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追憶抗日英雄閻寶航：從基督徒到紅色特工【圖】

女兒追憶抗日英雄閻寶航：從基督徒到紅色特工【圖】





　閻寶航

　　從基督徒到紅色特工

　　——我的父親閻寶航

　　對今天的很多人來說，“閻寶航”是個相對陌生的名字。從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到國民黨高官，直至成為中共潛伏在隱蔽戰線的一位特殊人物，閻寶航的一生充滿了種種傳奇色彩。但因為各種原因，他的故事卻長期被遺忘於主流的曆史宣傳中。直到幾年前以閻寶航為原型的一部電視劇熱播，一段往事才漸漸清晰起來。由此也讓我們看清，為了今天這個政權的誕生，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無名英雄。

　　閻明光是閻寶航的三女兒。1991年，在張學良的支持下，她創辦了“閻寶航社會公益基金會”。已年逾八旬的閻明光老人至今還在為基金會的事務四處奔波，在她看來，這是紀念父親最好的方式。

　　口述◎閻明光   主筆◎李菁

　　　　從基督徒到社會名流

　　1995年11月1日，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舉行了一個特別儀式：駐華大使羅高壽將葉利欽總統簽署的“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章”，授予我父親閻寶航及他領導的情報小組。大哥閻大新代替父親接受了勳章。這是一個沉甸甸的榮譽，盡管它遲到了半個世紀，但對父親的在天之靈卻是極大的安慰。

　　從父親留下的照片看，他給人的是一個寬厚儒雅、風度翩翩的學者形象，其實父親出生於遼寧海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濃厚的時代烙印。

　　因為家庭貧困，無力供其上學，直到12歲他還在村裏為人放豬。但是父親的求知欲極強，他經常偷空到村裏的私塾館窗下聽課，日積月累，竟也能熟練地誦讀課文，愛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費接納了他。就這樣，父親在村裏接受了幾年的舊式啟蒙教育。1913年，父親考上奉天兩級師範學校，這是當時東三省的最高學府。他不僅學習成績非常好，還長於各種運動，是學校足球隊、籃球隊的隊員。

　　當時在沈陽，有一個來自西方的組織——基督教青年會，它也是當時關外東三省最大的一個民眾組織。青年會經常舉辦智力講演、科學講演等活動，吸引了包括父親在內的青年學生，他也很快成為活動骨幹。1918年，父親加入基督教青年會做幹事，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是美國人普賴德，他非常欣賞我的父親。

　　青年會在沈陽算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組織，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張學良就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位。青年會有一個不錯的網球場，張學良特別喜愛在此打網球，由此兩人得以結識。父親比張學良大5歲，他經常陪張學良參加青年會的活動，比如學習英文或是舞會，也介紹少帥結識了不少西方友人。張作霖當時對我父親也非常賞識。

　　父親年輕時崇尚“教育救國”。1918年4月，從師範學校畢業的父親在沒有任何收入的情況下，和幾位同學一起，在一座廢棄的破廟裏創辦了“奉天貧兒學校”。學校免費接收失學兒童，也免費供給課本與文具，使很多貧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機會，這是東北首創。在社會各界幫助下，“奉天貧兒學校”越辦越好，聲望也越來越高。後來發展成擁有6個分校和一個試驗工廠的完善的教育機構，父親因此也成為在沈陽有名的社會人士。

　　“貧兒學校”也得到了張學良和郭鬆齡的關注。張學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還讓奉軍中的高級將領帶頭捐資。郭鬆齡也對學校特別支持，他的夫人韓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義務教員，所以父親與郭鬆齡夫婦的關係也特別密切。1925年冬天，郭鬆齡舉兵反奉失敗，郭鬆齡與韓淑秀被張作霖就地槍殺。父親得知這一消息曾潸然落淚。為避免受牽連，他曾到一位國際友人家中躲避，後由於張作霖並沒有牽扯其他人，他才又複出。

　　1927年，在張學良讚助下，父親去英國愛丁堡大學讀社會學。在英國留學期間，他和在倫敦大學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後來的老舍也結下深厚友情。父親借留學之機曾去丹麥考察，我就在這期間在沈陽出生。老舍跟父親建議說：就叫這個孩子“丹麥”吧！所以“丹麥”成了我的小名。我記得小時候動不動就有大人喊我唱個丹麥歌，其實我也不會，我就唱些亂七八糟的英文歌，後來大人又嫌“丹麥”麻煩，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親學成回國，此時總幹事普賴德要卸任回國，他便勸說父親接替他，出任總幹事。過去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總幹事都是外國人，父親是第一個擔任此職的中國人，這也是非常少見和難得的。在父親的領導下，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發展得特別快，張學良讚助他一筆錢重新改造，將青年會一個小樓蓋成4 層大樓。青年會的舊址現在還保存在沈陽。

