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建立中國的全球媒體“中國之聲”正當其時

話語權，其實遠遠超過語言的內涵

在中國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一次次充分感覺到話語權的重要性，通過去年西藏騷亂事件以及“藏獨 ”幹預聖火，以及後來的北京奧運會，再到今年的7·15騷亂事件，我們都深深感覺到了中國沒有完全掌握國際話語權，在中西就某事件發生分歧和衝突之後中國無法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傳遞自己的信息。尤其是當西媒進行歪曲性報道的時候，中國尚缺乏清晰的手段在國際社會將自己的觀點進行有效傳遞。因此從全球話語權的信息來源和信息製導權來看，“西強我弱”的局麵尚未得到根本改觀。從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對國際信息的傳遞和國際輿論的主導權來看，話語權領域內的“西強東弱”的局麵仍然是世界輿論結構的基本狀況。

東方世界很在乎西方的看法，而西方世界不太在乎或是根本不在乎東方社會的看法，在話語權領域裏，常常是西方主流輿論等同於“國際輿論”和“世界輿論”，當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掀起輿論戰和心理戰的時候，東方國家的輿論幾乎無法抵禦西方媒體短時間的“信息洪流”。而媒體和輿論賦予西方世界巨大的心理優勢、信息優勢和理念優勢。西方可以自封為“文明中心”，可以隨時對非西方社會國家發動輿論戰或是策動顏色革命，更有甚者，不斷根據發展中國家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民族宗教矛盾策動別國的動亂。

“話語權”這個詞語的漢譯非常成功，它反應了兩個組合，一個是語義上的“話語”，一個是話語背後的“權力結構”和“權力支配”，同時掌握話語和定義的一方可以對不具有話語能力的一方實施“權力支配”和“權力壓製”，這樣“話語”本身早就超過了語言學本身的含義，而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的概念。拿破侖曾經說過：“報紙一張，猶如聯軍一隊”，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經斷言：“在宣傳上花一美元等於在國防上花五美元”。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期《1999不戰而勝》中聲稱：“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中打了敗仗，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係都將毫無意義”（轉引自永翰《美國的國際傳媒戰略》），由此可見輿論和話語是深深與權力結構結合在一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誰掌握了更多的話語，誰就掌握了更多的權力。

對於軟實力和硬實力表述得最到位的是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1950年公布的一份絕密報告《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在該報告中，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作用被描述為：“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裏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著我們的價值觀念，而針對著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美國國務院1950年報告，轉引自熊蕾2008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由此可見，西方資本主義體係很早就非常有遠見地認識到思想和話語的“精神”環境是跟經濟和生產力等“物化“環境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世界主要的交換就在於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而對信息的控製就可以控製物質流量和能量流量。因此不在乎蘇聯和社會主義是否真的如西方資本主義體係描述的那樣“邪惡”和“一無是處”，關鍵在於一套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話語體係解構的是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的物質環境，而且將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保護其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物質化”能力構成了根本性的威脅，這才是資本主義世界永遠不願意正視社會主義也有優點和積極麵的基本事實，也解釋了為什麽資本主義國家必須抹黑社會製度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原因。
西方媒體和常駐中國的西方記者，部分西方媒體人士甚至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常駐中國，可是為什麽他們會選擇性地看不見中國和中國西藏自治區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人口、家庭、教育、社會經濟優惠措施等）以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極大的促進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事實故意選擇性地視而不見，為什麽連西藏以前是農奴製社會這樣的基本事實都沒有機會被展示給西方公眾，為什麽對中國社會千姿百態的活力和自由故意選擇性地失明，為什麽他們仍然要地將中國描述成為類似20年前解體的蘇聯和民主德國那樣的“極權社會”？這一切都在於中國物質環境的強大構成了對西方的挑戰，打擊中國的信息流就是為了打擊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相反中國越來越強大，對西方的“普世價值”就越構成威脅，也必將從信息流出發而威脅到西方對世界物質環境的超級壟斷地位。
這其中的關鍵根本不在於中國“是什麽”，而在於中國的崛起並沒有照搬西方的價值體係而讓西方的資本媒體感受到了中國對西方價值觀的威脅。按照西方意識形態的神話，一個國家必須照搬西方的多黨製和所謂完全的自由市場才能成功拿到現代化的入場卷，而現實則是大多數采取西方體製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都遭了大災，一些亞洲國家如菲律賓在四十年前還與日本處於同一發展水平，但在引進西方多黨製之後就讓社會陷入了永久性的撕裂，其他國家如泰國、肯尼亞、盧旺達、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嚐盡了照搬西方模式的苦頭。而恰恰這樣一個時候，在國際資本主義體係引起了世界經濟危機後，在這個西方自由民主資本體係再也難以自圓其說的全球曆史轉折期，中國因為物質的極大繁榮和崛起必將帶來新價值觀的崛起。而中國這個理論上不聽西方話的“劣等生”，在西方的眼裏是“眼中釘”、“骨中刺”，應該早就崩潰和倒黴才對。可是中國一天天在罵聲中強大起來，而且越被詛咒就越強大，一直到今天具備了“坐二望一”的超級實力。

