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補牢
真實的記載如夢的一生---
（九）
一年級過得很快，轉眼已經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下旬。一個星期天早上，傳電話的說有媽媽的電話，讓她趕快去接。
媽媽接了電話回來後，匆匆忙忙地在破舊箱子裏翻找衣服。最後找了一件淡淡的淺粉色花兒的旗袍，穿上後對著鏡子梳了梳頭，從兩鬢向後別了兩個卡子。她找到一雙淺米色半高跟鞋，穿上看看，又脫了下來，還是拿出了她那雙絨布的扣襻鞋。她找了兩雙襪子，都覺得不合適，那襪子是粗線的，鬆鬆的襪腰與旗袍實在不相配，她索性光著腳，穿上了鞋。她又照了照鏡子，滿意地從大抽屜裏拿出那個淺灰色的小皮手包。那手包兒是長方形圓角的，包口有一道拉鏈，一頭有一條小皮帶，可以套在手上，皮帶上還有一顆綠綠的小珠子。這隻手包一直躲在大櫃子最下麵那個抽屜裏，從沒有人碰過它。今天它被欣喜地套在了媽媽的手上，小綠珠子還高興地蹦了兩下。她又從櫃子最底下的衣服裏摳出了家中僅有的三十塊錢，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包裏，把一塊白手絹順手掖在了腋下，然後對我們說：“好好在家裏玩兒，不許出去。我去接你們的爸爸，回來時一定要看到你們都在家。”
她說話的時候依然像平時一樣平靜，但眉梢和嘴角卻流露出她內心的驚喜。
媽媽真漂亮。雖然她已經四十五歲了，但皮膚仍是白白淨淨、富有光澤。臉上沒有一點皺紋，兩道彎彎的細眉下，那雙大而長的眼睛永遠是那麽地平靜慈祥。好久沒見她刻意梳妝了，今天稍加打扮，就展現出了她的姣美。旗袍襯出了她纖巧的身材，顯得曲線分明，亭亭玉立。隻是她的雙手已經布滿了溝壑與硬繭。正是這雙手，讓我時時感到她的溫暖與充實。
老抗還清晰地記著爸爸的模樣，他時常向我說起爸爸抱著他去龍頭井給他買小籠蒸包子吃。他高興地說：“我們一定在家等著，哪兒也不去。”
我有些恍惚，“爸爸”這個稱呼對我來說太生疏了，但我知道，爸爸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
小沉看媽媽穿得這麽漂亮，抱著媽媽的腿不放。在他腦子裏沒有“爸爸”這個概念，他從會說話起就沒叫過爸爸。隻有當別的小孩叫爸爸時，他才感到奇怪，為什麽別人都有爸爸，而我沒有呢？他不知道爸爸要回來了，媽媽有多高興，他隻是一個勁地纏住媽媽，非要和媽媽一起去。媽媽連哄帶嚇地總算讓他鬆了手，說了聲“聽話啊”，就匆匆地走了。
直到下午五點多，我們聽到大門外一片嘈雜聲，便領著小沉跑到了門口。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停在大門外，住在一號的牟太太和她三兒子牟逢馳抬著一張四四方方的大白椅子，向轎車跑來。媽媽在車後坐上，懷裏躺著一位麵色憔悴、目光呆滯、瘦瘦的老人。他穿著一身奇怪的黑衣服，頭發胡子胡亂地齜著，長長的身體一動不動，任由人們搬弄。
這就是我的爸爸，他已經不能說話了。
我不敢相信，這怎能和照片中的爸爸聯係在一起？但他的確是我的爸爸，那曾經百戰沙場、令日寇聞風喪膽的沈克將軍。
全院的鄰居們都來幫忙了。劉國棟身強力壯，一下子抽起爸爸的身子，放到了大白椅子上，大家抬著椅子向家中走去。進屋後，媽媽讓先放在屋子中間，她麻利地將裏屋床上的被褥鋪好，讓大家幫忙，把爸爸慢慢地放在了床上。
等鄰居們都走後，她拿出五塊錢，對老抗說：“去給你爸買隻雞、一條魚和一斤肉，看看咱家肉票兒，夠買多少就買多少，剩下的錢都買成牛奶糖，快點兒啊。”
看老抗跑了，她用一個大毛巾墊在爸爸頭下，拿來一把剪子、一個剃須刀，一點一點地把爸爸蓬亂的頭發、胡子剪刮整齊，又打來一盆水，把爸爸洗得幹幹淨淨，這才起身去燉雞湯。
當媽媽燉上雞湯回來時，我們仨正圍著爸爸。她先指著我，對爸爸說：“這是小猛，你走的時侯他才三歲多，現在一年級都快念
完啦。這是老抗，你還認識吧？你忘啦，你老抱著他去龍頭井買小籠包子去？孩子還記得清清楚楚呢！”
爸爸兩眼直直的，沒有一點反應。她不管爸爸聽不聽得懂，又抱起小沉舉到爸爸眼前，說：“這是小沉，現在也這麽大了。孩子們都很乖，你好好養病，等將來好了帶他們玩兒去。”
