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察---2005年全球考察報告

人權觀察
2005年全球考察報告

中國

2004年晚期，中共中央委員會呼籲在黨內進行政治改革，以增強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共產黨的領導人明確指出，中國將保持一黨領導，但這將建立在不斷增強的法治基礎上。雖然 近年來中國在某些領域有所進步，如加強其司法體係，容許更為獨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在製定某些政策時更貼近民意，但中國仍是一個極為壓製人民的國家。

中共雖然在2004年承諾依法治國，但廣泛的官員腐敗、共產黨幹涉司法、官員及其家屬不受追究等現象都使該承諾大打折扣。當局繼續實行新聞審查。民間社會也遭到限製，大多數民間組織都受到政府控製。中國禁止獨立的國內人權組織，也不準國際人權組織進入中國。聯絡國際人權組織的中國公民則麵臨監禁的危險。

2004年10月末和11月初，河南省和四川省發生了數萬人參與的大規模騷亂。雖然騷亂地點相距很遠，起因也不同，但這些騷亂及政府的反應都表明不斷加劇的農村動蕩和中國領導人對社會穩定的關注。中國領導人繼續阻止不滿情緒的擴散，並試圖防止有關社會問題的消息傳播。

“六四”事件15周年

2004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15周年紀念日。中國領導人當年下令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並向阻止他們進城的平民開槍。15年後，政府仍禁止對該事件的任何公開紀念。對那些為遇害者爭取平反、賠償或要求官方修改事件評價的人，警察則進行騷擾和拘禁。

在2004年的周年日敏感期間，官方再次軟禁了一些著名活動人士，如“天安門母親”組織的領導者丁子霖。國家安全官員把蔣彥永醫生拘禁了6周，並強行對其進行思想改造。72歲的軍醫蔣彥永因揭露官方掩蓋北京“非典”疫情，而獲得國際聲譽。他曾在89年6月4日治療過遇害者，並於2004年2月私下致信政府，建議政府改正其在1989年“犯下的錯誤”。蔣醫生在2004年7月19日獲釋，但在此報告撰寫期間他仍遭軟禁。

中國的司法體係

2004年3月，中國在修改憲法時加入了承諾保障人權的內容。雖然中國的憲法不能得到直接履行，這一修改仍顯示中國越來越承認人權。

盡管中國做出了努力來加強法製，其司法體係本身仍是侵犯人權的一個主要根源。許多法律措辭含糊，使檢察官和法官可借其達到政治目的；法院係統缺乏獨立性，黨政官員經常為親友利益而幹涉各級司法機構；審判程序對檢控方有利；雖然許多法官受到公訴，腐敗行為仍廣泛存在；刑事司法係統仍大量依靠口供作為證據，從製度上促成警方通過嚴刑拷打來取得口供；中國的有關專家稱，法律援助隻能滿足全國四分之一的需要；如果辯護律師過為積極地維護客戶的權利，他們可能會被取消行業資格或遭到監禁。

從更為積極的方麵看，中國最近開始對法官進行資格考試，並表示想修改法律來更好地保護受關押的嫌疑人。盡管如此，未經司法程序的行政拘留在中國仍很普遍。一些因為涉嫌象吸毒這樣的“輕微罪行”的人，在遭到拘禁後被送去“勞動教養”數月或數年，案件則從未得到法官審理。
對言論自由的限製

中文互聯網和中國國內媒體的活躍發展，導致當局在2004年設法對其加緊控製。官方擴大了審查內容範圍，並采取更有效的執行措施。2004年10月，中國還禁止了關於政府在農村征地的所有報道。

9月，《紐約時報》的研究助理趙岩被捕，他被控向外國人泄露國家機密，當局似乎認為他向外界提供了共產黨領導層變動的消息。2004年初，當局查禁了一本紀實性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該書記錄了發生在安徽農村的官員腐敗、橫征暴斂和警察施暴等事例。許多報紙在2004年探測言論界限，一些因此而遭到打擊。《南方都市報》的原總經理被以貪汙罪名判刑多年，原主編被解職，而這些罪名據公認是出於政治動機，因為該報曾率先報道數條全國性的重大新聞。

當局既鼓勵使用互聯網，又控製網絡內容，這一矛盾在2004年更為激化，當局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來限製公眾和私人言論。盡管如此，互聯網在中國正成為交流信息和動員社會的有力工具。
艾滋病

中國麵臨發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艾滋病疫情。根據官方數字，84萬人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毒，但真實數字可能要比這高得多。許多中國公民對艾滋病缺乏基本常識，一些艾滋病活動人士則遭到政府騷擾和拘禁。

中國當局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處理艾滋病危機。2003年晚期，國家當局承諾向所有窮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逆轉錄病毒治療。中國國務院在2004年5月發出通知，要求地方官員執行一係列艾滋病防治和控製措施。中國修訂並於2004年8月通過了防治和控製傳染病的法律，禁止歧視傳染病人。但根據人權觀察在2003年9月發表的報告《鎖住的大門》，基本權利的缺乏及地方當局的侵權行為，阻礙了對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的援助行動。

