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最後的戰鬥（1）

時間如夏日的暴雨，洗滌了廣場上殘留的血跡，更洗滌了罩在人們心頭的悲哀。人們總是健忘的，更何況他們真誠地相信，死的不過是一群暴徒而已。暴徒們奪槍殺人，衛士們忍無可忍，才被迫自衛的。

之蕾你是暴徒麽？柔柔弱弱，見人殺雞也害怕的女孩，也是暴徒麽？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深得戈培爾真傳，他在記者招待會上信口雌黃、顛倒黑白，矢口否認天安門廣場曾發生過流血事件。當外國記者指出他們手裏有幾千公尺錄相帶為證時，袁木竟然厚顏無恥地說：“錄相帶也可以假造嘛！”照袁木的說法，那些死去烈士的名字也可以是編造的了。如果我跟袁先生說：“我有個叫夏之蕾的朋友，6月4日在北京中彈身亡。”袁先生肯定會說：“不會吧！據我掌握的資料，6月3日晚和次日淩晨，北京沒有死一個學生，你這個朋友該不是編造出來的吧？”看了袁木的記者招待會，我曾憤怒地寫下這樣一句話：“袁木十年內必將受到人民的審判！”現在十年限期將到，雖然他已在政壇上消失多年，但卻絲毫沒有受到審判的跡象。然而被欺騙了幾十年的中國民眾，卻養成了盲從的習慣，他們寧可相信袁木所說的娓娓動聽的謊言，也不相信血淋淋的事實。我對民眾的智慧和判斷力從來就不大相信，我認為所謂的民主，不過是將一群愚民的思想匯集起來，鑄成一個更大的愚蠢而已。愚昧無知的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

之蕾死得太冤枉了，她絢麗的花季才剛剛開始，卻永遠定格在22歲那一刻。她本該有個美麗的未來，有個溫馨的家，一個體貼的丈夫和乖巧的孩子。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個炎熱的夏夜消失了，她如花的青春，淹沒在共和國的紅色風暴裏。我想為她寫一篇祭文，但我悲憤的筆卻寫不出一個字。後來我想起周作人先生為悼念倒在北洋軍閥槍口下的劉和珍和楊德群兩位先烈而寫的挽聯，於是以血和淚寫下：

暴徒？暴徒？隻見柔弱女子喋血街頭！

胡說！胡說！何來鋼鐵衛士陳屍首都？

袁木先生一方麵堅決否認天安門廣場曾發生過流血事件，另一方麵又自相矛盾地承認戒嚴部隊鎮壓反革命暴動的行動中，打死了三十多個暴徒。根據中國官方一慣的“成績誇大百倍，錯誤縮小千倍”的定律，那次行動至少死了一千人。多少年來，由於中國官方對在那次行動中死亡人數嚴格保密，國際社會對“六四事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從幾百人到上萬人的說法都有，國際上一般認為死了幾千人。據說曾參與“六四鎮壓”的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生前曾對前去拜訪他的友人提到，“六四事件”共打死600多人，共有2萬人被捕。我在監獄服刑時，一位曾參與那次鎮壓的某部團長，退役後當了監獄管理員，我有次同他發生衝突，他惡狠狠地咒罵道：“象你這號東西，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拿機槍掃、坦克壓！”當然，一個低級軍官在那種情況下說出的話並不足以為憑，但是可以間接證明當時確實死了很多人。至於說有多名戒嚴部隊士兵被暴徒打死，並懸屍天橋的說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個騙局。熟悉部隊生活的人都知道，士兵在戰時是不允許單獨行動的，即使單獨行動，赤手空拳的暴徒又怎麽能夠將全副武裝的士兵打死，並懸屍街頭呢？這顯然是當局為了激起善良百姓的憤概之情，而玩的一出苦肉計。那些懸掛天橋的屍體，可能是某個不願向群眾開槍的士兵的，也可能是獄中囚犯的。了解二次大戰史的人都知道，當年希特勒欲進攻波蘭，卻苦於找不到借口。為了挑起戰火，他下令從監獄裏找了幾名囚犯，給他們穿上波軍服裝，讓他們從波蘭一側進攻德國邊境上的一座電台。德國邊防軍開槍打死了這些身穿波軍製服的囚犯，然後宣稱德國遭到波蘭侵略，於是悍然發動了對波蘭的侵略戰爭。在抗日戰爭時，中國駐淞滬守軍也玩過類似的把戲。“二.二八事變”前夕，中國守軍無意中打死兩名日軍士兵，為了避免一場不必要的武裝衝突，駐軍長官下令找來三名待決死囚，穿上中國軍裝，然後讓人站在被擊斃的日軍士兵屍體旁，用日本兵的步槍將囚犯打死。這一切安排好後，中國駐軍通知中外記者到現場采訪。由於是中方主動通知記者到現場，記者看了現場的情況後，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日軍無故尋釁，並打死中國士兵，中國守軍奮起自衛，將來犯之敵擊斃。這兩件事，一件是為了侵略別人，一件是為了製止武裝衝突，卻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死囚這一招。戒嚴部隊的那些將軍們，都熟讀兵書和中外戰爭史，對這類以桃代李的事例不可能不了解。對他們來說，找兩個不聽話的士兵或獄中待決的死囚，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共和國衛士”被暴徒打死並懸屍天橋被中共一手控製的媒體爆炒後，激起廣大善良百姓的憤概之情，許多本來支持學生的人也轉而支持政府的鎮壓行動。很多年以後，還有人對我說，你們當年搞的運動，一開始還是不錯的，但是後來就開始胡搞了。對這些善良的言辭，我能說什麽呢？

