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 人 的 魯 迅

                                           超　人　的　魯　迅

　　　　　　　　　　　　　　　

　　毛澤東畢生推崇魯迅，起初自然是出於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誠
心誠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對魯迅的評價，後來成為大陸對魯迅的蓋棺定論：“魯
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這時候，在他看來，
魯迅首先是個文學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澤東最後歲月的一次談
話中，他卻說：中國幾千年來隻出現過兩個聖人，古代聖人自然是孔夫子，現代
聖人不是我，是魯迅。既然稱之為聖人，那麽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難怪臨死前
的毛澤東，雙眼已幾乎失明，卻還在用放大鏡閱讀那套人民出版社專門為他印刷
的大字版《魯迅全集》；這位在林彪進貢的“四個偉大”稱號中隻承認“偉大的
導師”這頂帽子的一代梟雄，這時候是不是覺得自己的“雄文四卷”與《魯迅全
集》相比是顯得多麽渺小，而且會人亡書廢，不可能傳之久遠呢？

　　毛澤東心目中的魯迅思想的價值，大概與我們認識的並不一致。但是，自從
一九八一年海內外的魯迅研究者轟轟烈烈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以來，他們越來
越多地把研究重心從魯迅的文學成就轉入其思想價值。在今天，魯迅首先是作為
一個文學家，還是思想家，已經很難說了，所謂“魯迅的主要貢獻就是幾篇小說
”的說法，不過是無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學的影響是會逐漸消失的，魯迅思想的
價值卻可以是永恒。

　　因此，當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現代思潮開始湧入中國漸漸打開的門戶，中國
學者以談論叔本華、尼采為時髦的時候，他們才忽然發現，其實早在七十年前，
非理性主義才剛剛開始在西方流行，魯迅已經努力要把它引進中國了，這就是寫
於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備受今日學者重視的《文化偏至論》。

　　當中國的仁人誌士迷惑於西方的船堅炮利、立憲國會，欲以西方文明變法圖
強的時候，魯迅卻指出西方文明早已產生了“偏至”，這些仁人誌士想要引進的
“物質”和“眾數”〔即民主〕這兩樣“新文明”，其實正是在西方已經走到了
末路的“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於殊方”，不過是“由舊夢而轉入新夢”而已。
這在當時是怎樣的眼光和膽識！即使是在現在，也是怎樣的眼光和膽識！

　　然而此處的所謂“物質”，指的並不是科學。魯迅從未反對過科學，在同一
年寫的《科學史教篇》中，他盛讚科學道：“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
，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
加爾諾，生強者強予拿破侖之戰將雲。”他所反對的，是由於科學的發達而導致
的物質主義，或者說，本來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芸芸眾生隻知追求物質享受，不
知精神為何物：“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
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
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麵之通弊，蓋如此矣。”

　　而他所反對的“眾數”，確乎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
的演變之後，認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曆史的潮流，“而眾庶果足以極是非
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當時，也已是百病叢生，“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
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使個性被扼殺，必然導至“全體淪於凡庸”。在西方
已是如此，何況國民愚昧之中國？其結果，不過是以“千萬無賴之尤”代替“一
獨夫”，“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製乃尤烈於暴君。”而當時力主“眾數
”的“所謂識時之彥”，魯迅認為多數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數是
借民主之名謀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讀這段話，能不讓某些民主鬥士汗顏？

　　對此，魯迅主張“非物質”“重個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
數”，不管是科學技術，還是民主製度，在他看來，都不是救國之道，隻有國民
的素質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須“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而立人之道，“
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必須尊重發展個性，解放思想。“
此所為明達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
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
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致，個性張，沙聚之幫，由是轉
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
哉？”

　　這些思想的來源，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在西方興起的基爾凱郭爾、叔本華、
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學。劉半農曾贈魯迅一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上聯
說的是魯迅思想的來源，下聯說的是魯迅文風，對此魯迅自己也認可。托是托爾
斯泰，指他的博愛主義；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義。博愛主義與超人主義
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魯迅卻能把它們都拿來為我所用，“別立新宗”，並以博愛
的精神，超人的姿態，對中國社會作最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擊。即使到了現
在為許多人所不滿的晚年，他領導左聯，與共產黨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
，又何嚐喪失一絲一毫的獨立人格？他自始至終是一個外冷內熱的詩人，卓然不
群的戰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愛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