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下的小鬼兒（上六十八）

（六十八）

廣州的夏日真不好受，除非你整日呆在房間裏享受空調的涼爽。大街上人們都盡量挑選有綠蔭的地方行走，那個個衣服領子上還是汗涔涔、濕漉漉的讓人提不起精神。熱讓人懶得動彈，不思寢食。隻有早茶時才使人們的臉上顯現出活力。

廣州人偏愛早茶，尤其是到了夏日，五點來種茶樓裏已門庭若市，喧鬧升騰。有那麽一句話“寧聽蘇州人吵架，不聽廣東人說話”。吳儂軟語綿綿入耳，似乎一出口就是催人昏昏欲睡的彈詞開篇。可廣東話就艮倔生硬，字字出口好似用丹田之氣噴出卻又使雙唇或牙齒擋了一下才翻滾而出，給人以搏鬥拚殺之感。我對粵語歌曲中“小李飛刀”，“上海灘”，“霍元甲”等歌曲就很喜愛，覺得它的語言適合鏗鏘有力的旋律。但對粵語的抒情歌曲就不太感興趣，雖然汪茗荃的“萬水千山總是情”是那麽深情，可我依然感覺那粵語的吐字發聲不適於這類歌曲。對廣東人我也感覺隻適合一起去拚殺做事，卻不能交友。

殊不知，這廣東話並非當地土語。它可是源遠流長，起源於龍山文化，普及於黃河流域。堯、舜時期黃河流域發生一場以中原為中心的“夏語化”運動，西周時，形成以夏語原生地——秦晉的方言為標準音的“雅言”。到夏朝時它已成為國語或說是普通話。

它之所以能成為粵語這還要感謝秦始皇。公元前223年出現了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移。秦始皇為鏟除六國的地方勢力，將數十萬的中原漢人和軍隊遷移至嶺南。同時，這些南移的漢人也將華夏的中原文化、習俗、語言繼承傳播下來。

由此看來，粵語倒是我們中華民族原始語言的唯一遺產。而我這北方佬的京片子到沒準兒是由於曆史上金、蒙、滿族輪番入主中原的混合體而演變來的了。可見自己對粵語、粵人的看法實是井底之見了。

這天小偉叫我起來去喝早茶。路上他說他認識幾個當地的爛仔，約了他們一同來吃早茶。主要是想讓他們幫忙踩道，因為最近我們是光出不入，錢已快花完了。我對他講不要對這些爛仔說真名，以防萬一，他說這我知道。

當我到了那裏見到這些人時我有些後悔，真不該來。這是一些純純粹粹的地痞，四五個人中一個叫做阿良的是個為首的。小偉一一向我介紹了他們，可我隻記住了阿良。如果不是他總是和我搭訕我連他的名字也不會記住的。他們在一起吃飯時那張牙舞爪的樣子使我想起了小立田兒、豁屄等北京的流氓地痞，除了裝束語言不同，那野蠻低俗的舉止、神態如出一轍。他們侃大山時那神情語調就如同打架，我是真不愛聽。雖然自己也是同類，但我總覺得沒必要讓人一看就是個流氓。我崇拜意大利、香港那些風度翩翩的流氓大亨，舉手投足謙恭有禮，十足的紳士風度。骨子裏才是無惡不作，奸詐狡猾。而這狡詐是行事的狡詐不是對朋友的。這樣的人才配做流氓老大，帶領弟兄們去建立自己的王國。我深知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不可能的。那時的小流氓隻是為了吃點喝點，隻敢各自鼠偷狗竊地為那點常人得不到的物質利益而沾沾自喜。不曾想過更高的物質，更看不到在這個社會裏這也是職業，也是混社會，也是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那些政治家也好，金融家也罷，也不過是和我們混社會的方法不同。盡管這條路艱險曲折，時時會掉進山澗，而一旦成功時那成就感會超越一切，讓你傲視群雄。無論他們是以政治起家的還是做生意起家的，全不在你的話下。

最不該的是小偉還帶著岑如輝，並且還在介紹時說：“這是我的馬子小輝。”