西方世界由於缺乏自信，開始故意用媒體來營造一個關於中國的“假象”。許多去年去參觀北京奧運會的西方遊客都發現了一個跟媒體報道中完全不同的“中國”，之所以有這樣一個集體映像顛覆的發生，是以一個刻意存在的“集體騙局”為前提基礎的。通過“集體騙局”的設置西方媒體試圖操縱大部分無法與中國直接接觸的西方民眾的觀點，進而繼續得以能夠操縱主流民意。西方媒體不得不醜化中國的根源不僅在於西方社會的文明優越感和種族傲慢情緒，更關鍵的在於中國的物質繁榮證明了：另外一種價值觀，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另外一種製度模式是可能的。與過去的蘇聯不同，中國吸收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勢特征，呈現出遠遠超過當時蘇聯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活力，中國的崛起也直接證偽了西方“普世價值”這一神話，而這一切都可能導致利用“普世神話”話語權的西方從超額霸占全世界資源而退回到一個“純區域”的地區文明，更可能導致西方特殊優勢霸權被剝除，這才最讓西方世界感到焦慮和憂心忡忡。

由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繁榮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而“話語權”的建立又會直接影響到西方世界的物質環境和對世界物質的超額享受和分配，這才是使西方媒體坐立不安的根源。中國的硬實力已經崛起，已然是世界經濟強國，這一點已經沒有異議而且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逆轉。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牢牢抓住西方世界數百年來贏得的“話語權”，就成為保護西方對世界物質環境和物質能量壟斷的為數不多的利器法寶了。

對比一下美國人對傳播學的解釋和理解，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國人對輿論戰和心理戰的基本目標是什麽：

“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

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願思考，

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

評估民意，

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

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和幹擾阻斷等，

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鬥誌，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

支持欺騙行動。”

（以上段落轉引自熊蕾2008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從以上內容就可以認識到西方利用話語權掌握全世界輿論的本質所在，今天中國在全世界擴展話語權和與西方角逐全球公共輿論的根本關鍵就在於要通過直接與西方受眾的接觸，免除二手和三手傳播的弊端，使得中國觀點、中國思維和中國理念能夠從西方“鐵幕般”的輿論剪輯和控製中突圍，從而達到有效率地傳播中國觀念的目的。 因此在未來中西的輿論角逐和輿論競爭中，我們必須設立自己的戰略目標，我們的傳播目標除了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正本清源，逐步澄清被妖魔化和負麵定型化的中國形象外，必須逐步將西方媒體有意識設置的“中國形象陷阱”和“中國形象騙局”相對化，引導受眾向有利於我們價值觀念和物質利益的方向遊移和運動，將西方的視角逐步實現弱化，尤其是巧妙地將西方的普世價值神話相對化，樹立起中國國際媒體的信譽和形象，高明而又不露痕跡的誘導受眾的思考方式和思維模式，促進受眾對中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產生溫和良好的印象和持久的好感，引導西方國家的民眾和世界各地的受眾了解、理解甚至同情中國和中國政府的立場，最終達到使得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受眾對中國和中國的價值觀念產生趨同感和認同感。

用一句話來表達：保護中國的軟實力就是在保護我們的物質能力，促進中國的軟實力就是在促進我們獲取環境中物質和能量的能力。



建立全球的話語平台“中國之聲”，正當其時

當前，中國的綜合國力急劇膨脹，人們對話語權議題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走向強大和走向現代思維的中國已經具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來投入到中國國際電視台和中國國際廣播的領域內。 一些很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現代思維包括在各個國家建立中國國際電視台的電視節目，開通數種重要國際語言的電視和廣播，在西方國家的超市中播放反映中國視角的國際新聞，繞過西方的媒體鐵幕直接同西方的受眾發生聯係和影響。凡此種種，都反映出當代中國人的現代思維和全球化思維。

