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路漫漫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 年 12 月 17 日 17:53
中國改革路漫漫

Hugo Restall

三十年前的這個星期，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告別了毛澤東主義，踏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開創了一段迄今全球最為矚目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站在目前的有利位置來看，這個過程似乎異乎尋常的順利。但改革之路並不順暢，未來也不會平坦。了解真實的曆史是我們探索中國未來何去何從的關鍵。

首先，北京對改革的理念和路徑從未達成完全一致，也沒有為此製訂明確的路線圖。中國的改革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在鄧小平期間尤其如此。鄧小平能夠推行改革開放，是因為1978年中國正處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建設的衰竭狀態，內部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對力量薄弱。中國人已經飽受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之苦，因此采用實用主義作為指導方針是人心所向。

鄧小平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關鍵時刻作為“最高領導人”發發揮關鍵作用。在當時改革似乎陷入泥淖的時刻，鄧小平利用自己的個人威望推動了改革繼續前行。與此同時，經濟改革的最初階段創造了諸多贏家，卻很少有輸家，因為當時私有企業還剛剛起步規模較小，與國有的工業集團相得益彰。

鄧小平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決策者們也是遵循這個方針踏上了循序漸進的發展道路。小範圍試驗在全國推廣經常獲得成功，例如包產到戶政策和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中國決策者們從未規劃到外國企業會對中國經濟有如此高的參與度，這隻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由於沒有改革藍圖，中國也曾犯下一些明顯的失誤──中國的股市迄今仍然運轉失調，因為股市起步伊始就是作為國有企業的零成本融資渠道。縱容企業家從股市持續獲取融資可能會損害到公司的利益，以及那些高價購入股份的股東。

中國的循序改革策略和根本的缺乏共識問題也引發了政治爭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仍就改革步伐爭論不下，知識界在極小的自由空間內就是否需要政治改革進行爭論。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這些辯論受到了政府嚴厲控製。但在數年時間內，中國經濟改革發展重上軌道。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將自己重塑為包括企業家在內的中國各階層社會精英的集合體。唯一的政策爭論發生在技術精英與他們的庇護網領導人之間，政府同時還通過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收買了後者的忠誠。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中國成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放任政策經濟體。政府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1978年的31%下降到11%左右。與此同時，北京還單方麵下調關稅，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還精簡了公共部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效益不佳的國有企業在數年時間裏裁減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一些人士預計有6,000萬人因此下崗。因此，在大約三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年複一年地實現了兩位數增長。

不幸的是，這段高速增長時期即將結束，而全球金融危機並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國改革的鍾擺目前再次擺回到了意識形態競爭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於中國仍然沒有就自由市場改革的價值達成確切共識，那些由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人士正轉變為歐洲風格的社會民主黨人。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官僚主義開始重建他們的權威。北京確定了通過改進稅收體係，帶動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達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達到了20.8%，增幅高達32.4%，遠遠超過了中國經濟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這是意識形態重新轉向中央集權經濟體製的標誌之一。政府領導人將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問題的答案，傳達出他們願意動用公共資源幫助那些被新經濟繁榮所拋棄的人群，而不是打算發展新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雖然與歐洲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仍然規模較小，不過正在迅速發展。考慮到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國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這可能難以維係。

與此同時，在經曆了一段以一個發展中國家罕見的程度歡迎外國貿易與投資的時期後，北京正悄悄改變政策，對海外產品和投資設置一些非關稅壁壘。中國政府力促締造新的龍頭企業，它們通過各種所有權結構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享受著國有銀行提供的慷慨融資。中國新製定的勞動法也遠遠超過了基本的；勞動保護範圍，鼓勵工人組織工會，與管理層進行抗爭。

所有這些都減少了真正私有部門的機會，而這個部門一直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推動力。隨著增長放緩，有政府背景的官員管理者獨享最大的發展機會，社會不平等和不滿也應運而生。如果這促使政府進一步加大投入收買異己，那麽經濟改革的良性循環就可能演變為政府加大幹預的惡性循環。

在政治領域，政府和商業精英的密切關係意味著對共產黨的任何新興反對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方麵的證據：在知識界，一個民族主義的運動正鼓吹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製，這個所謂的“新左翼”思潮是當下最熱門的勢頭。

過去一年，互聯網最終開始展現出成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潛力，民眾通過網絡互相了解政府腐敗和濫用職權的信息，並組織起來尋求補救。但與此同時，網絡也成為“憤青”的釋放渠道，這些20多歲持民族主義思想的年輕人支持一個更為強勢的中央政府。

上述因素並不意味著中國30年的改革道路肯定會遭遇逆轉。但一些人從中國過往經濟增長中得出的簡單直線預測實在是過於樂觀了。中國共產黨獨攬大權所帶來的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既得利益者試圖阻礙銀行體係和股市的發展（這可能有利於企業家），來維護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控製。

無論是經濟方麵還是政治領域，未來的一年都將非常關鍵。中國依賴於出口的經濟在全球放緩麵前尤為薄弱，天安門事件明年6月也將迎來20周年。不過，中國共產黨已經展示了其擅於調整自身應對新挑戰的一麵。我們可以預計，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還會繼續，即便改革步伐有所放緩。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