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湘夜雨
我想知道，在一個中國留學生眼中，實現美好的思念是怎樣一個夢.....
近日，餘秋雨的新書《我等不到了》在台灣上市，值此賣書之際接受台媒采訪，發表意見認為“文革不是政治運動，是暴民運動”，特別責怪大家錯把暴民當成了民意，又把民意當成了真理。他表示自己的命運還不如孔子，痛恨暴民們聽不懂他的話，不無悲傷地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不能親眼看到中華民族的暴民們被他的文化眼淚所啟蒙。
當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漢強報道了餘秋雨的最新語錄後，我們的確有些吃驚。相對於“大師比老師小”、“詐捐”和“秋雨淚”來說，我們實在要對沉寂了一段時間的餘大師必須刮目相看了。他經過了停筆六年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研究之後，終於發現中國的問題不是暴政的問題，而是暴民的問題，是暴民們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們代表了假民意。因為這個民族有太多的暴民，才使得地震不斷、洪水滔天，才使得黑社會揭竿而起、風卷浪湧，才使得唐福珍自焚、趙作海翻案。所以，餘秋雨認為，要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就得必須消滅暴民，不消滅暴民，隻反對暴政根本無法國泰民安，無法走上社會主義的金光大道，無法落實三個代表、實現社會和諧。
餘秋雨所說的這些暴民，在曆史上就是那些參與了太平天國、義和團、各種農民起義及現代革命的勞苦大眾，當然包括背井離鄉投奔井岡山和參加三大戰役的大眾子弟。現在則是我們有著個人權利訴求和意見表達的人，或者是為了權利而鬥爭的人。可是，在我們知道的常識內，中國曆史上那些暴民運動很少是暴民自己運動的成功，而是“紅旗卷起農奴戟”，是政治家鼓動的結果。現在所謂的暴民無非是那些不甘於自身權利和尊嚴被深度侵害的人，或者是像鄧玉嬌那樣有著應急反應的人。餘秋雨的意思是這些人與社會、人與人產生矛盾時沒有耐心、溫柔地去等待結果，而是使用了自己無權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這樣，就不能埋怨什麽權力暴政了，也就是說，暴政是在維護秩序和公平正義，暴政是為了消滅暴民，沒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了。
盡管自由主義從來都主張理性、溫和、非暴力地解決問題，但並不主張放棄基本的天賦權利和尊嚴。任何暴力反抗背後都會有著複雜的深層原因，暴力的行為支撐不是表麵的大眾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結構。可以說，暴民首先是暴政的結果。有什麽樣的政治結構就會有什麽樣的社會主流價值，就會有什麽樣的民眾反應。也就是政治結構如同氣候，在不同的氣候之下，相同的土壤也會有不同的結果。阿倫特發現：“極權主義國家本身是極權主義運動的邏輯繼承人，它借用了後者的組織結構。”這就使我們深刻地知道一切暴民的暴力行動全部產生於極權主義運動的邏輯，這種繼承性的產物會在社會結構的母體裏找到合法性根據。近日，東北某地工人為了保衛工廠、阻止對於工廠的野蠻強拆，準備了燃燒瓶、土炮等幾十種自衛武器，在門口寫了一副對聯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拆遷者下地獄。他日我若為青帝，報與鄉親們共和諧。”當一個社會的權力話語不再顧及人們的基本利益，或者當權力連邊緣利益也不肯出讓而就想奪取人們的核心利益之時，人們自然有著對於權力的反噬方式。當基本權利被逼仄得走投無路之時，如果不選擇自殺這種最低的反抗成本，就會以血酬的方式進行暴力突圍。那種對於暴力行為的指責顯然是沒有看到隱藏在暴力邏輯之中的政府合法性基礎的動搖，民本主義的喪失會讓權力走入不可自拔的暴政泥淖，從而形成邏輯怪圈，導致越維穩越混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說：“避免公民犯錯誤，不是我們政府的職責，而避免政府犯錯誤，卻是公民的責任。”可是，我們現在的一切防範都是為了防範“暴民”的，就連最普通的普法教育也是為了讓人們守法，而不是為了讓權力在公民的權利麵前保持謹慎和敬畏。
