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45周年的日子。每次想到周恩來的去世，筆者總是記起周恩來在病重時寫給毛澤東的一封親筆信：
“主席：
最近四年來，我的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但因消化係統好，未進行腸胃檢查。這兩年又因膀胱癌出現，尿中有血，易於計量和檢查，故醫療力量集中於治療膀胱癌……
今年開會後（注：指四屆人大），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暢通。因此利用三月間隙，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始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位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裏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由於病有內因，一說即明……政治局常委四同誌（王、葉、鄧、張）已聽取了醫療組匯報，看了愛克斯光照片和錄像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將報請主席批準。
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曆史造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在去年兩次開刀後，我曾托王（海容）、唐（聞生）兩同誌轉報主席，我絕不應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開刀，我還受得了。現在要好好地作此準備。
問主席好！
周恩來
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來在信中提到的沙窩會議是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在四川鬆潘縣毛兒蓋的沙窩寨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沙窩會議後，周恩來病倒，不能進食，高燒不退，連續幾天一直處於昏迷中，診斷係患肝膿腫和阿米巴痢疾；經多日搶救治療，脫離危險。
周恩來重提此事，將大腸腫瘤的起因與當時所得的肝膿腫聯係起來，讀起來耐人尋味。高文謙先生在解讀此封信時，認為這是周恩來又一次搖尾乞憐，祈求毛澤東高抬貴手，批準、同意他進行手術。筆者認為，周恩來如果僅僅是乞憐，用不著具體提及病情的曆史造因；而且毛澤東從來不是一個看你可憐，就放你一馬的人——毛的這一特點周恩來深知。何況，當時周恩來身上的腫瘤已經擴散，做不做手術都已無力回天，他的病情情理上應該有人向毛作過匯報。另外，這種攤在台麵上的事，毛澤東也沒有站得住腳的理由，否定周恩來的手術申請。再說，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對周作出重大讓步，周恩來集團的人馬控製了國務院幾乎所有重要部門，周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而且周恩來早已知道毛患運動神經元疾病，也活不了多久；周即便立馬歸西，毛也改變不了周之後的中國政局。因此周恩來沒有必要再次搖尾乞憐，以求長命。
那麽周恩來在這封信中，提及這樁曆史舊事的原因何在呢？周恩來信中提到的沙窩會議時期發生了什麽特別的事情，值得周恩來特意提起？
筆者查閱沙窩會議發現，該會議主要是為了推動張國燾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戰略，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會議提出吸收四方麵軍的幹部參與中央工作，決定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補選徐向前為中央委員。會議還決定組織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看起來，沙窩會議本身對周恩來並沒有任何不利之處。
然而，沙窩會議之後不久，周恩來就因前麵提及的重病喪失了把持十年之久的中共最高軍事領導權，周毛地位發生逆轉。這大概是周恩來在信中特意提起此事的原因。
對於這段曆史，研究者及發表的文章眾多，但讀起來多少有雲山霧罩之感，似乎大家都漏掉了什麽。筆者自中學時代起就試圖弄清這段曆史，直到2000年網絡興起後，才逐步明朗，不過至今也尚有不明白的地方。
事情還是要從遵義會議說起，但為了說清楚遵義會議，首先要介紹在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共臨時領導機構——中央“最高三人團”。
中央“最高三人團”
1934年4月，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是常委會）決定紅軍撤離中央蘇區。6月16日，共產國際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轉移至湘西與賀龍部會合。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主持籌劃戰略轉移。“三人團”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計劃的實行。“三人團”統一指揮中共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故亦稱“最高三人團”；而同時期的中共政治局及中革軍委暫時停擺。
在長征初期紅軍湘江大敗後，將士情緒極為低落，普遍對中央領導不滿，中央“最高三人團”的威信直落，出現嚴重的信任危機。按照中共的慣例，必須有人為失敗下台負責。首當其衝的就是外國人李德。
