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經濟評論：中國和美國 - 合作，對抗

遠東經濟評論：中國和美國 - 合作，對抗



　　中美關係越來越被視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種關係即將發生大變動，可能涉及新的參與者、目標和模式。

從尋求“正常化”到“接觸”

　　要看清這種轉變的輪廓需要退後一步，回顧一下美中關係的發展曆程。從1972年到1989年，讓華盛頓和北京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動力是強權政治。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華後的20年，美中關係的焦點是“正常化”。1992年之後，經濟全球化重新淮動中美合作。這第二個階段稱作“接觸”。接下來，雙方的政治經濟關係很可能朝著環境管理的方向重新定義，並擴大到整個社會的參與。在來來的歲月，“合作與對抗”可能成為美中關係的新模式。

　　美中友好關係第一階段的主題是尋求關係正常化。這場大戲的主要演員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主要舞台在華盛頓的白宮和北京的中南海。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創造了有利條件，接下來的福特和卡特政府與中國達成協議，雙方於1979年1月1日實現關係正常化。對更廣義正常化的尋求貫穿整個80年代，蘇聯這個共同敵人加強了這一點——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再次肯定美中親善背後的戰略原因。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央政府推進“正常化”主要出於對抗蘇聯這個地緣政治原因。但是，90年代初以後，在基於共同利益這個經濟原因促進雙邊“接觸”方麵，上海和紐約像北京和華盛頓一樣占據著中心舞台。我們現在可能處於美中關係發展的第三階段。

兩場全球危機與新雙邊關係

　　兩場全球危機推動美國和中國走向一種新的雙邊關係。第一場是美國金融體係的突然崩潰和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危機。另一場危機是中國自然環境的持續破壞和地球氣候變化危機。從經濟和環境角度說，兩國的命運越來越彼此糾結——無論好壞。

　　15年來，維持美中經濟關係的是一種獨特的協同增效模式，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敲響這種模式的喪鍾。中國以出口和投資力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似乎達到極限，正如美國式的消費－信貸資本主義。在中國，美國資本金融體係固有缺陷的暴露以及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下降使政府忙於加速朝內向型經濟的轉變，以減輕消費需求和資本流動對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係的依賴。在美國方麵，從本·伯南克到拉裏·薩默斯等關鍵經濟決策者多年來一直認為，美國應該重新組織經濟結構，增加國民儲蓄率，擺脫對外資的依賴——即減少從中國的進口，減少對中國銷售債務。

　　全球經濟危機的迅速惡化使兩國經濟都處於危險境地。奇怪的是，現狀的長期缺陷更加明顯，但預先阻止轉向另一種模式的壓力也隨之增強。短期內，中國仍然迫切需要美國對其出口的需求，如果不是出於別的原因，至少也為讓工人有工作。美國人反過來需要中國對美國債務的需求以支待經濟援助和刺激計劃。在實現這種過度的過程中，雙方合作得越多，可能經曆的困難就越小。

　　調整美中經濟關係麵臨的困難因為一場更可怕的危機而加劇，那就是氣候變化。中國最近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盡管美國的人均徘放量仍然是中國的四倍。金融危機顯示美中經濟關係對雙方都是多麽不可持續，氣候危機則表明這種關係對整個地球都是有害的。如同我們的金融問題一樣，環境挑戰隻有通過充分加強合作才能解決。

中美兩國肩負更大責任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最近與皮尤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心合作，對美中如何協同行動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加強能源安全、降低經濟成本開展一項研究。研究報告呼籲雙方在一些關鍵的技術領域開展合作，包括低碳技術、能源效率和保護、先進的輸電網絡、可更新能源、排放數據采集和綠色技術籌資等方麵。其行動指南呼籲當選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與胡錦濤主席會麵，指出來自高層的領導是政府、業界、金融、學術和公民社會廣泛合作的催化劑。報告向政府和非政府參與者顯示如何把中美環境關係推向前所未有的合作。

　　圍繞我們這個時代經濟和環境挑戰的美中緊密合作可能有助於引領一個公開和平對抗的新時代。對抗與合作是互補的。合作產生的信任和善意使坦率的對抗失去威脅性，對抗引發的批評和自省加強合作的真實性和原則性。

　　大平洋兩岸的政治中心和資本中心需要發揮關鍵作用。但在下一個合作與對抗的階段，隻靠北京、華盛頓、上海和紐約還不夠。共同努力轉向可持續的發展與消費模式需要我們全體公民的參與，包括個人和家庭、當地組織、全國性質的公民社會機構和國際非政府機構。就像一位偉大的儒家學者寫的：政權的垮台可能隻是精英階層關心的問題，但文明本身的興衰卻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要把現代世界從環境災難的邊緣拉回來，恐怕沒有誰比美國和中國肩負更大的責任，麵臨更大的挑戰，包括政府、公司和公民。下一階段的中美關係必須圍繞這一挑戰建立和發展。（作者約翰·德勒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