1989年12月25日，當聖誕節的光輝傾瀉人間之時，羅馬尼亞南部一所兵營廁所的空地上，狼狽不堪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被他的士兵亂槍射殺。齊奧塞斯庫腦勺撞在了廁所的牆上，死後睜著雙眼。他的妻子埃列娜頭部中彈，腦漿四溢。這種暴力行動在餘秋雨眼裏也是標準的暴民問題了，羅馬尼亞士兵不愛他們的偉大領袖也就算了，怎麽還幹出這等大逆不道之舉？曆史已經證明，凡是迷信依靠暴力維護的政權，最終必然在暴力中喪失政權。被暴力摧毀也是所有獨裁統治的最後歸宿。齊奧塞斯庫不僅迷信暴力，依靠暴力機器和秘密警察統治他的人民，並且任人唯親，大搞個人崇拜。他的妻子、兒子及其各種親屬占據了所有要害部門，編織成“社會主義一家人”。二十世紀末，當全世界所有國家加快了民主變革進程之時，齊奧塞斯庫領導下的羅馬尼亞卻對此極為反感，仍然迷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繼續以軍警控製民眾的改革呼聲。就在他還陶醉在鮮花掌聲以及個人崇拜的幻象之時，一個不起眼的事件引發了火山的噴發。1989年11月29日，國內體操巨星科馬內奇出走美國，將自己在獨裁統治下的“恐怖感受”公諸於眾。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市民眾開始上街示威遊行，他命令保安部隊開槍鎮壓，致幾千人喪生，上萬人被捕或失蹤。翌日，大屠殺的錄像在電視台公開播放：炮聲、哭喊聲，屍身遍地，一個婦女被剖腹，嬰兒就放在她的肚子上。廣大民眾終於發出憤怒的吼聲，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十萬人大會，試圖欺騙民眾，取得群眾的支持。令他萬沒想到的是會場開始高呼打到獨裁的口號，群情激憤。齊奧塞斯庫的演講無法進行下去，他不得不當場撤離。隨後他下令“開槍”，但國防部長米列亞命令“不準向人群開槍”，最後米列亞在壓力下選擇了自殺，而齊奧塞斯庫則譴責他是“叛徒”。消息傳出，人神共憤，羅馬尼亞軍隊的士兵不再聽從齊奧塞斯庫的指揮。當他準備調直升飛機逃走之時，被憤怒的軍隊所控製，最後落到暴力射殺的地步。看來羅馬尼亞的這種暴民在餘秋雨眼裏絕對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這種暴力的火焰是誰種下的，又是誰讓它熊熊燃燒起來？
餘秋雨所謂的暴民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宣傳的結果。暴民的煉成除了暴政的直接作用之外，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弘揚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一方麵讓《水滸》中的《好漢歌》為自己的“公平正義”精心打扮，儼然要重新建立社會公平正義的新秩序。一方麵炮製殺氣騰騰的文革語言，大肆宣揚暴力革命，攻擊民主、自由與法治的普世價值。外圍則是充斥各種影視、書刊的暴力文化，殺人與革命成為圖騰崇拜，殺人數量成為英雄的成長等級，殺人速度和技術成為評定戰神的標準。人類本來就有一定生物性的暴力傾向，但是隨著文明與理性的介入會削弱這種攻擊性，從而使人類自覺進入那種自然秩序之中。近年來自由主義在各個領域的努力使得整個文化的暴力色彩明顯減弱，基督文明的傳播也給暴力文化釜底抽薪。但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用幾近瘋狂的暴力文化在摧毀剛剛萌芽的理性與普世文明。那種對於瘋狂年代的熱戀，對於革命導師的崇拜早已淹沒了基本的理性和判斷，隻剩下把自由主義統統殺光的暴力美學。這種暴力文化的盛行建立在人們的本能欲望之上，充分利用了人性中的局限，以報複欲望來添補在社會“競次”中的失敗。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產生了餘秋雨所謂的“暴民意識”。但是，古斯塔夫·勒龐發現：“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能夠立住腳，皆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由於在這些“信條”創立者的蠱惑之下，群眾才把彼此不同、隻在表麵相似的事物攪拌在一起，從而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也就是暴力文化是點燃暴力的氣象條件，它會在淹沒人的理性的同時造成一種虛幻的想象或期許，讓你在複仇的想象中產生快感。所以，勒龐才強調，所有重大曆史事件的興起，各種暴力革命、暴力運動、宗教改革，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國家社會主義的可怕入世，都是因為對群體的想象力產生強烈影響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後果。
