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獄中獄，囚中囚（1）

1997 年，是我生命中的黑色之年。這一年發生了幾件大事，除了鄧二世之死讓我高興了一分鍾外，其他事情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傷痛。

2 月 19 日，中國最後一個政治強人鄧小平去逝。說實話，我對鄧懷著一種十分複雜的感情，他的死我隻高興了一分鍾。鄧小平在 89 年時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如果不是他，我也不可能進到監獄，這是他永遠清洗不掉的汙名。但是他主政期間堅持經濟改革，將貧窮落後的中國初步帶上一條富裕之路。曆史是公正的，人民也是公正的，人民不會忘記鄧小平的罪惡，但同樣不會忘記他的功績。

7 月 1 日，香港回歸共產黨統治，一個繁榮倡盛的國際金融中心開始走向衰落。同時，世界上又多了 600 萬人生活在共產主義集權統治的陰影下。從此，本來就不是十分充分的民主、自由將在香港這塊土地上蕩然無存。

8 月 7 日，胡亞明無端遭到獄警毆打，一代大俠身心受到嚴重摧殘，萌生報複社會的思想。

8 月 31 日，二十世紀最美麗的女人、全世界男人的夢中情人戴安娜王妃魂斷巴黎，令無數癡情男兒痛不欲生，頓覺沒有戴妃的世界真是了無生趣。戴妃之死，再次印證了紅顏命薄的鐵律。

9 月 14 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如召開，江澤民的統治地位得到穩固，他將把中國這條破船開向何方，目前還不明朗。江澤民是個勃曆日涅夫式的人物，平庸而無個性，他不可能開創一個新世界。第三號人物朱鎔基性格鮮明，可惜年齡太大，也不可能成為新世界的開創者。

憑心而論，小報室那幾年的生活，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牢獄生活。如果我不被下放到五中隊，可能永遠不了解監獄的殘酷和無情。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說小報室是中央機關，五中隊就是貧困的邊遠貧困山區。渭南監獄對外稱渭南鍋爐廠，在押囚犯近三千人，編為 11 個中隊，除入監隊和一個後勤中隊外，其餘為生產中隊。我入監初期，共有 6 個中隊參加鍋爐生產。由於該監產品老化、陳舊，銷路不暢，隻好不斷將鍋爐生產人員縮編，我調到五中隊那年，參加鍋爐生產的隻有 3 個中隊了，其餘中隊自謀生路，什麽縫紉、卷花炮、糊包裝盒等，隻要能掙錢的活都接，這就是所謂的對外加工。對外加工的絕大多數都是外貿產品，如縫製的棉手套、方墊等是出口歐盟的產品，香料盒是出口美國的產品。這些國家一方麵呼籲中國政府改善人權，另一方麵又公然接受中國的勞改產品。我們為了加工這些產品，每天勞作十五、六個小時，常年得不到休息，比“血腥”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還要悲慘萬分。由於這些產品的灰塵很大，犯人又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不少人都得了肺結核等傳染性疾病，每年都有不少人為此喪命。我在五中隊僅呆了一年半，卻有三個囚犯患病後得不到及時治療而死亡。我們的民運人士，不鼓動國人起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利，卻指望外國政府出麵幹涉，迫使中國政府改善人權。我毫不懷疑美國等西方國家國內人民能享受到比較充分的民主、自由，這些國家的人民也真誠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和處境。這些國家的政府迫於國內輿論的壓力，也偽裝出一副關心中國人權的樣子，其實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同中國做生意。去年（ 1997 年），歐盟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不是已經放棄了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指控中國政府了嗎？今年（ 1998 年），美國出於同樣的目的，也不準備繼續指控中國。中國的人權狀況真的已經改善得無可指責了嗎？否！全國的情況我不了解，但就在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宣稱中國人權狀況有了明顯改善的 1997 年，渭南監獄囚犯的勞動強度比往年增大，勞動時間也大大延長，數百人無端遭受獄警毆打，毆打後留下明顯傷痕的超過百人， 18 人患病後因得不到及時治療死亡。與此同時，又有多達 20 多個有關係的犯人無任何病痛，卻被保外就醫。因此監獄流傳一句順口溜：“死的都是有病的，保外都是有錢的。”如此多的侵犯人權的事實，能說明中辦權狀況有了明顯改善嗎？美國政府哪裏是人權的保護者，分明就是助紂為虐嘛！

總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他們眼裏隻有貿易和金錢，至於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的異議分子，不過是他們談判桌上的籌碼而已。他們不會，也沒有興趣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

