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蟬變（上）

1993年2月17日，我從入監隊分配到監獄教育科小報編輯室，1996年4月18日離開那裏，被貶到五中隊，我擔任了三年二個月的一份獄內油印小報的編輯。這三年的生活，相對平靜安穩，同時也是我體力、記憶力急驟下降的三年。

我到編輯室的第三天，從《新民晚報》上看到一則簡短的消息，得知王丹、郭海峰已於2月17日獲準假釋。2月17日？不就是我下隊那天嗎？我搞不清王丹的獲釋同我有什麽關聯，但我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並將此恩澤波及於我。當時，北京正在申辦2000年奧運會，當局釋放幾名知名政治犯，企圖贏得國際輿論的好感。這是共產黨的一慣的作法，但與我無關，我隻是一個無名小卒，抓抓放放都不會引起國際輿論的注意，因此共產黨也就不會去做賠本的買賣。不過，共產黨妄圖釋放幾名政治犯就申辦上奧運會的想法也太天真了，早在1991年3月，我就夢到2000年奧運會在悉尼舉辦，北就是不可能申辦上的。10年之內，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能申辦上奧運會，這是上帝決定的，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製度都無關。如果我的預言錯了，請把這本書摔在我臉上。

所謂的監獄小報，是一份四開的油印小報，每月出兩期，加上我共3個編輯，我們負責編輯、刻版和印刷，有一名監獄幹警負責稿件把關，他的職責相當於報社總編。對於編輯這樣一份油印小報，我雖然沒有什麽經驗，但是也不是一件太難的事，而且以前的幾名老編輯也給我很多幫助，使我很快就適應編輯室的工作了。特別是惠黎明，他手把手地教我刻字、排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說起這個惠黎明，也算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當年轟動三秦大地的馬燕秦跳舞案的樂隊成員，被判處無期徒刑，由於始終拒絕“認罪”，我入監時仍然沒有改判成有期徒刑。馬燕秦案無論從哪方麵看，都是地地道的冤案，但是當年卻僅僅因為跳舞，竟然有三人被判處死刑，三人被判處死緩，兩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更多的人被判處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這件案子的起因是，一個叫馬燕秦的中年婦女，在將跳舞視為搞流氓活動的年代，經常組織家庭舞會，1983年“嚴打”開始後，公安機關將馬燕秦及三百多個參加過其家庭舞會的同時收審，一時間成為轟動三秦大地的頭號大案。由於案子實在太大，牽涉人數眾多，案子一直拖到1984年才結案。據說，如果在“嚴打”高峰時判決，至少槍斃十幾人。從這件案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司法製度簡直如同兒戲，僅僅因為跳舞就有多人被判處死刑，這恐怕在世界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荒唐事了。

由於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幾名老編輯的幫助，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編輯那些狗屁不通的稿件，而且我也學會了排版和刻字。說實話，這些工作一旦上手後，做起來其實非常簡單，因此我的工作應該說非常輕鬆。可以這樣說，我一個月真正用於工作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星期，應該說我有很豐富的空餘時間。遺憾的是，我並沒有好好利用這些空餘時間，除了斷斷續續讀了《史記》、前後《漢書》等有限的幾書史書外，大量的時間都被我白白浪費了。較舒適的環境滋生了我身上的惰性，象許多坐辦公室的職員一樣，一張報紙一杯茶，一天的時間也就打發掉了。編輯室有十幾份報紙，我的靈感和鬥誌，在翻閱報紙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消磨掉了。據說北美大草原上本來有很多黃羊，也有很多狼。獵人們為了羊的生存、繁衍，大量消滅狼。沒有狼的草原，黃羊成倍增長，結果種性退化，又大批大批死亡，直到物種滅絕的邊緣。為了羊的生存，人們隻好再把狼引進來。現在人類的處境同沒有狼的黃羊差不多，沒有生存競爭的壓力，增長速率過快。本世紀初，世界總人口數不足十億，一百年時間，人口增長了六、七倍，現已突破六十億大關。同一百年前比，人的體力、智能普遍下降，如果下個世紀再不發生毀滅性的天災人禍，人類的滅亡隻是遲早的事情。因此我認為真正促使人類進步的力量是：戰爭、瘟疫、天災。上帝創造了人，他降福於人，同時也降災於人。

我到編輯室後，一位姓馬、負責那份小報的幹部對我比較關照。他許諾說，隻要幹得好，他負責給我申請減刑。為了這個承諾，我還真把監獄的事當成自己的事幹，把一份四開的油印小報辦得有聲有色。95年初，監獄給我記了一功。所謂記功，是監獄對犯人一種考評製度。目前，中國的大多數監獄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對罪犯日常改造的考評製度，分為月考、季考、半年和一年，每月給所有犯人的改造情況打分，分成優秀、良好、一般三個等級，一般不評級，兩個良好折合一個優秀，六個優秀折合一個表揚，兩個表揚折合一個記功。如果有特殊貢獻，也可以直接給予表揚或記功。所謂特殊貢獻，比如搶險救災、發明創造等。至少獲得一個記功，才能夠申報減刑。一般情況下，一個犯人如果要想獲得減刑，至少得在監獄呆滿一年，實際減刑批下時已是一年半以後了。我個人覺得這套考評製度比較科學，在實際操作時也可以最大限度限製某些有錢有關係的犯人年年都能獲得減刑，有些犯人卻從來不能得到減刑。當然，在實際操作時，也可能產生弊端，比如可以以所謂特殊貢獻的名義，直接給某個犯人表揚關或記功，也可以月月給某個犯人評優秀，這樣也能達到給某個犯人快速減刑的目的。當然，有這樣一套考評製度，畢竟有了評判根據，大多數獄警也不敢明目張膽地亂來。我有了這個記功，也就意味著我具備了減刑的資格，如果監獄不給我申報減刑，我可以找他們評理。我的辛苦總算有了回報，我仿佛看到重獲自由的日子也越來越近了。

