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實話實說”中國電影

崔永元“實話實說”中國電影

　　時間：2005年12月19日　
　　地點：上海解放日報“文化論壇”

　　主講人：崔永元
　

　
　　吳建民先生在他的演講中提到，1999年8月2日法國希拉克總統請他去總統府吃飯。在交談的過程中，希拉克說，他正在寫一個關於李白的電影腳本，而且正在找演員來出演這個角色。
　　
　　吳先生不愧當過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我覺得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原封不動地登在報紙上，（全場笑聲）這樣會是一篇很好的報道。可惜的是，現在我們的新聞界不流行這種做法，大家總是在每個人的演講或者講話中提煉。比如吳先生的講話，就可以提煉出這樣一條新聞，標題是《法國總統正在寫關於李白的劇本———大詩人李白初步擬定由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扮演》。（全場大笑）到網站上一發這個帖子，大家立刻打成一氣：有人說崔永元演合適，有人說不合適，還有人說，從法國得到最新消息，李白是由阿蘭·德龍飾演的。（全場笑聲）最後，吳先生就隻能出來澄清有沒有說過這個話。這樣，各家報紙的發行量都可以很大。
　　
　　大家可以當笑話聽，但是我要很沉重地告訴大家：這是中國報業的一種現狀。（全場笑聲）
　　
　　中國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今天的題目設置得非常有意思，龍永圖先生講的是“文化較量”，吳建民先生講的是“文化體驗”，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的同誌非常體諒我，給我設置的題目是“文化觀察”。（全場笑聲）文化觀察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看到什麽，就說點什麽。（全場大笑）我比較喜歡看電影，我就說說電影。
　　
　　我覺得中國電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們大家都唱的國歌，它就是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義勇軍進行曲》。國歌裏麵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我們可以理解成中國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為什麽要揪著電影不放呢？其實，前一段很多關於我的議論，矛頭都直指電視，大家知道，我現在還在電視台工作呢，這樣工作起來不是特別方便。（全場笑聲）但是還是要講，我想了想那就講電影，這樣我的同事們的日子可能好過點兒。（全場笑聲）
　　
　　我可以先告訴大家一個數字，是2003年的，也是權威部門發布的———中國電影2000塊銀幕，票房收入是十億元人民幣。十億元人民幣是什麽概念呢？韓國有一部電影《太極旗飄揚》，就是這一部電影在韓國的票房收入的數字。我們出過李白，出過諸葛亮，這麽一個有文化的民族，號稱一年拍一百到兩百部電影，隻能和人口4800萬的韓國的一部電影去作比較，這對我們喜愛電影的人來說是很悲憤的。在2003年還有一個官方統計的數字，就是中國人每五年才進一次電影院。今年中國拍的電影也不下300部，現在大家可以在心裏數一數，你們今年看了幾部國產電影？你們又知道今年上映了幾部國產電影？這就是中國電影目前的現狀。
　　
　　最早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因為我過於憤怒了，我覺得我的觀點沒有問題，但是表述很有問題。我的表述和一種說法不謀而合，我認為，好萊塢在搞“和平演變”，於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擊。大家可能會想，一個“文化大革命”時剛三歲的人，怎麽會受那場運動影響那麽深！（全場笑聲）後來我就轉變了一下思路，因為我發現，我身邊很多的中國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非常喜歡錢，我就轉而從商業的角度來研究好萊塢電影，來研究中國電影。簡單地說就是，該我們掙的錢被別人掙走了。很快，這個觀點受到了大多數同誌的認可。（全場笑聲）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中國文化可以回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個方麵去說。
　　
　　電影的不景氣我親身體驗過，那是非常痛苦的體驗。
　　
　　有一回，報紙上說，有部電影是寧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約了同事，我們兩個開著車去電影院看。路上堵車，到那兒電影已經開始五分鍾了，我就很著急地去買票，但是賣票的那位女同誌動作特別慢，一會兒動動她的耳環，一會兒捋捋她的頭發。我就說：“請您快一點兒，電影已經開始五分鍾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後拿起電話機，往影院裏麵打了一個電話：“金師傅，電影院來了兩個人看電影，咱們賣票不賣票？”（全場大笑，鼓掌）結果就我和我同事倆人，看了那場電影。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但就是沒人看，很令人費解。
