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的流氓，比沒文化的更可怕。

張大千如何瘋狂破壞敦煌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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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破壞壁畫甚多。不過，對張的這一行為，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如有人以“親曆者”身份公開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菁華呢？”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於右任信函如下：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謂：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雲: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曆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並非在一平麵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後來之人，於其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於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於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於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製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後，對於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馮、鄭兩君未嚐親見，僅憑衛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並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曆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麵，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係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餘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於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注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②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於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係，更礙於其和於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塗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於右任以私人管道製止張大千。有的地方，張大千不僅剝掉了已經損毀嚴重的宋代壁畫，連第二層的唐代壁畫也剝掉，其目的是想看看更裏麵的魏晉畫層。露出來的底層畫麵，很快因氧化變色而毀壞。

當時四川博物館沒能力阻止張大千，隻能寫信給中央博物院告。中央博物院對此很重視，於是請求教育部組織考察團前往敦煌，等考察團抵達敦煌時，張大千已經持續毀壞了敦煌壁畫一整年。張大千是有於右任等為後台的，陳立夫執掌著教育部的西北史地考察團都無法製止他，又在敦煌胡搞了幾個月，才因權爭為穀正倫趕走。而穀正倫是被陳立夫暗中授意，因為張大千等於打了陳立夫的臉。

 

有文化的流氓，比沒文化的更加可怕。中外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