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大家都這麽說。於是當今時興把美國作為出國的第一選擇。
可惜命運把我撥弄到了英國,趕時髦整整趕晚了一百年。在落腳的第一個城市班伯雷,麵對一片鄉村式的樸素寧靜,我的中國同伴歎了口氣:“這地方怎麽連幢樓也看不見?”
沒過多久我到了曼徹斯特。這裏倒是有了幾棟高樓,但卻又黑又舊全沒點現代化的氣派。這裏大陸來的中國人不少,大多擠在大學旁邊的貧民區裏。有那幸運的找到開會的機會去美國轉了轉,回來後總結說:美國、英國、中國,分別屬上、中、下三個檔次。我想,人往高處走,我遲早也得上美國。
卡琳是位藍眼睛的德國姑娘,這會兒和我住樓上樓下。卡琳的英語是在美國學的,說起話來帶點兒美音。她是我第一個交談較多的西方女孩,因為我當時聽不懂英國女孩說話,還因為她知道卡爾·馬克思。有一天我問她,是不是喜歡在美國生活?沒想到,答案是個乾脆的“不”字。為什麽呢?她說她覺得美國生活方式太依賴汽車了,缺少人情味兒。她執意將來要回德國去,她喜歡步行在石頭砌的街道上,喜歡在歐洲隨處可遇的咖啡館、小商店、古城堡。
終於有機會去了兩趟美國。那裏氣勢磅礴的高樓“森林”,精致漂亮的海濱城市,果然非曼徹斯特可比。不過多轉了幾個地方後,隱隱中又感到一種一時難以說清的不足。特別是電視中的廣告之多實在讓人倒胃口。但不管怎樣,我想,美國機會多,將來還是要爭取過來。
後來我又認識了活潑的法國姑娘娜塔麗。她在學校教法語,兼讀市場學的碩士。象許多歐洲學生一樣,她也曾在美國上了一年中學。那時她十六七歲,有個很好的房東,交了很多朋友,生活得挺自在,幾乎不想回來了。但讓我驚訝的是,這一切並沒妨礙她變成一位批評美國的“專家”。因為知道我打算去美國,出於禮貌她開始沒有太露鋒芒。但漸漸熟絡起來以後,她對美國的批評和挖苦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尖刻。她認為美國是個消費主義至上的典型,可口可樂、麥當勞之類向全球的擴張是對個性的抹殺。美國人都是“BIG KIDS”,缺少品味,沒有深度。
我嘲笑她有偏見。可惜有的美國人也確實不爭氣,每每讓她抓住新把柄。她父親曾邀請一家美國人去法國遊覽,特意駕車七八個小時送他們到人文景觀豐富的山區。法國食物這麽有名,可他們路上隻想找麥當勞。到了目的地啥也不感興趣,要求去遊泳池。“這些美國人!不是我冤枉他們……”娜塔麗更逮著例證了。
她是一個崇尚返樸歸真的女孩子,喜歡民間文化,尤其向往中國。對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她在衷心讚賞之餘,也抱有一些疑慮:你們中國人是不是都向往美國,希望將來中國能發展得象美國一樣?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說,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如此。她瞪起一雙本來就大大的眼睛,給我來了句聳聽危言:“那會是世界的末日!”
娜塔麗絕非特例。一天中午她和我一起吃午飯,她的同事艾芙琳也在旁邊。聊了一會兒,娜塔麗忽然故作神秘地告訴艾芙琳:“傑克(我的英文名字)想去見‘揚基’。”
艾芙琳似乎沒什麽反應。於是我說:“瞧瞧,人家並不驚訝。”
“我確實感到驚訝!”艾芙琳接過話頭。原來這又是一個“反美分子”。她想不通我怎麽會對美國感興趣,那麽膚淺的文化,那麽愚蠢的政府……於是她引用布什怎麽說,克林頓怎麽說,大肆抨擊起美國的外交政策來。她還提到美國拒絕在世界環境宣言上簽字──她是綠色和平運動成員。最後她說:“如果你想移民,歐洲不是好得多嗎?這麽多的國家放著,為什麽要去美國?”
