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大國戰略決策新視角 zt
(2009-05-07 18: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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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大國戰略決策新視角
來源:解放軍報 時間:2009-5-7 13:39:50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變革大調整之中。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勢頭未減。我軍建設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目前已進入一個關鍵的曆史階段。同過去軍隊建設在外壓下進行的狀況相比較,我軍擁有了在不斷增長的國力基礎之上的自主發展機遇。大機遇、大挑戰、大複興,千載難逢;和平發展、富國強軍、戰略跨越,時代重托。
曆史變革,逆水行舟
據統計,1750年在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中,中國占近1/3,西方主要國家沒有超過5%,日本不到4%。而到了1900年,中國則下降到6%,英、法、美均達到20%左右。
以農業文明的大刀長矛對付工業文明的堅船利炮,鴉片戰爭勝負的天平早就向列強傾斜了。
思想僵化、政府昏庸、軍隊渙散,近代中國隻能被動挨打。
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以後,機遇和挑戰重現。
以1946年第一台計算機發明為標誌開始了當代的信息革命。
如果說工業化延伸“體力”,其標誌是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信息化則既武裝“腦力”又聯動“物力”,其標誌是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由此必然引發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的根本改變,並改變戰鬥力生成模式,戰鬥力生長要素最為直接地取決於信息化的“倍增”效能。
未來戰爭勝負越來越依賴於發揮信息力在戰鬥力中的主導作用,依賴於發揮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依賴於先進作戰思想的牽引和對作戰設計的預實踐。
信息化作戰特征突出表現為,以信息優勢謀求綜合集成、能量聚合,實現體係對抗、整體作戰。在新的戰爭時代背景下,如果以機械化作戰理念和軍事能力應對信息化戰爭,那麽將無可挽回地被曆史所吞噬。
敢於突破傳統思維定式、超越過時法則套路、開拓未知的軍事新領域,是大勢所趨。
信息化戰爭因對抗雙方、時空等不同,將不會是一個模式。
旁觀了解到的幾場局部戰爭,隻是“冰山一角”。
在出現了技術差和“單向透明”的情況下,一國安全麵臨的綜合性威脅,可以說非常嚴峻甚至是災難性的。
如果說機械化戰爭一次戰役失敗下次還有取勝的可能,那麽麵對信息化超強武裝的對手,信息化戰爭一次戰役敗北就將是致命的“全盤性癱瘓”,很難有迅速恢複再來的機會。
因此,“超前準備”對於打贏信息化戰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與其說打戰時的“瞬間釋放”,不如說打充分的“超前準備”。這個準備建立在“大國防”概念之上,應當是與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相同步的準備,與國家現代化進程相同步的準備。
重大關頭,強主沉浮
近代以來,世界格局經曆了西方列強的爭霸和均勢秩序、兩極秩序和向多極發展的嬗變,決定近代曆史命運的主導權,取決於實力對比和戰略決策的智慧。
1914年,世界形勢和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逐步聚合形成以英法俄等為一方,德奧意為另一方的對抗陣營,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橫空出世”,一方麵同交戰雙方做軍火生意,大發戰爭財;另一方麵伺機參戰,發揮改變戰局的影響力,致使德奧敗北。
英法與美圍繞爭霸歐陸和戰後秩序問題明爭暗鬥,最終在“巴黎和會”上達成了《凡爾賽條約》。德國被割地、賠款、限製軍備,交出了所有的殖民地。美國自認為因缺乏“經驗”,在戰後安排上沒有運用好實力第一的“權力”。因此,有了1920年初的“華盛頓會議”。
如果說“凡爾賽體係”是在承認英法占領優勢的基礎上,調整帝國主義在西方的利益分配和關係;那麽“華盛頓體係”則是在利美基礎上,調整了帝國主義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勢力範圍。
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國都派代表參加了,但隻能作為弱勢國家提出正當要求,根本不受重視,還被逼接受列強的不平等要求。
事實證明:沒有實力作後盾的外交保護是沒有力量的。
與此同時,日本則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日本之國際地位有加無已”。一戰後的所謂安排存在兩大隱患:德國被嚴重打壓;助長日本膨脹。這為二戰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1939年的歐洲狼煙四起。希特勒磨刀霍霍,英法搞“綏靖”,斯大林心存僥幸,結果都不保,二戰爆發。
美國及時將太平洋戰略調整為“先歐後亞”戰略。
隨著戰局發展,美蘇主導了戰爭進程和戰後安排。
一是在美、蘇及其各自的盟國之間,最終體現為冷戰對峙。“北約”被稱為美國“雙重遏製”的工具,即以疏遠遏製蘇聯,以擁抱遏製西德。
