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轉貼自西祠“銳思評論”)
[編者按：楊小凱先生是國內外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學者，不幸的是卻於今年7月在澳大利亞英年早逝，年僅55歲。小凱先生自哈佛大學畢業之後，這些年裏搞了不少高深的經濟學研究，試圖躋身於諾獎之列，但對於他的祖國---中國來說，他所有的經濟學研究的價值，都比不上下麵這篇小小的隨想錄。目前的中國，最缺少的不是西方的尖端經濟學理論，而是惠及國家和民族的政治智慧。小凱先生在這篇文章裏以豐富的學識和親身經曆深入淺出地論述了民主的理論，總結了東西方各國的經驗，對於我國今後的民主化建設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它最大的價值就在於讓人們明白了革命的弊端和黨派力量平衡的好處。中國今天正處在一個從舊政治向新政治過渡的曆史時期，執政黨要汲取黨外人士的真知良言。中國正在實施和平崛起戰略，但和平崛起並不是一句空話，需要從內政和外交采取一係列改革措施來保障。在這裏我們刊出楊小凱的文章，除了紀念他的不幸去世，也希望讀者從中得到收獲和啟發。
楊小凱：中國民主隨想錄
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裏我讀了很多曆史書。
開始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雖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叛逆者，但自從接受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洛克思想是英國大革命的產物，克倫威爾專政是大革命的後果，而他比舊王朝更糟糕。我讀這段曆史時是一九七二年，當時中國人民中充滿著複辟情緒，大家都在留戀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劉少奇、鄧小平複辟，幾乎與克倫威爾死後，蒙克將軍迎來複辟王朝前英國朝野上下的普遍複辟情緒一樣。按照洛克的邏輯，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卻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製，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在英國大革命之後的克倫威爾，自稱共和國執政，但實際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國目前自稱共和國，但卻與共和政體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陷入“革命民主主義”的陷阱。而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的淺薄之處，正在於它從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退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理論，而這種理論比中國式的改朝換代並不多出什麽。這種理論的核心是誰掌權（所謂國體問題，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不是政體本身的真正創新。而洛克、孟德斯鳩的理論的核心卻是設計一種機製來控製“控製者”。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失敗，正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淺薄和沒有控製“控製者”這類設計思想為基礎。因此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失敗不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政治設計思想的失敗。
共存和製衡令人拍案叫絕
英國光榮革命（實際是次政變）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設計。它在一個有長期專製傳統的國家找到了一個擺脫革命與專製的循環，能有效地控製 “控製者”的辦法。光榮革命前，英國實行了複辟，王朝複辟前，國王有個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證不對造反派報複。但他被迎回國，權力稍微鞏固後，馬上大規模報複，把當年的造反派以叛國殺君罪絞死，連克倫威爾的屍骨都不放過。惠格黨（後來的自由黨）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種人運動中的中國造反派一樣）。造反派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革命，二個是忍讓。但最後卻是第三條路，從海外請來了客籍國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趕走了舊國王。這滿足了“隻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這個條件。但客籍國王不是革命中生長起來的，他在英國沒有根，國會能控製他，趁他權勢未穩，國會馬上用限製王位法、人身保護法等一係列立法使他變成虛君。然後又有代議製、內閣製等一套製度，而其核心是兩黨製。托利（後來的保守黨）和惠格黨是在長期內爭中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他們的共存和製衡是整個製度創新的基礎。
我當時看這段曆史，忍不住拍案叫絕。這大概是改造專製製度以進行製度創新，擺脫專製的革命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這個例子對中國有意義，而美國在英國民主製度的基礎下發展民主製度的曆史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為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曆史的國家”。所謂政治設計的成功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結果與設計的預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一樣，以民主為目的，而以專製為結束，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設計。不能說某些人掌了權，實現了改朝換代，就算成功了。其實從改朝換代的意義上，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製設計都不成功，因為很多開國功臣都因他們創立的政體的致命缺陷而人頭落地。
盡量維持上層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體中控製“控製者”的結構說來極為簡單，既然我們認識到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製者，那我們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所以三個平等競爭的野獸（兩黨或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而一個“聖人”卻是專製。這個道理雖簡單，但實行起來卻不易，因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曆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麵。英國光榮革命前夕，長期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之間就出現了這種誰也吃不掉誰的均衡局麵。它就是兩個魔鬼平等競爭（民主）的條件。
