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越來越離不開醫院了。然而,當今醫院帶給我們的美好回憶卻是如此稀少,尤其是我們這些不享有特權的普通人,在與醫院打交道中,相信或多或少都有過無奈和冷漠的感受,甚至有過慘痛和沮喪的經曆,人們之所以恐懼在醫院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於對疾病本身的恐懼。
在困惑、無奈乃至憤慨中,我讀到7月26日《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崔念基教授的訪談錄,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真有久旱逢甘霖之感!這篇報道讓我見識了一位真正傑出的醫生,不僅具有學術和醫療上的造詣,更富有博大的愛心、豐厚的人文素養。在當今利益驅動的社會裏,人們熱切地呼喚著良知和愛心的回歸,呼喚著醫學人文品格的重建。
報道記述了崔念基在腫瘤醫院工作20年來,不僅收了紅包然後全退(當麵拒絕怕引起病人不安,等出院時全數退回),而且經常拿數千甚至上萬元資助貧困病人的感人事跡。當記者問他:“什麽時候開始資助病人的?”崔淡然地答道:“我都不記得了。”他再三解釋說,給錢是萬不得已的事,良知告訴他,絕不能見死不救。在崔念基眼裏,“幫助病人不一定是用錢,包括各種方式,如幫助病人該怎麽花錢就更重要。”他說,“在治療方麵,選擇哪種方法,得跟病人好好商量,要根據病人經濟狀況、年紀、病情、愈後等綜合考慮。”讀到這些對話,我分明聽到一位純粹的醫者用行動昭示的真理:真正解決問題的是醫德,是醫者的人文品格。崔念基正是用自己一生一世的行動和思考,在踐行自己心中認準的真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因曼曾指出,科學這把鑰匙可開啟天堂的大門,也可開啟地獄的大門,究竟打開哪扇門,有賴人文的指導。同樣,醫學要能真正造福人類,前提是要擁有像崔念基這樣具備醫學人文品格素養的人。
隨著醫學手段的進步,崔念基所在的放射科,想必已擁有愈來愈多先進複雜的治療儀器,其價值和作用不言而喻。但技術的雙刃劍有時會讓人們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些複雜的儀器,有如橫亙在病人和醫生之間的鴻溝,使之距離越拉越大,久而久之病人仿佛不再是一個真實的人,而隻是一個號碼,一個抽象的疾病標本,一個從教科書上學來的知識的對象。
天天操縱這些複雜儀器的崔念基,不僅沒有陷入純技術的泥沼中,反以睿智的人文視野,敏銳地覺察到技術再發達仍然特別需要人性的溫暖。他深知,女人分娩、老人臨終、病人求醫,尤其是腫瘤患者,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最需要醫生撫慰生命的愛心和誠意。他告訴記者:“病人來了,他對自己的病很恐懼憂心,你要像對家裏人一樣,分析了解他病在哪裏,怎麽治療,清除他的顧慮,樹立他的信心。”不難想見,像崔念基這樣一位人性豐滿的醫生,一位有著強烈靈魂感覺的人,自然會對人性的高貴和神秘心懷敬意,絕不會把病人看作僅是疾病的載體,更不會陷入純技術的狂熱之中。因此當記者問人世間什麽最重要時,他簡潔鮮明地回答:“是生命,親情。”
醫德和人道精神本來是一個醫生所必備的品質,其重要性甚至超乎醫術之上。但在當今功利化的社會裏,人道和醫德越來越被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所擠壓和取代。愛心變得稀缺,醫德成了多餘。人們自然對崔念基的善舉有所質疑。但他的另一段對話,足以令人心悅誠服肅然起敬了。一個已退休返聘的老者,名利地位對其而言已無足輕重,唯有愛心可以安頓他的良知,崔念基生長在一個貧困的家庭裏,從小經曆的苦難讓他懂得感恩、惜福,更理解那些缺錢病人的苦況。他說:“我們家裏人都是這樣,沒有把錢看得很重要。窮慣了。我們今天能這樣,已經很幸福。”他告訴記者:“我知道病和窮多麽折磨人!我12歲時就要去勤工儉學……考上大學時,連去廣州上學的路費都沒有。老師給了我12塊錢。我永遠忘不了。”讀到這裏,我禁不住潸然淚下,也許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曆和體驗,由此更使我明了,愛心和醫德不是孤立之物,崔念基的慷慨解囊和愛心奉獻,正蘊含了他對苦難、吃粉筆灰人生的體悟,愛心和善良自幼如基因滲入了血液,構築了他原初的生命底色。
誠然,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醫務工作者都具有崔念基這樣的人文素養。這沒必要,也不現實。但以拯救生命為使命的醫學職業道德,對醫務工作者的要求理應不同於其他一般性的職業,我們還是期望通過教育,通過整個社會道德風氣的改善,通過自律和獨善其身,使像崔念基這樣具備醫學人文品格、有良知教養的醫務工作者多起來、再多起來,而少一些、再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