監獄每年召開兩次減刑大會，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我是在95年春季大會上記功的，如果不出意外，應該在當年的秋季大會上減刑。在秋季大會上，與我一同記功的犯人都獲得了減刑，我卻被排除減刑名單之外。我不名就裏，在老犯人的點拔下，腦子才開了竅。原來記功後並不等於自動有人給你減刑，你應該主動到中隊主管幹部那裏表示孝心，中隊通過了還有獄政科，監黨委，隻要有一關沒有通過，所謂的減刑美夢也就會破滅。最後是法院，法完點頭、蓋章，減刑裁定書送到手裏了，才算萬事大吉。至於減多減少，就得看下了多大的本錢，打通了幾個關節。真是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原來減一次刑還這麽麻煩。

開完秋季減刑會的第二天，我請人購買了一條紅塔山香煙。帶著這條煙，我敲開了中隊主管改造的王幹事的辦公室。

“王幹事，上次與我同時記功的人這次都減刑了，唯獨沒有我，我想不通。”我將手中的煙放在他的辦公桌上，開門見山地說。

“這次名額有限，你的事情又比別人麻煩，中隊研究放到下次。我正想通知你，沒想到你就找來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條高檔香煙的作用，平時非常嚴肅的王幹事態度好得出奇。

“中隊準備給我申報幾年？”我又直接了當地問。

“這個還沒有研究，不過我個人傾向於給你多報點，這樣回旋的餘地大一點。”說話間，他有意無意地瞟了眼桌上的香煙。

“到時候請王幹事多多美言，我也是聰明人，該怎麽辦，我自有分寸。”該說的話說完後，我知趣地告辭出來。

有了王幹事的承諾，我仿佛吃了定心丸，已經冷卻的熱情又重新燃燒起來。我寫信給父母，告訴他們我減刑有望，但需要一筆錢疏通關係。母親接信後，立即攜款與妹妹一起趕到渭南。在接見室，沒法在眾目睽睽之下將錢轉移到我手裏，我隻好請母親將錢交給楊海，請他在外麵幫忙。我認為既然法院是最後把關的部門，我在這裏投下一枚重磅炸彈就行了，又何別在其他地方花冤枉錢呢？所謂“傷其十指，沒如斷其一指。”隻要將減刑報告送上去，減多減少還不是法院說了算？我的這些想法沒有錯，事實上許多人走的也是法院這條路。但是我寄予厚望的楊海堅決不肯去行賄，也拒不接受母親交給他的錢，我的全盤計劃被打亂，隻好在獄中尋找中間人，作最後的掙紮。

母親和妹妹是95年10月20日來的，我以為楊海收到錢後就會立即采取行動。等到11月28日鄭保和、高軍生來探視我時，才知道楊海拒絕采取任何違法活動。我一下慌了，中隊的減刑材料已報到監黨委研究。據可靠消息，中隊為我報了兩年，如果及時活動，這兩年還能保住，不然很可能被抹掉半年，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現在，我必須盡快找人到法院活動，隻要打通這一關，就還有最後一線希望。

我很快就找到一個在法院有點關係的中間人，我以10%的高息向人借了三千元交給他。憑良心說，這位中間人非常義氣，他為我辦事，主要還是出於同情。後來事情未辦麵，他將三千元如數退還給我，我為了感謝他，硬塞給他五百元。

那一次，範誌榮已經答應幫忙，並拍胸脯保證給我減三年。當時，監獄還未將材料報到法院，得到這個消息我欣喜若狂，如果真的減三年，97年3月就可以出獄了。中間人讓我寫一份犯罪情況的簡曆給範誌榮，因為托他的不隻我一個，怕到時候搞混了。我想有道理，立即寫了份簡曆給他。

範誌榮見到我的簡曆後，說了聲“這塊骨頭我啃不動”，將已經接到手裏的錢退還給中間人。但是他同時表示，雖然幫不了我的忙，卻也決不壞我的事，隻要監獄將材料報到法院，無論多少，他都放馬過關。

範誌榮範大庭長萬歲！雖然他索要錢財，貪得無厭，但這個人多少還有一點良心，他自知不能幫你也就不收你的財禮，這比那些來者不拒的貪官汙吏何止強了百倍。範誌榮的心也不是太狠，他通常隻收三、五千元。隻要他講信譽，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大多數犯人家屬也不在乎這幾個錢，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去告發他。這正是範誌榮比其他貪官聰明的地方，他把持刑二庭十餘年，聚斂錢財百萬，最後全身而退，坐享晚年的富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