克獎”，為國際建築界最高獎勵；吳湖帆被定為反革命畫家，屢遭批鬥；貝聿銘僑居美國，子孫有成，頤養晚年；吳湖帆兒子被槍斃，晚年恰逢文革，在上海華東醫院自己拔除輸液管，了卻殘生。貝、吳兩家祖上即是世交，吳湖帆做七十壽辰時，貝聿銘的堂姐貝聿昭還送去壽禮。常言道：跨出一小步，人生一大步，有時候因一步之差，命運竟天壤之別。嗚呼哀哉，難怪這樣的國家，連權傾當朝的薄熙來都要將錢財和兒子送到外國去。 通過長長的走道，迎麵看見中國展品館，原來在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二年期間，北京故宮與法國盧浮宮鑒定協議，舉辦《盧浮宮和故宮》展覽，盧浮宮在北京故宮舉辦的是《拿破侖一世展》，中國方麵送展的是，明清時期的一百三十件珍貴展品。這些展品就是在故宮，也不經常展出，我今天能撞上，實在是眼福，用佛家語說，又要修得幾世，才受得這份福報。玻璃櫃台裏，陳列著皇帝崇禎的書法“鬆風水月”和明朝書法家米萬種的條幅、郎世寧的康熙畫像，還有那張著名的《鷹石圖》，金題玉躞，精美無比，明清的宮廷瓷器、漆器、康熙的龍袍……不勝枚舉。最令人震撼的是那幾卷《康熙南巡圖》。《康熙南巡圖》，是畫一六八九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從京師出發，一路景致的長卷，每卷均有康熙形像，畫麵工整細膩，人物栩栩如生，康熙帝所到之處的風土人情，街景市廛，表現得纖毫畢至，淋漓盡致，是絕妙的風俗畫和帝皇出巡圖。該圖共十二卷，由於清末戰亂，部分流落國外，據記載：第一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第二、第四卷現收藏於巴黎Guimet博物館，第三卷現收藏於紐約MMA，第六卷現收藏於美國鳳凰城，第七卷現收藏於加拿大Alberta大學。該圖的主要作者王翬，字石穀，號耕煙散人，又稱烏目山人，與同時代的畫家王時敏、王鑒、王原祁並稱“四王”，也稱“清四家”。他的《千岩萬壑圖》山水畫，前幾年在北京，被拍到上千萬元人民幣。盧浮宮理的藝術展品浩如煙海，如果你要一一觀賞，恐怕要花上幾年的時間，我抓緊腳步，擇要地瀏覽了《蒙娜麗莎》、《維納斯》、《拿破侖一世與約瑟芬的加冕禮》……拍些照片。至於我對埃及展品，已經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瀏覽過了，而且這裏的展品遠不如美國的恢宏和精美；至於非洲部分，我則完全看不懂。盡管畢加索生前對張大千說：“許多中國人到法國來尋找藝術，其實法國沒有藝術，藝術在非洲。”由於時間緊迫，以及我對西方藝術知識的淺薄，致使我隻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就看完了盧浮宮。當我走出玻璃金字塔的出口，再次置身廣場，回眸盧浮宮姿影的時候，才是晌午時分。我查閱地圖，計算一下時間，如果抓緊一點，我還可以去巴黎歌劇院。我循著地圖，沿著盧浮宮旁邊的小道疾走。小路的兩旁排列著無數商店，式樣古典，布置精美。我一路瀏覽，突然看到在金屬落地的摩擦聲中，一個騎摩托車的青年滑倒在地，幾乎同時，三個人朝從不同的方向奔過去攙扶，幸好滑倒者沒有大礙。我出國前，國內正好在議論“小悅悅事件”——一個二歲的小孩，在街市被兩輛車子碾壓，七分鍾內，十八名過路人視而不見……兩相比較，人心冷暖如此，令人寒噤。 小雨剛停，在雨後金色殘陽的投射下，巴黎歌劇院華麗的姿形，在廣場上的積水裏，投下了美麗的倩影。巴黎歌劇院是路易十四世建造的法國第一座歌劇院，是法國第二帝國時期最傑出作品。一進門，你就會被麵前的大理石樓梯所吸引。象牙黃色而又夾雜紅色紋路的階梯和扶手，光滑圓潤，據說這種包漿，是幾百年來，被貴婦淑女的衣裙磨亮的。在無數支蠟燭型燈光的映輝下，金色的牆體連同穹頂上的壁畫，雕像以及巨大的鏡子，構成一種神秘的夢境般的美，一種無法用文字表達的美。