“這麽多國家?那是你們西方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就算你們法國好,我們能進去嗎?你們總理剛宣布要把移民率降到零!別忘了美國才是移民國家。……”
雖然嘴上和她們較勁兒,我心裏還是欣賞艾芙琳的說法。歐洲,是的,幾番旅行之後,我已經領教了歐洲這塊風水寶地的美妙。這裏並存著多姿多采而又“原湯原汁”的不同文化,並存著現代化的舒適繁華與曆史傳統的豐富積澱。且不說巴黎的輝煌、維也那的典雅、布拉格的溫馨令那些美國的“水泥森林”相形見絀,就是在這不景氣的不列顛島國,那古色古香優雅宜人的小城鎮,那四季常青漫山遍野的綠茵地,無不散發著一種令人心醉的韻味。
法國人好像對美國文化的擴張尤其有抵觸心理。歐洲迪斯尼建在巴黎附近實在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以至落了個門庭稀落、入不敷出。“應當把它遷到英國來,”法國交換學生康斯坦絲帶著不屑的神態說,“隻有英國人會對這種美國玩藝兒感興趣”。其實她到了美國也不會介意去看看迪斯尼世界,她隻是不願意這種“美國玩藝兒”滿世界擴散。我禁不住追問為什麽法國人特別不喜歡美國。另一位學生洛杭回答得坦率:“因為法國人和美國人都自以為天下第一。”法國人本來就對英語文化的統治地位耿耿於懷,那些到哪兒都粗聲大氣操著卷舌頭英語的美國人便成了現成的攻擊目標。
不過在同屬盎格魯─撒克遜的英國人中也難得找到喜歡美國的,除了說那裏天氣好。和我同一個實驗室、長得有點象耶穌似的英國學生馬修到過加利福尼亞。問起他的感覺,他一言蔽之:沒有文化。我說少來這號老生常談,你們英國人個個會說美國沒文化,可看美國電影那麽起勁兒。他說,別的人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可他是在美國工作過的,領教過那種過份商業化物質化的氛圍,所有他所珍視的東西如足球、傳統建築氛圍、穩定的友情等等都難以享受到。美國人好像喜歡機器甚於喜歡人,連美式足球看上去都像機器人打架……這最後一句是我說的。
讚賞美國人的歐洲人倒是也見過。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海倫來到我的實驗室展示產品,忙完正事後就侃上了。她舉出她旅遊時受到美國人主動幫助的例子說明美國人待人遠比英國人熱情直爽。由於沒有語言障礙,英國人喜歡到美國旅遊。那可是真正的 BREAK,忘掉工作不說,連國際大事都很難跟蹤。
到法國度假,雖有娜塔麗當翻譯,我還是感到交流困難。一天她又請我陪她去會見朋友,我表示希望有其他會英語的人在場。她說有個叫讓─呂克的會一些。沒想到,這位讓─呂克一開口嚇我一跳:整個一口地道的北美口音!原來他從兩歲到八歲在加拿大中部生活,敢情英語是他的第一語言。他現在一家報社有穩定的工作。我很自然地問他,假如北美有合適的工作機會還願意去嗎?
“明天早上就走!”他的回答毫不含糊。
“真的?你不留戀法國?”見慣了法國人的自大,他的話免不了讓我又吃一驚。
“加拿大人友好,哪象歐洲人這樣自私、小氣。”他講起當年他父母初到加拿大一小鎮,托運的行李沒有到,素不相識的街坊鄰居馬上相助,不一會家裏就擺滿了家具用品。“這在法國絕不可能。”他肯定地說,旁邊他的女朋友也幫腔。他們還認為美國與加拿大在這方麵是一樣的。
“你不怕那裏沒有──文化?”我問這話時忍不住笑了起來。
“不錯,那裏是沒有文化。但我們這裏是不是有了太多的文化?如果文化多了隻是使人更加傲慢冷漠,要那麽多文化有什麽用? ”
我們聊這一段時娜塔麗正好出去了。後來我把讓─呂克的故事說給她聽。她倒也同意歐洲人自私的說法,但末了甩出一句:“我不知道無知和自私哪一個更糟糕。”
阿麗森是我的打球夥伴兼英語“顧問”。她看上去一副典型的英國淑女形像:黛安娜式的長臉短發,稍有點羞怯拘謹。但她卻是半個美國人。確切說她有雙重國籍,父母當年從美國遷到英國,她自己在英國長大,幾個兄弟仍然在美國。我好奇地問起她對美國怎麽看。她說,她在歐洲總要情不自禁地為美國人辯護,別人攻擊美國人這個那個,她就說她的兄弟不是這樣的,她的阿姨不是這樣的,等等。她認為每個社會都由不同的人構成,任何籠統的說法隻能當作玩笑聽聽。不過,她話鋒一轉,說美國也確實有些東西該被攻擊,例如基礎教育、外交政策,簡直不可救藥。
“你想過到美國去生活嗎,像你兄弟那樣?”我問。阿麗森搖搖頭:“我在美國有種不安全的感覺,不光是指那裏犯罪太多,而且因為那裏的一切都顯得那樣新,那樣淺,沒有根基。我還是喜歡英國。”她剛在曼徹斯特買了房子。
“要是保守黨下次大選又贏了呢?”我逗她,因為她曾告訴我,上次大選結果揭曉時她難過得哭了。“那就隻好移民了。可也不一定去美國。”她笑著說。
