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老吳
友風子雨，明月入懷。
1963年我讀小學5年級的時候，老師讓我們每個同學都要向解放軍叔叔寫信，我也寫了，寫信的內容我忘記了，應該是向解放軍叔叔匯報自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故事吧，當然還有學雷鋒的體會，做好人好事等等。總之，記不起來了！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收到了一位解放軍叔叔的回信，是寄到學校裏的，老師拿給我。我非常驚喜，打開信一看，有一張解放軍叔叔的照片，非常英俊，他是江西人，叫謝立~，在福建程溪部隊當兵，他說收到我的信之後，非常開心，很高興認識我這個這個小朋友。
在班級裏，能收到解放軍叔叔回信的極少，除非你寫得很好。同學們很羨慕我，但是我是又高興又害怕。
高興的就不用說了，因為之前我的大哥也有類似的經曆，而且更加的令人羨慕。那時他們是學俄文，蘇聯的加加林是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英雄，學校號召大家向加加林寫信。信寄出去之後，他根本沒有想到加加林會親筆給他回信，大哥收到信後非常高興，經常在家裏唱俄語歌曲，我隻是記得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還記得他總是說“哈拉少”。“哈拉少”是怎樣寫的俄文？我不知道，應該是問候語吧。40後50後的人都會記住學校裏的那些老故事，學習雷鋒好榜樣，向解放軍和人民英雄寫信。我們這一代人在那個時候，日子過得總是很“哈拉少”。
話說我給謝立~寫回信，他再給我回信，還說要到我家找我。他們的部隊離我家石碼鎮隻有20幾公裏，找我是太容易了。我非常害怕他來找我，因為我不是工農子弟，我爸爸是基督教堂的牧師，我們住在教堂裏，我在給他回信的時候根本不敢說我家裏的情況，我很難想象當他知道我是牧師兒子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會不會鄙視我？
那個年代，像我這種牧師的兒子，在中國不止是“百裏挑一”，可能是“千裏挑一”吧，比地主資本家子女還少。在很多人眼裏，很難理解我們這種家庭，既不是出生好的“好人”，也不是出生不好的“壞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治一切的這塊土地上，怎麽能容許耶穌的信徒？政府怎能容許教堂裏活動？在這個無神論的國家裏，我們似乎是一種“怪人”，是怪類，很多人避而遠之。我的內心十分悲哀，那時出身不好就低人一等，我們隻是比地富反壞右好一點點而已。如果我是一個工農子弟，可以坦坦蕩蕩地和他謝立~交往。連寫一封信都那麽難？
每次給他回信之後，我都如釋重負，因為又完成了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之間的通信來往一直持續了兩三年，文革開始我住的教堂被占用，我們一家還是住在教堂的一角。他寫信給我，說他要退伍了，在退伍之前一定要來找我。我很高興回信，希望能見到他，但是他找我的時間不能確哪一天？那時我天天到學校參加文革活動，寫大字報，發傳單，上街遊行，一直沒有看到他來。
有一天我又收到他的來信，說他找到我家了，找不到我，所以回去了。我覺得實在對不起他，但是這樣也好，相見不如不見，不見不如懷念。 我再也沒有給他回信，我們之前的聯係就此中斷，直到現在。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文革那段記憶卻永遠無法抹去，中國人再也沒有階級出身的等級束縛，我們那代人心裏承受的壓力早已煙消雲散，但有的還不能釋懷，生怕有一天還會有文革。今天的世界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心靈越來越自由，人際交往再也不用鋼筆寫書信了，在電腦打出來的字，全世界都一樣，用鋼筆刻畫一封信，每個字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充滿生命的活力的。
要不是曆史的原因，我和謝立~不會錯過相見的喜悅。他是我在少年時代認識的一位未曾見麵的好叔叔，一個神秘的軍人。希望謝先生還健在，不管他現在住在什麽地方，我都祝願他老人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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