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靠“空談”,恐怕是難以實現的。因為過去的曆史證明,在人們的心目中,對自己的關注從來就沒有成為一種自由的訴求,它更多的隻是一種防衛本能。要改變這種變異的局麵,我以為,不能再引導民眾陷入當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讓他們盡可能地從這個怪圈中解放出來,利用目前具有的環境去爭得經濟上的相對自由,以產生新的政治思維:從關心政治僅是防衛本能的狀況下,逐漸過渡到對政治具有主動的自由訴求。我在烏魯木齊,阿圖什,伊寧,北京,上海,廣東等一些相對開放的地區,看到了許多過去的政治邏輯對務實的民眾漸漸失效的實例。它的作用,我想總有一天會顯現出來。所以,一個務實的社會無論它有多大的弊病,也總比讓民眾整天活在一個充滿政治強迫的社會裏好。有意思的是,有些“新青年”竟然在中國語境下用了“民主自由”一詞,我把這看作是對當今社會出現的幻覺。真是無奈中的無奈。
我們都似乎很關注社會的公正與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難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與不平等嗎?許多的時候,精神的苦難比物質的苦難要廣闊和深刻得多。對自由的籲求,對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的支持,就是為了尋找一條擺脫這些苦難的有效途徑,這種思想在當下的中國其實是處於弱勢的,可一些人卻開始擔心它的“得勢”,這聽起來真叫人悲涼。
“以往的思想史、言論史證明,這一言說隻不過是一個被壓製的言說:它有一百年的曆史,卻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說過去一年‘擠出’門縫,那也隻是重新開始。以往的曆史,提醒言說者沒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勢狀態,也不值得反對者那樣悲憤欲絕。除了下列兩點,它再也不能證明什麽了:現在能夠證明的是,在看起來最難說話的時候,事在人為,還能‘擠’出一條言路;將來可能證明的是,它隨時都會被再次掐斷,重歸沉默。”
我想,至少要吸取一個教訓:對弱勢話語進行批判時,要擔心自己的批判會不會站在權力話語的同一邊,壓製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覺幫了權力話語的忙,導致喪失自由言說的空間;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說的空間,你把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說得再慷慨激昂、大義凜然也是枉然;他們還要記住一個深層的常識:“自由主義”是一切其他主義的舞台。“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消滅了,其他主義就不能生存,更談不上繁榮。我們今天聽到的民族主義、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後)現代主義等在‘文革’期間聽得到嗎?沒有!任何思想隻有在自由主義鋪墊的土壤裏才能健康成長。沒有英國這樣的自由主義社會,我們甚至不能設想有今日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更不能設想馬克思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文革’期間的中國能寫出《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可以說,隻有在自由主義的土壤裏才能產生對自由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挑戰者。”(劉軍寧語)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人動不動就要“告別自由主義”或“告別自由主義”或“告別維吾爾在線”或“告別極權主義”聽起來真叫人哭笑不得。
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有義務保護維吾爾在線這條細小的言路不被掐斷;隻要這條細小的言路還存在,就證明社會還有希望,爭論還有意義;而扼殺這條細小言路的勢力,無論它來自哪裏,都應是每一個人。如果自由言說和自由選擇的權利沒了,物質上的公正與平等隻會引起我更深的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