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朋友（3）

對於什麽是朋友，我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幸運的是，我這一生，特別是身陷囹圄的那些悲慘日子裏，我得到了許多朋友真誠的關心和幫助。吳雙印、楊海、高軍生、鄭保和、湯致平、孫繼宏、李智英、薛焱等，從94年底到現在，三年多來，一直堅持輪流來監獄探視我，不僅給我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也帶給我朋友的關心和問候。說實話，沒有他們的關心和幫助，我根本不可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當然，這裏列出的隻是一個很不完整的名單，由於對於這些前來探視的朋友，大多數我都不熟悉，有的人來過一次後，我竟然沒有記住人家的名字。事實上，這些朋友中我過去認識的隻有吳雙印、湯致平、薛焱三人。吳雙印是交大研究生，我前麵談到過他，號稱“民運理論家”，湯致平是陝西機械學院的學生，這兩人都是重建“高自聯”時的重要人物，因為受我的牽連，都曾被捕入獄一段時間。他們出獄後，並未計較這些，時常來看我。一開始主要是他們兩人來，後來楊海等人了解我的情況後，也加入探視團，這個團體最多時候達到20多人。接見日臨近時，大家先約定誰去探視，一般每次去兩人。薛焱是西大哲學係學生，也是我老師的兒子，我們既是校友，也是師兄弟。89年的學潮，一開始我是主要領導人，當我退出領導集團後，連黨敏和薛焱成了最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後來的名氣甚至已經蓋過我了。“六四鎮壓”後，連黨敏被判了三年徒刑，薛焱被關了一年多後放了。我同薛焱並不是很熟，我退出領導集團後，一度被一些人視為膽小鬼和叛徒，薛焱作為新的學生領袖，即使不回避我，也不會主動也與我接觸。他出獄後，由於共同的經曆和思想基礎，與楊海等人成了好朋友，自然也就成了探視團的一員。對於薛焱，我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不過，在這些新結識的朋友中，我感到最投緣的還是楊海，他也對我最關心，前來探視我的次數也最多。

我對楊海的了解很少，但是第一次相見，卻感覺與他相識很多年，直覺告訴我，我們不僅僅是同誌，更是朋友。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傾蓋如故”吧！的確，這世上有許多人，雖然已經相識很多年，關係卻始終淡淡的，不會因為認識的時間長就成為朋友，有的人雖然隻是匆匆相見一麵，卻能成為一生的知己。94年11月23日，楊海與吳雙印前來看我，乍一見麵，我還以為楊海是我大學時的一個朋友呢。他們長得實在太像了，都清清瘦瘦的，戴一副近視眼睛。我對初次見麵的楊海頓生好感，不知道與這些有沒有關係。楊海是那種典型的出生在知識分子家的孩子，待人禮貌、克製，很有分寸。初次見麵，他的話不多，隻是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亞明，受苦了。最近才從雙印那裏得知你的情況，我來得太遲了。”其實，那時候他自己也才出獄沒有多長時間。他是青島海洋大學的學生，也是89年學潮的活躍分子，後來被判刑入獄。這些情況，他從來沒有對我講我，朋友們也沒有人主動提起，還是96年初，西安市安全局的幾個條子到我這裏了解誰經常來看我，從他們口中，我才了解了一點楊海的情況。