我相信她不會移民到美國去,因為她喜歡她的法語專業,這在美國用不上;還因為她支持英國工黨的政策,而據我所知美國是唯一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左翼政黨的大國。美國兩黨隻有右和中右之分,頭腦一根兒筋的美國人以為任何社會主義都是洪水猛獸。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美國比起歐洲的首要優點大概是平均工資高(不算德國、瑞士),物價卻低。但歐洲人滿足於他們假期多,社會福利多。阿麗森說她情願少一點錢多一點自由時間,而不願相反。我發現她的說法極有代表性。那種生活等於工作、金錢就是成功的公式在歐洲是最吃不開的。這裏更看重生活的情調和質量。至於美國物價低這一點,好像歐洲人不甚了了,至少娜塔麗告訴我,法國人多半沒這個概念,即便他們去過美國,也沒留意。
我欣賞這種“沒留意”。我知道他們留意了更有意思的東西。
美國長期稱雄世界,美國人自我感覺良好是自然的。但美國地大物博,孤處西半球,美國人的對於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極為有限的。美國的新聞報導十分本土化,遠沒有歐洲各國那麽“放眼世界”。本來這倒也沒什麽,偏偏美國人經常還要“以天下為己任”來領導世界。雖然對於美國社會存在的弊病,美國人自己最清楚,但他們卻很難意識到世界上還有另外一些也許更好的生活方式。
美國領導著所謂的“第三次浪潮”,但實際上美國社會比任何國家都更具有“第二次浪潮”的典型特徵:機器化、大型化、標準化、集約化,獲得效率的代價是失去個性。人成了流水線上的部件,在大大小小的“盒子”(房子和車子)裏忙進忙出。這一切美國人習以為常,而第三世界剛脫貧的人們還在拚命追求。在我的許多中國同胞的眼裏,美國至少是現代化和富裕的榜樣。不少人甚至比美國人更欣賞美國社會乃至美國的一切,連可口可樂、麥當勞之類也和摩天大樓一起被作為現代化的象征。
但歐洲人的眼光不同。除了二戰結束後一段時期內由於與美國實力差距過大影響過自信心外,西歐實際上是世界上能夠用平等視角看美國的唯一地區。這是由經濟實力和種族背景雙重因素決定的。在生活水平相當的前提下,多元文化和古老傳統的雙重熏陶,使歐洲人比美國人更多了一分對於人文價值的珍視,多了一分對於外部世界的理解能力。在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重整、生態問題日益尖銳、道德文化風氣淡化等等大背景之下,歐美之間的這種差異決不是無足輕重的。雖然歐洲同樣弊端叢生,但比較一下人口的密度和曆史的悠久性就可明白,對於我們中國的發展,歐洲比美國可以提供更多的借鑒。
到過美國的人都會注意到那無處不在的美式愛國主義。星條旗招展,星條旗國歌高奏,讓美國人乃至某些正為美國綠卡奮鬥的人熱血沸騰。但歐洲人往往對此不以為然,要知道當年納粹德國鬧得比這更紅火。本來鄉土之戀同胞之誼是人之常情,美國這樣的移民熔爐也需要一種精神來維係。但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這種愛國主義被誤導到危害他國利益的方向的可能並不算小。遠的不說,從巴拿馬到伊拉克,為了少死一個美國大兵不惜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對方平民的傷亡,甚至隻為一個莫須有的暗殺布什陰謀便往無辜百姓頭上扔導彈,都是在這種變味的愛國主義的鼓勵下進行的。霸權外交對美國人的整體形像絕對有害。同樣出自尖刻的歐洲人之口,謙和的加拿大人常常獲得好得多的評語。
海灣戰爭時,我注意到反對戰爭的人英國比美國多,德國又比英國多。卡琳、娜塔麗都參加過反戰的活動。卡琳當時對我說,這些好戰的人,無論是發動侵略的伊拉克人,還是號稱反侵略借機謀私利的美國人,都沒有從曆史中吸取教訓。“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所以我們德國人看得最透。”這個不過二十一、二歲的姑娘這樣告訴我。我忘不了她的誠摯表情。那些對美國之外的事情一概不知的美國人,包括他們的國會議員,是不可能懂得這種表情的。說他們蠢並不過份,不信考考他們的地理和曆史常識。要不是美國政府裏通常還有那麽幾個明白人,美國在外交上還不知道要冒多少傻氣。
美國是不是也需要開放?
也許某一天命運還會把我撥弄到美國去。但我慶幸,我先到了英國。
(1995年9月14日完稿於離開英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