所以作為民主主義者來說，實際的謀略就是盡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衡，譬如說共產黨比國民黨大了，就要支持國民黨，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優勢，就要支持他的敵對派。一九四九年民主黨派犯的錯誤就在於共產黨過於強大時，他們不去支持國民黨。其實當時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黨派領袖看到了這一點，認識到對共產黨一邊倒會為專製製度創造條件。可惜民主製度的實質當時還遠未被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認識，他們以為民主是一個聖人（共產黨），而不是兩個魔鬼（國共共存）。中國知識分子喜歡附和強權去歧視弱者，這個傳統也應對一九四九年一邊倒局麵負責。
我後來細細咀嚼，發覺有一些更大的曆史背景比“光榮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個是英國的小國會、小憲章這段曆史。英國的小國會實質是諸侯會議，很有點象中國的“春秋五霸”的諸侯會議。也就是說英國曆史上有封建諸侯權勢超過國王的傳統。王權的衰落、封建製度的發達，以及沒有中國式的中央集權製，是小國會、小憲章（實際上是各諸侯限製王權的條例）和後來的民主製度的基礎。換言之，民主製度是以封建製度為基礎的。如果王權發達，用中央集權製代替了分封製，則民主製度極難生長起來。正象中國這種中央集權製發達、早就廢止了封建製度的國家，很難產生小國會這種製度一樣。
再深一步研究，民主製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參政，而是社會上層階級內的多元化。英國革命的曆史說明，人民革命隻會產生暴君，而革命產生出民主大概隻找得出美國這種已有英國民主傳統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說菲律賓是革命產生民主的例子，而實際上菲律賓的微笑革命隻是一次政變而已，政變也是在美國壓力下上層推行的民主化政策過程中產生的。這與中國式的革命（改朝換代）實在是天隔地遠。所以我相信在有長期專製傳統的國家，革命隻會產生暴政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
譬如說，我們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有征服他人、損人利己的惡性這一條，對“暴君”和“人民”同樣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會分為不同的派別，互相鬥爭，既然推翻暴君可行，為什麽打倒敵對派別不行。“人民”會用對待暴君的辦法互相殘殺，直至剩下一個新暴君為止。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經曆這個過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無數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殘殺， 剩下一個大土匪（新皇帝）。最後人民體會到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些，“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象不象法國大革命後“熱月政變”時的“秩序黨”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來聯盟的觀點？）因此新朝代會鞏固一段時間。辛亥革命這種以民主為目標的革命一樣經曆了這個過程。一旦革命發生，隻有列寧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隻有政治白癡才相信這種革命會產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專製行不通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假設有可能出現孫中山這類人，利用革命推翻了專製製度，為民主打下了意識形態和憲法基礎，使國民黨“訓政”下長大的人，從小就知道政黨自由、五權分立這些東西遲早是要實現的，所以雖然要經曆兩代人以上的動亂，民主政體終會來臨（象台灣目前一樣），那麽用革命來改變大陸專製製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劃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 “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我當時被關在監獄裏，革命情緒可說是到了頂點，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參加反對當局的革命黨的。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完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最優秀的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政治家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我想起這些被殺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們中不少是我的獄中好朋友），開始體會到他們的一種判斷，即社會現代化過程已使傳統意識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
當時一些親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秘密政黨活動中都密切注視在南美搞革命活動的古巴人格瓦拉。他們認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在專製國家發動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盡管他們的政治目標與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馬列主義理想，而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卻企圖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徹底失敗了。很多人總結失敗的原因，與現代化的通訊、運兵手段的發達極有關。譬如在現代化鐵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報紙、電台也使一個專製國家可以完全控製社會輿論，象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一樣，餓死近二千萬人，而人人都以為是“形勢大好”，自己看到的災難隻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原則上說，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衝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麵，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製政體（象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等於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參與了政黨活動，是因為有一點還不清楚，即象文革這種上層內部的大規模衝突是否會提供革命的機會。