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蘑菇雲：60年代初關於原子彈研製的爭論
時間：2008-11-6 16:37:15 軍事天地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這是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展覽館展出的原子彈模型
按：2008年是中國核基地建設50周年紀念，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為什麽這麽說？因為50年的核工業發展，成就了中國的大國地位。鄧小平南巡時曾說過：“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說起來，張愛萍上將與國防科技事業的緣分，可以追溯到1949年在華東創建海軍時。美國1945年在日本投擲原子彈，曾在他的心裏引起了什麽波瀾，似已無法求證了。海軍建設讓他深深體會到了科技、人才的重要。當時，蘇聯對中國空軍的慷慨，與對中國海軍的苛刻，讓他明白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是要自力更生。所以，他在搞原子彈的時候，說了“再窮也要有一根嚇人的打狗棍”那句形象的比喻。1955年3月，張愛萍將軍從華東軍區參謀長調任總參副總長，主管軍事行政工作開始，就注定了他與國防科技事業結緣。那個時候，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東北基本穩定。與國民黨較勁的江山戰役也取得了勝利，東南沿海的威脅基本解除。也就是說和平時期已經到來，部隊的精簡整編，從此提上議事日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軍隊要正規化、現代化。正規化好理解，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恐怕是在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上，張愛萍分管的就是部隊整編、武器裝備。
在同一個時期，也就是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向現代科學技術大進軍”，中央決定組織製訂我國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張愛萍在聶榮臻元帥的領導下，擬製《關於十二年內我國科學對國防需要的研究項目的初步意見》，並將原子能技術、噴氣與火箭技術、半導體技術、計算機技術以及自動控製技術，確定為優先發展的重點。在製訂十二年規劃的同時，他還提出了《關於軍隊內部建立科學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建議各軍種、兵種、勤務部門，分別建立科學研究機構，倡導和推動了軍內科研與裝備技術革新工作的創立與發展。1958年5月，核基地開建的時候，軍隊的精簡整編已經完成，他這位主管軍隊裝備的副總長，分管的正是基地建設。而導彈試驗基地、核試驗基地和儲存器材倉庫基地的規劃和領導，也都與他分不開。他針對當時尖端武器和常規武器科研分頭管理的狀況，極力主張並促成了國防科委的組建，實現了尖端與常規武器科研管理的集中統一。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罷官。他上山後因為周恩來提前打了招呼，才免受牽連，仍然留任副總長。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他的工作成績是受到肯定的。1960年，他負責組織研究製訂了軍隊八年裝備規劃，為建設一支擁有先進技術裝備的現代化軍隊盡心籌劃。同時，他多次率工作組深入核基地，對於急需解決的問題，能拍板的當場拍板，重大問題立即向中央提出決策建議。這年的11月，他在西北導彈試驗基地，成功組織指揮了我國第一枚國產地對地導彈的發射。轉年，“大躍進”的惡果赫然顯現。吃飯都成了問題，不能為多打糧有所貢獻，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彈，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種爭論不僅表現在國防科研內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門在製訂計劃時也有所表現。到這一年的夏天，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的時候，兩種意見已經尖銳對立，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反對者的意見，理由似乎更充分，蘇聯公開宣布停止援助，技術上有很多困難，中國自己現有的工業基礎太過薄弱，不足以保證原材料的供應，研製原子彈的困難太大。國家整個經濟形勢困難重重，各方麵都要錢，而搞“兩彈”花錢多，實在拿不出那麽多錢來。如果硬拿，不僅影響常規武器的研製生產，而且會拖累國民經濟的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各方麵的條件和準備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說法是，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這樣的意見，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為多數人所讚同。但讚成“上馬”的人的意見，是從戰略上看問題，認為值得為長遠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暫停隻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於從頭再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張愛萍回憶說，政治局開會，有些人提出上馬，也有些人提出下馬。有一部分人說，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我們的科學技術不行，再加上建國剛開始不久，我們的工業還落後，沒有蘇聯的技術援助幹不成，所以要下馬。又不能不搞，又說等我們國家初步建設起來後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張上馬，主要是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賀龍等幾個元帥。