河南和其它省份的農民曾在一些牟取暴利但不衛生的采血站感染上艾滋病毒。在此報告撰寫期間，中國仍未對政府在此事上的角色進行調查。沒有任何官員受到追究，一些與該醜聞相關的人還得到提升。河南當局經常在國際要人來訪前拘禁那些感染有艾滋病的活動人士，最近還建造了一所監獄來隔離感染有艾滋病的犯人。他們還繼續阻撓一些向艾滋病人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的活動。2004年，河南官方關閉了3所民間組織經營的艾滋病孤兒院，還短期拘留了“東珍艾滋孤兒學校”的工作人員。河南省的艾滋病人繼續指控，政府在分發逆轉錄病毒治療時存在腐敗和侵權行為。

勞工權利

中國的工人尚未從國家的高速經濟發展中享受益處。雇主經常不按規定支付最低工資，也不按要求實行健康和安全措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或破產後，許多原員工喪失了退休金。成百上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民麵臨嚴重問題。由於沒有官方的居住許可，這些民工無法享用城市的基本服務，並易於遭受警察的侵害。
由於政府禁止獨立工會，工人伸張冤屈的能力有限。中國隻容許官方控製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民間組織教育工人了解他們的合法權利，並協助他們與雇主打官司。但這些組織也被禁止討論獨立工會，更無法組建獨立工會。

許多地區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勞工抗議事件。2003年5月，在缺乏基本公正審判程序的情況下，遼寧省的勞工活動人士姚福信和肖雲良分別被判處7年和4年徒刑。其家人稱兩人都身患重病。2004年10月，經過有缺陷的審判，5名工人被判處2到3年半的徒刑，他們被控在廣東一家鞋廠的大規模示威中毀壞公司財產。

強製拆遷

人權觀察2004年3月發表了報告《拆遷》，闡述了地方當局和開發商如何對數十萬居民的住宅進行強製拆遷，以建造新房屋。由於無法依靠司法途徑，這些遭拆遷的人到街頭示威，但受到警方的嚴厲鎮壓、拘留和監禁。著名維權人士葉國柱在向官方申請批準一次示威遊行後被捕。為許多拆遷戶進行過辯護的律師鄭恩崇被上海一家法庭判處3年徒刑，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他此前向一家國際人權組織發送了有關他活動情況的傳真。

法律專家和一些官方媒體公開批評政府未能保護公民的居住權。政府因此修改了一些政策和憲法條文，但廣泛的腐敗現象和薄弱的司法體係阻礙了這些法令的實行。
香港

2004年4月，中國政府單方麵決定香港至少在2012或2013年前不進行普選。不僅如此，通過重新闡釋香港的基本法，北京還保留有全權決定任何有關改變選舉製度的提議。香港立法會以前擁有的實行政治改革的權力，現在也轉歸香港特首所有，而選舉特首的委員會的多數成員是由北京任命。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負責對基本法的修改，香港選民代表多次要求其征求民意，該機構則對此置之不理。

1997年，香港在“一國兩製”的原則下，以特別自治區的地位回歸中國，中國政府當時許諾香港會享有“高度自治”。但由於北京近來加強了其控製香港的權力，香港人擔心中國會繼續削弱基本的人權保障，因此在2003年7月1日、2004年1月和同年7月1日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

2004年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因北京的政治幹預和幾位著名批評人士遭威脅而受到損害。

新疆與“反恐戰爭”

中國以支持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為條件，來使國際社會支持或默認其對新疆維吾爾族的鎮壓。一些維吾爾族組織用和平手段來爭取真正的自治或獨立，另一些組織則訴諸暴力。對於和平或暴力的抗議，及分裂主義或國際恐怖主義，中國當局不作任何分別。

新疆地區的鎮壓突出表現在蓄意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任意逮捕、不公開的審判和大量運用死刑。該地區的黨委書記在2004年9月稱，今年頭8個月有50人被判處死刑，22個參與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的組織被破獲。來自官方的消息稱這50人都未被處決，但沒有提供有關他們情況的信息。

和中國邊疆地區的其它少數民族一樣，維吾爾族傳統文化的保存一直十分艱難。官方限製慶祝傳統節日和使用維吾爾語，並嚴格控製宗教教育和言論，這包括禁止18歲以下的人進入清真寺或在家接受宗教教育，對所有的阿訇進行政治篩選和義務性愛國教育，限製公眾祈禱，及下令試圖使古蘭經的解釋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西藏