到五中隊之前，我從未參加過真正意義上的體力勞動。他們善意地將我安排到勞動量相對較輕的裁剪房，我的任務是將經過粗加工的帶一層棉花的布料平鋪在工作台上，以備裁剪。工作台寬約 2 米、長約 20 米，我和另外一個人配合，他將整捆布料展開，我從這端拉到另一端，然後調整、對端，如此這般，每次鋪 15—20 層，最上層的布料已經事先畫好裁剪線，我們叫鋪一板活。鋪一板活大約需要 30 分鍾，裁剪人員用一把巨大的機器剪沿畫好的裁剪線裁剪，他操作時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兒，裁剪完後立即鋪下板活，平常每天鋪 10 板活，廠家催得緊時得鋪 15—20 板活。這個活看似輕鬆，但是每天都得幹 10 多個小時，活催得緊的時候得幹 20 多個小時，同我在小報室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品茶、看報的愜意日子比起來，可謂天壤之別了。而且這個活很髒，特別是天熱的時候，工房裏棉花絮子和塵土四處飛揚，沾到身上，鑽到鼻孔裏都很難受。但是同縫紉車間比起來，我們的勞動強度不算大，生產環境也比他們好得多。縫紉車間密密麻麻排列著幾十台手工縫紉機，兩個人操作一台機器，負責踩踏機器的稱為主工，負責遞材料和將加工好的成品碼好的稱為副工，車間裏除了機器和碼放得比人還高的原材料和成品，完全沒有人活動的空間。通常情況下，犯人早晨 7 點就得開工，一直要幹到晚上 11 、 2 點才收工，幹到淩晨 3 、 4 點也是常有的事，三頓全在工房解決，每次吃飯時間隻有 10 分鍾，大小便必須向負責監工的犯人請假，每次不得超過 5 分鍾，超過的輕則訓斥，重則被扇耳光。夏季，車間內的氣溫高達攝氏 45 、 6 度，犯人頻頻昏倒，但隻要死不了，醒來後就得繼續幹。看到這種情況，我曾在日記中悲哀地寫道：“這群畜牲，除了任人宰割，還能作什麽呢？中隊這種作法已公然違反了《監獄法》和《勞動法》，但二百多號人居然沒有一個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中國的犯人已經沒有血性了，中國人更沒有一點血性。我難道要為這樣的人爭取權利嗎？一個不敢反抗的民族，除了滅亡外，還能有別的出路嗎？”

我不為他人爭取權利，但要學會保護自己。我於 1996 年 4 月 18 日調到五中隊， 5 月 1 日中隊安排我到裁剪房幹活，當月底，我借口身體不適，裝病逃避勞動， 8 月 2 日托了個關係住進監獄醫院，一直到 10 月底才出院。出院後，我以病未痊愈為由，長期病休。我得到了暫時的安逸，但卻招致中隊幹部的不滿，為日後的“ 8 、 7 事件”埋下了禍根。因為我的抗拒勞動不僅損害了他們的根本利益，也起了一個很不好的示範效應。

其實我裝病逃避勞動，也不僅僅是怕累怕髒，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吃不飽。按《監獄法》規定，國家配給每名犯人每日的糧食為 500 克，在小報室時，因為沒有參加體力勞動，這點糧食也就夠吃了。但是到五中隊後，突然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飯量也隨之大增，每頓都隻能吃個半饑半飽，如果遇上加班，更是餓得饑腸轆轆。中隊規定加班到 10 點以後可以發一包方便麵，但是真想得到這包方便，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縫紉組加班已是家常便飯，但我們裁剪組大多數時候恰好在 10 點以前就收工了，眼看就差那麽 10 來分鍾，卻隻能看到別的犯人拿著方便麵流口水。如果偶爾得到一包，當天肯定要加班到 2 、 3 點鍾才會收拾。其實，即使得到一包方便麵，也隻是聊勝於無，因為一包 70 克的方便麵，對勞作了十多二十個小時的人來說，填到肚裏可以說連一點感覺都沒有。自己弄點吃的吧，又違反監規，被抓住了還得關禁閉。而且並不是每個犯人都能弄來吃的，大多數無錢、無關係的犯人，就隻能忍饑挨餓了。