爸爸嘴唇似乎動了一下，他可能想說什麽，但他說不出來。一顆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溢出，一顆軍人的淚，一顆男兒的淚，流出來了。
媽媽從腋下拿出手絹，把他的眼淚擦幹，出去端來一碗雞湯，拿小勺舀了一勺，輕輕地吹著。
“你什麽也不要想，咱們這一輩子什麽沒經過？一切都能過去。你現在就是要好好養病，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她一邊說，一邊往爸爸嘴裏送著雞湯。爸爸的嘴張得非常吃力，喝一勺流一半。媽媽用手絹不停地給他擦著，一碗雞湯，他喝了半個多小時。
星期一，媽媽沒有上班，她向工廠請了假，在家侍候爸爸。她給爸爸煮小米粥，煮得爛爛的，還用喂嬰兒的糕幹粉、杏仁霜衝好給爸爸喝。麵條擀得細細的，切成小段小段的，煮得極爛，再渥上一個雞蛋，香噴噴的。
這些天我們沒看她在床上躺過。我們睡時她給爸爸煮藥，醒來她給爸爸擦臉。有時我會看到她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歇一歇，往往是一個瞌睡把她驚醒，趕快看看爸爸是否有什麽需要的，因為爸爸拉屎撒尿也不知道。她一天不知要給爸爸洗多少回下身，換多少回衣服。
我從沒看到過她露出半點難色，疲憊的臉上永遠是安詳平靜的神情，和我們說話時依然和藹可親。
每天她給爸爸剝一塊牛奶糖。她剝好後，咬成兩半，先往爸爸嘴裏放半塊，剩下半塊放在糖紙上，等他慢慢吃完，讓他喝了藥以後再把那半塊放進他口中。
這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奶粉、奶糖等許多東西在市麵上買不到，隻能在友誼商店買到，得有外匯券。這要感謝大姐夫、大姐，二姐，他們不知從哪兒弄來了外匯券，去友誼商店買好了送回家。還有一些是朋友送來的，有許多人我沒見過，有的還是坐小汽車來
的。可他們都是來過一次後就不再來了，隻有甫大爺和胡二大爺常來。尤其是胡二大爺，他每天都來，總是坐在床邊不停地向爸爸嘮叨著。盡管他知道爸爸聽不懂，即使聽懂了也說不出話來，可他還是不停地說。每次來的時侯都恭恭敬敬地向爸爸鞠躬請安，爸爸去世的那天他哭得非常傷心。
爸爸回家第十七天的早上，媽媽將頭天晚上煮好的湯藥放到火上，再熱開了鍋。她把藥湯潷到碗裏涼著，想給爸爸的嘴裏放半塊糖，剩下那半塊等喝完了藥再給他。可這次，連半塊糖都沒喂進去，她的手在喂爸爸時哆嗦了一下，糖掉在了爸爸的胸前。
她聽到爸爸說話了：“沛如，忠誠啊——”
但這是爸爸最後的一句話，爸爸說完後停止了呼吸，靜悄悄地離開了人世。他唯一欣慰的是，他死在了家裏，看到了自己的愛妻和三個未諳人世的兒子。
媽媽一動不動地看著爸爸，慢慢地從腋下摸出手絹，輕輕地蓋在了爸爸的臉上。然後她遲緩地退到門邊，倚著門框哭了。聽不到哭聲，隻看見她的眼淚唰唰地流，浸濕了衣衫，流在了地上。
我一開始不知道她為什麽哭，一個勁地搖扯著她的旗袍，問：“媽，您為什麽哭？媽！您怎麽了？”
那天媽媽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旗泡，她麵對著躺在床上的爸爸，斜靠在半開的裏屋門上，哭得那麽傷心，卻又那麽地安靜。屋裏沒有聲音，隻有淚水，她是一個永遠把情感埋在心裏的人。
下午，知道爸爸去世的人陸續地來了。胡二大爺跪在爸爸的床前，頭磕得山響，哭得震天動地。那是軍人的哭，大花臉的哭，聲如洪鍾，裂人心肝。
（十）
在我出生前家道開始破落時，我家有個花匠。他是京北郊區人，原是我爸爸的馬弁，我爸爸棄武後，他就在我家養花修草，看家護院。一九五零年他拿了我家許多金銀首飾，騎著一輛“三槍”牌自行車跑了。一九六三年秋天，他給我家寫了封信，說他在昌平，請我們去他家。他之所以敢來信，是因為他太了解我媽媽的為人了。他在信中愧疚地寫道：
“------當時，我在輾轉不眠之下還是決定偷走了這些東西，我以為您家大業大，少了這些不會沒飯吃。而我每月的關餉如果一斷，全家就沒的吃。所以我昧著良心，做了這事。我跑到石家莊，想把這些東西變賣掉，做些生意，誰知我被人騙了。正是命裏有三鬥，莫去爭一石啊。沒辦法，我偷偷地回了家，種地為生。四老爺去世，我是知道的，羞愧的心讓我不敢登門祭奠。四老爺火化後，我在八寶山四老爺的骨灰前跪拜了一天，總算把心中的懺悔向四老爺在天之靈訴說了。此後，我定下心來在家安心種地。現在剛過三年困難時期，不知您及少爺、小姐們生活怎樣？京郊農村還好過一些，光自留地種的玉米就收獲不少。若您能來此一遊，也算是您原諒了我。就算我走後，心中也能寬慰一點兒。