楊海是個有著執著信念的人，如果他能了解我的內心世界，一定會非常失望。他出獄後，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奔走呼號，並隨時準備再蹲共產黨的大牢。1995年5 月，由中國科學院著名科學家許良英教授發起的45名知名人士給江澤民、喬石的呼籲書，楊海是簽名人之一。魏京生、王丹出獄後，他同他們保持著很密切的聯係。他經常以魏京生的事例鼓勵我戰勝險惡，勇敢地活下去。他說：“老魏坐了十幾年的牢，仍然心胸開闊，氣質很好。你不要想不開，未來一定是我們的，我們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還有一次接見時，他說剛剛在北京與王丹見過麵，王丹對我的處境也十分關心，準備親自到陝西來看我。我那時已決心脫離所有的政治活動，我感覺自己就象一個誤入窯子的鄉下小妞，被一個叫政治的嫖客玩弄一番後趕了出來，身上沒有一分錢，還染了一身的病。這時候的我有家難歸，隻能到處流浪，我在流浪時又偶然闖進了茫茫大荒漠，這個大荒漠很有名氣，許多著名的探險家都想征服它。魏京生、王丹就是這些探險家中最著名的兩個，他們在鮮花簇擁下踏進了荒漠，他們在荒漠中的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他們即使在裏麵打個噴嚏也會得到四麵八方的熱情問候。他們是鬥士，他們是英雄。我隻是一名不值一提的流浪漢，我獨自闖蕩荒漠，受的苦難和折磨比他們多幾十倍，但卻從來沒有得到過外界的關心和問候。共產黨對我這種無名小卒特別心狠手辣，他們對魏京生、王丹等當然也恨之入骨，但是魏京生、王丹是兩麵旗幟，處在世界關注的焦點上，共產黨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因此對待他們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不僅有所顧忌，甚至會特別關照，以此換取世界輿論的讚譽。而我這種無名小卒，是死是活根本就沒有人關心，共產黨整治起來也就無所顧忌，甚至會將對其他著名政治犯的仇恨都發泄到我們身上。我在監獄的經曆即使用九死一生來形容，都太輕描淡寫了。後麵我將專門談到這個問題，這裏先按下不提。聽到楊海說王丹要來看我，我大吃一驚，立即拒絕了他的好意。我不想同王丹那樣的名人聯係到一起，我對王丹個人沒有任何意見，我甚至十分敬重他。我認為89年的那批學生領袖，惟有王丹是真誠地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他是譚世同一類的人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如果用生命能換得民主和自由，他會毫不猶豫選擇死亡。但是我仍然對我們兩人不同的個人命運感到憤憤不平，我雖然從未與王丹接觸過，但我相信自己的才華決不會輸給他，他為民主事業坐了四年牢，我欲成立一個反對黨付出十年代價。然而王丹成了中國民主的化身，我卻悲慘地躺在囚牢的角落呻吟。而且這還剛剛開始，命運已經注定我們將按不同的軌跡的運行，悲慘將與我始終相伴，但王丹即使再坐十年牢，他未來的人生也將勝過我百倍。這一切太不公平了，造成如此不公平的命運，罪魁禍首當然是共產黨，但也與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西方媒體有關。長期以來，他們將關注的焦點全部都放在王丹等少數知名人物身上，而對我們這些無名之輩漠不關心，甚至十分冷淡。我拒絕與王丹見麵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全部的心思隻想盡快出獄，除此以外，一切對我都是不重要的。當時，監獄正準備為我申報減刑，我不能白白放棄這個機會。如果與王丹相見，獄方知道後，很可能取消我的減刑資格。

這次接見不久，即傳來王丹再次被捕入獄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暗暗罵了句：“共產黨他媽的也太狠了！”次年10月，王丹被判刑11年，又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被他們葬送了。不過，以王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他不可能象我一樣服完全部刑期的。共產黨可能會找一個借口將他流放到國外，他們不是已經將魏京生流放到國外了嗎？

同楊海相識較晚，但我卻將他當作可以依賴的朋友。認識楊海前，我同吳又印保持著書信往來，認識楊海後，有什麽事我就給楊海寫信。楊海的妻子，當時還是他的女朋友王菁，是陝西省商貿學校的教師，她是楊海書信的收轉人。由於楊海的原因，我對從未見過麵的王菁也懷著親近感，在我的心裏，也將她當成一位很好的朋友。遺憾的是，楊海始終被監視著，他的來往書信統統被檢查過。一開始，我對他遲遲收不到我的信件感到蹊蹺。95年7、8月間，為了減刑的事，我給他寫了多封信件。後來安全局調查時，他們提起這些信件的內容，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被楊海出賣了！”但是仔細想想又不對，憑直覺我認為楊海決不是那樣的人。唯一的合理解釋是安全局在檢查楊海的信件。我對那些條子說：“我沒有給楊海寫過那些信件，你們瞎說的。”

“胡亞明，我們並不是衝這些信件來的。我提這些信的內容，隻是想告訴你我們不是吃幹飯的，你們的一切行動盡在我們掌握中。”一個中年條子無不得意地說。

“我明白，你們有一套完整的信檢辦法。你們這些自稱保衛國家安全的人，卻嚴重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權利，你們就是這樣維護人權的嗎？”對於他的洋洋得意我非常憤怒，大聲指責他。

“你胡說，我們從來不私折他人信件。”

“哼！哼！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曾聽說過安全部門有人專門檢查普通公民的來往信件，但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想時代已快進入二十一世紀了，中國政府還能如此鉗製人民的思想，以這樣的粗暴的方式踐踏人民的通信自由嗎？再說，每天的來往信件成千上萬封，他們如何顧得過來呢？郵政部門為了自身的信譽，又如允許這隻黑色伸進他們內部呢？我當時有這些想法，隻能說明我太天真，中西方民主製度的毒太深了，竟然按西方民主製度的邏輯思考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所有在民主製度下不可能發生了事情，在中國特色的借口下都會變成理所當然。96年初及97年下半年，我給楊海寫的信件被安全機關檢閱，信的內容反饋回監獄，我遭到打擊報複，我終於領教了信檢製度的殘酷和不人道。

96年2、3月間，我給楊海寫信報怨監獄幹警貪贓枉法，索要犯人錢財。安全局將這封信的複印件寄到監獄，獄政科科長張誌斌以為我在影射他，惱羞成怒，將我從監獄小報編輯部調到五中隊。這個中隊以管理混亂、幹活繁重而聞名，調我到這個中隊目的就是懲罰我。我在這個中隊多次無端遭到犯人和幹警的毆打，1997年8月7日，供銷科幹警劉建平酒後竄入五中隊監區，在當晚值班幹警李新來指使下，將我毆打近四個小時。我不堪淩辱和折磨，撞牆自殺未遂。他們為了掩蓋事情真相，將我送進禁閉室，非法關押21天。我從禁閉室出來後，將這些情況寫信告訴楊海和高軍生，要求他們出麵上告司法部，並通報國際社會。安全機關截獲這些信件後，立即轉告監獄，監獄再次將我關進禁閉室。這件事同時還連累了我的一位難友趙延軍先生，在此我向趙先生致歉。