　　　　政治之路

　　父親在基督教青年會時，完整地讀過《聖經》，他也在普賴德領引下接受了洗禮，那時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們幾個孩子出生時都按基督教傳統接受洗禮。但後來，隨著東北時局的變化，父親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活動，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開始變化。

　　父親回國時，日本人在東北頻頻製造各種事端，父親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力開展反日活動。他們成立了“東北國民外交學會”，多次與日本交涉，也進行反日宣傳。那時日本浪人在“南滿”鐵路沿線設立嗎啡館，販賣海洛因等毒品。父親出麵組織了“遼寧省拒毒聯合會”，由他出任會長，以基督教青年會為陣地，組織學生協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將3次查獲的海洛因487包、煙土400兩，總價值近百萬元的鴉片當眾焚毀，還邀請各國駐沈陽領事前往現場觀看，唯有日本領事不到場。父親的舉動大快人心，沈陽人稱父親“今天的林則徐”。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晚，父親在半夜裏聽到槍炮聲，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他與其他幾位群眾領袖來到英國領事館打探消息，英國領事也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建議他去日本領事館交涉，父親等人於是又來到日本領事館。當時日本領事館對日本關東軍的行動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領事林久治郎正好到關東軍的駐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兒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父親的身份，讓他們在那兒等。父親等人後來覺得形勢不對，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領沈陽後的第二天，日本軍警到東北國民外交協會搜捕抗日分子，並懸賞5萬大洋拿閻寶航的人頭。9月23日晚，父親喬裝成牧師，由奉天迫擊炮廠的英國工程師泰爾斯開車，把他們幾個人帶到皇姑屯車站，然後接去北平。

　　日軍進城時，沈陽老百姓紛紛出城避難。母親帶著大姐、二姐、大哥、二哥還有我，5個孩子，她自己已有9個月身孕，一起逃到沈陽東郊教會辦的坤光女中躲起來。當時沈陽城內風傳日本人要抓閻寶航的家屬，氣氛十分緊張，但牧師說也無法長時期提供保護。

　　大姐明詩後來告訴我們，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來敲門。原來是父親的好朋友、開表店的趙世濤大爺，他猜到我們會躲到這裏，所以找過來。母親擔心我們一大家子跟著趙大爺走會連累趙大爺，但趙大爺非常仗義，還是堅持用馬車把我們送到皇姑屯車站。但是到了車站以後，發現那裏人山人海，到處是要到關內逃難的流民。車廂也早擠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趙大爺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說：“同胞們，這是抗日英雄閻寶航的家眷啊！”這時奇跡出現了：車廂裏自動讓出一條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雙手，把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扶到車上。

　　當時我隻有兩歲，沒什麽記憶。大姐後來回憶：中途我們這節車廂被卸下來，以減輕負載，夜半荒郊之下這節車廂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當遠處有火車開近的聲音，坐在地上的人就舉火呼救。直到後來最後離開沈陽的一個火車頭，掛上我們這節車廂徐徐前進，才最終到了北平車站。到了之後聽說前列火車中途遇到土匪搶劫，想來我們全家也是萬幸。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很多人流亡到了關內，父親成為東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這種身份，呼籲國民黨抗戰，早日收回東北。到了北平，媽媽生下肚裏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親為他取名“明複”，意為早日光複東北。

　　也許同為基督徒，宋美齡對我的父親十分信任。1934年，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他和宋美齡親自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總會長和指導長，父親則在宋美齡的推薦下出任書記兼幹事，還曾和蔣介石共用一個大辦公室。1935年，父親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實際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據一些老人回憶，當時有一些達官貴人，他們的夫人要想見蔣夫人，都要先在我父親那兒登記、打電話，然後我父親請示蔣夫人。在別人眼裏，他是蔣宋身邊的紅人，再加上他是張學良的好朋友，就連中統、軍統頭目戴笠、徐恩曾、賀衷寒等對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曠世之情

　　張學良晚年曾對我和明複說：“你父親很能幹，他到蔣先生那兒做事是我介紹的。”回首父親的一生，張學良是對其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個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父親扮演著張學良的高級幕僚角色，張學良對我的父親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變後，父親知道張學良內心很苦悶，他們幾個東北軍領袖經常與少帥一起商討收複東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親以視察新生活運動為名到了西安。其間，他和張學良還進行了一次長談，張學良向他明確表示不想參加內戰，也透露自己和共產黨聯手的想法。父親從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個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便爆發了。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高崇民、盧廣績等幾位東北軍領袖一直奔走於各方，為和平解決此事，也為營救張學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親，說宋子文請他到南京近郊北極閣公館。父親後來回憶：“到達時，宋子文已在大客廳相候，見麵就說：‘我與蔣夫人和張副司令已經商量好請你去西安一趟，告訴東北軍、西北軍將領，張副司令幾天內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帶給楊虎城先生，讓他把那批馬丁飛機放回來，抗戰還需要這批家夥，不要損壞啦……我已從上海包妥一架專機，明天你就動身。’……我轉進小會客廳時，張學良已在候我。大事當前，無暇寒暄。當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說：‘我們商量過了，你去一趟吧，我這裏有封信你帶給楊虎城先生，把飛機給他們放回來。’我問道：‘宋子文讓我告訴東北軍、西北軍將領你幾天內就回去，你對這有什麽把握嗎？’沉默了一會兒，他說：‘我這次舉動是為了國家，也為了領袖，他們對待我怎樣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齡一再向父親承諾說，一定會放漢卿回西安，他們願意以自己的聲望作保證。就這樣，父親受宋子文、宋美齡委托，帶著張學良的親筆信又飛到西安，說服東北軍、西北軍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飛機和陳誠等國民黨要員。但張學良卻仍未被釋放，這讓他有上當受騙的感覺。