今天我能寫信，也是四老爺和您多年來在閑暇之餘，一筆一劃地教的我啊。作孽，真是作孽！就此擱筆吧。
恭候您。
不肖小人
侯孝純 敬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
看了這信，三姐說：“這種人理他幹嘛，甭去。”
媽媽沒說話，拿起筆寫了幾句話：
“孝純：
來信據悉。知你能在京郊安心種地，自食其力，甚為高興。這才是為人之本。
本想親自去看望你，無奈家務纏身。故叫二女排排、三女迎迎及三子猛兒特去看望。
祝闔家幸福！
四嬸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她寫完後，疊好放在信封裏，對我二姐說：“你和迎迎、小猛去看他，我看這字寫得斷續無力，恐怕有什麽征兆。要真是這樣兒，應該讓他安心地離去。”
當我和二姐、三姐到他家後，他已處於彌留之際，但他還能認出我的二姐、三姐。他激動地用顫抖的雙手摸著我的手，哆嗦著嘴唇想說什麽，可他已經不能說話了，兩行熱淚順著他的眼角，流到了枕頭上------
黃昏時分，我們告辭後往家趕，他老婆和兒子熱心地給我們裝了許多花生、瓜子、核桃和一大包袱剛摘下來的老玉米。我們再三說拿不動了，他們卻堅決讓我們帶上，我們隻好帶上了。幸虧二姐是運動員，而我小時侯也胖胖的挺有勁，連背帶抱的總算拿回了家。當晚，我家彌漫著蒸青玉米那香噴噴的氣味。全家吃著玉米，三姐問媽媽：“媽，當初老侯偷走咱家那麽多貴重東西，您怎麽沒報案讓公安局抓他呢？”
“咳，他在那時做出這事兒，一定有他的原因，對與錯他早晚會認識到的。讓公安局抓了他，他可能會後悔，但隻是後悔這件事本身。現在他的認錯，才是發自內心的懺悔。”媽媽平淡地說著。
三年級時，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姓王，叫王玉琴。她長得很清秀，中等個，不胖不瘦，白白的臉上有幾個淡淡的雀斑。她說話愛拉長音，很好聽，是個和藹可親、工作認真，令人尊敬的老師，也是我們班的少先隊輔導員。
一天，王老師讓大家填寫入隊申請表，她將表格發到我們手裏說：“拿回家以後再填，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家長。”
到家裏，我認真地填寫著，當看到有一欄寫著“出身”時，我問媽媽：“什麽叫出身呢？”
“就是你生在什麽樣的家庭，你的爸爸是做什麽的。”她和著麵，回答我。
“那我是什麽出身啊？”
她撣撣手上的麵，奇怪地走近我，看到我筆下的申請表，她無奈地說：“你就填‘舊軍官’吧。”
我在出身這欄內工工整整地寫下了“舊軍官”三個字。
第一批入隊的名單上沒有我，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同學們用詫異的眼光看著我，又看看老師，我舉起了手。
“沈猛，你有什麽事？”老師問我。
“老師，請您再念一遍入隊同學的名單好嗎？”我想老師一定是漏讀了我的名字。
老師沒有再讀一遍。她把名單放在講台上，一字一句地說：“入隊是對每一個同學的考驗，不是說你入了少先隊就完美無缺了。反而要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爭取更大的進步。這次沒能入隊的同學也不是一無是處，這是對你們的考驗。你要認真地問自己：我有哪些地方和已經入隊的同學存在差距？要趕快追上來，爭取下一批的入隊名單上有你，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個別同學的家庭出身不好，我們就要對你的入隊問題慎重一些。周總理說過，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是無法選擇的，但他所走的道路完全可以由自己選擇，希望你能正確對待這個問題。”