如果將爭論的雙方劃成陣營的話，軍方的態度是鮮明的。陳毅元帥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話很具有代表性：“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這句話雖然廣為人知，但與陳毅針鋒相對的接下來的一句話卻不為人所知：“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光著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彈的。”這樣的話在沒飯吃的年代，並不難理解，更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但在原子彈成功後，似乎被有意掩蓋了。
劉少奇則建議把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搞清楚了再確定。據張愛萍回憶，他在華東軍區的老上級陳毅專門找他交待調查任務。張愛萍的態度也很明確，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棍”。但他對陳老總說，自己隻知道皮蛋、雞蛋、山藥蛋，不懂原子彈。這就是張愛萍的性格，實話實說。張愛萍當時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設，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願意摻和。再說畢竟知根知底，說話也隨便些。陳毅的話說出來也很直接，不懂你不會學啊？誰一生下來就會？言下之意，你不能光為原子彈研製搞後勤，該你出頭的事，你得出頭啊。說歸說，下級服從上級是部隊的傳統，張愛萍不能拒絕。再說了，陳毅也不僅代表他個人，他是代表中央在點將。也許，事先就考慮到張愛萍有可能拒絕，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級陳毅出馬點將？
張愛萍接受任務後，先找了第二機械工業部（即原子能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西堯、劉傑等人，後來又找了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長朱光亞等組成了調查班子。下去之前，他們就定下了四個問題，一是你的任務在全局中處在什麽位置？二是目前的進展如何，遇到了什麽難題？三是解決難題需要什麽條件？四是滿足所需條件之後，最短完成任務的時間？四個問題環環相扣，目標清晰，從跑遍二機部的機關、廠礦和研究所，到拿出給中央條理清楚、數據充分的報告，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這樣的效率不可謂不神速。在今天，建一個公園的可行性報告，一個月也不一定搞得利索。
這次調查回來之後，張愛萍當然要向國防部長林彪匯報，林彪的態度同其他幾位老帥的意見完全一致，同樣很堅決。他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這份名為“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長達五千言的報告得出如下結論：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再投入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之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才能搞成。
接著報告明確提出，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麵，統一協調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各軍兵種，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協作、大會戰，1964年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在這裏，不必再引用這份報告裏有關各部門應完成的任務是什麽和必須投入的設備有多少，也不必重溫報告建議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範圍內抽調技術專家、領導骨幹、醫療及後勤保障人員；部隊支援基建；能源部門解決能源供應；有關省區解決生活供應等內容，僅就報告對“1964年”這個時間點的準確判斷，即可知這份報告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對於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報告給出了清晰的描畫。當前的主要困難，不是科研攻關的問題，而是工程建設的問題。（這也是能準確判斷核爆時間的主要原因。）
這項重大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蘊含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這也是之所以得出關鍵不在投入多少，而在於挖掘各部門潛力判斷的原因。這也就是說，在對各部門的投入之外，並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報告說，共需人民幣787萬元，折合為110萬盧布、120萬美金。報告的效率為原子能工業的高效定下了一個基調。這對於平息上馬、下馬之爭，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更令人振奮的是，有了一個兼顧各方的新途徑。
劉傑回憶說，我陪同張愛萍同誌、劉西堯同誌，首先在北京了解情況，同時再一個廠一個廠走，到西北，一直到礦山，到湖南選礦場。那個時候整個工程的進展要差很多，但是總的來看，在蘇聯專家撤走以後，經過幾年苦幹，各個方麵都有很大的進展。張愛萍一麵看情況，一麵給大家鼓氣、鼓勁，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