李德是1900年出生的德國人，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與中共高層將領相比，李德年輕，也無實戰經驗（他隻在1919年短暫參與過巴伐利亞蘇維埃期間的巷戰）。李德並不是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隻是博古為了在中央蘇區站穩腳跟而帶去的幫手。李德本人受遠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1896出生，參加過一戰時的德軍和蘇聯內戰中的紅軍，1954年死於古拉格）指揮。紅軍將領對李德頤指氣使的態度及瞎指揮早就反感，對一味庇護李德的博古也多有怨言。湘江慘敗後，中共內部對他們繼續領導紅軍已開始失去信心。
毛、張、王三人組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國際路線”的正確性受到懷疑。“最高三人團”壟斷權力的現象，導致被邊緣化的其他“國際派”成員心生不滿。在長征途中，毛澤東乘機爭取到“國際派”要角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形成反對中央“最高三人團”的小宗派。這三人中，毛澤東在1934年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更是排名在周恩來之前的政治局常委。
1934年12月12日，紅軍翻過陸定一筆下的老山界，占領湖南西南的通道縣。鑒於國軍已識破紅軍的戰略意圖，並設重兵布防，毛澤東認為應該改變原定的行軍計劃，西進貴州。張、毛、王三人一起找到周恩來，由周恩來出麵與博古商議，博古則交托周恩來召集並主持會議討論。會議參加者有博古、周恩來、李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朱德等人。周恩來選擇支持毛澤東，會議因此否定了李德的意見。通道會議突破了“最高三人團”獨斷專行的決策方式，毛澤東多年來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邁出重獲軍權的第一步。
周恩來的立場態度，在中共黨內曆來非常關鍵。周長期居於黨內第二或第三高位，是中共的實際當家人。他資曆深、人脈關係廣、組織協調能力強，而且與軍隊的淵源極深，並長期擔任中央軍委書記，主管中共黨內的軍事工作。到中央蘇區以後，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中共黨內及軍內的威望一時無倆。可以說周支持誰，誰才能坐穩中共的大位，但實權最後總是莫名其妙地落在周恩來的手中。
當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聯係中斷（1934年10月，在中共開始長征之際，國民黨破獲了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電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與蘇區聯絡的電台），博古不再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來壓服眾人。中共上下茫然不知所措，周恩來因其資曆、人脈及組織協調能力成為眾望所歸之人，但周缺乏領袖所要求的才具與信心。在紅軍身陷絕地，命懸一線之時，周恩來不得不期望依靠毛澤東的決斷力和軍事才能，擺脫困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討論紅軍落腳的戰略問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再次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去湘西的原定計劃。會議還決定，到遵義地區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矛頭直指“最高三人團”。
李德因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會後他與周恩來吵翻。周恩來回憶：“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隻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應該說，周恩來這個總結是比較到位的。周的風格是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周的這種工作方式連他的追隨者劉伯承都很不以為然，以致於劉伯承更願意做毛的參謀長，也非周。
不久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密謀，主張要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並與彭德懷、劉伯承等人溝通、串聯。1935年1月1日，周恩來找毛澤東商量並征得博古同意，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甕安縣曾在2008年因騷亂事件而“名”噪中國）。猴場會議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前，周恩來調換中央警衛營；會議中，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又單方麵更改與博古商議過的會議議程，支持毛澤東與張聞天在會上發言。會議決定“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洛甫負責起草中央文件；毛澤東補入常委，王稼祥為政治局委員。2月5日前後在雞鳴三省村，中央常委會決定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紮西會議），周恩來隨即要求博古交出代表總書記的中央印章和中央文件。毛、張、王三人組大獲全勝。
