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學者：中國檔案開放程度比日本高
時間：2009-1-20 15:44:39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布: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檔案，經解密後正式對外開放。那麽，這批檔案的分量如何？外交部又是如何進行這項檔案解密工作的？2008年12月29日，本報記者到外交部實地調閱了這批檔案，並采訪了相關負責人。
1．《檔案法》催生外交部解密檔案
2008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寒風呼嘯，《青年參考》報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朝陽門南大街的外交部南配樓。顧名思義，南配樓就在外交部大樓的南邊，與醒目的外交部大樓隔著一條馬路。在南配樓入口處，記者先走進登記處。在來賓登記表上，記者看到在訪客單位一欄，填寫著廈門大學、北京大學等機構，記者心想，不愧是外交部管理檔案的地方，真是“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開放檔案借閱處在南配樓的7層，坐電梯上去，抬頭就看到一塊黃銅牌匾，上麵用黑字寫著:“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
接待《青年參考》報記者的是外交部檔案館鑒定開放處的張素林處長。張素林女士先向記者介紹了本次開放檔案的基本情況。張素林說，2008年11月12日解密的這批檔案共有41097件，形成於1961年到1965年。這批文件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各類請示、報告、談話記錄、來往電報以及照會、備忘錄等外交文書。
公布的文件占了這個時期所有文件的70％左右，這個比例已和其他大國很接近了。例如，美國1975前的外交檔案有近95％都已開放，俄羅斯開放了外交檔案總數的80％～90％。
記者隨即問到外交部為何要開始解密檔案這項工作。張女士說:“這是依法行政、政務公開的需要。”目前，沒解密的多是一些部裏的行政管理文件，涉及國家外交事務的很少。
張女士解釋，這還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下簡稱《檔案法》）說起。1987年，我國製定了《檔案法》，1988年正式實行。那時候的《檔案法》規定，涉及軍事、外交的，可以在50年後開放。
但是，《檔案法》在1996年又有所修訂，改為一般檔案保管期滿30年後開放，但如果涉及軍事、外交的，可以另定期限。這樣一來，外交部的很多檔案就麵臨需要解密的問題了。1997年，外交部開始醞釀解密檔案，但外交檔案解密不是小事，部裏非常慎重。經過多方調研，並借鑒其他國家和國內其他部門的做法，最終確定了外交檔案的具體解密原則、操作程序等。經過一個時期的準備，外交部1999年成立“開放檔案鑒定小組”，正式啟動檔案解密工作。
“萬事開頭難”，到了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終於開放了第一批外交檔案。文件形成時間為1949年到1955年。在2004年7月19日和2005年1月10日，外交部還兩次開放了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至今，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共有15003份解密。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1956年到1960年形成的檔案正式向社會開放。這批開放檔案共25651件，366551頁。
2．“絕密”文件約占1／3
由上麵的一係列數字可以看出，外交部文件解密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上升。張素林處長透露，這是因為“我們最開始是手工操作，還沒用計算機係統管理，工作效率低”。
後來，所有檔案都先掃描，生成PDF文件。專家在電腦上看完原件之後，就直接寫上審核意見。經過上報審批後，檔案就可以開放。此外，外交部還引進了專門的檔案解密軟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過，解密工作的難度確實很大，部裏具體負責檔案管理的隻有五六個人，就最近這批解密的文件，部裏從亞洲司、歐洲司等部門抽調了70多位經驗豐富的老同誌來把關，多數是參讚級的。還有一些已經退休的老大使，也被請來從事這項工作。老外交官對一些曆史問題比較熟悉，有的人甚至就是曆史事件的當事人，知道目前該問題發展到什麽程度，“能解密的、應該解密的，就解密，盡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材料。”張素林女士說。
當然，凡是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開放；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民族團結的，不開放。這是原則。