雖然他是用廣東話說的可我還是聽得懂的。

小偉近來對一切都好像滿不在乎，沒有了剛剛跑出來時的警覺。尤其是認識小輝以後，他似乎隻有弄錢，和小輝玩兒。除了在作案時能看出他的機警利索，平日裏就是花天酒地，卿卿我我。小輝已厭煩了阿勞的拖延與糾纏，明顯地感覺到小偉對她的真情，有目的地愛是讓人常常感覺疲倦的。她在阿勞麵前時太累了，隻有和小偉在一起她才感覺到輕鬆自如，痛快淋漓。更何況小偉對她毫不吝嗇，比阿勞能揮霍的多。自然，他對小偉的行為是縱容的，甚至連一句“小心點”都不會說。

在此後，我們利用這些地頭蛇提供的目標在廣州留下了一係列罪惡的足跡。我們在北京廣州之間飛來飛去，衣冠楚楚地幹著卑鄙肮髒之事。小偉在每次去廣州前還給阿良發個電報，讓他們到白雲機場接我們。他願意享受一下飛機時看到的那些爛仔們羨慕的眼神，恭維的笑臉。為此我說過他幾次，這樣是有危險的，他沒往心裏去。

一次，我們在東山區一個樓房內正在翻箱倒櫃，聽到了單元門開鎖的聲音。這是一個有著四間房子的大單元，我們當時是在離單元門最近的房間裏，這聲音我們倆都聽到了，立即停止了行動。趴在門邊傾聽著主人的動靜，他徑直走進裏邊的房間。我們輕手輕腳地溜出來，一到了樓道便飛也似地奔下樓來，一口氣跑回到旅館。想起小輝還在街上等著，小偉又要返回去尋找小輝，正這時，隻見小輝笑得彎著腰走了進來。原來她沒在街上等待而是偷偷地跟著我們來到了那座樓，悄悄地等在了樓外。她笑了很久，在小偉的追問下她才說：“我第一次看見比兔子跑得還快的人，你們倆從那樓門裏竄出來時我剛想叫你們就看不見人影兒了。”

八三年春節前，我們再一次回到北京。可能是回京前我吃了不好的食物，在飛機上就吐泄不止。那天是翠民到機場接的我們，在出租車上我渾身滾燙，發起了高燒。翠民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蓋在我的身上，我仍舊冷得發抖，直接到醫院打了針、拿了藥才回到家裏。

三天以後我好了，既不吐泄也退去了高燒。還有一周就是春節了，我們要在春節前三天離開北京。

這天翠民休息，她要我到外麵走走，說你躺了三天了出去走走好。我和她來到王府井，逛了會兒商場後去吃了點東西，信步在街上溜達。經過東四一家照相館時，想起上次不知為什麽翠民非要在這裏照張合影還沒取，便進去取。

這張照片太奇怪了，明明是我倆人的合影照，可上麵隻有她一個人，我這半邊是空的。那照相館的工作人員一個勁地向我們賠禮道歉，說給我們重照一張。我心中蒙上一層陰雲，覺得是個不祥之兆。我沒有說出來，也不想重照，一聲不響地走了。

第二天小偉來找我，說郭兒在建國門等我們，我隨他而去。到了那裏，郭仲輝等得有些不耐煩地說：“快去，那家兒人都已出去半天了。”

路上小偉已告訴我：“郭仲輝踩好道了，這家兒剛剛出了個明朝的瓷器，全部現金都放在家裏，這可是個肥主兒。”

我身體還沒完全恢複，走路都有些氣短。想到既然是高兒踩好道了不會出什麽意外，就沒說什麽。利令智昏，忘記了昨天那相片的預兆。也是上天安排好的，該是我們償還“集資貸款”所欠的賬的時候了。

就在我們翻遍整個房間還找不到這筆巨款之時，門開了。進來兩個壯年男子，他們愣住了。我和小偉向這二人迎頭走去，他們不自覺地讓出了大門。我們倆沒有跑，因為你不跑他不會喊。走出一百多米了，他們終於喊了出來：“抓賊啊！抓住那兩個穿羽絨服的人！”

建外大街，直直寬寬的馬路一望無際，沒有胡同小巷。隻能憑體力，一直跑，跑到五百米外的十字路口就有希望了。小偉飛快地跑了起來，他沒有想到我跑不動，很快就將我遠遠拉在了後邊。

