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西方視野下的中印對比說明了什麽？

[宋魯鄭] 西方視野下的中印對比說明了什麽？



　　自近代以來，印度就長期無法進入西方的視野。一是由於印度一百多年來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如果從英國勢力進入印度算起，則長達三百餘年），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二是印度獨立以後盡管建立西方式民主製度，但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與蘇聯結成同盟，與西方對抗。而中國七十年代就由於反蘇的需要，與西方結成了盟友。並率先與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走向了經濟騰飛。而此時的印度在蘇聯的影響下，繼續采用計劃經濟，與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這個時候的中國，是西方用來向東歐和蘇聯示範的模樣大加吹捧，更別說蘇聯的盟友印度了。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成為世界上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和東歐都一邊倒的投向西方（不過西方在接納東歐的同時卻把俄羅斯推向一邊。畢竟以俄羅斯的塊頭，不管實行什麽製度西方都認為是威脅。所以盡管俄羅斯要投向西方，西方卻以“不”來回應，並繼續以對待前蘇聯的方式對待俄羅斯，試圖再分裂俄羅斯，同時還繼續壓迫俄羅斯的國際生存空間），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轉瞬間從西方的吹捧的榜樣變為遏製的對象。由於蘇聯崩潰而不得不外交轉向的印度也漸漸進入西方的視野。西方對印度的這種轉變也隨著中國崛起的加快而加快，特別是當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模式越來越對西方模式的唯一性構成威脅之時。當然這也是他們的人權外交，價值觀外交的需要。2000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卸任之前，訪問了印度，結束了兩國五十年的“誤會”。這個時候，西方再對比中印兩國，已完全和八十年代不同。西方已經一邊倒的站到了印度一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典型反映西方視角和立場、由法國作家GUYSORMAN撰寫的《印度製造》麵世了。
　　
　　SORMAN來自有著悠久傳統文化曆史的法國，因此從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視角來解讀印度是其一大特色。他認為，印度種姓製度的最高級婆羅門製度是否與西方的貴族製度相似。婆羅門製度雖然保守，卻成功地保護了印度文化。印度農村長老會議係統竟然使他想起雅典的城邦製度。他甚至認為，印度教的思維裏麵，也許存在著一個與古代希臘思想旗鼓相當的哲學體係。總之，SORMAN先生對印度文化是持總體肯定態度的。當然，他的立場應該還有一個原因，畢竟這是一個被英國殖民一百到三百年的國家。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國的知識精英是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對待自己文化的。軍事上吃了敗仗，先是認為是技不如人，於是搞洋務運動。結果還是失敗，於是又反思認為是製度不行，開始搞製度變革，建立了中華民國。結果仍然還任人欺淩，於是又開始向更深層反思，認為是中國的文化不行。於是又搞新文化運動。但不管怎麽說，中國還沒有積弱到印度被全盤殖民一百年的地步，何以到今天印度的文化仍然被西方推崇，我們卻先得出自己文化不行的結論？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積弱真的是因為製度嗎？1840年的曆史中，歐洲許多強國都是君主製，如德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而中國則任人宰割。到了中華民國時代，世界強國法國和美國都是共和製。然而，中國卻繼續積弱。顯然，中國並不是製度好與壞的問題，而是適合不適合的問題。
　　
　　SORMAN先生對印度文化的推崇僅僅是鋪墊，重點在於比較中印兩國的發展模式。在序言中，他這樣認為：印度雖然因為它的民主而發展緩慢，但長期而言，它似乎比起專製的另更能夠預測出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的經濟政策與發展方向隻反映出共產黨裏支配集團的偏好。應該說，SORMAN先生這段話還是有突破的。比如，他公開承認印度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於民主。我想這應該是由於中印兩國的差距實在太大，他無法無視事實。但是他又以模糊的方式為印度辯護。他的條件是“長期而言”，隻不過印度民主化了六十多年算不算長期？如果不算，一百年可否算？隻是有哪種製度可以讓人耐心等上一百年才把經濟發展起來？中國模式不過三十年就是世界第三經濟強國。從1840年算起，中國放棄清朝模式用了70年，放棄中華民國模式不過37年，放棄蘇聯模式更不過29年。何以實行民主就要等一百年？為什麽SORMAN先生不對僅僅五十年就崩潰的蘇東集團辯護說“長期而言”？而且SORANM先生還忽視了印度越來越惡化的現實：窮困人口越來越多，腐敗越來越嚴重。這種發展前景恐怕再長遠也無濟於事。除了籠統的定性，SORMAN先生也有具體的經濟比較。他認為印度的經濟體是建立在本地的市場，比起中國較不依賴於全球需求。如果美國消費者減少他們的消費，中國的成長就會受到威脅，印度則不會。這一段話，顯然和學者應該擁有的理性和客觀相差甚遠。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好好的利用全球市場就有可能被邊緣化，甚至淘汰出局。印度一向出口無力，因為缺乏資金、技術、高素質的工人和最起碼的基礎設施。這卻成為印度不依賴國際市場的優點。而且除了中國，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等許多國家都依靠國際貿易。就拿法國的鄰國德國來說，僅八千萬人的國家，卻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依靠國際貿易。其受到的影響比中國嚴重多的多。何以德國就成不了反麵教材？
　　
　　不過，做為學者，SORMAN先生的一個觀點還是令我十分的讚同。他這樣解釋印度何以落後中國：不論政治體製的性質為何，自由市場才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印度的領導者花了四十上年才領悟到這一點。比中國人晚了一點。我一向認為，蘇東集團失敗在沒有高市場經濟，就在西方全力借鑒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完善的時候，蘇東集團卻走向封閉。隻有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而且如果和東歐、俄羅斯等轉軌國家相比，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模式遠超過資本主義（或民主）加市場經濟，印度也是一例。隻不過發人深思的是，何人中國領導人可以比印度早十幾年看到這一點？不是越民主越開放，越有益於科學決策嗎？顯然現實又嘲笑了理論一次。當然，為和印度相比，SORMAN仍然老調常談拿中國三年災荒說事。並說民主國家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他可能忘了歐洲文明另一個重要國家英國，在把愛爾蘭占為已有後，盡管英國是當時的日不落帝國，但當愛爾蘭發生饑荒時，不僅自己不救助，反而用武力強烈反對其他國家的救助。不僅如此，還繼續在饑荒嚴重的時期強迫愛爾蘭出口糧食。至於西方陣營的老大哥美國，實行黑奴製超過一百年，隨後又實行種族隔離超過一百年。我們是不是要問：何以民主製度不能避免長達百年的黑奴製和種族隔離？SORMAN先生這種雙重標準的對比能說明什麽呢？
　　
　　其實，曆史上已經有太多的教訓證明了，一種製度適合一個國家，未必適合另一個國家。任何製度都有其長處和不足。而檢驗一切的仍然是三十年前中共啟動改革開放時所倡導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然而，曆史行進到今天，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知識精英還是平民百姓，都很有必要再次高揚這麵理性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