　　
　　我想起小時候看電影，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我們的部隊大院裏，看電影就像過節一樣。很多女孩子對電影沒興趣，但是那天會穿上新衣服，在露天電影院旁邊繞來繞去。（全場笑聲）我們看電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擺放電影放映機，掛電影銀幕，對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電影的過程，一個享受的過程。小時候，我父母管我們特別嚴，不讓我們早去占地方，經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在銀幕後麵看電影，以至於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還是右手。（全場大笑）
　　
　　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電影，我跟母親說我要很早去占位置，我母親說不行，你去早了就會跟人打架。我說不會的，她就同意了。那部電影晚上七點開始放，我中午12點就去了。（全場笑聲）操場上一個人都沒有，就我一把凳子，我占了個最好的位置。我就冒著酷暑一直等著，到了下午四點多鍾，慢慢地開始有人來了。大家把我圍在中間，所有人都羨慕我的地方，說老崔家的小兒子占的那個地方太好了！（全場笑聲）到了六點多鍾，來了幾個黑大漢，直奔我這個地方。他們讓我起來，我說我不能起來，這是最好的位置，我12點就來占地方了。他們說你必須躲開，這是放電影機的地方！（全場大笑，鼓掌）為了放電影機，最後我就跑到銀幕後麵看電影去了。（全場笑聲）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這樣看電影的。
　　
　　美國大片改變觀眾欣賞口味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挑戰
　　
　　但是現在為什麽把大家叫到電影院那麽難呢？這個問題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認為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時候美國大片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美國影片有一個特點，它叫“大片”。現在美國電影的拍攝量是每年800到1000部，其中大片有多少呢？不超過20部。但是在中國的銀幕上放映的，恰恰就是這20部。
　　
　　十年的過程完全改變了中國觀眾的電影欣賞習慣。現在觀眾們認為什麽叫電影？隻有大片才叫電影。看看我們現在正在熱映的電影是如何宣傳的呢？有幾個特點：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電腦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個國家的人，說話都對不上，（全場笑聲）還可以演感情戲，有明星效應，大家會去看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場麵，動用了多少頭牛，多少頭驢，多少頭熊。（全場笑聲）我是吸收了吳大使的看法，都把它們並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場笑聲）這些成了片子的賣點。所以我們仔細想一想，現在我們進電影院的時候，大家都是奔著這些去的，宣傳也都是這樣宣傳的，還要比音響效果。如果今天下午我要請大家看一部電影，這個電影講述的故事在一間屋子裏發生，隻有兩個人，是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孫子相依為命的故事，非常感人，恐怕沒有人願意看。因為大家覺得這是電視劇的題材，電影幾十塊錢一張票，怎麽能隻看兩個人，還在一間屋子裏？如果非要看兩個人在一間屋子裏，那兩個人也得年齡相仿才行。（全場笑聲）我覺得，大家看電影的口味變了。當然我們的電影也有問題。比如，如果你說請一個朋友去看電影，告訴他說今天請你看主旋律的電影，他會不會覺得你有問題？（全場笑聲）。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個社會需要主旋律。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們那個年代出生的人，是喜歡雷鋒，喜歡焦裕祿，喜歡江姐，不允許有人玷汙他們。但是現在個別主旋律電影確實有些問題，我把它總結為：凡是英雄模範一上主旋律電影就不是人了，就是神了，他們沒有任何缺點。
　　
　　我也認識一些導演，他們拍的時候想法就特別簡單，拍這個電影就可以得什麽獎，就可以拿到一百萬的補貼，賣給電影頻道再能賣一百萬，這個電影基本上就不賠本了。
　　
　　同樣的問題在俄羅斯，在印度，在英國，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這些電影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都遇到過，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和對策。比如說，俄羅斯當時抑製不住的時候，就取消了電影配額。非常簡單的做法，美國電影都可以進來，最多的時候一年上映的320部電影裏有280部是美國電影，很快俄羅斯觀眾看煩了，又開始懷念自己的俄羅斯電影。這兩年俄羅斯電影在複蘇，他們也拍了自己的大片，非常受俄羅斯觀眾的歡迎。