當時中共黨內及軍內領導層多少了解毛澤東的領導能力與軍事才能，但對毛的為人和人品比較警惕。毛澤東意誌力堅定，自信心極強，但孤高自傲、脾氣暴躁，固執己見、獨斷專行，作風非常強勢，有強烈的領袖欲；而且毛工於心計、心狠手辣，遇事計較、睚眥必報，和同事及上下之間的關係總是搞得雞飛狗跳，許多高級幹部都認為毛難以相處。另一方麵，毛的一些缺點在瞬息萬變的戰爭環境中，有時也是優點——有臨危不懼和殺伐決斷之意。在麵臨絕境之時，中共黨、軍內領導層希望讓毛澤東試試，但同時也安排周製衡、防範毛。因此毛澤東隻是能夠參與軍事決策，尚沒有任何軍職及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是黨內分管軍事的常委，繼續掌管中共最高軍事領導權。
四渡赤水
在遵義會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共黨內和軍內並未形成必須要讓毛澤東指揮軍事的共識。毛澤東本人把四渡赤水稱為平生得意之筆，實際上名不副實。在一渡赤水中，毛澤東決策的土城之戰失利（1月底），這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三萬人馬的紅一方麵軍，傷亡4000多人，而對手郭勳祺部隻有萬餘人。這三萬紅軍官兵皆久經戰陣，不同於湘江大敗時的八萬紅軍；參加湘江戰役的紅軍士兵，很多是長征前緊急強行拉夫入伍的，多數在戰後逃回家鄉。土城之戰後期，人數居於劣勢的敵軍竟然一步步向紅軍把守的土城鎮進逼，一直打到鎮東白馬山中共軍委指揮部前沿。中共軍委最後不得不命令陳賡所率的幹部團頭戴鋼盔，衝鋒反擊；幹部團的士兵全係原紅軍步校學員、連排級幹部。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賀子珍等所在的幹部休養連撤退時，遭敵火力攔截，僥幸遇救援逃出；朱德也是最後在一個排的掩護下，倉皇撤退出來。紅一方麵軍居然從此留下懼怕川軍的陰影。此一失利，中共領導層認為毛要負主要責任。
二渡赤水中，紅軍二進遵義城後，張聞天注意到在前方的周恩來“領導軍事無把握”，軍事決策每每要提到中央來討論，而留在中央的“助手”毛澤東，總是在幫助中央下軍事指揮的決心。於是張聞天提議毛澤東換周恩來去前方指揮部隊。在前線，以毛的性格很多具體指揮問題不會上報中央；碰到重大作戰問題，再由中央討論，而周恩來在中央主持軍事並下最後決心，也符合遵義會議的決定。因此3月4日（鴨溪會議），毛澤東被任命為前敵政治委員，代表中央直接指揮前線軍事。
但中央內部的黨、軍領導層，許多人對毛的指揮有意見。王稼祥就認為毛代表中央直接指揮前線軍事，有違遵義會議決議，堅持要求集體決定軍事行動。在3月10、11日苟壩會議上，中共群雄爭論是否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毛的意見，毛以辭去前敵政治委員職務相威脅。大家認為“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當場免了上任才六天的毛澤東的軍職，並任命彭德懷暫代前敵總指揮（此事被毛認定為張、彭勾結反毛的實證）。迫得毛澤東當夜提著馬燈找周恩來；毛成功說服周。周恩來次日又召集政治局開會，改變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已經辭職的毛澤東重回中央，仍舊在中央會議的討論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三渡赤水中，毛建議的魯班場之戰（3月15日），再次遭受挫折；從紅軍方麵統計的數據來看，紅軍約死500，傷1000；國軍周渾元部死傷1000。當時早已疲憊不堪的部隊每天還需要馬不停蹄地奔走（毛所謂的大踏步迂回），像林彪、彭德懷、楊尚昆等主要軍政領導怨聲連連。
當然，毛澤東認為前三渡赤水都是勝利的，即便戰場失利，在戰略上也是成功的。第四次渡赤水更被毛認為是扭轉了紅軍的命運。“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動，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紅軍跳出了包圍圈”。但黨內、軍內不少領導人並不這麽看，至少當時不這麽看。聶榮臻曾揭發，“在四渡赤水時，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毛澤東）這樣指揮還行嗎？”。王稼祥也一直對毛澤東的指揮有意見，經常“要求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新“三人團”
由於遵義會議強調軍委要集體領導，政治局的所有同誌要多負戰爭指揮的責任，因而造成了毛澤東所說的，經常“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來討論決定作戰問題。在形勢危急時，這種方式形同兒戲。毛澤東可能在四渡赤水後期，想出了成立“三人團”來解決軍事決策問題。楊尚昆回憶，“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誌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張聞天立即表示“很讚成”，在征得常委們的同意之後，張馬上宣布成立三人團。這一“軍事指揮小組”仍“以周恩來為團長，全權負責指揮軍事”，在保持一定民主決策形式的同時，以求最快速度決定部隊行動及作戰事宜（新“三人團”的具體成立時間有爭議，楊奎鬆先生認為是在第四次渡赤水後期的搶渡烏江成功之後，孫果達教授則認為是在魯班場失利之後）。
據楊尚昆回憶: “三人團”成立不久，“中央領導層和主要戰將中，就有人嘲諷，有人想離開紅軍，有人發展到正式上書要求改換軍事領導人”，矛頭直指毛澤東。堅持上書要求撤換毛的就是林彪。1935年4月23日，林彪和聶榮臻致電朱德，“須盡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寧可對不大的敵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監視，掩護主力取捷徑通過的辦法”。4月26日，彭德懷致電，“因我軍行動錯失爭取平藜盤縣的良機，使戰略陷於不利地位”。