調查報告在11月份，由二機部的秘書劉正威起草。報告遞上去之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沒有動靜，張愛萍備受煎熬。1962年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羅瑞卿關於國防工業的匯報。劉少奇表示，中央要有專門的機構來抓。十天後，羅瑞卿提交了《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這就有了11月3日“專門委員會”的成立。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原子彈不再由國防科委牽頭，而成為全國性的大戰略。國防科委成為主要的組織協調機構。可能考慮到自己任副總長事務繁忙，國防科委是兼職，張愛萍在羅瑞卿的報告上提出：“軍隊方麵已有賀、聶和你參加，我不必再參加了，至於屬我們要辦的具體工作仍照辦。供考慮。”
羅瑞卿自然不會同意，研發的任務雖然有趙爾陸負責，但跑基地、盯製造、搞試驗這一係列需要協調的事，都要張愛萍出麵才行！首要的問題就是，張愛萍要跑各個大區傳達專委會議的精神。精神傳達下去，各大區都表示積極支持。
回到北京，張愛萍就開始考慮核試驗的事。他先聽取了錢三強的意見，又要錢三強推薦一個能掛帥印的人。錢三強推薦了程開甲，當時的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程開甲根本沒提錢的事，這倒很對他的脾氣。這位科學家強調的也是機構和隊伍，可以說與張愛萍英雄所見略同。張愛萍覺得不能從頭搭起架子，那樣做根本來不及。必須在現有的力量上動腦筋，核試驗所需要的東西，哪個部門能搞出來，就把任務落實到哪個部門。按照張愛萍的思路，到11月26日，程開甲、於敏等科學家，就拿出了《關於第一種試驗性產品國家試驗的研究工作綱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題目》兩份具有指導意義的文件。
中央專委成立後，核試驗的步伐大大加快。全國先後有26個部門20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包括九百多家工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解放軍各兵種參加協作攻關。同時在西部荒漠，各項爆前試驗，在緊鑼密鼓地秘密進行著。
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進行了七次分解爆炸試驗。
1964年，是預定原子彈爆炸的年份。原子彈試驗委員會成立，張愛萍出任前線總指揮，直接受專門委員會主任周恩來領導。他又組織領導了五院、六院、七院、十院等相關國防工業部門的合並，進一步推動了科研、試製和生產的有機結合。
同年6月，張愛萍又成功組織了我國自行研製的中近程導彈首次飛行試驗，並創造了“連中三元”的佳績。這些佳績的取得的背後，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
張勁夫回憶說：“愛萍生病了，身體不好，帶著氧氣瓶子，也要下去檢查，一個一個焊點，一個一個螺絲釘，一個一個零部件，都要檢查到。所以他的工作成績很牢靠，事故很少。”
另外一件事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空軍剛開始運送原子彈部件的時候，張愛萍帶著他們跑過好多地方。因為保密的原因，隻有他知道所有的部件生產工廠在哪裏。
時間：2008-11-6 16:37:15 軍事天地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這是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展覽館展出的原子彈模型
按：2008年是中國核基地建設50周年紀念，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為什麽這麽說？因為50年的核工業發展，成就了中國的大國地位。鄧小平南巡時曾說過：“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說起來，張愛萍上將與國防科技事業的緣分，可以追溯到1949年在華東創建海軍時。美國1945年在日本投擲原子彈，曾在他的心裏引起了什麽波瀾，似已無法求證了。海軍建設讓他深深體會到了科技、人才的重要。當時，蘇聯對中國空軍的慷慨，與對中國海軍的苛刻，讓他明白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是要自力更生。所以，他在搞原子彈的時候，說了“再窮也要有一根嚇人的打狗棍”那句形象的比喻。1955年3月，張愛萍將軍從華東軍區參謀長調任總參副總長，主管軍事行政工作開始，就注定了他與國防科技事業結緣。那個時候，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東北基本穩定。與國民黨較勁的江山戰役也取得了勝利，東南沿海的威脅基本解除。也就是說和平時期已經到來，部隊的精簡整編，從此提上議事日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軍隊要正規化、現代化。正規化好理解，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恐怕是在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上，張愛萍分管的就是部隊整編、武器裝備。
在同一個時期，也就是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向現代科學技術大進軍”，中央決定組織製訂我國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張愛萍在聶榮臻元帥的領導下，擬製《關於十二年內我國科學對國防需要的研究項目的初步意見》，並將原子能技術、噴氣與火箭技術、半導體技術、計算機技術以及自動控製技術，確定為優先發展的重點。在製訂十二年規劃的同時，他還提出了《關於軍隊內部建立科學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建議各軍種、兵種、勤務部門，分別建立科學研究機構，倡導和推動了軍內科研與裝備技術革新工作的創立與發展。1958年5月，核基地開建的時候，軍隊的精簡整編已經完成，他這位主管軍隊裝備的副總長，分管的正是基地建設。而導彈試驗基地、核試驗基地和儲存器材倉庫基地的規劃和領導，也都與他分不開。他針對當時尖端武器和常規武器科研分頭管理的狀況，極力主張並促成了國防科委的組建，實現了尖端與常規武器科研管理的集中統一。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罷官。