出身問題第一次在我九歲的心靈上烙下了痕跡。我低著頭，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沈猛！”桑奇戴著鮮豔的紅領巾，從後麵追了上來。她是我班女生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她老穿新衣服，鉛筆也多，橡皮有十幾塊。而且她最愛和男生一起玩兒，有時我們踢球時少個人，她會自報奮勇地補上，還專愛守大門。
她拉著我站住，摘下紅領巾，一邊往我脖子上戴，一邊說：“別不高興，全班第一批入隊的隻有八名。雖說你應該排在第一、二名，可還有四十來個沒入隊的呢。第二批準有你，來，你先戴我的。”
我一把揪下來，扔到她懷裏說：“我不要你的，我一定要帶上真正屬於我自己的紅領巾。”
這時李石、程娜和呂康也圍過來說：
“下一批裏準有你，肯定的！”
“你就是因為出身不好。你忘啦，有一次在你家練節目，你拿出一張大相片給我們看，還指著你爸爸說多威風，那中間的是蔣介石，是大壞蛋。老師都知道了。”
這時陳東、付巫也跑過來，他們倆這次也沒能入隊。陳東是因為太調皮，上課時從來沒老實坐著過，學習成績也不很好，他沒能入隊是正常的。可付巫是為什麽呢？他學習挺好，還寫得一手很好的毛筆字。他從很小就練字，那“柳”體正楷寫得像我們上大字課時描的紅模子。老師曾多次誇獎他的毛筆字，連老師自己都寫不出來那麽棒的字，說他以後能做書法家。他也沒能入隊，會不會因為他家有個日本大戰刀？我默默地琢磨著。
從那兒以後，我再沒拿出這些照片看過。老抗那時已經入隊兩年了，似乎對天天戴領巾感到麻煩。每當他忘記戴時，我就偷偷地在家裏戴上，照著鏡子，美滋滋的。
第二批加入少先隊的入隊儀式舉行了。王老師帶著紅領巾，把全班集合在操場，準備宣布第二批隊員的誕生。
這是秋天，蔚藍的天空中，點點白雲緩緩地向東方移動，燦爛的陽光照耀著大地。幾許秋風掃過，卷起莊嚴的隊旗，撩動她胸前的領巾。她微眯雙眼，手拿名單，慢慢地舉到了眼前。
我忐忑不安地睜大了眼睛，豎起耳朵，迫不及待。
“陳東，黃際平，林子雲，程紅，付巫，沈猛——”
“到”我大聲地答了一聲，剛想邁出隊列卻又止住了腳步。別聽錯了吧？我疑惑地問自己。我又看看王老師，她的目光直直地盯在我身上，見我不動，她微微地向我點了下頭——是我！我沒聽錯！我挺起胸脯，大踏步地向隊旗下走去。
“我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我宣誓：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高舉先烈的旗幟，踏著先烈的腳步，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我擎起右手，高頌誓詞。臉頰通紅，胸中激蕩著一股熱血。英雄們一個個出現在我腦海裏：鍘刀下，十五歲的劉胡蘭英勇就義；山坳裏，王二小舉著牧羊鞭把鬼子引進雷區，與侵略者同歸於盡；硝煙彌漫的碉堡下，董存瑞手舉炸藥包；火舌四射的槍眼上，堵著黃繼光的胸膛------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革命的傳統。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莊嚴的隊歌，響徹在天空。我感覺此刻那麽神聖。
入隊不久，我被選為中隊長，負責組織工作。自此，每次過隊日就由我來籌劃安排了。
三年級的時侯我已經不胖了，個子很高，在全年級也算數一數二。在同學們中我的力氣算很大的，全年級有什麽活動的時侯我負責敲大鼓——全學校就隻有一個大鼓啊！
我第一次把那大鼓挎在胸前時，不得不三次縮短了皮帶才挎好。大隊輔導員剛要一下下地教我，卻聽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標準隊鼓聲音，那節奏分毫不差。我早已在羨慕高年級大鼓手的同時，把鼓點的節奏、手法學得熟稔了。
每當我敲著大鼓走在隊列的最前麵，後麵跟著四個小鼓手時，我感到自豪極了。尤其是當路邊的行人指點我們時，就更加來勁。雖然我沒聽見他們說什麽，但我知道他們的話肯定是讚美之言。我們的鼓號隊沒有號，也沒指揮，完全由大鼓手來操控。於是我就利用這個特權，不時地暗示小鼓手們開練。弄得他們個個汗流浹背，而我更是大汗淋漓。大家沒有一個說累喊停的，整齊的步伐，鏗鏘的鼓聲始終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