然而話語權的傳播領域是一個科技含量很高的領域，其包含了傳播學、傳播社會學、傳播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各個方麵的知識。同時由於中西體製的巨大不同和西方長期妖魔化中國在西方受眾中普遍形成的定型的中國刻板僵化甚至類似“妖魔”般的形象已經是根深蒂固，西方媒體和西方社會也一定會采取相應的手段反製我們的國際傳播和國際發聲，再加上中西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話語範式的巨大差別，極有可能發生的是，我們想要達到的傳播效果達不到，我們十分想避免的副效果和負麵作用卻產生了。更有甚者，如果傳播過程不理想的話，還有可能逆向造成我國形象更加晦暗的可能，甚至可能加重西方社會的敵意和更加定型化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負麵觀感”。

筆者在中國媒體開始大動作準備向全世界傳播中國視角和播出中國國際新聞的時候就認為西方媒體和社會可能采取簡單的幾招來化解我們中國傳播的力道，使我們中國的國際發聲的巨大努力化為無形。中國經濟實力超強，財大氣粗，能夠大量投入到國家形象傳播中去，這是好事，但是如果被西方媒體輕而易舉解構中國努力的話，那麽中國就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西方媒體常用的手段一定會說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來西方進行宣傳”，利用西方受眾對“宣傳”一詞本能的反感和將其等同於納粹時代的“精神控製”，一個詞語就可能激起西方受眾的巨大敵意和反感，降低中國國際傳播的可信度。或是指責這是“中國國家操控的有組織的行為”，這樣可以本能地使得西方受眾聯想起過去的蘇聯和民主德國等，產生極度地對“極權主義”的恐懼和本能的反感，或者西方媒體會鼓噪“中國的宣傳媒體在為獨裁政治服務，威脅到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通過簡單煽情地二元對立觀樹立敵人的影像可以達到瞬間消除中國國際傳播的目的。一旦受眾接受了這樣西方媒體先入為主的誘導，那麽可能中國傳播的信息無論怎麽高質量和有信譽他們都可能本能的排斥和不相信。

就在作者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讀到了德國《明鏡周刊》網絡版的一篇題為《中國形象運動：柔軟的龍》的電子文章，通篇文章正如筆者所想象的一樣，在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還沒有做出巨大影響的時候，西方就迫不及待地開始誣蔑中國的國際傳播活動了。因此筆者針對中國國際傳播，特別從傳播社會學和傳播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以下戰略建議：

一 在我們的國際傳播中，我們的定位是“文化傳播”，是“溝通交流的平台”，是與西方受眾的“平等互動和相互了解”，而首先我方一定要棄用“宣傳”、“宣傳攻勢”和“宣傳部門”等帶有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時代烙印的詞語。一旦世界各地的受眾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受眾感覺到我們的國際電視台或是國際電視廣播等節目是跟“政治宣傳”聯係在一起，那麽我們的傳播行為的效果就可能化為零了。其實任何政體下都存在著宣傳，資本主義社會對輿論的宣傳控製絕不亞於社會主義政體，但是資本主義體係下的媒體巧妙地將自己化妝成為“自由”的、“不受控製”的、“獨立”的，主要是為了瞞天過海，在受眾中建立職業信譽，其實政治的、法律的、資本利益集團的、財團的、遊說集團對媒體的操縱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達到了人類各種政體之極至。但是借用巧妙的“傳播”、“谘詢”、“互動”等詞語，就可能巧妙地拉近公眾的距離，抹去“宣傳”本身帶來的痕跡。

因此高明的宣傳是不帶宣傳痕跡的宣傳，高明的操縱是不帶操縱痕跡的操縱。借鑒西方媒體本身的經驗，我們一定要強調與受眾的平等和夥伴討論式的氣氛，而一定要降低對方對“政治宣傳的疑慮”。我們常用的詞語是“溝通”、“互動”、“探討協商”、“文化推廣”、“文化交流和傳播”、“中國觀點”和“中國獨特視角”等，切忌用的詞匯是“宣傳”、“政治觀點”、“黨的意識形態”、“國家輸出”等。

二 中國的國際廣播或是國際電視台應該定位為中國觀點，而中國國際新聞頻道應該技巧性地反複強調：中國觀點並非代表中國某個政黨的觀點，進而淡化西方受眾由於輿論妖魔化“共產主義”而帶來的疑慮。中國的觀點代表的是中國國家、社會和各個團體黨派的觀點，因此如果我們的中國國際影視傳播，其代表的是整個中國和中國各個社會群體和階層的觀點，其宗旨是平衡反映中國社會階層的不同觀點，也就可以平衡反映中國嶄新的現代化體製。