但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人後來認識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養起強烈的反革命情緒。文革不但沒有為改朝換代創造條件，相反卻為防止改朝換代、鞏固共產黨的政權起了與預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說，人民自從大躍進以來對專製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 麵暴露無疑。在共產黨短期內允許變相政黨自由的條件下，人民一轟而起，互相殘殺。大家又多了一個念頭：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得多。批舊和反革命情緒油然而生。這種情緒在極左路線的口號下成為鄧小平政權最強的政治王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衝突觸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後果之一。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
留戀一個“大土匪”的情緒是中國人一種有曆史傳統的錯覺。多個“小土匪”如能和平競爭（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國或多黨），自然比一個大土匪好，但這種和平競爭的局麵在中國出現的概率並不高，其原因可專門寫本書。原因之一是上層內部的多極平等競爭不發達和缺乏穩定的結構。結果往往給革命和改朝換代以可乘之機。最上層權力太大，中層和上層內部沒有分封製，又不能象歐洲多國製度及現代紳士階層等結構來製約中央的權力。曆史的發展，極大程度上是靠碰運氣，誰說美國人不是因為走運才有了民主製度？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延緩了幾代人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一樣。所以防止革命對於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有人問我：若是中國今天發生了武昌起義式的民主革命，你怎麽辦？我的回答是：我就會離中國遠遠的，躲開革命中的中國。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我在監獄裏結交的很多好朋友卻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愛他們，但共產黨革命卻把如此高尚的人變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親被逼自殺，我知道革命是怎麽回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為；我知道革命會用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製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製製度的基礎。正象共產黨幾十年迫害政敵（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都是以迫害國民黨人的合法性為基礎一樣。至今迫害 “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著很多親近共產黨的人。有人會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體，就會避免這類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國的南北戰爭中，代表民主的北方勝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緒勢不可擋，一時誰也控製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錯”案。有個錯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當政時才昭雪。要不是老約翰遜總統後來力挽狂瀾，與這種迫害南方領袖人物的情緒對抗，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製度。
改朝換代並不那麽燦爛輝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國...並不從理論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傳統”，坐過牢的人都會發現，很多牢裏的政治犯，有與共產黨一模一樣的意識形態，企圖用共產黨革命的方式推翻共產黨。許許多多這類“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識形態製造出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這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專製政體最可悲之處並不是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而在於它使人民的意識形態也專製化。因此革命隻會複製專製，而這又成為當權者鎮壓人民的理由，可悲之處就在於這種鎮壓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總之，革命和改朝換代根本不象史書上說的那樣燦爛輝煌，對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著生靈塗炭，意味著人的征服心、損人利己本性的大發泄。
另外，我想強調，我對革命和專製製度的否定完全是從一種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而不是從曆史學的角度出發。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製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曆史學家，我會說，專製製度，革命的曆史地位卻是件比功利遠為複雜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蘇聯的集權製度是所有政體中離民主最遠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權國家組成，則對人類曆史發展最有意義的格局是，一百多個國家試驗各不相同的政體，包括最壞和最好的。因為不經試驗，人們根本無法判斷效果（好、壞）。這個過程中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對曆史的意義也許最大，因為此國人民受盡苦難，卻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寶貴的信息。何況最壞的政體也許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點），正象蘇聯製度在製造人造衛星方麵就曾給美國以製度創新的啟發。但作為一個功利主義的中國人，真不希望這個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就是中國。從曆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好壞不能看短期，壞到底，也許會出好東西，所以在一個長曆史時期內（譬如一千年），有許許多多的政體在持續不斷地試驗，這是對曆史學家極有意思的格局，但對我們這類渺小的功利主義者，意義卻不大。從信息論的角度而言，對曆史後果不輕易下結論，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試驗機會是會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個被試驗政體下的人，我最關心的卻不會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個人的幸福。