後邊的腳步聲已近，幾塊半大的磚頭從我頭上、耳邊飛過，砰——有一塊砸在了我的身上。我兩腿絆蒜，竭力地跑，但心裏已知難以逃脫了。我突然站住了，轉身向著追來的人群走去。人們呆住了，沒有一個人伸手抓我。當我感到又有些氣力想跑時警察來了，是一個騎車路過這裏的警察在事主的召喚下跑了過來。

建外派出所的警察氣得向我拍桌大喊著，我隻是在告訴他們我不是賊後就再也不說話了。我說什麽呢，說我叫什麽，說我住在哪兒，那無異於告訴警察我是個賊。而且是個判過七年刑後又從勞教場跑出來的賊。

我該休息了，一切都請老天來安排吧，我隻有聽天由命。

一直耗到晚上，我被送到了朝陽分局。肮髒的監號裏坐著一幫麵色青白的人，監號的門剛一關上，昏暗的燈光下那一雙雙驚悸中帶著好奇的眼光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你哪兒的？因為什麽進來的？”

我最厭煩的入號儀式開始了。

“嘿，那傻屄，問你呢。你丫怎不說話呀？”一個小流氓兒站起來伸手來打我，我抬起左手搪了一下。

“喲嗬，還不份兒啊，打丫的！”

小流氓兒們剛要動手門開了，一個警察衝我吼道：“你他媽連個名字都沒有，叫你提審都費勁。出來！”

半夜我回來了，還是沒有名字。我進了監號後看到他們都坐了起來，我便坐在了床板的邊上。突然一個棉被捂在我的頭上，幾乎是同時，他們一擁而上，要對我例行那時對剛進號的人施行的下馬威、殺威棒。我早有準備，棉被剛一沾我頭我就向前一閃站了起來，回過身來狠狠卡住了一個人的脖子。不管其他人怎麽連踢帶打，有的還拿起皮鞋用鞋後跟拚命敲我腦袋。我全然不顧，把渾身的力氣都用在了雙手上。那個人一開始還掙紮，想掰開我的手。後來他的雙手無力地耷拉下來，翻著白眼癱倒下去。如果我不是因為剛剛病愈，真會把他掐死的。

這一陣搏鬥聲驚到了值班警察，他大喊著將門打開，屋裏一下靜了下來。“幹什麽呢，出來，全他媽出來！”

到了外邊，他叫所有人統統厥在那裏，唯獨沒讓我厥著。看來他早明白這號裏的情形，他對我說：“你告訴我，是哪一個先動的手？”

我不願意假警察之手，而且他們看到我這麽發狠的舉動，以後也不敢再找我麻煩了。我說：“我在馬桶邊撒尿，他也要擠著撒，我先打了他。”我指了指我掐的那人。

那警察看著我臉上的傷痕，氣惱地說：“你他媽有病吧？好好，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啊，全他媽給我滾回去。”

忽然，別的號裏喊叫起來：“十四號兒的傻屄們，你們丫真他媽不長眼，知道他是誰嗎？這是沈猛。你們丫等著，看我挨著個兒的捶你們丫的！九龍，記著啊，見著十四號的就往死裏打，有一個算一個！”

“知道了，麻雀子，你放心吧。”

原來是新街口的麻雀子和我在茶澱勞改時九隊的金九龍。

那警察剛要罵那倆號又止住了，笑著對我說：“行啊，玩兒得不錯呀。到哪兒都有磁器，叫什麽，申盟？”

我沒說話，低頭進了號門。想著麻雀子和九龍這一叫這名字肯定是現了。咳，就算知道我是什麽人了也無所謂，這還不是早晚的事，關鍵是什麽事都不承認就行了。

不一會兒我又被叫了出去提審。和前兩次不同的是那警察還沒打開門就喊出了我的名字。不過提審依舊是毫無結果，提審員氣得喊道：“我真沒見過你這樣兒的，讓人拿了個現行兒還不承認，別以為這樣兒我們就處理不了你！”

回來時我要去十四號，那警察卻把我放到了十六號，一進去麻雀子就喊道：“磁器，你怎麽調這號兒來了？”

“誰知道啊，剛提審回來就把我直接放這號兒了。”

