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一個以身試法的英雄

楊佳上海襲警案，最後以楊佳被判處死刑這一不出意外的結果而告終，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這種案例如果不判死刑，估計會有更多的李佳、張佳受了警察的氣，都操刀主持“正義”了，所以，無論國人如何掬一把同情的淚水，死刑判決是鐵板釘釘的事，沒得改。

不過，從這一案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來看，留給讀者可以討論的話題遠不是一顆槍子就可以解決的，普通老百姓如何求得一個公平的環境，也就是說，如何把自己的冤屈得到伸張，是本案最值得討論的話題，筆者相信，楊佳案的發生，對中國現今的警民關係，說白了，也就是政府和老百姓的關係，無疑會起到一個“撥亂反正”的警示，從這個意義上說，楊佳應該是一個以身試法的英雄。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正是廣州孫誌剛死亡一案，導致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出台，孫誌剛也被賦予了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人，其實，在孫誌剛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意外”死亡，隻不過這次死亡的是一個大學生，而且家屬不依不饒，才使孫誌剛成了一個時代“英雄”。

如果比較孫誌剛和楊佳，筆者認為，後者更是個值得紀念的“英雄”，前提是：此事發生後，中國在警民（官民）關係建設上有新的法律和舉措出台。

南京曾發生被拆遷人員在利益受損、狀告無門後，攜汽油在拆遷辦門前自焚的事例，使得當時的南京市政府下令暫停一切拆遷行動，進行調查和自糾，廣大因拆遷受害的家庭一片叫好，就連事不關己的群眾也有很多人加入了聲討拆遷辦的行列。

筆者在這裏並不想探討對錯問題，筆者想要說的是，如何給老百姓一個講理的地方，也就是可以申冤的場所。也許有讀者會說，法院就是一個好的場所，信訪辦也是。說這些話的人一定是對中國的實情了解不夠，或者根本就是政府工作人員或是警方家屬，因為，在中國這樣的環境，民告官談何容易，如果不信，筆者不妨舉一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

2005年夏，筆者回國探望父母。老父母幾年沒看到兒子，自然開心不已，臨近假期結束，70多歲的老父雖有不舍，但以孩兒的前途為重，晚上，一家人外出散步，老父一人走在前，走一無燈處，老父知道人行道白天施工單位挖得大坑小坑，於是走在了路中間，並囑咐大家走路中間，但不知道是施工單位故意與人作對還是想考驗行人的安全意識，把待安裝的路磚擱在了路中間，可憐70多歲的老父被絆，一下跌過了路磚，手臂骨折。有“法律意識”的筆者撥了110，同時用隨身帶的相機留下了物證。等警車的過程中，一輛自行車也倒在了更前麵的建築垃圾上。到了醫院，見到一個跌斷腿骨的中年人，也是在同樣地方闖的禍。氣不打一處來，下決心告市政局。第二天，電話打到市政局、市政府、市訪辦……沒一個單位接受筆者的投訴，接電話的官老爺們似乎司空見慣，根本不為之所動，就連當天接警的警察也表示隻是作證，不參與事故處理，沒辦法，打電話給新聞單位，但因為缺乏新聞價值，也被拒絕了，一句話，就是狀告無門。一省中醫院骨科醫生來看筆者，見到此景，道：“這種事太多了，你老爸僅是骨折而已，有的人因為窨井蓋缺失，跌進了窨井送了性命的都有，也沒個結果，你這事還算個事嗎？”一句話說得筆者失去了告狀的動力。

咱不知道這件事發生在美國會是如何結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律師一定會找到咱，不用咱掏一分錢，在家等待國家賠償就是了，或許屆時，咱一定會後悔為什麽隻跌斷個胳膊，而不是跌傷個腰子或是來個半身不遂，那樣的話，下半輩子生活費一定有了著落。筆者舉的這個例子，不外乎就是反映一個事實，目前中國老百姓申冤的渠道太少，尤其當對方是掌握著國家機器的政府工作人員時，老百姓隻能期盼著他們的上級出現一個“包公”式的明君，為老百姓撐腰，殊不知，在現今問責製下，一級問題一級解決，這些工作人員的上級，就擔心出現問題，影響到政績，所以，能幫就幫，所謂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到化不了了，就出現了楊佳這樣的“英雄”了。讀者如果留心，可以看到楊佳行凶前所受到的待遇，當地公安分局的領導對楊佳告狀行為嗬斥並威脅：再告就抓起來。

警民關係說到底是政府和百姓的關係，因為，執法機關隻是政府實行政策的一個強勢機構。在楊佳案前，就發生了貴州甕安衝砸警察局、燒毀警車的案件，楊佳案隻是許多百姓有冤無處申的一個井口爆發。無論甕安事件，還是楊佳事件，民間的叫好聲不絕於耳，稱楊佳為“英雄”的網民占了很大比例。如果政府有關部門不從根源認識到此案的成因，楊佳的生命隻能被當作與奧運不協調的噪音，因為中國政府目前一直提倡創建“和諧社會”。很多與老百姓直接接觸的政府官員侵犯群眾利益、濫用職權，造成了民怨載道，這種現象，難道中國的明君看不到嗎？筆者相信他們看得到。朱鎔基就曾經高喊要留一百口棺材給貪官，不知道賣出了幾口。

如果沒有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法製機構，楊佳式的“英雄”還會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