那年減刑，我對楊海寄予厚望。當時，主管減刑的是渭南市中法刑二庭庭長範誌榮，這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家夥，靠吃犯人成了擁資百萬的大富翁。有位北京籍的犯人叫段建軍，原判15年徒刑，他家送給範一輛價值30多萬元的越野車，又為其女在深圳一家外資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後，這個餘刑還有8年的犯人就獲釋了。當時，監獄長兩個關係犯人申請假釋的報告打上去後沒有批準，監獄以此事要挾範誌榮，聲稱必須批準那兩個犯人的假釋，不然監獄就不放段建軍。段建軍有合法的假釋手續，監獄不放人是違法。但是他的假釋手續來路不正，雖然明知監獄違法，他也沒有辦法。最後，範誌榮隻得答應監獄的要求，批準了另外兩個犯人的假釋，雙方皆大歡喜。當然，象段姓犯人這樣一次送上幾十萬元的並不多，事實上同其他貪官比起來，範誌榮貪得並不是很多。渭南監獄關押的犯人以農村籍為主，家裏並不是很富裕，因此所謂花錢賣減刑，其實並不需要很多錢。當時的價碼是，送上二、三千元，基本上能夠保證減二年到兩年半的徒刑，如果一次想減三年以上，得花個五、六千元才行。我讓楊海去找他，送上五千元，給我減二年或二年半，我也就滿足了。我同時也給家裏寫信，讓家裏給楊海五千元錢作為活動經費。

但是楊海拒絕為我活動，他說我們爭民主、自由，同時也是為了杜絕腐敗這種醜惡現象在中國繼續泛濫。我們不能嘴裏喊著反對腐敗，卻自己又跑去行賄，鼓勵不法之徒腐敗。楊海說的固然不錯，但在當今中國你不使用這種手段，就什麽事都幹不成。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裏，一點不了解當今的現實生活。有首抨擊腐敗的民謠，是摹仿老毛的詩改寫的：“共軍不怕飲酒難，大杯小杯都喝幹。雞鴨魚蛇騰細浪，生猛海鮮走魚丸。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過後更開顏。”共產建政四十多年來，從上到下已經完全腐敗了，陳希同、王寶森這些隻是浮出水麵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倒台更多的是政治方麵的原因，而不是經濟方麵的，如果細查起來，江澤民、李鵬等人未必幹淨，說不定中國最大的貪官就是政治局裏的幾個常委。因為他們權力最大，撈起來當然更加肆無忌憚了。事實上，中國已經是一個無官不貪的國家，如果一定要說有區別，也隻是貪多貪少和翻與未翻而已。報載山東泰安市，從市委書記、市長到人大常委會主任、政協主席等所謂五大班子的主要負責人及他們的副手，全部因腐敗原因被一網打盡，竟然沒有一個漏網的。四川某個縣的情況也是如此，而且這樣的窩案、竄案越來越多，往往一個地方發生一起腐敗案子，都會拔出蘿卜帶出泥。為了避免這種連鎖情況出現，現在處理某個案子時，都會事先劃線，規定處理到那一級。否則就會出現“洪洞縣裏無好人”的情況，可能要一直處理到黨中央、國務院才會有一個盡頭。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這些父母官還是如此貨色，他們不反，隻能說這是個劣等民族，已經不具備絲毫反抗性，當年大清的刀架在脖子上沒有反，今天就更不會反了。一般說來，一個政權行將滅亡時才會出現全體腐敗的現象，以曆史的眼光來看，共產黨政權並不太長，就出現這種現象，說明這個政權先天就具備腐敗因素，屬胎裏壞，已經無藥可救了。共產黨的高官，絕大多數出身下層階級，魯迅說過：“奴隸一旦翻了身，比主人還狠。”這些人受窮幾輩子，一朝大權在握，怎不大撈一把。再加上這些人不學無術和朝不保夕的心態，因此撈得一時是一時。89年以後，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大家都有一種末日之感，更是作最後的瘋狂，大撈特撈。江澤民當政後，也曾幾次刮起反腐之風，無奈這個政權正如病入膏肓的病人，已無藥可救，又豈是動手術可以解決問題的呢？江澤民深知此理，他也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能將這艘破船撐到幾時算幾時。我也痛恨腐敗，但我比楊海更現實，如果這種醜惡現象能夠達到為我減刑的高尚的目的，我為何要拒絕它呢？再說，我對現在的政權毫無好感，它的各級官吏腐敗越猖獗，這個政權覆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歡迎並推動共產黨官員的腐敗。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分子，正是貌似固若金湯的共產主義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