但是任何的高壓政策都阻擋不了犯人們對饑餓的恐懼，為了填飽肚子，犯人想法設法避開監獄的檢查設立小灶。當然，大多數犯人設立小灶是為了吃得飽一點，對那些紅頭犯人來說，設立小灶卻是為了吃得更好一點。監獄大灶的飯菜質量實在是太差了，缺油少鹽不說，還極不衛生，夏季一碗菜裏能撿出五、六隻死蒼蠅，有時甚至能拔出一隻死老鼠。監獄夥房的管理極為混亂，同時管理夥房的無論是幹警還是犯人，都是能拿就拿，能占就占，也許把這種行為稱為腐敗並不恰當，頂多就是貪點小便宜吧！對一般獄警來說，管理夥房也算是肥差了，一年到頭連吃帶拿，家裏都不用買一粒米、半根菜。這隻是算順便抹點沒水，他們還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大撈好處。為了得到一點回扣，往往以高價購買質量低劣的糧食和蔬菜，糧食還罷了，有時購回的蔬菜已經腐爛得根本就不能吃了，隻得整車倒掉。上行下效，幹部如此，夥房的犯人也偷拿集體的東西同廠隊的犯人倒片（倒片者，以物易物也）。由於層層盤剝，因此最後落到每個人碗裏的東西就很少了。以吃肉為例，監獄建有一個養豬場，每星期吃一次肉，要殺 4—6 頭大肥豬，淨肉五百公斤左右，人均 200 餘克，按理說也不算少了。實際上，我們碗裏除了油水比平時稍多一點外，大多數時候都見不到一片肉，運氣好的話可以吃到一、兩片指甲蓋大小的肥肉片。數百公斤肉哪去了？被貪汙和偷吃了。多吃多占的第一道關口是養豬場的犯人，殺完豬後，幹部將豬腳、豬尾、豬肝、豬腰等全部拿走，犯人則將豬血和內髒（俗稱下水）統統瓜分。這些東西他們自己並不能吃完，多餘的就拿來同其他犯人換煙抽，一副豬大腸可以換一條 20 元左右的煙。監獄流行一句笑話，說養豬場的豬既不長四肢，也沒有內髒，就幹幹淨淨二百來斤肉，監獄應該將這項技術向全球推廣。如果隻是不長四肢和內髒，這些豬還算缺的零件不多，如果遇到貪心一點的幹部，那些豬甚至連頭都不長。這些肉送到夥房後，那裏的管教幹部又要分掉幾百斤肉。也不怪他們貪，監獄幹警的工資普遍都不高，也許他的家人同犯人一樣，也是好久不知肉味了，全靠從我們口裏克扣一點回去改善老婆孩子的生活啊！剩下七、八百斤肉也不可能全到犯人碗裏，夥房的犯人還要偷走一部分，最後我們真正能吃到嘴裏的，可能也就六、七百斤吧！所有這些情況，大家都心知肚明，監獄也試圖製止，但卻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因為這些被偷走的肉，不少已被送到監獄領導的家裏，他們根本不敢認真查處。於是隻好對犯人開刀，但是幹部偷拿肉又必須經過犯人的手，這樣一來，對犯人也不敢認真處理。夥房的犯人調度嚴金昌（一個中隊管理生產安排的犯人被稱為調度），進進出出的油、糧、菜都要經他之手，他在這個肥差上一幹七、八年，每年都要撈上萬元。誰說中國的監獄沒有人權？坐牢都能掙這麽多錢，西方的監獄行嗎？監獄對他的劣跡也有耳聞，但他掌握著大量幹部偷拿夥房物品的證據，同時又利用手中掌握的東西向權勢人物行賄，雖然劣跡斑斑，卻安然無恙，而且減刑時還要優先考慮他。這些隻是浮出水麵的東西，真正的大頭還在水麵下。

夥房如此，廠隊的情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掌管鋼材的盜賣鋼材，掌管外加工的將犯人的掙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 1992 年，一台價值三十多萬元的鍋爐不冀而飛，這件事驚動了省勞改局，為此派專案組駐監調查。半個月後，專案組的調查結論是：因負責給鍋爐編號的犯人工作上出差錯，誤將還未生產好的產品當成成品列在帳目上，事實上監獄並未丟失一台價值三十多萬元的鍋爐。這種調查結論，恐怕連調查人自己都不會相信，居然唐而皇之地上報省勞改局，而且勞改局居然還相信了。按照當年的刑法，盜竊三萬元以上的公私財物即會被判處死刑，三十萬元足可以將十個人送上路了，然而如此大案最後竟不了了之，隻是那個所謂的失職犯人被關了禁閉，但是半年後就被假釋了，而相關幹警卻毫發無損。事後，監獄普通獄警議論紛紛，說如果較起真來，監獄中層以上的幹部至少有一半人應該判處死刑，其餘的應判處十五年以上的徒刑。此話雖有誇大之嫌，卻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曾替他們算過一筆帳，他們中工資最高的隻有八百元左右，其餘的隻有五、六百元，這樣的工資隻夠勉強養家，但是監獄科級以上幹部的家裏裝修都十分豪華，各種大型家電也應有盡有，大都數人家裏都裝了空調和程控電話。要知道，在我寫寫這本自述時，一部電話的初裝費大約要五千元左右，相當於大多數幹警一年的工資。隻有三百餘名幹警的渭南監獄，據說擁資百萬的不下十人。我搞不明白，靠掙幾個死工資的公務員，是如何成為百萬富翁的。在今天的中國，一百萬仍是一筆相當大的財富。如果這些富翁們撰寫一本《我是如何賺到一百萬的》的書，定會成為最暢銷的書。

（我將回國一段時間，可能暫時不能更新文章，敬請各位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