外國曆史值得借鑒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體的人，自然會用法國大革命來反駁我關於“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製政體成功的概率幾等於零”的觀念。法國大革命製造了徹底的改朝換代，雖沒有代議製，但卻產生了一個“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侖。正好，拿破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曆史人物。
試想想，有誰能一槍不發地征服一個與他為敵的政權。而拿破侖百日複辟時正是帶著少數隨從，一槍不發的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當他走近時，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曾創立科學院製度、現代大學製度、整個大陸體係的成文法製度。私有財產製度在拿破侖法典中“象數學邏輯一樣嚴格建立起來”。被黑格爾這種知識分子真心崇拜，稱為哲學理性在地上的代表，這種君主實在不多。拿破侖臨死前曾聲稱：“我用以傳之萬世的，不是我的政績和武功，而是拿破侖法典。”顯然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體，而是保護私有財產和確定陪審製度的成文法。法國革命後，幾經改朝換代，直至世界大戰時從來沒有真正確定民主政體，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侖法典奉為圭臬，不敢變動。革命後真正被鞏固了的是拿破侖確立的私人財產製度和法律體係。
法國的曆史，與香港、台灣、南韓等東亞現代社會，都說明私有財產製度是比民主政體對現代社會更根本的東西。隻要有完備的法律和私有財產製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
英國的“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英國曆史上對私有財產權處理的傳統。中國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沒收私人財產。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候”，則意味著他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對這種挑戰的敏感往往是對改朝換代危險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來也喜歡用這句子提醒...對... 朝代之威脅的警惕）。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這倒很象今天的共產黨。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設性的，不象“無產階級造反”、農民造反那種純粹的改朝換代。而英國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貴、大賈，經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國王打仗必須屈膝向他們借錢，私人財產是不能隨便充公的。這種借錢中的衝突正是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隻有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政治變動才有產生製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否則政治變動幾乎完全等於動亂或改朝換代。國有製占主導地位的民主製度不但是種烏托邦，而且是種欺人之談。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國有製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是可以被證明的另一種假說。
私有製之政治功能
私有財產製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資本主義私有財產製度的發達，使社會上層結構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個有管理社會能力的企業家精英階層。現代的激進主義是種中產階級現象，而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與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是性質很不同的。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往往表現出互利性，其關心的重點是政體，而不是改朝換代和國體等等與損人利己的征服心有關的事。資產階級與當權派的競爭更接近上層內行的競爭，而不象農民起義這類外行競爭。
二、私人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使社會的“仕途”（知識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經商可能比當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戀權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減少了。中國很多改朝換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來的。中國也極少有自動讓權的例子。這都與私人財產製度不發達有關。
三、沒有發達的私人財產製度不可能有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和政黨。正象我敢在這裏講一些真正獨立知識分子的話，是因為有私人基金會資助我來美國一樣；如果在中國，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獨立的地位。大陸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也不得不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在這種國有製占優勢的情況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會有超過中國曆史上“清議”政治的水平。中國曾經有發達的清議政治，士大夫被鼓勵針貶時弊，為民請命。但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這種“人民”是種偶像崇拜，是當權者壟斷政治的一種玩偶。正象中共最喜歡用“人民”這種偶像崇拜來推行其政治運動一樣。