　　從西安回來後，父親曾四次去奉化見蔣介石，請求釋放張學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親第四次去奉化請蔣釋放張時，蔣介石同意讓父親和張學良見一次麵。當時，張學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竇寺。父親後來回憶，兩人相見時，外麵監聽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見。沒辦法，兩人隻能長時間地握手，這次見麵隻有半小時。父親離開時，幾步一回頭，張學良始終站在門口，目送他們離去……這也是他們人生的最後一麵。

　　一晃到1991年。這一年，年逾90高齡的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終於獲得自由。他們到達美國後不久，父親的老朋友，也是張學良的老部下——原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從美國發來電傳，說漢公想見我和明複；過了幾天，張學良的侄女張閭蘅又打電話再次轉達此意。當時正好呂正操要去美國探望張學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國。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們終於在紐約見到了張將軍。張學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問：“你父親玉衡是怎麽死的？”我一時哽咽……臨行前，當時主持對台工作的楊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見了我和明複，叮囑不要過多地提傷心事，所以我也沒有多講。

　　張學良對父親的死很傷心，他知道父親死在秦城監獄，而他留在大陸的四弟張學思也死於秦城。提及此事時，他說了句：“大丈夫應該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張學思脾氣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慘。他又說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槍斃，今天晚上我照樣睡大覺。”

　　張學良對我和弟弟好得不得了，我們喊他“大爺”，就像喊自己的親人一樣，完全沒有生疏感。他和趙四有時打小麻將，我不會，總是輸。趙四說：“明光你不用給錢了。”他馬上說：“不行不行！”然後一張一張地數好，放在兜裏，像個老頑童一樣，很有趣。

　　也是在張學良的建議下，1991年，我出麵成立了“閻寶航基金會”。張學良不但讚助資金，而且還親自給基金會題寫會名，都有親筆信。我想，這也是當年的“少帥”用這種方式，來銘記他們那段特殊的情誼吧。

　　　　“閻家老店”

　　抗戰爆發後，我們一家從南京逃難到了重慶。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後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複留在爸爸媽媽身邊，所以也和他們的感情特別親近。

　　抗戰時期，很多東北人流亡到重慶，其中不少人衣食無著、沒有住處，我們在重慶村17號的家，就成了一個臨時收容所。

　　我記得家裏經常住得滿滿的，一樓、三樓都住滿了人，吃飯都是兩三桌。特別是1939年5月，重慶經曆了幾次大轟炸後，許多流亡到重慶的東北人的家被炸毀了，來的人更多。屋裏住不下，就在院子裏搭棚子。

　　1942年為了支撐這個家不斷增加的開銷，父親開始到公司做兼職，但即便如此，也經常捉襟見肘。錢不夠用，有時媽媽還到街上擺攤變賣衣物一類的，換了錢趕快到糧店去買平價米，有時星期天我們也陪媽媽去擺攤。媽媽是東北婦女，即便在炎熱的重慶，她也堅持每年都做大醬，漬酸菜，還買了一盤石磨自己磨豆腐來改善生活。我們吃什麽，客人就吃什麽。那段時期日子過得緊張，但媽媽從來沒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時候，周恩來就開始把閻家尊稱為“閻家老店”，褒獎閻家的仗義疏財。父親的一位老友曾這樣評論：“那時男男女女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漢，沒飯吃的落魄豪傑、流浪街頭的誌士，全到閻家吃一碗飯，喝一口水。老閻是萬家生佛。”於是也有人稱父親“閻老佛”，“閻家老店”的名聲也越來越響。