二是在西方主要國家之間建立了嶄新的“安全、政治和經濟製度”。
其實,這種安排早在戰爭結束前就確定了,標誌是“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三次會議”。其中,“雅爾塔協定”背著中國作出了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利益的決定,直到4個月後才由美國通知中國政府。
重要曆史關頭,最能夠暴露事物的本來麵目,也最能擦亮世人的眼睛。
透析近代世界局勢發展和列強爭霸決策的規律和特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五點:一是西方強國信奉“炮艦”政策、實力政策,有實力才有話語權。
二是列強爭霸的背後是強權政治、狹隘的國家利益,慣用手法以“跨國組合”形成利益集團,並在利益集團間展開較量。
三是排斥限製弱國,弱國無外交,往往內憂伴著外患,倍受欺侮。
四是戰敗國的命運通常是被割地、賠款、解除武裝,並接受不平等條約。
五是實力強國主導“戰後安排”,方法途徑包括建立保持實力平衡的“均勢秩序”、以實力控製的“霸權秩序”和捆綁製約的“聯盟秩序”,旨在維護既得利益並長期占有。
領悟真諦,把握未來
總結曆史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與世界同步發展,一方麵靠自身發展確立獨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麵靠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
世界眼光。要同世界一流國家打交道,眼光必須與之處於同一水平線上。
當前中國同世界的聯係日益緊密,擁有世界眼光,方能融入世界主流,匯入發展大勢,把握發展大局。應當養成“把住地球脈搏”行事做事的思維習慣,更加注重從國際國內形勢相互聯係轉化中思考和分析問題,提高駕馭全局的戰略素養。
深計遠慮。二次大戰中,為什麽美英首腦同意由蘇軍打柏林?表麵上是美英領導人不願意造成自身的大量犧牲,由蘇軍攻城更顯得“師出有名”,因為蘇聯受到的傷害最大。
但從政治和長遠利益考慮,讓蘇軍去攻城既可消耗、削弱蘇聯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利於美英在戰後政治中以更大的親和力在德國和歐洲發揮作用。顯然,正確把握和扞衛國家的戰略目標,需要政治智慧和遠見。
去年以來,美國政界軍界反思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結論是政治考量不足,缺乏長遠的戰略視野和戰略提前量。
正如古人雲:“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就是指導戰爭,應以軍事為手段,政治為根本,不可表本不分。
把握機遇。托爾斯泰說,“機遇造成局麵,天才利用機遇。”趨利乘時,間不容息。
當近代中國遭受外患之時,日本則抓住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推行明治維新。當時英法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法國還要對付俾斯麥;美國忙於內戰。
到1890年,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化水平,日本已4倍於我,並建成了一支相當規模的陸軍和海軍,至此開始虎視亞洲。
當前,國家安全發展問題的綜合性、複雜性、關聯性、多變性增強,利用發展機遇一方麵要順應時勢,把握國際大格局下的和平發展局麵,最大限度地維護有利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麵要抓住時機盡最大努力發展壯大自己,用自身實力的增長增加話語權。
“聯合聚力”。美國太平洋總部確定的集體行動原則是:“沒有哪個國家大到可以孤軍作戰,沒有哪個國家小到不能出一份力。”聯盟戰略是美國的一大法寶,靠它美國建立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戰略方向的“穩固同盟”,維係著全球戰略。
俄羅斯等國竭力維護獨聯體架構體係,2月又提出將組建獨聯體“快反部隊”,旨在加強獨聯體的組織功能。
美國學者費裏德曼在其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麥當勞的地方彼此不會發生戰爭”。他有意回避了信息化背後的“黑手”,虛無了發達與落後的差別,但他說對了一個趨勢。
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時代潮流,那種“非友即敵”、“零和博弈”的舊式思維,與時代發展背道而馳。
我國主張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主張進一步擴大國際和周邊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縱橫捭闔,不拘形式,共贏和平,共建和諧;同時考慮到不和諧的因素,絕不放鬆軍事鬥爭準備。
“與狼共舞”。“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這句名言,可以借來描繪當今的世界。
西方學者認為:“國際政治是一個殘酷的角鬥場,各國均尋求占據優勢的機會,因而不存在相互信任的理由。”
國際競爭充滿變數,暗潮洶湧;現時的亞丁灣牽動全球,各顯其能。對於一個缺乏國際經驗的新興國家,需要學會“與狼共舞”,盡快提高與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美國學者約翰·伊肯伯裏在其《大戰勝利之後》著述中,闡明了美國在歐洲、東亞為什麽實行不同的政策,實質就是在歐洲用的是多邊主義“捆綁式”,在東亞搞的是雙邊主義的“各個擊破”。