“快上裏邊兒來，坐我邊兒上。”看來麻雀子是這號的牢頭，我脫掉皮靴，坐在了他旁邊。

“這是黎重，咱鐵瓷。”他指著他身邊的一個人向我介紹。

“噢，你好。”我向黎重點了點頭，打了個招呼。

這是一個二十上下滿精神的小夥子，隻是個子矮了點。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聊得很投機，成了好友。

在到這號的第一個星期裏我幾乎天天被叫去提審，有時一天就兩三次。但每次都是在提審員暴跳如雷下而歸，後來就不提我了。

麻雀子是因為玩兒牌進來的，他總是在裏麵吹噓他賭得如何如何好，那神氣如同當代賭王。每當他侃時，臉上的雀子漲得紫紅紫紅的興奮至極。侃得那些小混混兒個個聚精會神目瞪口呆，還時不時地向他請教牌技，恨不得一出去就馬上殺入牌場。

一到吃飯時碗裏的肉塊塊飛入了麻雀子的碗中。這裏一個星期吃三頓饅頭，菜也比過去好多了。一到吃饅頭時，小混混兒們就自覺地把自己那兩個饅頭拿出一個來給麻雀子，麻雀子這一周都不用吃窩頭。每次吃窩頭麻雀子讓我也吃饅頭時，我都婉言謝絕了。因為我知道這種生活對我來講隻是剛剛開始，在這漫長的苦海中我必須克製自己，適應這裏的飯食起居，更何況現在的夥食比以前強多了。

黎重是因為詐騙、倒賣電子手表出的事。他是個幹部子弟，他的老爺曾是中紀委的書記，叫王鶴壽。他倒是沒有幹部子弟那種狂妄、優越感，隻是骨子裏有著一種霸氣。後來他出去後和他哥哥去了香港，據說他哥哥還做了銅鑼灣老大，那一地區地下賭檔和妓院的保護費都是歸他哥哥收的。

一晃兒兩個月了。一天下午，我的提審員忽然開門說讓我把我的鞋給他，我見到同號一個人的鞋和我的相似，就把那人的鞋遞給了他。過了一個多小時他拿了回來，叫我穿上跟他出去。幸好那鞋和我的一般大，我穿上後跟他來到前邊院子時，他讓我站在那裏和我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又讓我回來了。我正坐在號裏琢磨這是怎麽回事時門又開了，我再次被叫了出去。這次直接到了審訊室，裏邊除了以前提審我的提審員還有兩個穿便服的人。一個不到三十歲，另一個有五十多了。我一看他們那高高的顴骨厚厚的嘴唇和南方人的裝束心裏一動，壞了，這是廣東人。

“沈猛，我說你怎麽連名字都不說呢，原來這大有緣故啊。去過廣州幾次呀？”

“一次也沒去過。”

“你認識霍幼偉嗎？”那年輕的說話了，果然是廣州人，他生硬的普通話告訴了我。

“霍幼偉，哦，認識。”

“嗯，這還差不多。說說和他的事兒吧。”朝陽分局的提審員來了興趣。我腦子飛快地轉著，小偉折啦？就是折了也不會說我的。那他們怎麽找到我的呢？那些廣州仔是不知道我叫什麽的。不管怎麽著，就來個一概不認。

“我和他沒事兒呀。”

“剛你還說認識他呢，怎麽認識的？”提審員又要發火兒。

“在茶澱教養時我們倆是一個班的，挨著睡覺。”

“後來呢？”

“我跑了，他還在那兒呢。”

“沈猛，我們是廣州市東山分局的，你應該明白，我們無緣無故不會跑北京來找你的。我們怎麽會知道有一個叫沈猛的，而且還是在押人員呢？希望你能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的問題。你可以告訴我你和霍幼偉去過廣州幾次，最後一次是在什麽時候嗎？”那老一些的廣州人插了進來。

“你們怎麽找到我的我不知道。但你們肯定是搞錯了，我從沒去過廣州。”我想好了，從這裏就截住，我沒去過廣州，下邊你還怎麽問我呢。

僵持在這兒使他們很惱火，那年輕的廣州警察猛地喊道：“你們倆不止一次來過廣州，每次誰去接送你們，我們都清清楚楚，有一次你們還是三個人下的飛機。我們有充分的證明。”