小佳給沉浸於悲痛中的我極大的安慰。我們到九寨溝旅遊時，她父親已為她在西郊某家製藥廠找了份工作，回到西安後，她就到廠裏上班了。為了安慰我，她對其父母說，為了加班方便，廠裏為她提供了一間宿舍，於是搬來同我住到一起。她還勸我到外麵走動走動，多和過去的朋友聯係，盡快從不愉快的事情裏拔出來。

又是一個細雨紛飛的黃昏，小佳去上夜班了，我獨自對著之蕾的遺像，象幾年前送她去上大學時那樣，一杯一杯地飲酒。很晚了，有人敲響了我的房門。小佳回來了嗎？我醉薰薰地拉開房門—

“是你？”徐偉捧著一束潔白的花站在門外，“怎麽知道我住在這兒？”

他不說話，緩緩走到書桌前，很虔誠地將白花放在之蕾遺像前，恭恭敬敬鞠了三躬。

“謝謝！”我真誠地向他道謝。徐偉是個很率真的人，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有著孩童般的執著，他對所有的民主鬥士也懷著無限的崇敬。正因為如此，我在他麵前總有點自慚形穢，因為我對民主和自由既不執著，對之蕾以外的民主鬥士也缺乏應有的崇敬。

“亞明，你就是以這種方式紀念烈士嗎？”他指著桌上的酒瓶，不滿地問。

“我能做什麽呢？”我點燃一根煙，狠狠地吸了一口。

“亞明，烈士流血，我們不能隻是流淚，我們要行動起來，同專製政府鬥爭！”徐偉很激動，很有力地揮手。

鬥爭？談何容易，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已經徹徹底底地失敗了，我們這些革命中的逃兵又能怎麽樣呢？不少人愛將“六四”和“五四”兩次運動相提並論，其實這兩次運動的後果截然不同。“五四”將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傳播到中國，那次運動雖然暫時失敗了，卻將民主的火種播撒下，並孕育了一大批思想家，“五四”思想影響幾代人。“六四”鎮壓卻扼殺了剛剛萌牙的民主思想，“六四”後的中國，隻講金錢，不講理想。運動中的骨幹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被關進監獄，也有人放棄理想投身商海。當時，這些後果還不是十分顯著，但是民眾顯然已厭倦了街頭革命運動。再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理想的國度裏推行民主，不但沒有人感興趣，反而會遭致各種嘲笑。我進監獄後，不少人很不理解地問我：“你不為名，不為利，判這麽長的刑，值嗎？”當然不值，不值又為什麽要參與進去呢？我也說不清，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每做一件事總想讓各方都滿意，因此不能斷然拒絕一些建議，最後落得一個悲慘下場。

我很想回絕徐偉。之蕾已經死了，難道還要讓我也搭進去？她臨終時讓我照顧夏叔叔、阿姨和小弟，如果我遇到什麽不測，怎麽對得起她的臨終重托呢？但是這些話我一時又說不出口，我不想被朋友罵著懦夫。