　　有一天傍晚，有人敲門。弟弟開門一看，是一個陌生的東北青年，穿著一身破爛的打補丁的軍服，明複趕緊把媽媽喊過來。來的青年告訴媽媽，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時因為日軍施放毒氣，他幾乎失明。逃到重慶後，饑寒交迫，後來有人告訴他這裏住著一位“閻善人”，他就找上門來。說著說著，撲通一聲跪了下來。媽媽趕緊把他扶起來，讓他洗澡換衣服住下來。周茂林原來是吉林農村的孩子，除了種地什麽都不會，眼睛又不好，媽媽留下他讓他做廚師。開始他煮的飯都是生的，菜也燒不熟，後來才慢慢學會，媽媽還幫著他找了位四川的媳婦。抗戰勝利後，周茂林回了東北，父親後來還去看望過他。

　　類似的故事在“閻家老店”有很多很多。幾十年後，父親當年手下一位普通員工的女兒告訴我，她7個月時得了急性腸胃炎，她父母走投無路，最終找到我們家。媽媽把她手上唯一的一枚金戒指摘下，讓他們當掉，換了3針珍貴的盤尼西林，救了她一命。

　　“閻家老店”能支撐下來，與我母親的關係非常大。母親和父親是青梅竹馬，是同村高家的二姑娘，年輕時唱山歌很有名。父親與她結婚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帶她到河邊，把她的裹腳布給丟掉，所以母親是“解放腳”。

　　母親因為家裏貧窮，沒念過書。父親每天早上總是去廚房教母親識字，還給她起了名字，叫高素桐，後來又改為高素。父親到了青年會工作以後，母親對城市很生疏自己又不識字，本不願意進城。父親於是讓我舅舅動員她，舅舅說：“你再不去，你的位置就讓別人占了！”她這才勉強到了沈陽。母親對父親有一種近乎崇拜的情結，凡是父親做的事情，她都鼎力支持。父親那時每個月都要把一半的工資拿去辦“貧兒學校”。進城後，母親把我的爺爺、奶奶和姑姑都接了過來，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不容易，但母親從不抱怨一句。

　　母親很要強，她一直努力提高自己。在沈陽時，她每天晚上去平民識字班學習。大姐回憶，媽媽上課時，由她帶著我大哥和二姐。夜校設在一個大廟裏，烏鴉到處飛。奶奶對姐姐說：“你媽媽不容易，非常堅強，你要多幫幫你媽媽。”靠著這股勁，媽媽從一個字不識，到了後來達到小學畢業的水平。父親到國外留學後，媽媽在國內自學英語，她在家用器具上都貼上英文名字。

　　隨著父親職位的變遷，母親經常跟著他去參加一些活動，她落落大方，舉止非常得體。有一次，南京各界人士謁拜中山陵，與宋美齡一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她的一隻高跟鞋鞋跟突然斷了。母親鎮定地彎身把鞋跟拾起來，照常走路，竟然沒被發現。事後，父母常引為笑談。

　　那段時間父親仍活躍在國民黨政府高層裏。在重慶期間，父親除任國民軍委會政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外，還曾任國民政府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重慶市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陪都勸募公債運動主任幹事、重慶市空襲救護委員會撫濟組組長等職。1941年6月5日，日軍對重慶進行夜間空襲，造成數千人在防空隧道裏窒息而死的大慘案。時值盛夏，臭氣逼人。負責善後的父親在現場指揮運屍，一連幾晝夜不曾合眼，最後竟昏倒在泥水中。

　　但很少人知道，父親此時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會也是各種思潮交匯碰撞之地，這裏也是共產黨在東北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父親也得以結識不少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中共最早在東北建黨的書記就是在基督教青年會活動的，他當時就住在青年會裏，在總幹事的大保護傘下活動。那時他們從廣東運來很多介紹共產主義以及列寧、蘇共的書籍，就放在青年會裏，父親有時聽他們講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對此有了朦朦朧朧的認識。1927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中共地下黨員蘇子元提出入黨要求，結果因為蘇子元去了蘇聯學習而不了了之。

　　父親一生的政治選擇，與周恩來的關係很大。1937年元旦，父親在西安與一些東北軍、西北軍將領們商討如何營救少帥的問題時，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的談吐和修養給了他深刻印象，父親還誠懇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東北人在政治鬥爭上缺乏經驗。”抗戰爆發後，國共開始合作，父親與周恩來在南京的接觸越來越多。1937年9月，父親由周恩來、劉瀾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幾十年後，劉瀾波叔叔告訴我們，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報告。發展吸收父親入黨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產國際報告此事。共產國際方麵答複說：閻寶航是國民黨上層反動分子，不同意吸收入黨。當時黨內也有人議論，認為父親社會關係複雜，不可靠。周恩來則回答：“你關係不複雜，但是閻寶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嗎？”

　　入黨後，父親對母親和孩子們都保守秘密。他的真正身份，隻有中共南方局的領導核心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與李克農知道。不過，父親也公開地與左翼人士來往密切。陶行之、範長江、李公樸夫人、杜重遠夫人等，都曾住在我們家，所以國民黨內部對他身份的猜疑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有一天，重慶衛戍司令劉峙曾很意外地邀請父親到他的司令部見麵，父親身後還站著兩個荷槍實彈的士兵。劉峙單刀直入問父親：“我是個軍人，說話比較直接，你膝下6個孩子，4個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產黨？”父親反問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產黨？”父親接著又說，“孩子長大了，去不去是他們自己決定的，我也不能夠拿腳鐐、手銬把他們拷上，不讓他們自由行動，再說他們也是去參加抗日的。”

