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日的雜感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洽降。消息傳到中國，萬眾歡騰。

日本不是詐降，雖然曾有人這樣懷疑過。在中國各地，日本軍人畢恭畢敬地向昨日的屠殺對象交出了屠刀。北京清華園裏，他們一遇見前往接收的中國官員師生就閃在路邊鞠躬致意。不難想象，每個看到這類情景的中國人，都會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從1894到1945，中日之間整整半個世紀的血海深仇終於到了清算之日！而主宰中國命運的國共兩黨，則早已“深謀遠慮”地互以對方為頭號敵人，把那個被美軍炸成一片瓦礫地的日本撇在了一邊。

又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日本均已今非昔比。

東京、名古屋、大阪。走在日本的城市裏，我看不到一絲一毫當年血腥戰爭留下的痕跡。繁華清潔的街道上，人人衣著光鮮、彬彬有禮。有的少女還梳著在中國都已很少見到的長辮子。餐館裏的侍者不懂英語，便模仿動物的姿勢猜測我想點的東西，引來一片笑聲。為了給我指引取機票的地方，旅行社的小姐專門陪我走了幾個街區。旅遊車上的女導遊耐心地向外國遊客解釋日語的說話習慣：我們日本人很難說“不”字，那樣太生硬，“We are soft people ……”

我禁不住疑惑了：這就是那個曾經以百萬殘暴之師蹂躪中華，殺害了我上千萬同胞的日本嗎？

象是在回答我的疑惑，從報紙上讀到了各國的戰爭受害者索賠的消息。日本官方對此果然也沒有直接說“不”字。最近還發表了一個羞羞答答、含含糊糊的戰爭決議，大概，這又是一篇富有日語特色的代表作吧。

不過偶爾也見到“旗幟鮮明”的日本人。實驗室裏新來了個日本訪問學生，聊天時我提起天皇訪華的事以示友好，他卻立刻表示：天皇應當向中國道歉！……還應提到那位起訴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的可敬的家永三郎教授。遺憾的是，在他孤身奮鬥三十年之後，我們中國人才聽說了他的故事。

在曼徹斯特日本留學生舉辦的“日本之夜”上，茶道表演正在進行。我這號外行人當然看不出什麽門道，但問題是也沒有什麽熱鬧可看，一套典雅卻又繁瑣的動作程式而已。自告奮勇上去當模特的匈牙利姑娘下來後隻有一句評語：（茶）真苦。但負責講解和示範的幾位日本姑娘那種認真虔誠的態度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走進大阪一家“弘道館”，我看到裏麵正在舉行劍術或是劍道的考試。不僅持劍操練的考生們個個屏神靜氣、神態莊嚴，在前麵正襟危坐的考官們也全都表情嚴峻地端著架子。招式動作看上去很單調緩慢，但場內威重逼人的氣氛卻吸引我久久不願離去。

在倫敦日本使館旁邊的資料室裏，我驚訝地發現牆上貼著通緝日本赤軍成員的告示。後來，我又從電子刊物上讀到了關於赤軍的報導。這是一夥亡命徒，但卻是一群長年不懈堅持追求他們所認為的正義，為理想而不是為任何私利奮鬥的亡命徒。

我對日本沒有更多的研究，但總隱隱感到日本人身上有一些中國人所缺少的東西。也許那是一種宗教式的虔誠和執著，超越個體，超越功利，不留後路，持之以恒。在中國，除了與世俗密切相關的儒家學說，沒有任何宗教可以確立長久的統治地位。赤軍之類“超現實”的孤膽理想主義分子在中國隻能是曇花一現。至於茶道類型的文化，即使產生過也傳不了幾代。聰明的國人總會幽默地發問：這能當飯吃嗎？

