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老吳
友風子雨，明月入懷。
我現在的年齡，正是父母八十年代的年齡，但是比起八十年代的父母，我是問心有愧。
文革十年，教會關閉。1969年我們全家下鄉，1979年父母從南靖山區回到龍海石碼落戶，恢複教會活動，但是當時教堂被縣工商局和稅務局使用，要等到他們搬走我們才可以使用教堂。所以，那時石碼沒有我們的家，
沒有教堂怎麽辦？就先用幾個教會的弟兄姐妹的家做敬拜。其實在我父母回城之前，教會的弟兄姐妹都已經自發聚會禮拜了。神的仆人回來了，自然要回去主持教會活動。
我父母在石碼沒有家，要住在哪裏呢？住在我們漳州的家。我們在漳州有一座1978年新蓋的兩層樓房，牆體水泥框架，地板天花板是水泥預製板。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很少人能蓋樓房，是靠我在海外的親戚財力支持的。總共120平方米的使用麵積，原估計是5000元人民幣，結果花了上萬元。有關這座樓的故事，在我的《土樓歲月》就有一章詳細記載。
在漳州這個家裏，有我的父母和在漳州學習工作的兄弟姐妹家庭。我父母每個周日早上就搭乘最早的客車到石碼主持禮拜，下午還有教會其他活動，傍晚才回到漳州。漳州到石碼20公裏，因為是舊公路，坐客車單程要一小時。
我父親是1914年出生，我母親是1918年出生，到了1980年，我父親是66歲了。66歲在美國就退休了，在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我父親是為神侍奉，所以還是要繼續工作。
不止是周日我父母要到石碼，平時有事還要去龍海找統戰部幹部，解決教會複會的問題。比如，教會的一些財產在文革中被沒收，需要找回。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教會的一口大鍾在文革中被拆下，後來不知被扔到什麽地方，還是被我父親討回來了。現在這口大鍾還懸掛在石碼禮拜堂的鍾樓。
我記得我的父母身體都很好，精力很充沛，我真的忘不了他們得過什麽病？也就是感冒而已。看來還是神的眷顧，才使我父母有這麽健康的身體為教會工作。
我在海澄工作，每周六休息就騎自行車回到漳州，周日或者周一再騎車回到海澄。海澄到漳州要騎2個半小時。海澄到石碼隻有5公裏，平時如果要到石碼找朋友，我都隨時可以去，晚上也常常借居朋友的家。
我借宿的是一位姓高的朋友的家，原來在華安水電當電工。他的家是在一座騎樓的後半部分的樓上，就那麽一個12平方米的單間，他們有幾個兄弟，他就分到這個單間。他在單位有宿舍，平時這個房間沒有用，就把一把鑰匙給我，我隨時可以進去休息。最大的問題是如廁難，要到外麵的公共廁所，非常的麻煩。
石碼的騎樓是民國年代建的，都沒有廁所，有廁所的話也是讓汙水流到水溝裏，而地下的水溝常常堵塞，廁所可以解決小便，不可以解決大便的問題。這種狀況對全城的衛生造成很大的影響。你走在一些街頭巷尾的旮旮處，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垃圾包出現，非常的臭。石碼有的垃圾堆放點是固定的，設在那些有空閑地帶的角落裏。但是，石碼那麽擁擠，還能有多少空閑地帶呢？離垃圾箱十幾尺之外，往往就是居民戶，他們一天到晚都要承受垃圾的汙染。還有公共廁所也是這樣，每天都有抽糞的大車把廁所裏的糞便抽走，那個臭味實在令人惡心。
1981年，教堂歸還教會，我們在石碼有了家，教會有了聖殿。但是，原來教堂後麵一塊空地被工商局蓋上平房，裏麵住著工商局一位駕駛員。這位駕駛員是開局裏的小車，小車可以直接開到教堂裏麵，房子裏麵還有很多汽油桶。我們實在是非常的擔心，萬一不小心的話，整座教堂和附近居民都會有危險。好在這種擔心不是很長時間，這個平房也很快歸還教會。
那些汽油桶在教堂裏不知放了多久？十年八年都可能，那時人們沒有安全的觀念，連政府部門也是這樣。這就是時代的局限，騎樓的狀況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住房問題不隻是我們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的題。
八十年代初期龍海才開始第解放後的第一波基建，縣政府直屬機關開始蓋辦公樓和職工大樓，地點都是選擇在就近的郊區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縣直機關工作，原來是住在小巷子裏，他分到了一套新宿舍，幫到新家去了。 我們經常在一起下棋，有一陣他沒有空來，就是去搬家。
像他那樣幸運的幹部還是很少，雖然現在石碼的郊區早就高樓林立了，原來的農民早就成為石碼人了。現在龍海人說的小石碼，其實就是石碼舊城區，沒有人說大石碼。但是我覺得原來是石碼郊區的兩公裏外圍都已經是住宅區，可以成為大石碼。我們家鄉的家是越來越大了。
石碼的騎樓現在仍然保持原狀，是在中國保存的最好民國建築小鎮，走進石碼，到處都是民國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