　　我們後來在重慶檔案館裏發現了很多國民黨時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寫著“閻寶航”的名字，上麵有軍統特務寫的父親活動記錄。這證明軍統已經注意到了父親，但他們卻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能證明父親是中共地下黨員，最終也沒敢對他動手。張學良曾經跟我和弟弟說：“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蔣夫人保的，有人檢舉你爸爸，蔣夫人說閻寶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怎麽會是壞人呢，你們不能動他！”

　　　　秘密戰線

　　父親生前很少和我們談及他的工作，所以我們對他做過的事情也並不了解。很多事情也是在他去世後的很多年後才慢慢浮現出來的。為了了解父親的過去，2000年，我們委托一個朋友查了他的檔案，發現父親在1965年曾應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約請，寫了一篇《談地下黨工作的經驗》的材料。

　　父親回憶，1941年春天，周恩來找他談話，說共產國際、蘇共希望中共能介紹中共黨員幫助他們搜集情報。周恩來同董必武、李克農、葉劍英研究後，認為我父親最合適這個工作。蘇聯大使館武官羅申向父親交代了任務範圍、具體要求和商定一切技術問題。羅申要求父親設置電台，以建立直接聯係，收集包括蔣介石本人及國民黨的一切軍事、政治、外交的動態以及經濟、文化各方麵的情況。

　　1941年的某一天，分別三四年的大姐明詩突然從延安回來了，是周恩來親自把她送到家。當時對外說的理由是，大姐得了肺結核，要她回重慶治療。大姐回到重慶後，每周要去北碚兩次，有時候父親一塊兒去。父親給我買了小白鞋、白衣服，打著小洋傘，給我和弟弟穿得漂漂亮亮的，全家出動坐輪船的船頭，一看便是一個非常有錢有勢的上層家族出去旅行，所以沿途也沒有遇到任何檢查。到了北碚，爸爸和姐姐他們到院裏忙，我們這些孩子們就在一個院子前麵的石板地上玩跳房子或跳繩，玩到黃昏。

　　我們後來才知道，大姐是被派回重慶幫助爸爸工作的。當時董必武交給父親一部電台，設在北碚，電台的譯電員就是大姐明詩。她手裏經常拿一本《聖經》，其實是個密碼本，父親交給大姐的情報，由大姐譯成密碼，用藥水寫在手帕上，通過交通員送到北碚的秘密電台。而這個秘密交通員是媽媽的侄子高維升，我們喊他高大哥，大姐和高大哥往來於重慶、北碚之間，一直沒被發現。

　　父親從來沒有講過他在做情報工作過程中麵臨的巨大風險，在回憶裏，他也隻是淡淡地寫了一句：“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做了種種準備。”“必須千方百計完成任務，必要時準備犧牲，並且要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其實，他也有過一次特別危險的經曆。1942年夏天，當時在國民黨官方出版社——正中書局管理處任處長的徐仲航被捕。徐仲航是地下黨，他不僅知道我的父親的真實身份，他本人又是另一個地下情報組的負責人，其成員之一沈安娜一直打進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機要部門任機要速記，得以參加國民黨的高級軍政會議，她所接觸到的機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報都轉報周恩來。所以徐仲航被捕後，沈安娜也非常緊張，不過沈安娜多次見過我的父親，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的真實身份。

　　徐仲航被關在渣滓洞裏，他是否會叛變，還是個未知數。父親平常回來都跟我們打打招呼，問一下學習情況怎樣，但那一段時間，他回家時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臉色也很陰沉。父親處於巨大的危險中，按理說，應該立即撤離重慶，但這樣一來，自己領導下的情報小組將不複存在。有一天夜裏，周恩來帶著機要秘書王梓木到我家裏，和父親商量對策。父親了解徐叔叔，堅信徐叔叔不會將他出賣，於是商定進一步了解徐仲航在監獄裏的表現。

　　我記得那段時間，母親和大姐連夜做棉衣和棉被，托人給徐叔叔送去。我也很著急，但從小就被訓練出來，也不多問什麽。父親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徐叔叔在獄裏的表現，確認他沒有叛變。另一方麵，他找到在國民黨內德高望重的李濟深。父親說：徐仲航是跟我多年抗日的老鄉，他怎麽會是壞人呢？李濟深於是親自撥通了軍統局局長戴笠的電話。這樣徐叔叔走出了吃人的渣滓洞。