他上山後因為周恩來提前打了招呼，才免受牽連，仍然留任副總長。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他的工作成績是受到肯定的。1960年，他負責組織研究製訂了軍隊八年裝備規劃，為建設一支擁有先進技術裝備的現代化軍隊盡心籌劃。同時，他多次率工作組深入核基地，對於急需解決的問題，能拍板的當場拍板，重大問題立即向中央提出決策建議。這年的11月，他在西北導彈試驗基地，成功組織指揮了我國第一枚國產地對地導彈的發射。轉年，“大躍進”的惡果赫然顯現。吃飯都成了問題，不能為多打糧有所貢獻，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彈，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種爭論不僅表現在國防科研內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門在製訂計劃時也有所表現。到這一年的夏天，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的時候，兩種意見已經尖銳對立，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反對者的意見，理由似乎更充分，蘇聯公開宣布停止援助，技術上有很多困難，中國自己現有的工業基礎太過薄弱，不足以保證原材料的供應，研製原子彈的困難太大。國家整個經濟形勢困難重重，各方麵都要錢，而搞“兩彈”花錢多，實在拿不出那麽多錢來。如果硬拿，不僅影響常規武器的研製生產，而且會拖累國民經濟的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各方麵的條件和準備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說法是，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這樣的意見，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為多數人所讚同。但讚成“上馬”的人的意見，是從戰略上看問題，認為值得為長遠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暫停隻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於從頭再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張愛萍回憶說，政治局開會，有些人提出上馬，也有些人提出下馬。有一部分人說，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我們的科學技術不行，再加上建國剛開始不久，我們的工業還落後，沒有蘇聯的技術援助幹不成，所以要下馬。又不能不搞，又說等我們國家初步建設起來後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張上馬，主要是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賀龍等幾個元帥。
如果將爭論的雙方劃成陣營的話，軍方的態度是鮮明的。陳毅元帥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話很具有代表性：“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這句話雖然廣為人知，但與陳毅針鋒相對的接下來的一句話卻不為人所知：“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光著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彈的。”這樣的話在沒飯吃的年代，並不難理解，更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但在原子彈成功後，似乎被有意掩蓋了。
劉少奇則建議把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搞清楚了再確定。據張愛萍回憶，他在華東軍區的老上級陳毅專門找他交待調查任務。張愛萍的態度也很明確，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棍”。但他對陳老總說，自己隻知道皮蛋、雞蛋、山藥蛋，不懂原子彈。這就是張愛萍的性格，實話實說。張愛萍當時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設，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願意摻和。再說畢竟知根知底，說話也隨便些。陳毅的話說出來也很直接，不懂你不會學啊？誰一生下來就會？言下之意，你不能光為原子彈研製搞後勤，該你出頭的事，你得出頭啊。說歸說，下級服從上級是部隊的傳統，張愛萍不能拒絕。再說了，陳毅也不僅代表他個人，他是代表中央在點將。也許，事先就考慮到張愛萍有可能拒絕，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級陳毅出馬點將？
張愛萍接受任務後，先找了第二機械工業部（即原子能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西堯、劉傑等人，後來又找了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長朱光亞等組成了調查班子。下去之前，他們就定下了四個問題，一是你的任務在全局中處在什麽位置？二是目前的進展如何，遇到了什麽難題？三是解決難題需要什麽條件？四是滿足所需條件之後，最短完成任務的時間？四個問題環環相扣，目標清晰，從跑遍二機部的機關、廠礦和研究所，到拿出給中央條理清楚、數據充分的報告，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這樣的效率不可謂不神速。在今天，建一個公園的可行性報告，一個月也不一定搞得利索。
這次調查回來之後，張愛萍當然要向國防部長林彪匯報，林彪的態度同其他幾位老帥的意見完全一致，同樣很堅決。他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這份名為“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長達五千言的報告得出如下結論：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再投入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之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才能搞成。