但日本人不這樣提問。他們似乎對一切都全身心地投入，從傳統到現代化，從文化到經濟到戰爭，無不追求極限；永遠不會象中國人那樣左顧右盼，相互算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當年在戰場上日本人都是凶悍無畏的軍人，連隨軍日本妓女到最後關頭都以死殉國。戰敗後日本人搖身一變又都成了勤奮敬業的職工或老板。看著日本大街上一個個行色匆匆、顯得目標明確的行人，你不由會感到，這個社會運轉得如同一部設計合理沒有內耗的機器。一個事事認真、力量從不發散的民族，理所當然地會是一個強大的民族，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市場上。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抓住時機，獅子大開口，從中國索去二億三千萬兩白銀。天皇下令一個子都不許亂花，要用來發展教育。這一決策奠定的基礎，使得中日基礎教育水平至今仍有80年以上的差距。二次大戰，日本戰敗，中國國共兩黨則先後充扮聖人，“以德報怨”，不顧人民意願，放棄了賠款要求。不過話說回來，假如當年真要日本付了一筆賠款，我們中國人捫心自問一下，這筆錢會有多少被用在發展中國的教育上，而不是變成軍火落在內戰的戰場上，浪費在“大躍進”之類的折騰上，消費在國人的不散的宴席桌上？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正視，中國人對內耗之醉心在列國中鮮有其匹，與日本恰成鮮明的對比。稍一翻史書就知道，所謂“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並不隻適用於消極抗日的蔣介石。偶爾出一個外戰英雄，也必被人多勢眾的內戰“英雄”置於死地而後快。南宋嶽飛抗金最力，卻被自己的朝廷絞死在風波亭上。明末袁崇煥抗清屢立奇功，竟遭淩遲處死，被自己的京城百姓爭啖其肉。百團大戰抗日有功、朝鮮戰場擊敗美軍的彭德懷元帥，最後落了個被五花大綁萬人批鬥含冤而死的下場。在“毛澤東時代”，國人窩裏鬥的傳統更被升華到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理論高度，史無前例地受到官方係統的倡導。青史千年，冤魂無數。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從英國炮艦打進國門算起，中國內戰內亂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被外族屠殺的人數。當我們聲討日寇在南京屠殺三十萬同胞的罪行的時候，對於那些從內戰到文革，從國民黨清共到共產黨鎮反，從“二二八”到“六四”，死於自己同胞之手的千千萬萬中國人，我們又該說些什麽？

東方人似乎都不愛認錯。但比較中日兩國，可以發現一些並不很小的差異。日本的不認錯是民族的整體行為，這並不意味著個人不承擔責任。天皇曾對麥克阿瑟表示承擔一切戰爭責任，但被他拖進戰爭火坑的日本人對他卻並無怨言，那幾個戰犯在走向絞架前也沒有向天皇推卸責任。最頑固的軍國主義分子往往用自殺來表示其信念與行為的一致。但中國人則不然。一場人為的災難之後，從來沒有人以個人名義承擔責任。蔣介石也好，毛澤東也好，無論國家被他們糟蹋成什麽樣子，永遠以英明領袖自居，必要時抓別人當替罪羊。共產黨據說是“勇於承認錯誤”的政黨，但實際上承認的總是別人的錯誤（或罪狀）──文革中一切歸罪於劉少奇，文革後一切歸罪於林彪四人幫，八十年代“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六四”後又拉出趙紫陽當靶子──唯獨沒見過當朝者自己批評自己。

日本至今對二戰認輸不認罪。這種不可理喻的頑固與其傲視天下的經濟實力相結合，加重了當年受害最深的中國人民心頭的陰影。曆史的傷口不會愈合──除非中國能象日本那樣擺脫內耗的怪圈獲得堅實的發展；除非日本能象德國那樣以脫胎換骨式的反省與罪惡的過去真正決裂。

如同抗日時期一樣，近年來海內外中國人再次發現了共同的旗幟：愛國主義。無疑，為了團結國人效力建設，愛國是一個有益的口號。但需要我們留神的是，除了少數“世界公民”外，人各有國，各國利益難免衝突，無數積怨早已形成。曆史和現實都表明，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很難分清，而狹隘民族主義隻會導致冤冤相報，無限循環。人類在“愛國”的旗號下所犯下的罪惡遠遠多於所完成的善行。當年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並不是野獸，他們也“愛國”，愛他們的天皇和家鄉父老。問題在於，還有比愛國更高、更具根本性的原則，那就是正義。

日本還沒有向世界證明她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民族。這一缺陷使得她的種種優點，包括“愛國”，變成了世界的隱患而不是福音。

至於中國，則向來不缺少把“愛國”二字寫在臉上和掛在嘴上的人，更不缺少把“不愛國”乃至“賣國”、“漢奸”等等當作棍子揮舞打擊自己同胞的人。

基於由上天賜予人類的道德法則，愛應當是普適的、永恒的。愛包括對弱者的同情、對異己的寬容。我們應當愛國，應當對自己的同胞、故土、文化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但是這種特殊的“愛”不應具有排他性，而應當永遠受到正義的製約，與更普遍的人類之愛並行不悖。在一個日益變小的世界上，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距離理應相應縮小。

愛國的真諦應當是愛人民和愛正義。以這種判據衡量，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抗擊滿清的袁崇煥，和保衛大清的林則徐都是值得我們崇敬的愛國英雄；不難理解，在聶榮臻將軍當年率部擊斃日本“陸軍之花”，和他戰場救護日本孤女這兩個行為之間那種感人但卻是自然的聯係；同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猶太人紀念碑前屈尊下跪的西德前總理勃蘭特，和主動從海外撤回蘇軍並促成蘇聯“帝國”崩潰的戈爾巴喬夫，會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特殊尊重。

“我們所訴求的是公正，不是複仇。”抗日勝利50周年之際，願更多的人分享雨果的這種境界。

（ 1995年8月1日寄自英國曼徹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