岑如輝，剛才讓我站在院子裏時是小輝在一間屋子裏認我呢！我一下明白了。那小偉折沒折呢？小偉就是折了也不會說的，不理它，愛怎麽著就怎麽著。

再往下我幹脆不說話了，我隻是在最後說了一遍“我沒去過廣州，你們找錯人了”就再沒說過任何話。看看已是深夜，他們叫我回號了。

這後半夜我一直沒睡，我想了許多。我知道我這回麻煩小不了，但我的宗旨就是不管到什麽時候就是死魚——不張嘴。我想的更多的是我還要不要去過那地獄般的生活，那讓我度日如年、似人非人、日複一日、單調乏味、狼嚎鬼叫、暗無天日、牛馬不如、屈屈苟活、苟且偷生的日子？不要，就隻有死。

我今年已快三十歲了，想到“三十而立”我自嘲地笑了。我立什麽？到監獄裏去立？跑，隻有這是條路。對，耐心的尋找機會，一年不行兩年------隻要不死總有機會的。我罪不致死，就是所有的事全現了也不過就判個十年二十年的，隻要我有毅力，有勇氣就終有一天能跑出去。想到這裏心踏實了，天亮時我睡著了。

一連三天，沒有動靜。第四天一早兒，提審進來叫我帶上全部東西，我說沒有就跟著他走了出去。麻雀子和黎重非塞給我一些日用品，我說：“不用了，後會有期。”

他們知道我肯定不是釋放，猩猩相惜地與我告了別。

院裏，一輛吉普車等著我，我被戴上手銬後上了車。車子開動了，駛向北京火車站，我在兩個廣州警察和兩個北京武警地押送下坐上火車向廣州而去。

春天的“穗城”應是繁花錦簇了，但這不是我能欣賞的。我眼前看到的是悶熱肮髒潮濕昏暗的牢房。

這裏的監號叫“監倉”，與北京的結構設施也不太一樣，可能是水土環境的不同。這監倉門外就是一個封閉的小院，不像北京是一條通道，兩邊全是監號。監倉內地麵整個是地板，整個地板也都是床。左邊旮旯兒有一道一米見方的水泥牆，後邊是糞便池，大小便就都在監倉內了。這倒免去了在北京時天天聽到的一些拉肚子的人“求茅”的吵鬧聲了，不過那味道實在是讓人頭疼。監倉內的屋頂也比北京號內的房頂高出一米五左右，倉壁上還裝有一個大風扇，就這樣還會使人整天汗流不止。

我一進去後就是接連不斷的提審，但始終我都是一個回答：我從沒來過廣州。

監倉裏的廣州仔們對我很客氣，有的還盡力和我套瓷。那裏每周允許家裏送兩次湯水食品，以補在押人員的健康。這在北京是沒有的，他們常常邀請我一同品嚐。還有一點使我深有感觸的是在那裏被關押的一年裏，從沒看或聽到過打罵人犯的事情。畢竟是比鄰港澳，這兒對囚徒在人格上比北京是強得多，與內地一些窮鄉僻壤的監牢比，那就更是有天壤之別了。

在多次提審後，我大致明白了廣州公安局是怎麽找到我的。一天看守遞給我一條毛巾、一塊肥皂及牙膏、衛生紙等日用品，說是霍幼偉看你沒有家人朋友在廣州給你的。我知道這裏必有奧妙，馬上仔細地翻找起來。我在肥皂裏找到了一張寫滿密密麻麻蠅頭小字的紙條：

我一回穗在機場被抓，阿良他們出事把我撂（交待）了。我真不該來穗前發電。我皮箱中有小輝照片，阿良等認後小輝在京認你，我一直說不是你，堅持。

其實我已知道我這次是在劫難逃了。我之所以不認隻是在和公安局做一種遊戲，我想看看貓捉到一隻不甘束手就擒乖乖送死的耗子時惱羞成怒的模樣。如果真是“抗拒從嚴”的話我看看就這些事能把我嚴到什麽程度。對我來講判多少年都一樣，反正要跑。