三 西方的新聞媒體在長期的報道中通過對事實的多渠道求證建立了良好的信譽，但是在關鍵的攻心戰的時候卻可能有意識地散布虛假消息。有趣的是，對虛假消息的有意識傳播恰恰是建立在平時的所謂信譽基礎之上的。當一個新聞媒體在七年內建立了充分良好的信譽以後，那麽在第八年的第一天突然散步一個虛假消息，受眾也會因為信任而毫不猶豫地相信。

因此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的傳播必須建立嚴格的信息渠道來源，每個信息都必須有可靠的信息渠道來源加以證實，對於重大的爆炸性新聞必須有至少兩個權威信息來源渠道加以證實。以上的新聞來源原則和傳播原則應當寫進中國國際新聞的傳播總綱中去，成為中國國際新聞的基本宗旨。在各種語言的電視節目和廣播中，中國國家廣播電視都要開宗明義地反複強調其基本宗旨。

四 建立一個素質過硬的、熟悉西方傳媒文化和傳媒運作規律的、在西方留過學的高素質新聞團隊，利用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和財政力量，利用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良好的地方人脈關係，在重大國際事件中爭取以最快的速度取得第一手新聞來源渠道。特別是在重大國際衝突和戰爭事件，在重大危機事件中爭取發出中國獨家的第一手消息，迫使西方新聞機構跟在中國新聞機構後麵，接受我們的新聞後而獲得來自中國的二手新聞材料。

美國的CNN就是在海灣戰爭中通過大量即時的現場一手新聞報道而一炮打響，而中國國際廣播電視也需要一批高學曆、高智商、高素質以及敢於進入國際事件第一場景中獲取新聞的記者群體，讓他們曆練成為國際大牌的記者而獲得世界重大事件報道的優先權。

五 在國內重大危機事件中充分吸取以往的教訓，國家要采取第一時間發布消息的做法。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可以獲得超越於其他電視台的“一級優先權”，可以以最快速度趕赴現場發布新聞。通過政府提供新聞，國際電視台緊密配合和深度現場報道，迅速製止可能發生的謠言傳播和虛假傳播。同時中國緊密抓住第一定義權，將事件的性質定位好，將事件發生過程和背景進行充分的分析性報道，事實真相是駁斥謠言的最好手段。真相來得越快、越有力，論據來得越充分越清晰，第一搶先定義權解釋得越早越快越充分，就能在事件傳播的第一時間段中充分掌握主動，防止了謠言滿天飛和境外惡意操縱的可能性。危機事件中的公關能力是與整個國家的應急體製和危機處理體製緊密相連的，在這個領域政府和新聞界配合到越好，越及時，就越有可能默契地處理好危機的傳播處理問題。

六 中國國際廣播電視的政論節目應該展現出活潑、積極、充分討論、批評和衝突的一麵，以充分顯示其立場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其實西方媒體在批評政府的同時，其背景往往是帶有黨派鬥爭和社會多元討論的背景，而這樣的所謂批評卻為西方媒體帶來了更大的收益，那就是博得了所謂“獨立性”和“中立性”的假象，達到了傳播媒介需要的最佳初始效果。而在關鍵的對外政策上和國家利益上，西方媒體又很好地充當了“國家利益看門狗”的角色，其實批評也好，讚同也好，歸根結底不是拆西方社會本身的台，而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中國在維護國家利益之路上也應該做到觀點多元、活潑，能聽到不同派別的多元意見，能夠提到批評意見，但是這些批評和平衡報道都應該以不損害國家利益、而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一旦受眾感覺到中國媒體是可信的，是多元平衡報道的，那麽在關鍵時候中國的媒體就會為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立場發出最強音。這樣平時的評論和批評轉化成為一種隱性的“信譽資產”，在關鍵時刻仍然服務於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這正是中國哲學“要想取之，必先予之”的精妙道理，要使受眾被吸引和誘導，要使受眾產生對我們認同和觀點趨同，就必須先展示自己的信譽，就必須先累積“誠信資源”。

其實現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已經非常自由，除了少數一些可能誘發社會不穩定的敏感問題以外，中國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已經是相當多元化、自由化和豐富多彩，哪怕西方受眾能了解中國社會自由活力方麵的十分之一，都一定會改變刻板的印象。因此我們不再需要一言堂或是僵化的思維，應該將中國社會的自由開放的一麵積極地展現出來。

