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角天邊
江郎才盡,不足為訓
習近平擁有那麽強大的統治手段和科技資源，卻被一個武漢肺炎鬧得驚慌失措，舉國陷入恐慌，到處封城封鄉，百姓怨聲載道。許多人在探討其中的原因，最近網絡上很火的一篇文章，也許透露中某種啟示。
網易平台近日刊出的『崇禎亡國的時候，大家都等著他下令』，是一篇解釋明帝國末年崇禎走投無路明帝國覆滅的通俗短文，可以說不脛而走，盡管網上早刪了，但各種複製件照樣在大大小小的朋友圈流行。綜合各種議論，倒不是人們突然大發思古之幽情，而是似乎看到了崇禎亡國與習氏統治的某種相同之處。
時評人士梁京亦認為，政治集權不合天道，中國人若繼續對皇權文化執迷不悟，就不僅會“自作孽不可活”，也會危及整個人類。他認為，前麵提到的這篇文章，非常深入淺出地解釋了這個機理。“相信該文將啟示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文章開宗明義：“崇禎為什麽亡國？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等著他的指示”。文章分析：“最後能幹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殺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說話，不做事，皇帝說什麽他就怎麽做的那種聽話的人。所以，他最後還說諸臣誤朕，其實是執迷不悟，始終沒有理解，是他耽誤了大臣，也耽誤了明朝的江山。”
文章分析崇禎統治的短板：“一旦遭遇突發危機，應對能力的短板就會特別明顯。因為其他人都怕承擔責任，所以並不獨立判斷，也不自己決策，而是逐級上報，等待上級指示，上級沒有指示，他就堅決不動，因為這樣做對他是最安全的。”“而這種過度的權力集中導致的另一個很明顯的結果就是，其他人都對整個體製失去了忠誠和認同，而隻是把自己當成皇帝的打工仔。”
文章結論：“這其實也是每個王朝末期官僚體係的普遍狀態，對朝廷沒有什麽認同，對皇帝也無所謂忠誠不忠誠，隻是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隻做上級交代的任務，上級沒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國利民的好事，他也不會去做。因為在這種氛圍下，如果誰這樣做，反而顯得別有用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最後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武漢疫情還在肆虐，做總結也許為時過早，但綜述各家分析，至少認為這次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武漢的官員們或者中國衛生部門的技術官僚們，在發現疫情的嚴重性，甚至已人傳人，連醫護人員都難以幸免的時候，還不敢向社會公開。還不敢上報，或者瞞報，少報。
李文亮醫生隻是在朋友圈略微披露，便被抓，被訓誡，八位醫生被毫無醫學訓練的警察訓誡，封嘴，然後大家繼續隱瞞疫情，相安無事，武漢當局繼續團拜，開萬家宴，開地方兩會。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許多分析人士的結論就是因為過分集權所致，因為全中國的大權，都集結在集所有小組長於一身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身上，無論湖北省委，武漢市委，他們得到不良信息後都有兩手，盡量就地消滅，消滅不了，大事化小，盡量輕報，不要讓好大喜功的領導人不高興。
這次的疫情，如果說湖北當局，或者說國家疾控中心完全壓住了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全天候直通中央匯報疫情製度，這個中央是誰呢，從衛生角度看，首先應該是國務院，國務院最高領導人是李克強，李克強為什麽不能及時下令處理疫情呢？顯而易見，他沒有這個實權，如果李克強越過習近平，單獨下令處理疫情，就會被視為違反兩個維護，就會被認為是對習近平的不忠，這個罪名是極其嚴重的，所以，李克強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就是向習近平匯報。那麽，最終對疫情反應快慢的程度，就取決於習近平本人的認知程度。
習近平為什麽遲至二十日才下令處理疫情，其實已經嚴重地為時已晚，據分析，有兩種可能，習近平對疫情缺乏敏感性，或以為傳染病有什麽可怕，頂多死那麽幾個人，沒什麽了不起，這一點毛澤東也是這樣；其二，習近平可能想等到中美貿易暫時落定塵埃後才做決定，其三，習近平與湖北的官員想法一致，快快樂樂迎春節，平穩開完地方兩會，為三月份全國兩會登場做準備。
台灣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王信賢分析，習近平應該早就知道有武漢肺炎疫情的消息，但當時正值美中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等事項，習近平又將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當疫情尚屬模糊階段時，“沒辦法派上習近平的首要考量”。疫情延燒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體製上的問題”。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認為，習近平仍須對疫情蔓延負責，即便中央政府現在試圖將引導輿論，將責任歸咎給地方政府，但這些被問責的官員，都是在習近平任內任用的。
帝國的特征就在於全國所有官員都看著皇帝顏色行事，任何獨立的看法見解都很危險，就這樣，湖北這場可怕的疫情，早在十二月初已發現了疫情，一拖再拖，一壓再壓，直到完全失控，人傳人，醫護人員難以幸免，全中國都麵臨巨大危險的時候，習近平才表態了。這一表態，接著而來的就是帝國傳統的戰爭處理方式，封城，封省，全封閉式管理，一時亂象百出，人民怨聲載道，死的死，傷的傷，前期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患者求助無門，後期則上門抓人，暴力排查，給人民內心留下巨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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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中國權力核心所在 DR作者：安德烈