四、私有財產製度具有將政治動亂與經濟活動隔絕開來的作用。美國大選時，政治機器會有短暫的停頓，但這並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轉；而中國文革中的變動，對經濟影響極大。仔細觀察中國的人，會發覺工業生產最糟時是短暫實行變相政黨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產效率最高的卻是專製暴政最厲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種怪現象，勞改隊的生產率比同等條件的國營單位要高。也就是說，國有工業製度的確要與專製政治相配合。在國有製條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過中國人是聰明絕頂的民族，文革政治動亂中，江浙南方一帶發展出一種發達的半私有經濟製度，以溫州、常州、無錫為代表。很多農民和企業家，利用文革國營經濟癱瘓的機會，發展出一種準私有經濟。他們從物物交換式的市場做起，發展出一個計劃控製之外的發達的私人經濟市場。這種市場倒很適應文革的“大民主”氣候。不管政治如何動亂，它照樣發展。
私有製能順利走向民主
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產黨統治下，他們都有本事發展出私人資本主義來。正象學大寨運動中，有些生產隊就偷偷把田分了，由於產量激增，還得了農業學大寨的紅旗。中國人長於與政治權威妥協，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麵派工夫實在到家。上海是另一個例子。“四人幫”用專製主義辦法經營上海的國營經濟，相當成功。而上海經濟卻很不適應改革後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國營經濟與專製政治有某些內在聯係，這種關係不是人的意誌可以改變得了的。
廣東也是一種例子。廣東私人資本主義目前已相當發達，在廣東就沒有北京那種空洞的政治熱情，廣東的學生就不鬧事，也沒有革命情緒。更不喜歡那些奢侈性的知識分子頭銜。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換代的威脅，實在是共產黨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為等級的“知識分子政策”之類的（知識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類）“民主”政策，結果是既討不了知識分子的好（因為這種政策不會多產生出住房、汽車），又會激化革命情緒。
以私有製為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台灣。台灣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員高，天天在議會罵政府。而在大陸，政府吞吃了整個社會，獨立於政府的中產階級或社會幾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奢談民主是很危險的，因為根本沒有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果隻是想欺騙輿論或粉飾太平，那還談不上危險；如果真想試試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引出動亂和改朝換代來。因為若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則“人民”是不具有建設性、很危險的改朝換代的政治勢力。
共產黨不能再靠鎮壓政黨過日子
中國政治有其十分特別的地方。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朝代周期。所謂國體概念、專政概念、革命與反革命概念，無非是用現代政治詞語來談論這些古老的特點。朝代周期現象在歐洲並不明顯，那裏的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造成。歐洲曆史上基本沒有成功的農民起義（革命），而大量政治衝突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美國人更不懂什麽叫“改朝換代”。這種中國政治與西方政治的巨大區別，使兩個政治文化背景的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辭典。中國人在談論民主時，他的意思與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許根本是南轅北轍。譬如美國人在談政黨自由時，沒有人會將其與改朝換代聯想起來。但中國人成立的大多數政治組織，都以改朝換代為目標（他們自稱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農民起義軍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中國政治中成功的政黨都是改朝換代黨（革命黨），而不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政黨”。所以中國人一講政黨自由，馬上會想到改朝換代。特別是共產黨這個經過成功的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它以極殘酷的手段鎮壓一切政黨活動（為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對政黨自由與改朝換代的關係特別敏感。以我個人對中國政治犯的觀察，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的絕大多數秘密政黨活動都是以改朝換代為目標，不管是親蘇的“勞動黨”、親西方的“民主黨”、親台灣的“反共救國軍”、信儒家的“大同黨”，還是農民會黨性質的“一貫道”。
而共產黨的政治穩定，全靠對這類政黨活動的殘酷鎮壓，從鎮反、肅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這種靠鎮壓政黨活動過日子的政權，很難開放黨禁、搞民主政體。如果不是這樣殘酷地鎮壓政黨活動，共產黨也很難不垮台。一九五九年餓死近兩千萬人，“文革”又使中國生靈塗炭？像任何一個新朝代一樣，共產黨開國是以殘酷鎮壓為基礎，而以德政為輔助，但德政實在少得可憐。
朝代的特點是極權主義
國民黨很像曆史上的隋朝。國民黨比...更像現代政黨，它文化很高，但卻不太會打仗。國民黨的革命沒有徹底改朝換代，它把清朝時代的紳士階級和新的中產階級幾乎完整的保留下來了。所以國民黨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換代，有點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味道。而...朝代極像明朝，它是一次徹底的改朝換代，對基層的舊社會紳士階層趕盡殺絕，打入十八層地獄。經過各次政治運動，特別是不為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劃極右和壞分子運動，過去的紳士階級、中產階級已完全沒有社會地位，比奴隸還可憐。一般而言，中國曆史上這類徹底的改朝換代，朝代壽命是相當長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為它的開明，而是因為它的殘酷。與恩格斯和維特福格所議相反，這類亞西亞式的專政並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務（如水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用一個大土匪扼製無數個小土匪，即扼製人的征服他人的惡性的基礎上。