　　徐叔叔被保出來後被接到我們家。那時候他遍體鱗傷，特務用竹竿子把他肋條骨之間的肉皮都割掉了，打得不成人樣，但是他一句話沒說，保全了組織。事後徐叔叔說，收到閻大哥送來的大嫂為他趕做的禦寒衣物，知道閻大哥和組織上一定會設法營救他，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心。

　　　　戰略情報

　　按照周恩來的布置，我父親主要側重於戰略情報的收集。在此方麵，他最大的貢獻，便是及時得到德國進攻蘇聯的情報。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親參加以國民黨高級官員為主的一個小型宴會，父親感覺到氣氛非常高昂，大家興高采烈，互相敬酒。父親見到於右任，問他為什麽大家這麽高興。於右任趴他耳邊，悄悄告訴他說：德國馬上就要進攻蘇聯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後一個星期。

　　1941年前後，國際局勢出現了一些變化。當時希特勒已製訂了進攻蘇聯的計劃，為使日本能從中國戰場上騰出手來北攻蘇聯，拉攏國民黨集團脫離美、英、蘇的影響圈，德國方麵將此計劃明確地告訴國民黨駐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報後，國民黨方麵認為日本有可能北上進攻蘇聯遠東地區，中共軍隊也會在蘇聯要求下，向華北轉移去牽製日軍，這樣國民黨軍隊可趁此機會控製黃河以南的日占區，可以騰出手來打共產黨。所以他們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很振奮。

　　父親後來回憶說，他聽到這個消息時，心跳都加速了。為了確認，他還是裝著漠不關心的樣子，不動聲色地向孫科打聽，孫科回答說：“是委員長親自告訴我的。”父親借故提前退出了酒會，正好工作組的交通員李正文在我們家，他讓李正文將情報傳遞出去。

　　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在延安有一個聯絡小組，他們也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的情報人員。負責翻譯這份情報的人叫劉毅夫，他後來回憶，拿到這份情報後，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康生等幾位重要領導都輪流看。然後由康生在電報上批示，將此情報“告友人”——也就是蘇聯方麵。

　　1941年6月22日，德軍果然向蘇聯發起進攻。關於這一段，蘇聯元帥朱可夫後來是這樣回憶的：“6月21日，斯大林從一個德軍投誠人員口中得到確切消息，德軍將於22日淩晨向蘇聯發動進攻，這使來自中國的情報進一步得到證實。”“來自中國的情報”，指的顯然就是來自父親的情報。由於及時接到命令，在開戰前的最後時刻，各軍區司令員和他們的參謀長都堅守在各自的指揮所內。後來的一切證明，正是這短暫的備戰時間，使蘇聯免遭滅頂之災。父親回憶，此後不久，羅申告訴他：“你的情報第一，斯大林同誌知道你。”

　　6月30日，蘇方致電中共中央，感謝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情報。這份電報寫的是：“由於你們提供了準確的情報，我們得以在德軍進攻前宣布蘇軍進入緊急狀態。”可惜的是，收報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前夕，為堅壁清野而被銷毀了。

　　在戰略情報上麵，父親的第二個貢獻是拿到日本駐東北關東軍的全部機密材料。

　　1944年，陳誠交給父親一個任務，要他了解日本是否會進攻蘇聯，這正好給了父親一個了解情報的“尚方寶劍”。國民黨軍委第三廳副廳長鈕先銘是父親老朋友寧恩承的內弟，而軍委第三廳主管作戰係統，當時國民黨各個部門偵察得到的日軍情報，都匯總到三廳。於是父親以陳誠的命令為借口，向鈕先銘要求看有關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材料。鈕先銘很痛快地給了父親，但要求他3天之內必須交還。

　　這份材料包括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部署、設防計劃、要塞地址、兵種武器、番號人數、將領姓名等等全部機密，信息十分詳盡。父親拿到後，立即匯報給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周恩來看到後立即命令中共駐重慶的南方局拍照送往延安，中共綜合各方情報後，迅速通報蘇聯。

　　1945年8月9日，當蘇聯紅軍向日本關東軍打響第一槍的時候，紅軍各級指揮員手中都掌握著整個關東軍的詳盡情報：包括所有部隊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軍事交通的地圖，武器裝備和給養的清單，甚至還有日軍所有連級以上指揮官的花名冊。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在短短一周之內便被徹底消滅。由於擁有情報上的絕對優勢，蘇聯紅軍在隨後接收東北的行動中同樣占盡先機。

　　當年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曾經對100萬關東軍心存忌憚，所以後來也有人認為，這條情報對結束“二戰”的進程也有不小的影響。我相信隨著曆史研究的深入，父親及其情報的曆史價值也一定會被重新評估。現在想起來頗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父親的這段經曆無人過問，他本人也很少提及，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遺憾的空白。