“亞明，過幾天交大有個聚會，有幾位朋友想見你。”徐偉道道出了這次來訪的目的。

“我不想去！”我一口回絕。

“不想去？”徐偉喊了起來，“你這個懦夫，我一直非常敬佩你，將你視為最好的朋友。你的朋友夏之蕾的事，李小佳都對我講了，她要我勸勸你，不要讓悲傷消磨了意誌。你以為這樣就對得起犧牲的夏之蕾嗎？她的在天之靈也會為你羞愧的。胡亞明，下個禮拜我在交大等你，去不去是你的事，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是個隻知明哲保身的懦夫。”

徐偉走了，我再次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幾個月前，他勸我出來領導大家時，我身上多少還有一點豪情。但是今天，我隻感到身心無比疲憊。上一次出來領導大家，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我都會成為同學們心目中的英雄，這也是我站出來的原始推動力。而這次，不僅沒有眾星捧月式的歡呼，等著我的隻有冰冷的監獄。現在想來，我當時確實不應該再次走上與當局的對抗之路。事實上，當局當時也試圖緩和與學生的對立情緒，比如當局已經放棄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對一些卷入不深的學生，隻要寫一份認識深刻的檢討書，當局保證不再追究，可以回到學校繼續上課。我剛回到西安時，整天惶惶不可終日，生怕那一天就會被抓進去。我曾試圖和小佳逃到海南去。那時海南剛剛建省，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渡過瓊州海峽，到那片熱土尋找發展機會。但是隨後學校傳來消息說，經過市局駐校工作組的甄別，我屬於那種陷入不深，還可以挽救教育的學生，隻要寫一份檢討書，就可以回校上課了。我當時對一紙大學文憑和畢業後的鐵飯碗仍然看得很重要，如果能回校讀書，並且順利畢業，當然比到海南闖蕩更具誘惑力了。我剛剛寫了檢討交到學校，徐偉又來勸我從事危險的秘密活動，我本來可以堅決拒絕，但是我那死要麵子活受罪的性格，竟讓我開不了口。

當然，讓我不能完全拒絕除了性格因素外，也有政治投機的成份在裏麵。“六四事件”後，主要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封鎖，國內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在李鵬的治理整頓保守政策下，國內經濟非常低迷，逃到國外去的一批政治精英和西方世界的觀察家都預言中共撐不過5 年，那批政治精英甚至組織了臨時政府，準備隨時回來執政。事實上，當時的國際形勢也為這些判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特別是東歐形式的迅速發展，更讓人有理由相信，共產主義即將土崩瓦解。波蘭最大的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在中國“六四鎮壓”不久，即取得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的巨大成功，8月，團結工會顧問馬佐維耶茨基受命組閣。我從小就是一個很野心的人，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不可能對我的判斷沒有影響。因此，我明知隻要再次出頭，監獄可能就是我的最後歸宿，但是如果拚著最多5 年的監獄生活，卻可能在未來的政治排位中占據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又何樂而不為呢！有人講每一個男人最喜歡搞的事情有兩件，一是搞女人，二是搞政治。我是一個庸俗的男人，當然也不例外。

雖然有一千條理由支持我重新出山，但是也有更多的理由反對我再去冒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不想辜負之蕾對我的臨終重托，她臨終時要求我照顧她的爸爸媽媽，如果我進去了，哪怕隻有三、五年，這樣的托付也會成為泡影，那樣她的在天之靈也不會安息的。另外，我也不想辜負小佳的愛。也許我在精神上更愛之蕾也一些，但是小佳畢竟是我現實生活中的愛人，更何況我們已經有了夫妻之實。小佳也有許多讓我難以割舍的優點，她美麗、溫柔，更難得的是重情重義，即使我亡命天涯，她也不舍不棄，心甘情願跟著我吃苦受累。這樣的女孩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已經是比大熊貓還寶貴和稀少的珍稀動物了，被我這樣一個俗人碰上，如果還不懂得珍惜，簡直對不起上天的垂愛。

站出來，還是做一個縮頭烏龜，這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這天晚上，我一邊喝酒，一邊試圖將這些亂七八遭的問題理出一個頭緒。小佳第二天下班回來時，我已醉得人事不醒了。

 

（長篇自傳體小說《荒漠獨行》恢複更新了。從本章開始描寫亞明入獄及獄中悲慘的生活，決不浪漫，隻有沉重、痛苦和變態的情欲，以下章節揭示人性的軟弱和墜落。歡迎繼續支持，更多章節請點擊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