中國政治曆史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權威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但是共產黨朝代的特點卻是極權主義而非權威主義。共產主義式的集權主義是人類曆史未曾有過的。中國目前對人口流動的控製不但史無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蘇聯嚴厲得多。所以中國很多史無前例和旁無佐證的極黑暗的政治現象，隻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結婚生下的一個文化怪胎。對這種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國政治正處在共產黨朝代中興的前夜，又處在蘇聯式經濟製度的危機中，同時在世界上發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經濟為基礎、以儒家文明為背景的東亞新工業國包圍中。中國從來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韓、台灣甚至泰國，都在以極高的速度逼近發達國家，拉開與大陸的發展水平的距離。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原動力。另外兩個原動力，一個是台灣問題，二個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動力結構。
英國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就是歐洲十幾支文化、十幾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的平等競爭。這種結構以統治者之間競爭如何治理國家為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統治者爭誰來掌權（國體）為主。所以這類政治動力結構類似一國內的民主政體，有防止革命、保持內行同級競爭的功能。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國際環境。
中國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台灣式的中國文化、香港式的中國文化、大陸式的中國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國文化等數個亞文化。
英國光榮革命時如果沒有從國外請客籍國王的可能性，則擺脫革命和專製循環的概率可說是百分之一。而請客籍國王設立虛君當然要有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存在。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機會。譬如說，一旦中國大陸上的黨爭激化出現英國光榮革命的局麵，請國民黨回大陸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來平衡雖然是一種小概率事件，但這個概率雖小卻大大大於零（相當現實）。曆史發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現。
中國走向民主的過程，台灣問題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不但因為台灣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體，使中華民族這個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黨政治，而且因為台灣的存在使中國的政治結構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國民黨、共產黨就是二元的。沒有台灣問題，不會有一國兩製的政策，共產黨也沒有今天這麽開明。如果沒有台灣問題，中國極可能走蘇聯式的政治演進道路，當局會象蘇聯罵沙皇一樣，使自己對政敵的政治迫害永遠合法化。而有了個台灣，中國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全世界有目共睹，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都遠遠走在大陸之前。共產黨迫害國民黨的合法性就永遠受到挑戰，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條件。另外台灣的存在自然與民主的另一個必要條件──私有製度有關。台灣與香港的私有製始終對大陸中國人是一個最直接的樣板，有了這兩個樣板，任何私有製不適合中國國情之說都不可能站得住腳。台灣無疑起著一種類似兩黨製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幾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競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製武力競爭和促進商業、文化競爭的作用。為什麽內陸國家難以發達，原因之一就是內陸方便武爭，但商業運輸在內陸卻成本高昂。台灣海峽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也起著扼製國共兩黨武力競爭而促進文化、經濟和平競爭的作用。
中國曆史從未有過成功的複辟
文革是使中國不可能重覆蘇聯的政治發展模式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從上層而言，文革造成了鄧小平的複辟。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事。赫魯曉夫是斯大林一派的，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斯大林派內的分裂，這並沒有擺脫社會主義政治永遠朝一極不斷分化的規律。而鄧小平複辟是第一次“反黨分子”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極分化的規律。這一特點的深遠曆史意義，現在還難以被人們全部看清。革命後的複辟往往難有製度創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成功的複辟，卻有無數成功的革命，這正是中國曆史進步緩慢的原因。每個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於征服，而不善於管理。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於管理，卻不善於征服。革命一起，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毀於一旦，新皇帝又是個征戰的內行、管理的外行，一切從零開始，積累數百年，又一個改朝換代，毀掉一切重來。中國曆史就這樣原地進退不能進化。英國有複辟，複辟為光榮革命打下基礎（而不是為革命打下基礎）；法國有複辟，拿破侖法典正是在複辟時期鞏固下來。但中國的複辟卻總不成功。共產黨曆史上也沒有成功的複辟，而鄧小平卻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複辟者。複辟推進曆史前進的功能至今並未被人係統地研究過，但我有個直覺，其中學問很多。
民主政治改革的條件尚未具備
從上幾節的討論，我有幾點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避免革命與專製的循環，而革命本身卻是促成這個循環。第二、沒有發達的私有財產製度時來談民主政治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為這可能導致動亂和改朝換代。第三、中國共產黨朝代的演進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時機。共產黨還在開國的末尾，它的基本特點就是鎮壓政黨活動（政黨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壟斷政治。