　　
　　印度電影非常有意思，這是他們的支柱產業之一。如果去看印度電影院門口的海報，沒有主要演員的介紹，都是介紹誰唱的歌，誰跳的舞，因為他們的電影裏必須要有三段歌、五段舞。（全場笑聲）這是印度電影的特點，好萊塢電影很難在那裏施展。好萊塢也想過辦法，就是和他們合拍電影，像《印度往事》這樣的電影。合拍電影的投資非常多，印度電影人都很聰明，他們把這些錢全花掉了，他們是怎麽花的呢？原來是20人跳舞，現在改成200人跳舞。（全場笑聲）200個人跳舞也花不了多少錢，那就做電腦特技。美國人試了這一把以後就退了。
　　
　　我見到印度駐中國的文化參讚的時候，我問他好萊塢電影對他們影響大不大？他說沒什麽影響，印度人不愛看他們的，印度人喜歡看印度的電影。我還聽說，這兩年，印巴電影在英國也有複蘇的趨勢。
　　
　　我認為，好萊塢用電影大片改變一個國家電影觀眾的欣賞習慣，這是有預謀的。我們不敢說這是文化侵略。但是，從商業市場的劃分，或者利潤的最大獲取上講，好萊塢電影應該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是一套完整的市場營銷體係，這跟賣肯德基、麥當勞沒有什麽區別。順便告訴大家，印度麥當勞的漢堡包都是羊肉的，它的蔬菜都有很濃的咖喱味，都是經過改造的。但是我們在中國吃到的，和在美國吃到的沒有什麽區別。
　　
　　在用大片改變口味的同時，好萊塢會盯住國內的著名導演。哪些電影人有名，好萊塢就會在他們身上下工夫，由好萊塢投資，由那些著名導演來拍中國題材的、給外國人看的中國電影。如果這個導演不屈服怎麽辦？還有辦法，他們再改造院線，也就是控製院線。像台灣有骨頭很硬的電影人，楊德昌、侯孝賢就遇到了這樣的麻煩，他們拍的電影院線不給你排片，就算排了，也是星期一早上九點一場，星期二下午四點一場，這下就完了。
　　
　　用控製院線的辦法，來扼殺你的國產電影。在美國也有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提出這個叫“軟權力”，叫“第三種勢力”。現在好萊塢有很多有識之士，他們也反對這種做法。因為他們認為，電影作為一種產業或者一種文化，像森林一樣，是需要生態保護的。什麽叫世界電影之林？就是除了有美國電影，還有印度電影，還有中國電影，還有越南電影，還有伊朗電影，還有西班牙電影，還有俄羅斯電影，還有意大利電影，這就叫世界電影生態之林。而當全世界的銀幕上隻有好萊塢電影，那就相當於全世界的森林裏隻有一種樹，樹的名字就叫好萊塢，那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態。
　　
　　所以我就認為，無論是做電影還是做電視，在這個方麵都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了認識，才會有行動。
　　
　　最好的致敬就是思考我們的影視文化的發展方向
　　
　　我過去在大學講的時候也有一些朋友說，好，我們同意你的觀點，那現在我們怎麽辦？我告訴他們，我沒什麽辦法。我確實沒辦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把這個事說出來，然後做好我的電視節目。我覺得，從事電影事業的人，尤其是電影圈裏有能力、有聲望、有辦法的人，應該把這個當成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因為這不僅破壞了中國電影的市場，同時破壞了中國電影的文化。
　　
　　我看過的好萊塢電影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題材的，他們的一位英雄就可以拯救一個國家，都是大團圓結尾，這個很有意思。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導演蔡楚生、鄭君裏拍了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立刻被哥倫比亞公司買斷了在歐美的放映權，但是美國人要求改成大團圓的結尾。因為美國人不希望他們的觀眾看完電影出門的時候心情很沮喪，希望觀眾們即便享受了悲劇的過程，在影片結束的時候，也要帶著笑臉，迎著太陽走出電影院，他們覺得這才是一種享受，觀眾才願意反複地來電影院。所以美國人要求蔡楚生把電影結尾改成張忠良回心轉意了，帶著老婆孩子回家了。當時導演非常痛苦，但是最後沒辦法，為了能進入歐美市場，就改成了這樣的結尾。
　　
　　這是上個世紀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們和美國的合拍片也還是以這樣的方式操作的。
　　
　　合拍片中，我們的導演大部分都沒有剪輯權，最終的剪輯權都在好萊塢剪輯者手裏，要按照他們的口味來剪輯。每當說到這兒我是很傷感的，因為我對電影太有感情了，看著電影長大的，電影影響了自己的世界觀。現在眼看著中國電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裏真的很難受。
　　
　　現在電影不行了，拍電影的過程還是“很行”的。我說過現在電影不好看，但是隻要和電影沾邊的電視節目都好看，因為電影拍攝的過程出現的事兒太多了，有緋聞，有打架，有換角，有罷演，有漲薪，有換導演……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些是劇組策劃的，有些是劇組沒有辦法解決的。每一次大的電影拍攝，就像一個大八卦陣，在這裏麵會產生無數的新聞，讓大家炒個夠。這些大片都會不遺餘力花巨資打造一個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響要比電影本身的影響大得多，拍電影的經曆遠比電影表現的情節複雜得多，這個就是中國電影的現狀。