從整個社會的深層結構來看，暴力文化緣於社會製度，暴民和順民都是暴政製度的產物，“暴”和“順”隻是在專製、極權之下的兩種生存途徑，都是為了獲得必要的、僅有的生存空間。暴民之“暴”比順民之“順”具有的合法度是因為它能夠擠壓暴政的進一步膨脹，使之在“暴”的反抗之下有所收斂，而“順”則是在完全喂養極權。餘秋雨能夠發現暴力產生的局部社會土壤，但混淆了它們的邏輯關係，致使本末倒置地以果為因。文革首先是政治運動，然後才激發了瘋狂的暴民意識。它不是自下而上的暴民運動，而是自上而下有著神聖號召、指引、鼓舞的政治謀劃，隻不過利用了人們盲目、衝動甚至低級的自然欲望。當極權主義運動在取得政權以後，運動會繼續成為它的執政方式，就是如托洛茨基所說的“不斷革命”，隻有“不斷革命”才能維持政權的日常運行。在蘇聯時期，本來整肅是一種階段性的形式，但很快成為了斯大林為鞏固政權而采用的永久措施，使蘇聯人民長期生活在暴力革命的恐怖之下。由於長期的革命壓迫，致使人們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出現了許多令人不可思議的笑話。據人民日報社主辦的《文史參與》披露：斯大林讀了高爾基的《姑娘與死神》一書後，在篇末留下了轟動一時的批示，意思是這本書寫得比歌德的《浮士德》還要強有力，愛情戰勝了死亡。按照蘇聯當時的規定，凡斯大林寫的東西，除應保密者外，都要及時公之於世，讓黨政軍民認真學習，以便提高覺悟。這樣一個具備時代意義的批示更是不能例外。然而，斯大林批示中的“愛情”一詞末尾少了一個字母。為此，有關人員感到非常為難，誰也不敢去問斯大林本人，又不能隨意改動。最後找了兩位教授進行研究，然後在《真理報》上撰寫了理論文章，其中指出：“世界上存在著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愛情以及健康向上的無產階級愛情，兩個愛情截然不同，拚寫豈能一致？”文章刊發後，有編輯為防萬一，送給斯大林過目。斯大林看後又批示道：“笨蛋，此係筆誤！約·斯大林。”
另一則克裏姆林宮的政治軼聞是，有一次，赫魯曉夫在與美國總統肯尼迪會談時，曾開了一個玩笑來證明自己的絕對權威。他說：我可以隨時讓波德戈爾內和勃列日涅夫脫了褲子，光著屁股坐在冰上，什麽時候讓他們起來，他們才敢起來。看看，能隨時讓一個黨的主席和書記處書記脫掉褲子坐在冰上，對待普通民眾還不就像對待一隻螞蟻，隨時可以扔進火爐裏？
當梅德韋傑夫評論斯大林和卡廷慘案時說了非常到位的話：“如果談到斯大林及其身邊的人的話，那麽應該說，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還在一定意義上對曆史犯下了罪行。”他的罪行就在於他不僅迫使他的人民對外族施行暴力，還教唆本國的人民互相暴力殘殺。
餘秋雨隻看到了暴民而未看到暴政，隻看到了民之惡，而未能看到惡之源。與餘秋雨不同的是，民國時，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論》最早的中文本翻譯者王亞南說：“專製製度下隻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雖然這句話的語境是民國時期，但比餘秋雨的說法更接近民族的心理土壤，由於幾千年來孔孟之道的束縛，更多的人也並未在“路見不平”時有過“一聲吼”，更沒有“該出手時就出手”。許多暴力事件並不是像餘秋雨說的那樣成為規模化的暴力運動，而是弱者與弱者之間、強者與更弱者之間的叢林爭鬥。餘秋雨發誓要在有生之年進行啟蒙，顯然，他並不準備把權力關在籠子裏，而是要讓人們養成“平庸的善”。他自己則準備像高爾基那樣被當作紅色貴族供養起來，然後也有金碧輝煌的別墅和成捆的盧布，一心一意成為威權暴力的粉飾者，並將含淚勸告我們放棄所有的暴力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