接著報告明確提出，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麵，統一協調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各軍兵種，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協作、大會戰，1964年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在這裏，不必再引用這份報告裏有關各部門應完成的任務是什麽和必須投入的設備有多少，也不必重溫報告建議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範圍內抽調技術專家、領導骨幹、醫療及後勤保障人員；部隊支援基建；能源部門解決能源供應；有關省區解決生活供應等內容，僅就報告對“1964年”這個時間點的準確判斷，即可知這份報告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對於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報告給出了清晰的描畫。當前的主要困難，不是科研攻關的問題，而是工程建設的問題。（這也是能準確判斷核爆時間的主要原因。）
這項重大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蘊含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這也是之所以得出關鍵不在投入多少，而在於挖掘各部門潛力判斷的原因。這也就是說，在對各部門的投入之外，並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報告說，共需人民幣787萬元，折合為110萬盧布、120萬美金。報告的效率為原子能工業的高效定下了一個基調。這對於平息上馬、下馬之爭，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更令人振奮的是，有了一個兼顧各方的新途徑。
劉傑回憶說，我陪同張愛萍同誌、劉西堯同誌，首先在北京了解情況，同時再一個廠一個廠走，到西北，一直到礦山，到湖南選礦場。那個時候整個工程的進展要差很多，但是總的來看，在蘇聯專家撤走以後，經過幾年苦幹，各個方麵都有很大的進展。張愛萍一麵看情況，一麵給大家鼓氣、鼓勁，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
調查報告在11月份，由二機部的秘書劉正威起草。報告遞上去之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沒有動靜，張愛萍備受煎熬。1962年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羅瑞卿關於國防工業的匯報。劉少奇表示，中央要有專門的機構來抓。十天後，羅瑞卿提交了《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這就有了11月3日“專門委員會”的成立。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原子彈不再由國防科委牽頭，而成為全國性的大戰略。國防科委成為主要的組織協調機構。可能考慮到自己任副總長事務繁忙，國防科委是兼職，張愛萍在羅瑞卿的報告上提出：“軍隊方麵已有賀、聶和你參加，我不必再參加了，至於屬我們要辦的具體工作仍照辦。供考慮。”
羅瑞卿自然不會同意，研發的任務雖然有趙爾陸負責，但跑基地、盯製造、搞試驗這一係列需要協調的事，都要張愛萍出麵才行！首要的問題就是，張愛萍要跑各個大區傳達專委會議的精神。精神傳達下去，各大區都表示積極支持。
回到北京，張愛萍就開始考慮核試驗的事。他先聽取了錢三強的意見，又要錢三強推薦一個能掛帥印的人。錢三強推薦了程開甲，當時的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程開甲根本沒提錢的事，這倒很對他的脾氣。這位科學家強調的也是機構和隊伍，可以說與張愛萍英雄所見略同。張愛萍覺得不能從頭搭起架子，那樣做根本來不及。必須在現有的力量上動腦筋，核試驗所需要的東西，哪個部門能搞出來，就把任務落實到哪個部門。按照張愛萍的思路，到11月26日，程開甲、於敏等科學家，就拿出了《關於第一種試驗性產品國家試驗的研究工作綱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題目》兩份具有指導意義的文件。
中央專委成立後，核試驗的步伐大大加快。全國先後有26個部門20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包括九百多家工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解放軍各兵種參加協作攻關。同時在西部荒漠，各項爆前試驗，在緊鑼密鼓地秘密進行著。
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進行了七次分解爆炸試驗。
1964年，是預定原子彈爆炸的年份。原子彈試驗委員會成立，張愛萍出任前線總指揮，直接受專門委員會主任周恩來領導。他又組織領導了五院、六院、七院、十院等相關國防工業部門的合並，進一步推動了科研、試製和生產的有機結合。
同年6月，張愛萍又成功組織了我國自行研製的中近程導彈首次飛行試驗，並創造了“連中三元”的佳績。這些佳績的取得的背後，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
張勁夫回憶說：“愛萍生病了，身體不好，帶著氧氣瓶子，也要下去檢查，一個一個焊點，一個一個螺絲釘，一個一個零部件，都要檢查到。所以他的工作成績很牢靠，事故很少。”
另外一件事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空軍剛開始運送原子彈部件的時候，張愛萍帶著他們跑過好多地方。因為保密的原因，隻有他知道所有的部件生產工廠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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