武漢疫情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即便按照官方的數據，已造成千餘人死亡，近五萬人確診，許多地方封城封村，給活著的人造成的心理創傷無法估量。為什麽武漢疫情失控到這種地步，梳理一下幾個重要的時間點很有必要，武漢市長周先旺有關武漢12月份向中央報告的最新表述十分關鍵。
周先旺給出的時間
武漢官網『漢網』11日向外界披露了一個重大信息，武漢市長周先旺作為防疫前線最重要的領導人，在全民怒指武漢當局隱瞞疫情、耽擱對抗疫情的寶貴時間，且北京開始向武漢官方動刀，習近平欽差大臣取地方官員而代之的情況下，這位市長表示早已在12月份就已向中央報告疫情，就已向科學家通氣，並且“遵從了科學家的建議”。他暗示他做了該做的。武漢為什麽沒有早向社會大眾公布疫情，周先旺指自己是“依法披露”，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他不能向全社會告知，暗示這一責任不在他身上。
李文亮的時間
如果以目前普遍承認的12月8日發現疫情作為起點，疫情在12月下旬就有了相當的蔓延，武漢醫護人員從一群從華南海鮮市場的工人身上，發現了同樣的肺炎病症，也就是依據這一醫生的觀察和診斷，李文亮醫生在朋友圈發出警訊，指出這是一個可與薩斯病毒比較的病毒。正如眾人所知，他隨後被毫無醫療知識的警方傳訊、訓誡，封嘴。與他差不多同時被封嘴的共有八名醫生。
李醫生發出武漢疫情警訊的時間是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後來不幸感染新冠病毒，醫治無效，於2月6日逝世。
武漢金銀潭醫院專家的時間
1月24日，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等人在『柳葉刀』刊載的文章裏提到，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第一例新冠病毒症狀開始日期是在12月1號，這個時間比後來所認定的12月8號早了一個星期。如果按照12月1日發病推算，至少這個人在11月中旬就被感染了。
中國國家疾控中心科學家的時間
中國疾控中心有著一流的傳染病學家，包括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包括首席專家曾光。當武漢1月23日封城，500萬武漢人大逃亡，病毒迅速擴散之際，高福等人的一篇針對425名確診新冠病毒病例的研究論文在著名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這個論文披露了新冠病毒可能早在12月中旬就已經出現了人傳人的情況。這是中國一流衛生專家給出的武漢肺炎人傳人的時間。論文一出，正值國民人人恐慌之際，身兼重要職務的科學家遭到指責，人們指責他們為什麽在早已知情的情況下不向社會通報，但是，高福等人表示，這是一篇“回顧性”的論文，意思是說，他們知道人傳人的時間並不比別人更早。
針對有人指責疾控中心拿到數據發表論文而沒有發布疫情，原中國國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楊功煥12日對『今日頭條』表示，中國疾控中心同美國的疾控中心不一樣，不具備發布疫情職能。但是，疾控中心有無失職呢？楊功煥認為，“我覺得他們失職主要是，第一，有些專家出來說了一些不太負責任、不嚴謹的話，第二要問他們內部是不是跟武漢市衛生部門提了建議。當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議，我們不知道而已。”
直報係統
中國在2003年發生疫情之後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報傳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進係統。按照直報程序，無需經過層層官僚係統，主治醫生、專家、或發現疫情的醫院等衛生單位可直接向北京中央報告疫情，為什麽這麽重大的疫情，遲至幾十天後，才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令全力對抗，也就是在中共中央最高層首肯下，權威專家鍾南山向外界宣布了人傳人的嚴重事實。
既然存在著一個直報係統，這就意味著國務院，中共中央，直至習近平應該對武漢疫情是知情的，具體什麽時間知情，武漢市長周先旺的說法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佐證，12月份。
第一例發生的時間
要弄清楚傳染源，就要知道第一例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原中國國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楊功煥對『今日頭條』表示，在傳染源追蹤的時候，應重視第一例，要弄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媒體報道最多的是12月26日發現的那幾例，其實中國疾控中心『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文章指出，從12月8號起就陸陸續續有了病人，而且這些病人中很多沒有與海鮮市場接觸。專家認為，所以需要溯源，溯源的過程是必須非常清晰地了解這個疾病是如何傳播的。
武漢金銀潭醫院專家的論文提到的病例更早了一個星期，這是否是第一例病人，或者如專家所表述的“零號病人”？他現在狀況如何，他接觸了什麽人，又去了哪些地方，他是怎麽感染的，都很不清楚。
簡言之，如果說時間就是生命的話，武漢疫情從發生到爆發到公開浪費了許多時間。武漢市長周先旺的陳述至少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12月份，武漢地方當局就已相當知情，並已向中央通報；第二，中國從薩斯疫情之後建立了直報係統，既有這個直報係統，中國最高層應該很早就知情，為什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遲至1月20號才決定采取行動，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