這些負責鑒定的老外交官責任重大，不能讓不該解密的解密，影響了當前的外交工作。而且，老外交官還得給這些檔案重新起個標題，提煉出文件的“亮點”，以簡短的文字介紹文件的大概內容，並得出結論——能不能解密，理由是什麽。
在外交部網站上的“外交部檔案解密開放工作介紹”一文中提到，“解密開放的檔案，均以原來形式對外公開。部分檔案中某些字段不宜公開的，在原位置經遮蓋處理後對外公開。為保護檔案原件，解密的檔案一律以電子瀏覽方式供公眾閱覽。”這樣一來，解密文件的比例也就更高了。張素林女士還說，雖然沒有具體統計，但“絕密”文件約占最新解密的這批文件的1／3。這也說明了這些文件的曆史價值。
不過，記者很想知道“遮蓋處理”是否可靠，會不會被計算機高手破解，泄露機密。對此，張素林女士表示:“遮蓋不會有風險。文件掃描成電子格式後，通過Photoshop等圖形處理軟件把相關的字段抹黑，再鎖定圖層。生成的新畫麵是不可能再拆分開的。”
張素林女士說，確實有人擔心解密這些檔案會泄露情報，但把整個解密的流程詳細說明後，就都放心了。
3．細節見證周總理的細心
最新解密的這批檔案，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故事。“中蘇關係”顯然是這批檔案的“重頭戲”，譬如，檔案中一份原本屬於“絕密級”的《中蘇兩黨會談記錄》（1963年7月），就有600頁之多。張素林處長透露，這個時期涉及中蘇關係的檔案，基本上都開放了，保密的特別少。
“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向中外人士開放。到目前為止，共有3000多人次前往查閱，其中有700多人次來自外國，被查詢頻率最高的就是“中蘇關係”。
由於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所以與中印關係有關的文件也備受矚目。一份標題為《中國外交部關於釋放印俘的聲明、照會和通知有關國家的請示》解密文件，其編號為“105－01849－02”。文件的簽發者為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
文件的正式內容是外交部的請示報告:4月1日下午，廣播我國防部發言人關於釋放全部印度戰俘的聲明，4月2日見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並刊登我照會印度以及我紅（十字）會通知印度紅會的消息……
文件左上角有一位工作人員補充寫道:“3月25日總理指示，發表和通知時間，推遲一天，因為4月1日是愚人節。”
4．達賴在流亡期間盜賣金銀財寶？
此外，關於“達賴在流亡期間盜賣金銀財寶”的文件也值得一提。
1960年3月29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回一個報告，內容摘要如下:
“達賴喇嘛1951年竊自西藏的一批金銀財寶，於1960年2月間由錫金（錫金當時為印度的“保護國”，現為印度的一個邦）運抵加爾各答出賣。據《閃電報》報道，負責執行這次任務的是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等人。財物價值多少，眾說不一。據負責運送的西藏人透露，這批財寶是在1951年西藏解放時，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用1000頭騾子運至錫金的，當時400頭騾子運金條，600頭馱運銀塊。另外還馱運了一批中國和西藏地方曆代金銀貨幣和珠寶。不過嘉樂頓珠否認此說，稱出售的僅是些銀塊和金條。”
5．美學者:“開放程度比日本更高。”
張素林女士透露，下一批解密外交檔案的形成時間，將從1965年開始，有可能一直貫穿到1978年。這個時期，我國外交工作受到“文革”的衝擊，又有尼克鬆訪華等重大曆史事件，所以下一批的檔案解密很值得期待。
在會客室的采訪結束後，張素林女士帶我到7樓的電腦查詢室，空間很小，不到10平方米，有兩台電腦供查閱者使用。但環境不錯，靠窗的地方還有一盆常綠植物。記者在那裏查閱時，正好北京大學曆史係的一位博士生也在那裏查閱檔案。他正在寫有關中印關係的論文。他向記者介紹，查閱是免費的，但隻能看到編號、題目和時間，要看文件的具體內容，得提交申請，到隔壁的房間上機瀏覽，看一個文件花兩塊錢。這位博士生說，這個價格對他來說有點高，但他表示能理解。
記者在查閱時，還遇到了美國學者王大衛（David Wolff）教授。王大衛是美國人，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目前在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任教，專攻冷戰史。
王大衛用普通話對記者說:“這些檔案的史學價值很高，對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可惜我的時間太緊，很快就得回去。”當記者問他中國外交檔案的開放程度比日本如何時，王大衛說:“開放程度要比日本更高。”
研究冷戰史的國內學者沈誌華就曾這麽說:“這些檔案，有的一頁就可以寫出一篇學術論文。”
從一個國家外交檔案的開放程度，可以看出一國政務的透明度，也可以看出一國的開放程度。外交部檔案的解密，正說明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心態看待自己的曆史。