　　1995年，弟弟明複曾到莫斯科的俄羅斯檔案館查閱資料。在一堆有關中國的檔案中，他看到了有關日本軍隊在偽滿洲布防的軍事情報。他立即填寫清單調閱。不過這裏保存的是一份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紙殼封麵上，寫的就是關於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部署的情報。他認真地做了記錄帶回國內，經過有關方麵認真審核後確認，這就是中共中央當年向蘇聯提供的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布防情報。

　　1995年5月9日，俄羅斯舉行盛大儀式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應邀赴俄的中國代表團帶去了一份特殊禮物，這就是父親當年向蘇聯提供日本關東軍布防絕密情報的複製件。由此也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在那次儀式上，羅高壽大使說，閻寶航同誌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蘇聯提供了關於德軍進攻蘇聯日期的準確情報，在二次大戰最後階段在蘇軍對日作戰前提前向蘇聯提供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軍事部署資料。這兩件事將載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冊。

　　值得一提的是，10年後，2005年，當一個電視攝製組專程到莫斯科采訪已離任的羅高壽大使時，談及此事，羅高壽還說：“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的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我認為，政論家、曆史學家對閻寶航寫得太少。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當年跟父親一起戰鬥在秘密戰線的幾位戰友，後來命運也各不相同：徐仲航解放後在北京經濟學院任教，徐叔叔年輕時愛過一位姑娘，但她另嫁他人，所以徐叔叔後來終生未娶，當年大難不死的他並沒有躲過“文革”這一劫。沈安娜與丈夫華明之解放後一直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幫助傳遞情報的秘密交通員高維生大哥，解放後曾在外交部任職，1951年辭職回海城老家務農。當年親手將情報送到蘇聯大使館的秘密交通員李正文，後來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他有幸活到1995年，在駐華使館內親自接受了屬於自己的紀念勳章。

　　　劫難

　　1946年，父親奉中共中央指示秘密潛回東北，任遼北省省長，陶鑄任省委書記。他曾組織了十幾萬民工支持遼沈戰役。解放後，父親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職位並不算高，父親對此也毫不介意。他對自己過去的事情很少提及，所以身邊人也不知道他在解放前做過那麽多事情，在外人眼裏，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因為父親當年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加入中共後，並不歸地下黨組織領導，而是周恩來親自單線掌握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份也極少被外界知道。父親也沒有專門和我們談過此事，所以在填父親的成分時，我都寫上“資本家”。1952年，中共中央批準父親在外交部公開了中共黨員身份，但還是沒有向社會公開他的黨員身份。

　　解放前，父親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他沒有去過延安，對黨內的一些事情並不了解。有一次父親去江西考察回來，看到當地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況，內心深為觸動。在外交部一次會上，他發言：“老區的老百姓為革命做出那麽多貢獻，怎麽現在還生活得那麽苦？”結果他被定為外交部的第一號“右派”。名單報到周總理那兒，他說：“寶航為我黨做出那麽多貢獻，他怎麽會是‘右派’？”父親由此逃過一劫。

　　我後來想，父親也許內心很苦悶，但他從來沒有在我們麵前抱怨過一句，也從沒有與我們子女談過他當年從事情報工作的事情。1962年中蘇關係緊張，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周總理在講述了中蘇關係時，曾說了這樣一段話：蘇共和中共向來是互相幫助的，不是蘇共單方麵幫助我們，我們也幫助了蘇共。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我們就得到了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的準確情報。總理還提到，戰爭爆發後，斯大林還專門回電給毛澤東表示感謝，說是由於中共準確的情報，他們提前進入一級戰備。接著總理說：“我忘記了這個情報是誰給我的。”父親聽說後，就給總理寫了封信，將1941年接受任務起的來龍去脈寫得清清楚楚。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當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的弟弟閻明複，偶然在中辦主任楊尚昆同誌那裏看到了父親寫給總理的這封長信。信上總理批示：寶航同誌所述經過屬實。弟弟後來回家向父親問及此事，父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憶了這段經曆。

　　很多年後，原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告訴我們，周總理做完批示時還講：“因為閻寶航的功績，當時蘇聯駐重慶武官，也就是後來駐中國第一任大使羅申，還有其他一些人，為此受到蘇聯方麵的獎勵，他們升官發財，發勳章，但事情是中國共產黨做的。”

　　“文革”開始後，眼見著周圍的人一個個被打倒，父親對自己的命運似乎已經有所預感。1967年的一天，他對家裏人說：“現在形勢很亂，到處抓人，一旦我被抓，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壞人。”這一次，他提到了“二戰”中搜集情報的事情，囑咐家人一旦他被抓，趕快去找總理。

　　但那一天還是來了。1967年11月6日傍晚，父親剛下班回來，餐桌上已擺好的一碗麵還沒來得及吃，幾個人衝進屋來把他抓走。母親急著追上去喊父親的名字，父親在大門口回頭安慰她不要怕，還輕聲說了句“去告訴總理”。接連幾晝夜，留在北京的親人抱著父親禦冬的大衣，跑全國政協、國務院、公安部、衛戍區……到處打聽父親的下落，但毫無結果。

