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幾天在文學城發表了土樓歲月(二):被趕出教堂之後,其中有1968年秋天發生在我們小鎮的殘酷迫害群眾的紀實,有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有流落街頭,含冤致死的,有跳樓自殺未遂被絆架遊街致死的。他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但是還是發生了。
在這篇文章裏,我寫到我們一家在被趕出教堂之後,就差點流落街頭,後來寄居好心人的小屋數月。那些日子,我終於感受到了什麽叫”一夜白了少年頭”。我頭上的白發在那些日子開始長了出來,我的老淚縱橫,心在滴血。看到那麽多年輕人被遊街,勞教,仿佛明天被五花大綁的人就是我,我甚至覺得人生的路是不是走到盡頭了?一夜之間有老之將至的感覺。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的名句”我一直以為人是慢慢變老的,其實不是,人是一瞬間變老的。”
我的這篇文章基本上是我妹妹的原文,我的記憶和我妹妹有些不同,寫下來算是對土樓歲月回憶錄的一個補充,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這一天秋風蕭瑟,石碼禮拜堂的蘋婆果的秋葉呼啦啦落黃了一地。幾位紅衛兵氣勢洶洶地闖進來,在聖殿前張貼了一張“勒令”:勒令曆史反革命分子、反動教頭吳乃文三天內滾出教堂。他們都是平時經常來教堂玩的鄰居孩子,他們的父母和我們的父母平時也和睦相處,誰家有難,大家互幫互助。因為出身好,他們的子女成為文革的闖將,現在還要勒令我們滾蛋。
把屈辱和憤怒強壓在心裏,我實在窩火憋氣。但父母要我們忍耐,用聖經的話鼓勵我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父母說他們隻是被蒙蔽的本性是善良的孩子,隻是被人利用打頭陣,上帝會原諒他們。父母的話讓我銘記一輩子,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都不會怨恨他們,不會怨恨那些文革中給我們製造痛苦的人,我們可以用愛來過日子,因為我們是遠離仇恨的上帝的兒女。至於當時我父親為什麽會被扣上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父親是好人,這就夠了。
那時我們曾多次聽說外地的牧師被趕出教堂,有的流落街頭,有的遷居他鄉,有的被迫自殺,有的含病而死。相比之下,教會停辦兩年,但我們還可以住在牧師樓樓上兩房一廳。父親沒有薪水,但我們還有海外親人的定期匯款。過日子雖然提心吊膽,全家人還是平平安安。信仰的力量使我父母一無牽掛,把未來交給上帝。
但這一紙勒令對我們子女而言,一瞬間的感覺是如晴天霹靂災難降臨,我們就要無家可歸了,就要地做床來天當被蓋了。但父母非常平靜,何去何從?路在何方?家在哪裏?自有神的安排,孩子放心吧!上帝愛你!
母親在禱告之後找到張阿姨。張阿姨是教會的老姐妹,和我母親情如手足,知道我們的困境之後,不怕避嫌,毫不猶豫地把她自家前麵的一個放東西的小房子借給我們居住,那時很多鄰居看到我們唯恐被誅連,避之不及,但張阿姨憑她的愛心為我們救難解危。雖然這老房子隻有15平,屋頂還漏水,但是我們一家好歹也不必流落街頭了。
那三個月簡直是度日如年,寢食難安,父親被關押遊街毒打,銀行的存款被凍結,無錢買米,弟弟把自己養的小絨雞拿去菜市賣,小妹去給人家做鬥笠。我多次找居委會領導幹部希望把我們家的僑匯解凍,但是屢屢被拒之門外。全家7人擠在兩張木床,下雨的時候半夜要起來拿臉盆接水。
屋漏偏逢連夜雨,但有時這場夜雨是夢寐以求的及時雨。三個月後上山下鄉的高潮的到來,對我們一家來說,就是一場及時雨。我們全家都要下鄉了,我們要到廣闊天地安家了,我們要離開了這個救急救難的老房子了,感謝這個老房子留給我們的難忘的記憶。
傳說春秋時期的伍子胥有個“一夜白了少年頭”的故事。劉禹錫有過“ 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的詩句。更有嶽飛“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的千古悲歎。這些老前輩們如果在世的話,看到文革的人間慘劇,伍子胥可能不隻是“一夜白了少年頭‘,而是“一夜斷了少年頭”。還有像嶽飛那樣的國家棟梁,比如劉少奇彭德懷,不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嗎?比被秦檜陷害有過之無不及,這就是文革的悲劇。我“一夜白了少年頭”的個人悲劇,比起文革中的那些為真理而獻身的民族英雄人物,真的算不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