時間：2009-1-20 15:44:39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布: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檔案，經解密後正式對外開放。那麽，這批檔案的分量如何？外交部又是如何進行這項檔案解密工作的？2008年12月29日，本報記者到外交部實地調閱了這批檔案，並采訪了相關負責人。
1．《檔案法》催生外交部解密檔案
2008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寒風呼嘯，《青年參考》報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朝陽門南大街的外交部南配樓。顧名思義，南配樓就在外交部大樓的南邊，與醒目的外交部大樓隔著一條馬路。在南配樓入口處，記者先走進登記處。在來賓登記表上，記者看到在訪客單位一欄，填寫著廈門大學、北京大學等機構，記者心想，不愧是外交部管理檔案的地方，真是“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開放檔案借閱處在南配樓的7層，坐電梯上去，抬頭就看到一塊黃銅牌匾，上麵用黑字寫著:“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
接待《青年參考》報記者的是外交部檔案館鑒定開放處的張素林處長。張素林女士先向記者介紹了本次開放檔案的基本情況。張素林說，2008年11月12日解密的這批檔案共有41097件，形成於1961年到1965年。這批文件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各類請示、報告、談話記錄、來往電報以及照會、備忘錄等外交文書。
公布的文件占了這個時期所有文件的70％左右，這個比例已和其他大國很接近了。例如，美國1975前的外交檔案有近95％都已開放，俄羅斯開放了外交檔案總數的80％～90％。
記者隨即問到外交部為何要開始解密檔案這項工作。張女士說:“這是依法行政、政務公開的需要。”目前，沒解密的多是一些部裏的行政管理文件，涉及國家外交事務的很少。
張女士解釋，這還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下簡稱《檔案法》）說起。1987年，我國製定了《檔案法》，1988年正式實行。那時候的《檔案法》規定，涉及軍事、外交的，可以在50年後開放。
但是，《檔案法》在1996年又有所修訂，改為一般檔案保管期滿30年後開放，但如果涉及軍事、外交的，可以另定期限。這樣一來，外交部的很多檔案就麵臨需要解密的問題了。1997年，外交部開始醞釀解密檔案，但外交檔案解密不是小事，部裏非常慎重。經過多方調研，並借鑒其他國家和國內其他部門的做法，最終確定了外交檔案的具體解密原則、操作程序等。經過一個時期的準備，外交部1999年成立“開放檔案鑒定小組”，正式啟動檔案解密工作。
“萬事開頭難”，到了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終於開放了第一批外交檔案。文件形成時間為1949年到1955年。在2004年7月19日和2005年1月10日，外交部還兩次開放了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至今，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共有15003份解密。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1956年到1960年形成的檔案正式向社會開放。這批開放檔案共25651件，366551頁。
2．“絕密”文件約占1／3
由上麵的一係列數字可以看出，外交部文件解密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上升。張素林處長透露，這是因為“我們最開始是手工操作，還沒用計算機係統管理，工作效率低”。
後來，所有檔案都先掃描，生成PDF文件。專家在電腦上看完原件之後，就直接寫上審核意見。經過上報審批後，檔案就可以開放。此外，外交部還引進了專門的檔案解密軟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過，解密工作的難度確實很大，部裏具體負責檔案管理的隻有五六個人，就最近這批解密的文件，部裏從亞洲司、歐洲司等部門抽調了70多位經驗豐富的老同誌來把關，多數是參讚級的。還有一些已經退休的老大使，也被請來從事這項工作。老外交官對一些曆史問題比較熟悉，有的人甚至就是曆史事件的當事人，知道目前該問題發展到什麽程度，“能解密的、應該解密的，就解密，盡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材料。”張素林女士說。
當然，凡是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開放；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民族團結的，不開放。這是原則。
這些負責鑒定的老外交官責任重大，不能讓不該解密的解密，影響了當前的外交工作。而且，老外交官還得給這些檔案重新起個標題，提煉出文件的“亮點”，以簡短的文字介紹文件的大概內容，並得出結論——能不能解密，理由是什麽。