麵對西方在國際規則和處理國際事務上的強勢地位,必須減少盲目和輕信,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還十分有限,隻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當前的金融危機又給世人上了一課,應努力加強國際知識,提高防範風險、化解危機的能力。
海洋意識。近代“貿易跟著軍艦走”;如今“軍艦跟著貿易走”。
西方列強侵華戰爭多是從海上打進來的,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充分暴露了我海洋意識落後、“重陸輕海”的弊端。
正如《靖海紀事》所說:“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為患也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測,當思杜漸。”
西方強國對海洋的崇拜和依賴無與倫比,葡萄牙、荷蘭和英國都曾是海上的世界強國。
19世紀末,美國開始海上擴張戰略,成為全球大國。世界早已進入“海洋時代”,海洋也是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在,關係到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必須強化全民族的海洋意識、海權觀念,著力推進國防和軍隊轉型。
科學定位,跨越發展
加快國防和軍隊轉型,加速中國特色精兵建設,是時代重任,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科學決策。
戰略環境定位。信息時代已經到來,機械化、信息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後浪高過前浪”的發展,推動著戰爭形態的演變。
在大國競爭上,爭奪以經濟、科技和能源為突出標誌的國力優勢和軍事優勢是當前世界大國博弈的主調。
此後,美國戰略權威亨廷頓發展了這個判斷,認為2015年後中國和歐盟將充當國際舞台上的主角;長期趨勢無疑是朝著這幾個大國力量進一步平衡、美國優勢下降的方向發展。
亨廷頓的思想明顯帶有舊世界秩序的痕跡,幾個大國主宰世界命運的曆史已很難再現。其重要標誌就是每年一度的G8會議正向“G20”模式演變,越來越多的全球問題需要多國共同分擔。我國是國際社會和平發展中負責任的積極力量。
戰略基礎定位。我國還是一個沒有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要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線上,我國現代化進程必須往前趕,加快完成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
這就是總體上處於機械化半機械化水平的我軍建設發展的客觀基礎。應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堅決摒棄生搬硬套外軍的做法,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趕有所不趕的原則,充分利用國家資源,加快提升我軍機械化與信息化複合發展的質量水平,從軍事發展與社會發展同步躍升上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
戰略目標定位。中國致力於建設和諧世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實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反對霸權和強權政治。
胡主席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提出了我們的偉大奮鬥目標,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家的根本和長遠利益。
落實到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應正確把握需求與可能、中國與世界共贏發展的關係,著眼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努力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國防力量,不斷提高遏製危機、打贏戰爭、維護和平的能力。
戰略轉型定位。軍隊建設轉型,認清我軍所處的曆史方位是前提,確立與時代和戰爭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新觀念是首要,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是核心,加快武器裝備發展是標誌,鍛造能力是根本。
努力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做到“三個轉變”、“兩個提高”和“兩個適應”:由維護生存安全向維護發展安全、由應對傳統戰爭向打贏和遏製信息化戰爭、由軍事建設向國防整體建設轉變;著力提高國防整體實力和軍事體係作戰能力;力爭使我軍的現代化水平與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要求相適應,軍事能力與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曆史使命的要求相適應。
為此,在國防統籌上,加強國家層麵決策、政策協調,促進軍民深度融合,充分發揮我們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提高國家戰略能力。
在軍事體係上,著力構建聯合指揮體係、聯合作戰力量體係、聯合保障體係和聯合法規體係,確保人民軍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成為黨和人民放心的“鋼鐵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