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獄中獄，囚中囚（4）

經過一番大張旗鼓的調查，監獄隻給劉建平一個不痛不癢的處理，對此我極為不滿。8月28日出禁閉室後，我立即給楊海、高軍生兩人寫信，將劉建平毆打我一事告知他們，並通知我的家人，請他們在外麵配合，一定要為我聲張正義。我在給楊、高二人的信中提出：

1、以我父母的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司法部、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司法廳、省監獄管理局等機關，要求對劉建平無故毆打胡亞明一事進行調查，作出公正的處理。

2、利用二人在報界的私人關係，製造輿論聲勢，迫使當局對此事作出公正的處理。

3、將此事報告國外新聞媒體和人權組織，如VOA、BBC、FAR、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亞洲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中國人權等。

4、以我父母的名義聘請一名律師，我要對劉建平提起民事訴訟，索賠醫療費和精神損失費。

5、為確保我的生命安全，請著手為我辦保外手續。

 

我視楊海為知己，因此首先向他求助。但是信發出後卻似石沉大海，沒有掀起一點點漣漪。我又緊接著給高軍生寫了封信，這封信卻落到安全局手裏，害得我和幫我傳遞信件的難友趙延軍雙雙關進禁閉室。我寫給父母的信安全送達，這是我將消息捅到外界的惟一途徑了，因此我在信上什麽都沒說，隻說因病住了一次院，這次病很重，幾乎生命不保，請父母於9月25日來一趟，我想與他們見一麵。25日是五中隊接見日，我害怕父母其他時間來五中隊幹部借故刁難，特別叮嚀務必在25日這天來。事實證明，我的顧忌並非多餘，監獄確實想封鎖消息，隻因找不到任何借口，才極不情願地讓我與母親和妹妹相見。

母親接信後心急如焚，不知我得了什麽要命的大病，當時就要買票北上。父親比較冷靜，他從我反複強調須於9月25日前來推斷出我不是得病，而是發生了其他事情。80高齡的奶奶聽說朝思暮想的孫兒出事了，急得一病不起，但她老人家仍拖著病休到到當地一名半仙那裏求了一瓶神水，讓母親給我捎來。9月25日上午，母親和妹妹如期而至，同來的還有妹妹的一位朋友。監獄起初以母親未帶介紹信為由，想阻止她們與我相見。母親反駁說，她來了四、五次，每次都隻須持身份證就行了，從來沒聽說過還要介紹信，你們是不是借故刁難。而且，別的家屬也沒有帶介紹信呀！監獄理屈詞窮，隻得以妹妹的朋友不是我的直係親屬為由，將她阻擋在外麵，隻準母親和妹妹進來與我相見。據個別同情我的幹部透露，監獄不敢讓那個小姑娘與我相見，因懷疑她是我家人請來的記者。由此可見，他們內心裏是多麽虛弱啊！其實，那個姑娘是來與我相親的。據妹妹說，她常在閨密中間吹噓我如何英雄了得，一來二去，居然有一個叫黃蓉的小姑娘暗暗喜歡上了我，吵著要到渭南見我一麵，妹妹也有意撮合我們，這次就順便把她帶來了。可惜由於監獄從中作埂，我竟未能與她見上一麵。

母親和妹妹剛剛走進接見室，乍見親人，一時間百感交激，已多年未掉一滴淚水的我竟失聲痛哭。

“明兒，你咋啦？”母親踉踉蹌蹌奔過來，抱住我哭得泣不成聲。

“媽，這幫畜牲差點將我打死。”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仍然激憤不已，不管不顧大聲喊道。

“誰？誰打你啦？”母親一時沒明白是誰打了我。

“就是這幫管教幹部。”我指著就在附近的五中隊幹部說。見到這種場麵，好幾個人悄悄蹓走了，隻有王福祥和李新來仍十分尷尬地留在原處。我隻有憤怒，沒有害怕，大聲武氣地將8月7日晚發生的事情簡略述說一遍。母親和妹妹氣得渾身發抖。正說著，監獄長張敏忠走了進來，我說：“媽，他就是我們的張監獄長。”

母親“噌”地站了起來，質問張敏忠：“張監獄長，我兒子在這裏犯了什麽錯誤，為啥差點被你們打死？”說實話，我的母親從來就不是什麽勇敢的女人，她甚至有點膽小怕事，特別是見了當官的，往往嚇得話都不會說，但是為了兒子，她豁出去了。

妹妹也窮追不舍：“我哥被打得內髒出血，我們要求立即體檢。”

張敏忠雖然見多識廣，仍然招架不住我母親和妹妹連珠炮式的質問，他抽身便往接見室外麵走，邊走邊說：“你們一家人先談，等會兒到我辦公室來，我再向你們解釋。”

當時，王福祥在旁邊不知趣地饒舌道：“你們說打得內髒出血了，有什麽證明？”妹妹哪裏將這樣一個小角色放在眼裏，白了他一眼，不客氣地回敬道：“有病沒病自己不知道？還需要什麽證明？你是什麽東西，我跟監獄長說話，要你在這裏多嘴？”王福祥氣得臉都青了，想發作，卻被妹妹典雅高貴的氣質鎮住了，他搞不清妹妹的來路，隻得打落牙齒往肚裏咽。