這一波對毛左右軍事決策權的強烈質疑，持續了一個多月。5月12日張聞天不得不在會理召開政治擴大會議，上綱上線，強力壓迫前方軍政領導人改變對毛澤東的看法。當時新擔任張聞天政治秘書的劉英回憶，“我印象中會上爭得麵紅耳赤，搞得很僵。”
顯然，這時張聞天對毛的態度發生了較大的轉變。據張聞天在1943年所寫的材料中說，遵義會議後，一直到二渡赤水及苟壩會議召開時，他對毛澤東還不夠了解和信任。他的辦法就是嚴格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的原則和規定辦事。因此才會出現他提議讓毛澤東去前線，將周恩來換回中央，對王稼祥言聽計從，並且在會上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當場接受毛澤東辭職等一連串事件。此一時期，張聞天更多地是依靠周恩來。
張聞天的轉向
1935年4月，經毛澤東提議，將劉英調到中央縱隊接替被認為是毛派的鄧小平，擔任秘書長。劉英因此有更多機會，physically接觸到張聞天。
【注：筆者這裏隻是陳述曆史事件，並不肯定張聞天因主席送來劉英的原因，改變了對毛的態度，開始信任主席；雖然送妹子給領導以求上進，是中共幹部保持到今天的傳統。當然按照中共的傳統，僅僅送妹子是不夠的，一般還得表忠心；至於主席有沒有向張表忠心，如何表忠心，筆者不得而知，不過至少主席應該給張聞天灌過不少迷魂湯。】
張聞天曾回憶，“三人團”成立後，王稼祥的態度突然完全改變了，開始對自己有意見，什麽事情都拿到“三人團”去講。而毛澤東後來在回憶中卻一反原來對王的看法，認為“三人團一段，稼祥的工作比較好”。張、毛、王三人組合解體。
毛認為他在“三人團”裏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三人團”工作期間再未發生過因意見分歧幹擾而難於決策的情況。這就意味著他通過“三人團”這一組織形式，取得了中央紅軍作戰指揮的相當權力。但是這隻是“相當權力”，他還沒有取代周成為黨內軍事工作的最高負責人。
1935年6月，毛澤東派自己的秘書王首道接管中央軍委機要科（機要科係長征中由中央機要局與軍情部門合並而成，中央機要局原由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掌管），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周恩來的親信鄧發負責的政治保衛局領導一職。自此，毛澤東掌握中共軍情係統和保衛係統。筆者尚不清楚這一重大改變發生的前因後果和具體日期，歡迎知情的網友指教！
一、四方麵軍會師
一、四方麵軍於1935年6月中旬會師於四川懋功。在兩河口政治局會議之後的6月29日，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
7月18日，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在黑水縣的蘆花討論組織問題，決定“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並為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並通告了全軍；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調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張國燾尚未熟悉工作前，暫時由周恩來幫助；中革軍委常委由四人增為五人，增補陳昌浩。當時的中革軍委常委應該是：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和陳昌浩。
按理張國燾是中共常委，而且又是通告全軍的“中央軍委總負責者”，在中央常委中應該由張國燾分管軍事，但很可能當時根本沒有討論常委的分工問題，因此法理上，中共黨內分管軍事的常委仍是周恩來。這裏的中央軍委應該就是指中革軍委，因為原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後，隻是承擔敵情和兵運工作，後被國民黨摧毀，未見再次成立。
8月1日，中央決定將1、4方麵軍主力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以4方麵軍之第9、31、33和1方麵軍之第5、32軍組成，由朱德、張國燾率領；右路軍以1方麵軍之第1、3軍和4方麵軍之第4、30軍組成，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沙窩會議）決定周恩來為一方麵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分置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情況下，周的這個任命更像是補償性質。會後周恩來病到。
毛澤東巧取軍權
1935年8月19日，中共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著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張國燾因在前方指揮左路軍攻阿壩，未能參加會議。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
當時在長征隊伍中的中央常委有五人，分別是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在張國燾和周恩來沒有與會的情況下，常委開會決定新的常委分工，令人質疑；而且顯然這一新的常委分工沒有在次日舉行的毛兒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公布，（如果公布，至少四方麵軍的幹部會有異議，因為才通告全軍，張國燾為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這次常委會議也沒有任何相關的正式決議。