中國所稱的“西藏”專指西藏自治區。但許多藏人所稱的“大西藏”包括青海、雲南、甘肅和四川的藏區，中國統治下的藏人中的50%以上住在這些地區。

中國當局繼續限製藏人的宗教和文化表達，並試圖在所有藏區中削弱達賴喇嘛的政治和宗教影響。嚴厲的鎮壓措施限製了公開支持西藏獨立的活動。

2002年，四川的省級法庭判處當地著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緩期2年執行，罪名是“製造爆炸案並煽動分裂國家”，而這似乎是捏造的罪名。官方指稱的其同謀洛桑頓珠於2003年1月被處決。

10多年來，中國當局一直試圖限製丹增德勒發展藏傳佛教和藏族社會機構，最終結果是他的被捕和判刑。人權觀察在2004年3月發表的報告《一個藏僧的審判經過》記錄了該案，此案成為那些爭取保存民族文化身份的藏人的注意焦點。幾名和丹增德勒有關的人仍遭監禁。還有近100人遭到幾天到幾個月的拘禁，大多數是因為試圖向國際社會通報該鎮壓事件。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許多被拘禁的人遭到虐待或刑訊。

宗教信仰和表達

盡管容許宗教活動，中共的官方理論認為宗教作為一種信仰體係和社會組織，最終將會消亡。而在此之前，中國政府認為必須要嚴格控製宗教，以防其成為有能力同政府爭奪公民忠誠的政治力量或組織。中國的政策是避免疏遠信教者或把他們逐入地下活動，而是讓他們為按共產黨設想的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中國官方通過一係列法規來限製宗教信仰和活動的發展。要取得合法地位，宗教組織必須向有關當局登記並接受其嚴密監督，而對於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這5種官方承認的宗教，這樣的選擇權也遭到限製。在經過登記後，宗教的人員、聚會活動、財政和出版都受到監督和篩選。盡管違法，未經登記的宗教活動繼續在中國迅速發展。

根據中國刑法，未經當局認可的宗教組織會受到嚴厲懲處。法輪功的發言人稱，法輪功成員仍遭到大規模的監禁和虐待。因為缺乏獨立消息來源的核實，難以估計該說法的準確性。但毫無疑問的是，當局對法輪功成員實行了監禁、“勞動教養”和虐待。2004年，不斷有證據顯示，用於法輪功成員的法規也在被用於控製“家庭教會”，即那些拒絕向官方登記的福音派新教組織。

婦女和女童的權利

婦女在中國政治領導層和商界高層職位中的比重仍不足。由於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及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農村地區缺少婦女和女童，這造成人口拐賣市場有利可圖。雖然中國打擊了一些拐賣團夥，許多中國婦女和女童仍遭到綁架，並被賣給他人作妻子或淪入性產業，這樣的情況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尤為嚴重。2004年，中國國內媒體還重點報道了警察向有妓女嫌疑的人施暴的行為。

主要的國際參與者

中國在2004年起了越來越重要的國際作用。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幫助阻撓了美國支持的一項決議得到延期，該決議要求非國際刑事法庭成員國的部隊在參加聯合國部隊行動時，享有國際刑事法庭的豁免權，而不會被以國際戰爭罪名起訴。但中國也對安理會未能製裁蘇丹負有部分責任，蘇丹政府參與了達爾富爾地區的暴行，而中國在蘇丹有重要的石油利益。

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4年的年度會議上，中國再次通過“不動議”提案而阻撓了譴責其人權紀錄的議案。為報複美國對該議案的支持，中國於2004年再次中止了與美國的人權對話。在10月和11月的北京會談中，兩國同意討論恢複常規性的人權對話。人權觀察呼籲中國所有的雙邊對話夥伴，對中國提出保障權利的標準和達到這些標準的期限，並確保該進程的公開透明。

中國和聯合國人權機構的合作一直不順利。在經過近10年的討論後，中國邀請聯合國刑訊特別報告員訪華，日期預定於2004年6月，但中國政府在此前兩周無限期地推遲了該訪問。這類訪問的條件通常包括不經事先通知參觀監獄和與犯人進行私下訪談，中國對此一直不願意接受。2004年9月，聯合國調查任意拘禁問題的工作組訪問了中國。與1997年的前一次訪華一樣，該工作組敦促中國使國家法律符合國際人權標準。雖然工作組注意到中國此次比1997年時更為合作，但中國縮短了工作組對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的訪問，並拒絕了工作組與1997年的上次訪問期間嚴重受傷的犯人會麵的要求。

中國已批準了數項國際人權條約，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反刑訊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中國還簽署但尚未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2005年4月到5月期間，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將對中國進行首次審議。

在反恐與反毒品走私行動中，美國不斷增強與中國的合作。美國聯邦調查局在被機構內設有辦事處。但美國在2004年拒絕將關押在關塔納摩的一些維吾爾族人交給中國當局，因為美國擔心這些人將受到刑訊或處決。

歐盟在考慮是否取消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實行的對華武器禁運。人權觀察認為，隻有在中國處理事件責任問題，賠償受害人及審判事件負責人員之後，武器禁運才應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