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當前新疆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南疆農民生活改善緩慢，維族就業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問題。我認為，這些個問題在當前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共同問題，隻是在新疆則表現得與民族問題掛鉤並容易使我們的思維僅僅限於向民族政策和民族關係去尋本溯源。事實上，我覺得，新疆的這些政治經濟問題與全國的政治經濟問題其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他們與內地漢族所麵臨的問題的具有整體性。
在GCD的施政路線裏，它究竟以什麽為出發點？遵循什麽樣的路線？經過對社會的觀察和我這些年各地的學習與經曆。我認為，D是希望國家富強的，但富強首先是要讓我們的公仆集團和他們的子孫們先嚐到果實，D是希望社會穩定的，但穩定的中心是維護D的統治和地位。這些年經濟發展很快，國家稅收的增長幅度遠超過經濟的增長幅度。從整個中國來看，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投入集中了國家的相當大部分收入，從地方來看，省會的投入占了省裏相當大部分的收入，從城市來看，市區的的投入又集中了市裏大部分的收入。而對農村尤其是偏僻、山區農村投入極少。並不僅僅是新疆，其實在其他省份偏僻農村始終得不到政府的資金幫助和政策扶持。 GCD總是電視上麵吹一套，實際又是一套。舉個例子，本地新聞報紙吹噓政府為了吸引高學曆人才，出台政策給予高學曆人才安家費.實際上呢？政策是有，但傳媒卻沒有提政策裏這樣的一條：博士碩士必須要攜帶能在本地形成產業的國家級技術項目的才給安家費，於是乎，當你去申請的時候就被這條卡住，能拿到這筆錢的鳳毛麟角，遠不像傳媒所說的那麽優厚。
其二，從政策上，導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底層百姓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生活水平實際下降。通脹是全球趨勢是沒錯，是這些年全球經濟過熱所引起的波動效應。但是通脹不會引起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經濟是在發展的，要看收入增長快還是物價上漲快。在中國，由於富豪階層和權力階層的收入過快膨脹以及公務員加薪幅度遠大於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長，使得財富杠杠傾斜嚴重。2003年中國首富身家還沒超過100億，而如今中國身家百億的富豪已經超過一百位（這裏麵有政府的因素，因為官商勾結嚴重，陳良宇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很多大型國企，其老總（實際上是黨的幹部）分紅動輒百萬千萬。公務員通過幾次加薪，已經與普通工人拉開了很大差距。在社會財富更快（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地向少數人集中的情況下，如經濟增長10％，而這幾類人收入增長在20～200％以上，試問，普通工人和小農還有小商販的他們的日子還能比以前好過嗎。
其三，從政策上對人升學和就業的不公。我們知道，中國的大學，一般本省學生和外地學生比例為1：1，甚至本省學生更高。這樣就使得占據絕對優勢教育資源的北京上海得以讓他們本地學生享受比外地學生更容易進好大學的便利條件。朱鎔基總理曾想改變這種狀況但遭到了官員的一致抵製終因阻力太大而擱過一邊。而且現在北京上海也通過嚴格限製外地人入戶來限製避免這些優惠條件的擴大化。
在這種大的施政路線下，新疆的民族生存發展問題實際上和全國百姓的問題是同源的。在內地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也非常的糟糕。例如山西礦工，幹著非常繁重的體力活掙不了多少錢還容易送命。我有個表妹，在廣東發達城市工廠打工每天幹12個小時一個月隻休息一天工資才800塊。漢人大多數是沒有民族歧視的，我認為這是源於漢人的無宗教信仰性（有的無知的人會說漢族信仰儒教或說漢族也有鬼神崇拜）。相反，漢人很多還對新疆美麗的風景和熱情的人民有好感，隻是近年來新疆小偷損壞了維族的形象。至於雙語教育問題，既然遭到了維族人民的一致反對，那自然就是部分領導錯誤的決定。
共產主義政黨在二戰後在某些國家取得了政權，我認為，是一種社會的倒退，是特定曆史社會背景下的產物。這些理想共產主義者強行實行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生產方式給這些國家帶來和經濟破壞和民生災害。不可想象，如果當時全球被共產主義占領，今日之世界，還有沒有這麽發達的科學和經濟？
盡管持有上述觀點，但我並不認為應當采取什麽方式改變現在的上層建築形式，不僅僅是因為沒有能力，也是因為當前國際的形勢和環境和我們國家自己所麵臨的複雜現實問題。西方國家以我們的動蕩為樂，他們巴不得我們分裂。不管我們國家有什麽問題，那總是我們中國人的事，不需要外國人插手。所以對維族精英們我有著同樣的建議，就像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上所說的：“對於站在通向正義之宮艱險門檻上的人們，有一些話我必須要說。在我們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切不要錯誤行事導致犯罪。我們切不要吞飲仇恨辛酸的苦酒，來解除對於自由的飲渴。”與現在我國的國家機器相比，別說是“東突”，就算是沒被美國打垮之前的塔立班和基地組織也難以與之抗衡。和平、民主、自由是全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GCD必然會自內而外，自上而下逐漸的走向開放與民主，就像它當年被迫改革開放一樣，隻是這個過程會比較慢，但它至少與極端行為導致的社會動蕩人民不安民族仇恨卻達不到目標要好的多。
社會發展大方向雖然是決定於其內在規律的，是不以少數人意誌為轉移的，但是社會發展的過程，卻總是受著少數精英們的主導。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們國家絕跡了具有傳統貴族文化精神的精英。古代各國的貴族，往往都自小受各國禮教體係的熏陶。這些禮教的核心大多是愛民、忠君報國等，這種思想在他們腦子裏根深蒂固，他們的人生，自然樹立了為實行這些崇高教義而不是追求個人享樂的人生觀，盡管他們不能改變封建剝削製度。他們追求優雅和高尚，這樣的偉大精英前輩數不勝數。
我並不是說貴族就是精英，精英是個子集的概念。近代資本主義革命的領袖，其實基本上都是這些貴族文化精英的部分思想先行者。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強調人民的作用，文化上推行平民文化，鄙視和破壞貴族思想和貴族文化，中國的貴族文化和殘餘貴族被當作垃圾消滅得一幹二淨。
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這代精英們，大腦裏又主要吸食了現代西方平民個人主義的文化，使他們一切為了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個人生活的品質。對當代的政治社會采取的是一種適應奉迎以為自己牟利的態度，尤其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立誌從政的人，這其中就包括一些新疆維族幹部。古代貴族文化精英們想著如何為民謀利同時維係製度不變而現代精英們隻想著在製度不變的情況下為如何讓自己撈好處。古代貴族精英深知人民是愚昧和狹隘的但是卻畢其一生去為民，而現代精英們嘴上誇我們的勞動人民聰明偉大卻置人民於貧窮而不顧。還有那些不喜歡中國官場的精英，鄙視老百姓的愚昧，把西方平民的個人主義精神信念奉為高檔品來膜拜。
在目前的情況下，幾乎沒有有實力的人關心最底層的百姓，以及如何去改變他們受到的不公平，這是機會的不公平，出身的不公。精英們隻會說：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人民就像孩子一樣，他們不能執政（這和民主是兩碼事），但是他們需要愛護。
所以我致各位維族精英們，需要以為國為民的態度和抱負，去投入到改善本民族生存發展的鬥爭中去，而不是逐漸在自己生活改善的道路上消磨了這樣的抱負。同時要呼籲、喚起更多的民族精英的良知和愛心，團結對維族友好的各民族進步人士，拉動一些真正有實力的，或者讓自己成為有實力的人物，共同為民請願。這樣不僅是維族，也是整個中華人民民生民主的改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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