這應該是毛澤東抓住周生病的機會，與張聞天聯手，剝奪了周長期把持的中共最高軍事領導權。按照常理，如果因病一時無法工作，不必要馬上進行組織調整，可以采取由他人暫時代理的方式。但無論這事是如何發生或是否應該發生，阻礙毛澤東成為中共軍事負責人的遵義會議中的相關規定被突破。毛、周個人所掌握的實權自此發生變化，中共中央的實際當家人不再是周恩來，而是周長期的下級毛澤東，盡管當時周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還是高於毛。
(直到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稱“現時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舟（張浩/林育英）、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周排名在毛之前，但操縱猴王的幕後主角已不是周恩來，而是更諳熟此道的毛澤東。)
塵埃落定
中共黨內既已於1935年7月18日通過決定以張國燾取代周恩來，毛這時的軍事領導權職就隻能是部分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毛的軍權當時可能還見不得光，合法性可疑，因此也是不穩固的。
9月9日，中共政治局在若爾蓋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巴西會議），決定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與四方麵軍正式分裂。9月12日，在甘肅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軍事五人團”，即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外，補充彭德懷、林彪來“負責領導軍事”，“三人團”不複存在。會議任命毛為新改組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的政治委員。這是毛自 1932 年在中央蘇區被取消軍職後，再次擁有軍事實職（鴨溪會議後毛隻做了六天的政委，可以不計）。而此時的周恩來不僅失去了辭去紅軍總政委之後擔任的紅一方麵軍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而且在“五人團”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實際軍職的人，在軍中地位大跌。
11月3日中共中央以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宣告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明令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在當時的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以擔任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滯留四方麵軍為由，提議成立新的軍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為負責黨的組織局工作。張此舉有些過分，王稼祥在會上頂了張聞天，提出周有多年從事軍事工作的經驗，應該留在軍中。其時羽翼未豐的毛澤東，還沒有後來“什麽偉大的謙虛，原則問題上從來不讓步”的氣勢，主動推讓，說軍事工作仍由周負責，自己當副手。周知道毛是忌諱自己插手軍隊，但周也不想被排擠出局，改做黨務工作，於是表態：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由毛任主席。
1936年12月7日 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師後，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此後，中共中央常委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博古成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排名也超過了周恩來。
小結
毛澤東抓住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初期失利的機會，與“國際派”的張聞天和王稼祥結盟，倚靠自身的領袖能力與軍事才能，在遵義會議上鹹魚翻身。在遵義會議後，通過種種手段逐步取得張聞天的信任與依賴，利用與四方麵軍分裂的危機，乘周恩來重病缺席常委會之時，奪取了周恩來長期把持的軍權。周恩來從此失去了製衡毛澤東的本錢，中共的命運，包括周恩來的自身命運因此改變。以致出現了文中開始的一幕——在周恩來癌症擴散之際，周恩來向毛澤東重提這段曆史。筆者讀起來，感受更多的是周在兩人去日無多之際，對毛、周地位與關係轉變的動因作蓋棺定論。
如果不是因為周在長征中患上肝膿腫，也許毛就沒有機會掌握中共的槍杆子，張國燾也可能不會出於懼怕而出走，而會答應周恩來：留在中共黨內，聯手牽製毛澤東；但周、張等人製衡與掣肘毛的結果，也許是中共革命最後不能成功，或者不能完全成功。
曆史不能如果，曆史就是眾多偶然因素的結果，產生這些偶然因素的也許就是上天的旨意。就像川普本來應該躺贏總統大選的，一個新冠疫情，攪得局勢大變，結果拜登當選，川普總統連任夢碎。保羅在羅馬書中說，“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毛澤東當年的興起也許也是天意，隻是筆者無法明白上帝這樣做的奧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