　　
　　2005年是中國電影100周年，大家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向中國電影致敬。我覺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們要思考，我們要警醒，思考我們的電影、電視文化，要向哪個方向去。現在大家聚在一起談文化，聽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談文化也不會談這樣的文化，談文化可能會去談掙錢的文化，會談作秀的文化，像這樣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許多人不願意談的，因為它很難帶來直接見到的經濟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們這個“文化講壇”，無論如何要堅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學者在這裏出現。如果到時候有“農民”不願來，我可以老做這個“農民”。（全場大笑，熱烈鼓掌）
　　　
　　正在熱映的電影是如何宣傳的呢？有幾個特點：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電腦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個國家的人，說話都對不上，（全場笑聲）還可以演感情戲，有明星效應，大家會去看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場麵，動用了多少頭牛，多少頭驢，多少頭熊。
　　
　　我對電影太有感情了，看著電影長大的，電影影響了自己的世界觀。現在眼看著中國電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裏真的很難受。

　　
　　演講者小傳： 崔永元，籍貫河北，1963年生於天津，北京廣播學院畢業，現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主持《電影傳奇》、《小崔說事》等欄目。自認為書法“香山”二字寫得很好；愛好收集電影連環畫，現在有400本左右。
　　
　　編者按
　　
　　解放日報“文化論壇”關注的是中國當代文化現象，至今已經舉行了三屆。崔永元參加的是2005年12月19日舉行的第二屆。那一屆“文化論壇”邀請了龍永圖、吳建民和崔永元三位嘉賓，探討的話題是“世界眼光與文化思維”。
　　
　　在崔永元之前，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首先以《唇槍舌劍中的文化較量》為題，暢談了自己在國際交往中感受到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則以他多年擔任駐法大使的經驗，向觀眾講解《“中國風”背後的文化體驗》。而崔永元演講的題目是《中外影視的文化觀察》。
　　
　　演講完之後，崔永元還現場客串了主持人並先做了如下即興發言：
　　
　　（接受邀請之後很高興）看到和我同台演講的是吳建民先生和龍永圖先生，我心裏就打鼓。然後，我看了第一屆文化講壇三位嘉賓的名單：餘秋雨、曹景行和趙本山，就明白是什麽意思了。（全場大笑）
　　
　　每次組合都是“兩個學者加一個農民”。學者可以把事情講得精辟一點，農民可以講得通俗一點，一旦大家聽學者聽得比較勞累了，農民的作用就能充分發揮出來。希望在今天這個現場，我，包括我的演講也能像趙本山一樣受歡迎。（全場鼓掌）
　　
　　讓我們把熱烈的掌聲給龍永圖先生，因為他讓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知道了三個英文字母W-T-O。（全場鼓掌）我再提議把熱烈的掌聲給吳建民先生，因為他讓數以億計的外國人知道了兩個漢字“中-國”。（全場鼓掌）第三，我再提議大家把最熱烈的掌聲給我。（全場鼓掌）確實比給剛才兩位的熱烈，這就印證了我的觀點，越沒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聲越多。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現狀。
　　
　　現場答問
　　
　　睡不好，就想想國家的前途
　　
　　問：前一段時間媒體報道說，崔永元先生您生病了。所以廣大讀者都非常關注您的健康問題，今天看到您覺得您氣色很好。我想問問，您這個病到底是身體上的病，還是文化上的病？
　　
　　答：你可以和讀者說，我得的是精神病。這個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時好，有時壞，到解放日報報業集團來作演講這天還挺好的。（全場大笑）其實我的病倒不是特別嚴重，就是睡眠障礙，是祖上傳下來的，也算是“傳統文化”。姥姥得了，媽媽就得，媽媽得了，兒子就得，祖祖輩輩就睡不好覺。睡不好的時候我就在想事情，想國家的前途。（全場笑聲）不知道我姥姥當年睡不著覺的時候在想什麽，現在無從考證了。
　　
　　請大家放心，我現在按時服藥，抓緊鍛煉身體，希望有一個好的麵貌能繼續為大家服務。謝謝讀者對我的關心。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