七 在節目設置上我們可以模仿台灣香港地區和西方主要國家豐富多元的節目，比如名家論壇，社會政治脫口秀，開通普通觀眾的Call in節目，直接連線網民、回答網民的問題，通過網民郵件寄發討論問題等，總之要脫離刻板的照本宣科的模式，真正展示出中國現代開放、自由自信的新麵目。即使對於受眾的棘手問題和麻辣問題主持人也應當展現出現代新聞人員和現代專家學者的民主素養，讓西方和世界各地的受眾真切感覺到今天的中國真的不一樣了，今天中國的麵貌真的是煥然一新。

八 非常值得的做法是聘請高素質的對中國了解的友華人士來作主持人，有時候通過西方受眾來向西方受眾傳達的方式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西方社會中存在一些友華力量，他們的觀點西方媒體不願意展示。隨著中國的崛起，還有大量的在中國定居生活、工作學習的歐美人士和世界各地人士，通過他們親身體驗或是講述自己的故事，來反映中國的巨大變遷和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嶄新麵貌。即使講述自己經曆的西方人士偶爾有一些批評和負麵描述，也沒有關係，畢竟哪個國家能夠完全的十全十美呢？關鍵是真實性，生活化，能夠引起受眾普遍情感共鳴就很好了。一個真實、多麵、多棱角的中國形象，通過歐美人士之口敘述出來，更加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九 隨著中國躍升成為世界強國，越來越多的有影響力的西方學者開始撰寫有深度的關於中國的專著，比如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8226;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鑒於作者是一個全球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大趨勢》（1982）曾經是西方學界和西方社會風靡一時的超級暢銷書，把這樣的全球權威人物邀請到演播台來參加關於中國發展變遷的討論，將在無形中弱化西方公眾中已經被宣傳深深印刻的關於中國的負麵現象。未來中國的發展會引起西方越來越多的頂級學者來正麵了解中國和深度研究中國，他們的發聲就會遠遠超過一個普通學者和普通公民的發聲。善於運用名人的視角來影響全球公共輿論也是一個重要手段。

十 由於西方媒體一定會指控中國媒體是“國營”的或是“國家操手控製”的，以此來貶損我國的信息渠道，使我方播發的信息大打折扣。因此建議我國巨資打造的中國國際媒體或是“中國之聲”等，轉變成為一個獨立法人團體。西方的媒介也主要是掌握在財團和政府的手中，但是政府稅收支持的媒體至少在表麵上都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經營權和編輯權的雙分離。通過建立獨立的法人實體，西方媒介可以簡單地宣稱其運作是獨立的。為了有效地發揮未來中國媒體在東西競爭中的影響力，防止對手的惡意誹謗和貶低信譽，我國的國際媒體可以先行邁開媒體改革的步伐，實現向獨立法人團體的轉變。在中國海外國際媒體的傳播中，我們首先強調其操作“獨立”性，再因其“獨立性”來增強其“可信度”。

十一 中國應該更加熟悉和學會西方社會功能分化的模式，許多事情交給社會和專業集團去做，國家可以隱性間接的支持。比入中國企業或是高校集團可以成立基金會，大型企業可以讚助基金會或是建立專門的基金會研究機構等，基金會可以成為中國國際媒體的財政來源。而政府的資本也可以間接注入社會團體或是基金會，通過基金會再流向中國不同的海外媒體。中國也應當鼓勵建立一批高質量的NGO組織，實現政府、社會和媒體的相互契合來最大限度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不要忘記，西方國家的一些支持各國顏色革命、反對派或是“藏獨”的團體都是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民間組織或是非政府組織的形式出麵完成，然而其背後的財政來源都離不開國會或是政府，甚至是CIA的秘密支持。但是民間組織形式的外表可以顯示獨立性，完成很多政府不便完成的任務。可以說西方社會的民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看似表麵獨立，但其實是配合政府超額完成了隱性維護國家利益的任務，成為顛覆發展中國家政局的“第一利器”（比如美國的“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直接受到美國國會和國務院的支持，而全世界影響力極大的“自由之家”直接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參見恩道爾2009 《霸權背後》）。