在外交部網站上的“外交部檔案解密開放工作介紹”一文中提到，“解密開放的檔案，均以原來形式對外公開。部分檔案中某些字段不宜公開的，在原位置經遮蓋處理後對外公開。為保護檔案原件，解密的檔案一律以電子瀏覽方式供公眾閱覽。”這樣一來，解密文件的比例也就更高了。張素林女士還說，雖然沒有具體統計，但“絕密”文件約占最新解密的這批文件的1／3。這也說明了這些文件的曆史價值。
不過，記者很想知道“遮蓋處理”是否可靠，會不會被計算機高手破解，泄露機密。對此，張素林女士表示:“遮蓋不會有風險。文件掃描成電子格式後，通過Photoshop等圖形處理軟件把相關的字段抹黑，再鎖定圖層。生成的新畫麵是不可能再拆分開的。”
張素林女士說，確實有人擔心解密這些檔案會泄露情報，但把整個解密的流程詳細說明後，就都放心了。
3．細節見證周總理的細心
最新解密的這批檔案，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故事。“中蘇關係”顯然是這批檔案的“重頭戲”，譬如，檔案中一份原本屬於“絕密級”的《中蘇兩黨會談記錄》（1963年7月），就有600頁之多。張素林處長透露，這個時期涉及中蘇關係的檔案，基本上都開放了，保密的特別少。
“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向中外人士開放。到目前為止，共有3000多人次前往查閱，其中有700多人次來自外國，被查詢頻率最高的就是“中蘇關係”。
由於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所以與中印關係有關的文件也備受矚目。一份標題為《中國外交部關於釋放印俘的聲明、照會和通知有關國家的請示》解密文件，其編號為“105－01849－02”。文件的簽發者為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
文件的正式內容是外交部的請示報告:4月1日下午，廣播我國防部發言人關於釋放全部印度戰俘的聲明，4月2日見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並刊登我照會印度以及我紅（十字）會通知印度紅會的消息……
文件左上角有一位工作人員補充寫道:“3月25日總理指示，發表和通知時間，推遲一天，因為4月1日是愚人節。”
4．達賴在流亡期間盜賣金銀財寶？
此外，關於“達賴在流亡期間盜賣金銀財寶”的文件也值得一提。
1960年3月29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回一個報告，內容摘要如下:
“達賴喇嘛1951年竊自西藏的一批金銀財寶，於1960年2月間由錫金（錫金當時為印度的“保護國”，現為印度的一個邦）運抵加爾各答出賣。據《閃電報》報道，負責執行這次任務的是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等人。財物價值多少，眾說不一。據負責運送的西藏人透露，這批財寶是在1951年西藏解放時，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用1000頭騾子運至錫金的，當時400頭騾子運金條，600頭馱運銀塊。另外還馱運了一批中國和西藏地方曆代金銀貨幣和珠寶。不過嘉樂頓珠否認此說，稱出售的僅是些銀塊和金條。”
5．美學者:“開放程度比日本更高。”
張素林女士透露，下一批解密外交檔案的形成時間，將從1965年開始，有可能一直貫穿到1978年。這個時期，我國外交工作受到“文革”的衝擊，又有尼克鬆訪華等重大曆史事件，所以下一批的檔案解密很值得期待。
在會客室的采訪結束後，張素林女士帶我到7樓的電腦查詢室，空間很小，不到10平方米，有兩台電腦供查閱者使用。但環境不錯，靠窗的地方還有一盆常綠植物。記者在那裏查閱時，正好北京大學曆史係的一位博士生也在那裏查閱檔案。他正在寫有關中印關係的論文。他向記者介紹，查閱是免費的，但隻能看到編號、題目和時間，要看文件的具體內容，得提交申請，到隔壁的房間上機瀏覽，看一個文件花兩塊錢。這位博士生說，這個價格對他來說有點高，但他表示能理解。
記者在查閱時，還遇到了美國學者王大衛（David Wolff）教授。王大衛是美國人，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目前在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任教，專攻冷戰史。
王大衛用普通話對記者說:“這些檔案的史學價值很高，對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可惜我的時間太緊，很快就得回去。”當記者問他中國外交檔案的開放程度比日本如何時，王大衛說:“開放程度要比日本更高。”
研究冷戰史的國內學者沈誌華就曾這麽說:“這些檔案，有的一頁就可以寫出一篇學術論文。”
從一個國家外交檔案的開放程度，可以看出一國政務的透明度，也可以看出一國的開放程度。外交部檔案的解密，正說明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心態看待自己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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