事實勝於雄辯，更甭說我是抵賴了。我和小偉還有那些廣州仔一同被移送了法院，等待著法律的判決。

最讓我驚奇的是，當我們被提交到法院審判時，那些廣州仔每人都有律師在為他們辯護，而且是那麽認真的據理力爭。想起我第一次被判刑時甭說律師，連檢察院都沒有。叫什麽“北京市公法委員會”和“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未滿十八歲不負法律責任或至少要減輕處理這一條基本的法律常識宣判者都視而不見，自己也不願或不敢、更確切地說是不懂自己有依此為據進行辯護的權利。其實就是懂，在那時也是徒勞無益的，很可能還會招來以不認罪為由而加重處理。

如今法律真是在逐步健全，這要在以前尤其是那次為薑翠民與肖寬發生的事時，如果有律師能把這事辯清該多好啊！現在我要律師還有用嗎？我心裏比誰不清楚我所做出的壞事遠比這張起訴書上多的多啊。再好的律師也不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我隻是根據我一貫的審訊記錄為自己做了最後的一次狡辯。當我把一本偶然在監倉裏看到的雜誌遞給法官時說道：“你們的確抓錯人了。世界上的事往往會因偶然引起必然。請看這本雜誌，美國科羅拉多州和俄亥俄州在同一個時間出生了兩個嬰兒，遠隔兩地兩對父母生出的孩子不但長得像就連舉止言談都完全一樣。你們怎麽就不相信中國會有這樣的事呢？你們所謂的證據無非是一個叫什麽陳入會（岑如輝）的證詞，難道這就可以定我的罪嗎？連本案的直接案犯霍幼偉都說不是我，是一個和我長得很像的人。那你們是否有人曾親眼看到過我和他們一起做過案或有什麽物證來作為給我定罪的依據呢？如果不是你們把我從北京帶到這裏，我連廣州都沒來過。這長相的相像是偶然的，但卻引起你們認定我的必然。而這必然的根據無非是我的過去和我現實的身份。我沒有律師，我也不需要，因為對我根本沒做過的事，何須辯護呢。”

我的辯護竟引起了一位旁聽席上聽者的喝彩。他說：“我不管這個被告在事實上是否犯有起訴方對他的指控。但自恢複了律師製度、允許被告作自我辯護以來，我第一次聽到這麽簡潔有力、大膽直白的自我辯護。這充分說明在我國，人們的法律意識增強了。”

我心說，善良守法的人呢，你在誇獎著一個十惡不赦的狡徒。我無非在和他們做著語言狡辯的遊戲，試想體會著假如在兩年前能給我這樣的機會，我如今會是什麽樣。

如果社會允許的話，也許我是一個出色的律師，為人間的不平，法律的公正施展著我的語言和文字才華；抑或同樣是律師，為了物質利益卻利用這可敬的身份和語言文字的才華，製造著人間的不平，玩兒弄著法律的公正。放縱著壞人，委屈了好人，讓壞人得意使好人哭泣。

人，太有思想了。不但善於思維，還能如意表達。可把壞事變好，也可把好事弄壞。如果把人也歸類於哺乳動物的話，那我小時最恨的狼和狐狸也沒有人殘忍狡猾------

我在胡思亂想時根本沒聽到法官的宣判。因為我對判多少不關心，隻是覺得早判比晚判好，到了勞改場所逃跑的機會就比拘留期間相對的多一些。

在回看守所的路上，警車飛快地開著，隻見廣州仔們個個低頭不語。小偉對我說：“五年，還有四年多呢，咱還得找機會翅兒。”

“什麽五年，判啦？那太好了。”

“剛才宣判時你沒聽見呀？咱倆都是五年。阿良也是五年。”小偉奇怪我怎麽會沒聽見。其實我是真沒注意聽，隻是知道判了。

“如果還能在一起更好，不在一起就外邊兒見吧。”我對小偉說。

回到監倉後，我突然覺得很困，躺下就睡著了。我做夢了，夢見我又回到了社會上，繼續那花天酒地的生活。醒後覺得心裏很空，想起這個夢覺得不好。人說夢都是反的，我這夢要是反的就糟糕了。可又一想，咳，還能糟到哪兒去呢？隻要不是死就全一樣。

夢果然是反的，由於廣州仔們上訴，上一級法院判決說此案事實不清，撤回原判，重新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