雖然討論民主政治改革為時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灣問題、鄧小平複辟、蘇聯式製度危機等等，又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動力結構。中國處在一種從極權政治向權威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麵前，雖然離台灣正進行的從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還相差很遠，但脫離蘇聯政治發展模式的幾率卻相當大。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頭等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中為私有化市場化創造了條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麵為上述政治過渡創造條件。
即使不搞私有製，中國的行政改革和法律製度的完善實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複中國曆史上傳統的回避製度、文官考試製度、文官係統與政黨官僚係統的分離（前者由考試製度產生，後者由政黨活動產生）、模仿台灣搞軍隊國家化、省級直接選舉、用立法形式保證檔案製度向人民公開（特別是向本人公開），以及設立上訴法院、改變以黨報充當上訴法院的不正常狀況等等。特別是省級直接選舉問題迫在眉睫。因為文革後，地方政治因私人勢力化有更趨黑暗的現象。毛澤東調動省級官僚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難以形成強大的私人勢力。但文革後地方政治私人勢力化的傾向大有加強之勢。
但所有這些改革的中心原則應該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讓原來的特權階級得利，盡量不讓人在改革中吃虧。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貴族和武士階級的特權，發放一次性俸祿（類似轉業退休金），這是比今天中國改革激進得多的措施。但關鍵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這些特權階級引導去投資做生意，他們中大多數後來都經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所以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幹部子弟利用特權成了專業戶，發了財，變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這個問題卻沒有解決。高幹的真實工資收入相對他人而言是降低了（盡管非工資特權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贖買政策並不很有效，因為在位的特權收入占的比重太大。
中國選擇的機會
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允許民主競選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機會參加競選，你的競選政綱是什麽？我會告訴他，我的政綱第一是控製物價，第二是知識分子政策等等。當然我心裏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對控製物價，也反對政府有任何 “知識分子政策”；而是應由勞力市場上的供求力量來處理知識分子問題。但中國大多數人隻懂那些對他們不利的泛泛之談，要想當人大代表，當然隻能投他們所好。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有一個拿破侖式的人物，他願意聽聽你的謀略，你願意向他講什麽呢？那我會告訴他：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把國營企業拆成股份，把股份給特權分子，將其特權“私有化”，並讓他們退休經商或吃股息，則他們就會由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像明治維新一樣，解決了這個問題，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他細節，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會妥善替你解決的。
如果第三個人問我：你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如果有機會向社會大聲疾呼，你會說些什麽呢？我就要告訴他，如果我能在電視中向人民大聲疾呼，那我會說：民主的當務之急，一是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動修憲運動，取消四個基本堅持。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國教的地位；保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短期而言，這可能沒有效果，但台灣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說明憲法意識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有著極深遠的長期影響。正像孫中山立國時的憲政思想，使很多中國人從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聞自由、三人可組黨，這都是中國遲早要實現的政治原則。而今天台灣的政黨政治，取消新聞檢查，不都是幾十年憲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嗎？所以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今天哪怕是對牛談琴，也要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設立人身保護法案這類具長遠影響的問題。
我一直擺脫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缺陷：過分強烈的使命感，關心國家的命運，多愁善感（中共產黨“關心國家大事”的毒太深？）。盡管來美國後這種毛病減輕了一點，我更關心自己在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和可能賣得出去的產品（我的產品是知識），但“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毛病還是有一點。因此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勵，又寫了一篇充滿使命感、“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文章。寫完之後，悲從中來。因為這種過分強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製度不健全，迫使非職業政治家過分關心不是他專業的事。不管如何，每當中國政治變動發生，我都會“思潮澎湃”、“聯想翩翩”、“傷感”一番，不是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一種“精神享受”。試想一個為看中國政治這部戲，付了十年牢獄之災門票的人，怎會不仔細觀賞這個票價高昂的話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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