劇場的檢票口，聚集著一群老人，儀態軒昂，衣著華麗，沒有大聲的喧嘩，沒有此起彼伏的咳喘，時而能聽到他們低聲的談笑，看模樣他們在等候入場。我的意識流又在想，哪一天中國的老人也會有這樣的氣質，而我老了又會怎樣…… 最令人驚歎的，要數休息大廳，兩旁精心雕琢的巴洛克廊柱，美輪美奐，廊柱的大理石基座，散發出神秘的光澤。有人把巴黎歌劇院比喻是一件精工細雕精的首飾盒，我認為她是那隻首飾盒的放大。在這隻金色的首飾盒裏，八寶雜陳，金玉薈萃，三千支燭型燈盞，猶如三千顆明亮的珍珠，熠熠發光，照耀這些寶物，流光溢彩，爭相奪輝。 別看巴黎歌劇院的地麵建築那麽精美，令人驚歎。可在它的的底層，卻有一個六公尺深的蓄水池。如果觀眾走到地下室的最下麵一層，就可以看到它黑色黏稠的蓄水。歌劇院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把這些水抽出，換上清潔的。據說這個水池是當年在建造歌劇院時，發掘的時候，碰到地下水形成的。這個偶然事故，引伸出很多傳說，甚至鬼怪故事。法國著名的偵探、懸念小說家勒魯，由此得到靈感，創作了《歌劇魅影》的故事，其場景就在這座劇院裏，該故事後來，被改編成電影和歌劇，在西方的舞台上經演不衰，據說中國早期的電影導演馬徐維邦，創作《夜半歌聲》的動機就是受了《歌劇魅影》的影響。雨果的《鍾樓怪人》，使巴黎聖母院聲名鵲起；勒魯的《歌劇魅影》也使巴黎歌劇院盛名遐爾。好的景致一定要有文人吹捧，就像杭州的風景，如果沒有白居易、蘇東坡、以及曆代文人的詩詞、筆記故事，就不會有今天的繁華。 離別感懷當晚，我從巴黎東站，登上返回漢堡的列車，第二天一早回到漢堡車站。大約德、法間的隻有一列專車往來，我去的候是坐這個鋪位，回來時仍然坐這個鋪位。隻是去的時候，我一個坐一個包廂，回來的時候，六張鋪位都占滿了人。車剛進入站台，就看到陳兄已經在那裏等候了。他是德國老僑民，在漢堡生活二十多年了，熟悉這裏的一街一巷，我的行程都是由他安排的，所以一路都很順暢，在此表示謝意。我坐的是東航客機，在認領登機牌的時候，一位東航小姐領著一位德國小姐過來，說：“先生，這位小姐要耗費你幾分鍾時間，請你填一張答卷。”我從德國小姐接過答卷，是中文的，上麵寫得非常詳細：你在德國期間對購物、街道清潔的滿意度；德國居民的友善態度……請你打勾，最後問你有什麽建議和改進。德國管理製度如此周密，不由使人驚歎佩之，以前我隻聽說德國人做事古板機械，沒想到細膩到如此程度。德國之先進管理，其實早就受到中國人青睞，早在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廷就派遣五大臣赴歐美考察，其中載澤和端方重點考察德國六十七天，跑遍柏林、斯台廳（後屬波蘭）、多爾特門特、埃森、科隆、多士爾道夫、基爾、漢堡、不來梅、得累斯頓、萊比錫、慕尼黑、紐倫堡等城市。他們對德國的警察戶籍製度，刑警偵查手段，無不感到新鮮。在載澤的考察記錄中，曾有：“警局還設有查驗物產所，‘專司禁止防害衛生之食品’。一旦發現藥品、食品有害人民健康的，警局立即著手，暗中調查，經過核實後，‘停其買賣，沒其物入公’……”一百多年過去了，光中國的食品衛生問題一事，仍事故迭起，險象環生。這時我的意識流又滾動：如果當年的清廷像後來的毛澤東一樣，向一麵倒，以德為師，全盤德化，今日的中國將會怎樣？也許是世界第一強國，也許是軍國主義霸主……曆史是不能假設的。這個問題留給每個關心的中國命運的人去遐思吧。附：聖誕前與友人赴德、法旅遊，不料春節後在上海整理該文時，血壓陡升，突發眩暈，急送至上海華山醫院醫治，旋即回澳洲休養，直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才繼寫前文，躑躅之苦，為之無奈。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殺青於悉尼食薇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