十二 繞過西方媒體鐵幕的另外一個手段是建立高質量的關於西藏、新疆、和人權等議題的網站，網站是現代社會實現直接溝通、繞開二手傳播最簡便和最迅捷的手段。我國在今年已經相繼建立了英、德、法三種語言的關於西藏的網站，然而網站的運作還需要一個職業化的專業集團來維護管理和推進運作。鑒於在全球化進程中世界新技術手段對於信息傳播的重要性，我國也該實現專門的投入來培育一個專業化的信息網絡資源庫。其中關於西藏的社會經濟發展信息都詳細注明包括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數據，以增強中國發布信息的權威性，包括人均壽命，健康教育水平等重要人文數據，每一個數據後都提供嚴肅的信息來源渠道。

鑒於在某些議題上西方受眾長期受到西方媒體蓄意宣傳和愚弄，誤解太深，我們應該在互聯網上多使用西方人拍攝的、從各個角度反映現代西藏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影片，現在這樣的影片已經有很多，關鍵在於西方媒體不願意播放。我們的互聯網訊息網站應該提供這樣高質量的視頻，未必要完全正麵的論述，關鍵是反映一個真實的、現代的、開放的西藏。而美國人或是德國人自己拍攝的正麵反映西藏的紀錄片可以達到最佳影響西方受眾的效果。

十三 樹立“信息流”的概念，“信息流”定義了就某一個特定議題而言，信息來源和信息壟斷的情況和程度。比如鍵入中文搜索係統“西藏”和“台灣”等字樣，我們大多數看到的、最靠前的網頁往往是來源於中國大陸的訊息渠道，而換成英文和德文鍵入西藏等，訊息渠道的許多來源都指向西藏的流亡政府或是西方幾大通訊社，或是來源於形形色色的西方NGO非政府組織等。例如去年“三8226;一四”事件在維基百科上都有了詳細介紹，但是打開中文的介紹或是英文、法文的介紹我們卻看到完全不同的對同一事件的“再建構”，西方迷失在自己製造的“鎮壓假象”裏，對中國民眾的抗議和全球華人遊行等事件完全充耳不聞，而中文網站則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方立場。因此建立有權威的來自中國的各種國際語言的信息網站，可以改變在外語信息流中我們不利的地位，衝淡或是相對化西方或是西藏“流亡政府”等對信息的壟斷。設想如果鍵入“西藏”的英文字符，當靠前的網站出現不少中國發出的訊息的時候，就能有效綜合或是稀釋西方在此話題上的信息霸權。
十四 對於我們政治體製最受西方質疑的部分，我們可以強調中國的現行政治體製是“多黨合作的憲政製度”以及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構成的兩院製度”，我國國際電視台特別要著力於衝破西方的妖魔化中國政治體製所造成的困境，要更多地反映人民代表大會對議案的辯論表決和政治協商會議對於各個政治議題的辯論和對民間社會意見的吸收等。充分反映出我國行政體製吸納社會參與的現實發展。
更加生動的政治生活包括官員的問責製度，公民的聽證會，鄉村的民主選舉，中國各地基層的競選等反應出中國現代政治參與的豐富生動的現實發展。

十五 中國的國家廣播電視台實行內外有別的模式，在特定曆史階段國家還離不開對國內媒體的調控和管理，但是可以給予國際電視台更大的自治權或報道權，讓中國的海外報道媒介成為一個精彩活潑、現代開放、敢於批評、豐富多元的信息渠道 。這也充分符合國際慣例，無論是美國之音或是德國之聲，都不針對國內民眾，而是直接針對國外受眾。

十六 麵對西方媒體的惡意攻擊詆毀或是惡意造謠，如果我們一旦取得充分實據，可以采取中國國際媒體作為境外法人團體進行控訴的模式，或是國家出麵進行控訴，而且爭取將相關事件“炒”熱，做出影響力。通過司法手段迫使西方媒體道歉或是付出財政上的代價。新加坡的媒體就是在抓住西方部分媒體造謠的實據後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司法抗訴，當最終勝訴的時候，不僅有效地維護了新加坡的國家聲譽，更是讓謊言傳播者受到財政上的重創和市場受眾的懲罰，經過幾個來回，西方媒體報道新加坡就小心認真多了，再也不敢隨便胡來。“新加坡”模式值得我們借鑒，以法人團體的形式或是國家形式出麵進行抗訴遠遠超過單個中國公民或留學生會的抗訴，帶來的效果收益會很大

隻要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夠打造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巨型中國國際媒體，成為全球傳媒的巨人，為捍衛中國的軟實力和物質發展環境而作出堅實的貢獻。

作者劉濤，社會學學者，著有《中國崛起策》和《頭等強國》等。本文係網絡書籍《中國世紀》第四章大國軟實力的文章，歡迎引用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