張敏忠走後，妹妹坐不住了，她說：“媽，你和哥再坐一會兒，我去找張監獄長。”

也許，每一個哥哥在妹妹眼裏都是最完美的男子漢，尤其兄妹之間的年齡差別較大時，更是如此。我6歲那年，媽媽給我添了一個妹妹。看到剛出生的小妹妹粉嘟嘟的小臉，我喜歡得不得了，從此愛上這個小貓一樣溫順的小妹妹。在童年的記憶，妹妹是個甩不掉的小尾巴，無論是小河裏捉魚蝦，還是竹林裏同小朋友打泥巴仗，總是有妹妹小小的身影。在小妹妹的眼裏，哥哥既是她的依靠，也是出氣筒。受小朋友欺侮了，一句：“哥，他欺侮我，打他！”做哥哥的就得乖乖去把那個小不點嚇唬一番。不高興了，就朝哥哥發脾氣，甚至打哥哥，哥哥絕對不敢還手。妹妹慢慢長大了，真是女大十八變，越長越好看，成了遠近聞名的小美人。妹妹能歌善舞，同她的夏之蕾姐姐一樣，自幼就做著明星夢。1989年的那場學生運動，對年僅16歲的她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我不清楚，但是夏之蕾的死和我隨後被捕入獄，確實對她的打擊很大。從此，本來是乖乖女的妹妹，再也不能安靜地坐在教室裏學習，抽煙、喝酒、逃學、早戀，變成了讓爸爸媽媽傷心的小太妹。17歲時，正高二的她，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綴學經商。同我當年一樣，妹妹也搞起了服裝生意。當時，大舅媽已退出服裝界，但我當年的夥計陳娟已站穩腳跟，在服裝界打出了一片天地。陳娟不忘舊情，給予妹妹很多幫助，妹妹很快就展露頭角，20歲時，已成為擁資數十萬元的小富姐。妹妹雖然有了錢，但是個人生活卻很不幸福。她幾乎克隆了我母親的年輕時代，也是在未滿20歲時就非婚生子。然而我的母親雖然付出了五年的等待和心酸，畢竟最後等回了她最愛的男人，而妹妹卻遇到一個騙子，那個男人騙了她幾萬元後就跑了，甚至孩子出生時也沒有露麵。此後，妹妹獨自撫養孩子，她和媽媽來看我那年，兒子已經4歲了。

妹妹走後，母親隻是對著我哭，我安慰母親：“媽，別難過，你下午到西安去找楊海或高軍生，將這件事告訴他們，他們一定會幫助我，這幫畜牲就有得受了。”

“兒呀！胳膊扭不過大腿，我們在外麵告他們，你在裏麵就要受罪。打已經挨了，隻求今後平安就行了，咱們再忍一年，出來以後再說，啊！”母親怕我在裏麵吃虧，想息事寧人。其實，監獄最怕將這件事捅出去，母親的這種態度，反而使他們沒了後顧之憂。

同母親談了一會兒話，接見時間就到了。媽媽再三叮嚀我不要惹事，她說要親自去找張監獄長，請他保證我的生命安全。母親和妹妹與張敏忠監獄長談了些什麽，我不得而知。她們回去後，爸爸又給張敏忠寫了封信，主要內容也是要他保證我的生命安全。張敏忠接到爸爸的信後，親自下令將我從五中隊調到十中隊。十中隊是一年前成立的老殘中隊。如果沒有這次調動，我的這本自述可能就沒有機會寫出來。當然，將我調到十中隊，名為保護，但暗中對我的監視更緊了，他們仍然怕我將挨打的消息捅出去。當時中美兩國正在討論克林頓總統訪華事宜，這是1989年事件後，西方大國領袖首次正式訪華，中方非常重視。為了營造出人權狀況已經明顯改善的假象，中方甚至主動將重刑在身的頭號政治犯魏京生送到美國去，如果這時候我的事情被捅到外界去，將會無情地把這些假象撕得粉碎。中隊特別安排兩名犯人對我24小時貼身監視，他們什麽都不做，每天的任務就是陪著我，甚至連我上廁所也要求他們緊緊跟上。不知是中隊幹部沒有領會上頭的意圖，還是監視的人失職，這種監視一開始就流於形式，隨著我刑期的縮短，甚至連這種形式上的監視也不存在了。

寫給楊海的信石沉大海，寫給高軍生的信被安全局截獲，母親又不願事情擴大，沒有去找楊、高二人。我的總總計劃都落空了，但我仍不死心，又給妹妹寫信，要她打將這件事打電話告訴VOA，或者直接捅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但同樣不見回音。以我們兄妹之間的感情，妹妹不惜為我冒任何風險。她沒有照我的話去做，很可能是沒有收到我的信件。我在這裏忍不住要對美國政府和VOA發幾句怨言，他們曆來以人權的保護神自居，但我被無端毆打一事，他們既不譴責中國政府，甚至懶得在電台上報道。這一切，僅僅因為我是一名無名小卒。如果是魏京生、王丹碰到這樣的事，不鬧得全世界沸沸揚揚才怪呢！從此，我對美國政府和VOA所謂保護人權的真實意圖產生了懷疑，對自己多年來的所作所為也深感不值，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的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轉折，我甚至放棄了對民主、自由形式上的追求，我決心成為一名恐怖分子，以暴力報複這個王八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