　　在戰爭年代把4個子女都送到抗日前線的母親，一夜之間卻成了反革命家屬。大姐明詩早就被打成“右派”下放鞍山，大哥被下放到賀蘭山，二哥明智被隔離審查後也被趕到農村——他14歲就去了延安，後來到了外交部，成了共和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俄文專家，當時外交部對蘇聯的所有文件都是他經手的，不到 50歲的二哥在湖南農村去世。在中央辦公廳做翻譯的小弟閻明複，也以“間諜罪”被抓進秦城監獄。

　　那時我也被下放在幹校裏。每天一早起床，要背30公斤的東西到山上。有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父親穿著灰大衣，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醫院候診室的長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沒有爸爸了……”我就這樣哭醒了，以前我從來不記得自己做夢的內容，可是我卻清晰地記得這個夢的每一個情節。我跟同屋說：“我怎麽夢見我爸爸死了……”她說：“共產黨員還迷信！”

　　父親和小弟都被抓走了，留下了孤苦不堪的母親。她看見螞蟻爬過來，認為是給她報喜的；看見喜鵲飛過來，她也會自言自語地問：“爺爺什麽時候回來？”家裏有一幅周恩來的像，是總理親自贈送的，母親每天就對這幅周總理像祈禱。

　　1971年，母親得了肺癌，我要把她接到上海治病，起初她不肯去，她說：“我不能走，你爸爸進門第一眼沒看到我，不行。”接到上海一個月後，她就去世了。

　　去世前不久，媽媽曾口述了一封給周總理的信，大意是說：我始終相信玉衡和明複是無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後，搶救費用甚巨，小女明光的愛人被關押，工資凍結，無力支付。請總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慶變賣衣物接濟黨內同誌和抗日鄉親的麵上，把我的醫藥借債費及後事解決。

　　我把這封信寄給了被下放在香山附近挖煤礦的大嫂，請她設法轉送出去。大嫂舒堤是呂正操的外甥女，那時呂正操、張學思等人也都和父親一樣，被打成 “東北叛黨集團”。後來，全國政協派人找到大嫂，說中央首長說了，高素一生不易，把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線去了，是有功的，醫療、喪葬費用全部由公家解決。

　　臨終昏迷時母親還滿臉欣慰地自語：“回來了，回來了。你們趕快包餃子。”直到離開人世的時候，母親還堅信父親活在人世。我們後來才知道，其實父親早在3年前便已被迫害致死了。

　　很長一段時間，父親是怎麽死的，他的骨灰在哪兒，我們都無從知曉。一直到1973年，中央專案組給中央的報告上還寫道：“閻寶航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特務。”1978年1月，父親終於得到平反。之後，我們懇請中央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姚艮叔叔幫我們查詢父親遇難經過。姚叔叔是戰爭年代父親的摯友，他一家都曾在重慶的“閻家老店”住過，“文革”當中也慘遭迫害。

　　姚叔叔帶著我們到了秦城監獄，查閱監獄犯人檔案，找到了父親在獄中的代號，冊子上寫著“反革命罪犯67100號”——1967年抓進去的第 100號罪犯，而67124號——父親被捕後的第24個人，就是我的小弟弟，才36歲的閻明複。弟弟在秦城被關了7年半之久，他在獄中曾聽見鄰近牢房裏有位老人的咳嗽聲，他覺得很像父親。但那時他們每人一個單間，隻有號碼，沒有姓名，所以他也不敢確認。現在想起來，那就是老父親的聲音……

　　1968年5月，一次深夜拳打腳踢的提審後，父親昏迷不醒，淩晨被送到當時的監獄醫院——複興醫院。姚叔叔陪同我們又到了醫院現場，找到一位當時在場的老工人。他指著大廳候診室的長椅說：“抬進來時就放在這裏，很久沒有人來搶救……”我頓時淚流滿麵，這就是我在夢中見到父親的場景！

　　在秦城監獄，我們還找到一張紙條，上麵是父親寫給母親的，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高素老伴我要回家……”在火葬場，我們找到了當年的火化工人，他幫助我們翻出一張批文，上麵寫著：“反革命罪犯67100號不保留骨灰。”

　　父親最終被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但因為父親的骨灰已經蕩然無存，所以那裏麵放的是母親的骨灰。和父親在同一個架子上的，是老舍的靈位，相同的是，裏麵都沒有他們的骨灰。

　　這麽多年來，“閻寶航基金會”仍然在運作著，盡管作為一個民間慈善機構，它也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一路走來，很多人都感念於父親當年的大愛精神而給我們提供很多慷慨而無私的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講，父親雖然去世很多年了，但他卻一直陪伴在我身邊，從未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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