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味”和“北京味”- 王安憶

“上海味”和“北京味”

-         王安憶

　　在這裏，我首先要說明在此所說的“味”的內容；其次是我所認為的“上海味”和”北京味”在作家各自的表達中成功或不甚成功的原因。目的是想辟清一些以往的誤會。

　　第一個問題，隻須三言兩語便可以解決，那便是，我所要說的“味”，決不僅僅是將“太陽”說成“老陽兒”；將“你”說成“儂”，將“他”說成“伊”；將“玩”說成“找樂子”或者“白相”；將“缺心眼”說成“二百五”或者“十三點”。也不僅僅是指四合院的老太太二大媽或者石庫門弄堂裏的寧波阿娘浦東阿嫂。而是包括了這兩地的生存狀態、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念，大概是可稱作“文化”的那種東西，我也就暫且的使用“文化”這個詞了。

 　　現在便可以說第二個問題了。

　　上海和北京是我國的兩個規模最大的城市，事實上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北京是一個曆代國都，這個城市很清楚地劃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平民的，一個是官僚貴族的。在貴族官僚的世界裏，擁有一切權利，包括文化教育。這裏的文化包含了許多養料，首先是大漢政權認為正統的儒教文化，那是經曆幾千年而不衰的悠久的文明。在這個京城裏，時常舉行盛大的典禮，這些禮儀繁複而又壯闊凜然的形式，無疑是醞釀了一種皇家文化。滿清政權又強製地帶來外族的異域的文化，有力地楔進北京的世界。丞相們在朝中運籌江山，皇親貴族則吃著一份俸糧，日日夜夜地培養著北京的文明，如老舍先生寫到的——“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漢人貢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簧、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最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的消遣變成了生活的藝術。”辛亥革命瓦解了封建帝國，貴族的沒落則又給北京添上了一層傷感與懷舊的情調。這種占了主導與統治位置的文化，在長久的時期裏，無疑地成了北京市民的榜樣。北京確成了美麗的城市，正如老舍先生寫到——“最愛和平的中國的最愛和平的北京，帶著它的由曆代的智慧與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宮殿、壇社、寺宇、宅院、樓閣與九條彩龍的影壁，帶著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橋梁，與四季的花草，帶著它的最清脆的語言，溫美的禮貌，誠實的交易，徐緩的腳步，與唱給宮廷聽的歌劇……”

　　上海是什麽？四百年前的一個小小的荒涼的漁村，鴉片戰爭一聲槍響，降了白旗，就有幾個外國流氓，攜了簡單的行李，來到了蘆葦蕩的上海灘。呼嘯的海風夜夜襲擊著他們的蘆棚，纖夫們的歌唱伴著月移星轉。然後就有一群為土地拋棄或者拋棄了土地的無家可歸又異想天開的流浪漢來了。他們都不是好好的、正經的、接受了幾千年文明教養的中國農民，他們一無所有，莫不如到這個冒險家的樂園來試試運氣。這是一個無賴的世界，生意人，工廠主，以及租界上的巡捕房，如沒有黑幕的背景是寸步難行的。俗話便叫作“拜老頭子”，也就是入幫會。像“青紅幫”這樣的民間的秘密結社，竟在一個城市裏坐了天下。在黃金榮當年的管家的記憶中，有多少人物拜在黃金榮的麾下——天蟾舞台老板、法租界的糞大王、六國飯店賭台老板、滄州飯店老板、新華內衣廠老板、正泰橡膠廠老板、漁業公司老板、漁業公司經理、新華影片公司經理，等等，等等。而最妙的是其實黃金榮自己也並沒有正式入過幫會，如那位管家所敘述——“按照幫會規定，凡是沒有入過幫會的，算為‘空子’，不能開堂收徒。黃金榮卻不管這一套，他同‘青幫’的大字輩張、曹等稱兄弟，對人自稱是‘天’字，比‘大’字輩還多一劃。他收徒弟不舉行開香堂儀式，隻是要徒弟寫一張帖子，上寫黃金榮老師，下寫XX門生敬拜。黃金榮是見錢眼開講實利的，隻要送錢送禮拜他為老師，他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可見這個世界是沒有任何法規的。從材料來看，在黃金榮和杜月笙之前，白相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像杜月笙的師傅，在那時也算是一個頭麵角色，卻也不過是在天後宮一帶用三根紅木簽字供遊人用竹圈投擲，騙一點小孩的糖果錢，此外又強包附近居民婚喪喜事的儀仗隊，吃一碗“紅白飯”而已。而到了黃杜一輩，卻成了上海灘上鼎足天下的人物。同樣是玩，在北京玩出了藝術，在上海，“白相人”則霸下了一麵江山。

　　很多人，尤其是上海人自己以為，上海是一個優雅的城市：法租界的林蔭道，外灘沿江的古典風格大樓，海員俱樂部的爵士樂，咖啡館著洋裝說洋文的侍者……這些歐洲的風味的確賦予上海一種格調。然而，暫且不說這僅是表麵的裝飾，就是這些貨真價實的歐美人，在我們這些源遠流長的北京人眼裏，也已是夠粗鄙的了。如在林語堂先生的《京華煙雲》中寫到一位北平的老哲學家在看一部西洋電影時，忽從坐位上立起，向觀眾說……“看那些洋女人，上半身兒滿滿的，卻毫不遮蓋，下半身兒空空的，卻偏要遮蓋。在上邊兒沒褂子；在下邊沒褲子。”

　　書中另有一位老先生認為——“洋人製造精巧的器物，隻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低於農夫一等，低於讀書人兩等，隻是比商人高一級而已。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不能算是有精神文明。”沒有根基的上海人是很摩登的，他們不排斥這些外來的東西，並以此為雅為榮。而摩登的上海人在北京人眼中，就如林語堂先生書中寫到的那位來自上海基督教家庭的女生——“她坐著的時候兒，像男人一樣，也會顫動她的腿。在學校沒有胡琴兒，可每逢在寢室哼哼幾段兒京戲，她就用手指頭在膝蓋上敲板眼，嘴裏哼哼胡琴的調兒。……”

　　歐美的文化生落在粗鄙的江湖之中，得到一種奇妙的結合，這樣的結合表現在上海的很多方麵，如上海的語言裏，常常有一些外來詞，而這一些外來詞又往往用作一種流氓的切口：比如face（臉），此人的“番斯”好，或是不好。比如colour（顏色），這件東西很“克臘”或者這樁事情很“克臘”。再比如chance（機會）——直到如今的沒有機會可言的上海人，依然保存了這樣一個切口似的口頭語：“混槍司”，撞“槍司”，用法十分靈活，向姑娘求愛叫作“撞她的槍司”，去日本留學帶打工，便是出國混混“槍司”。

　　上海是一個機會的世界，一夜之間，富人可變成窮人，窮人也可變成富人。傳說有一蘇州人，叫作沈萬三，拾到大批的烏鴉石，平地一聲雷成了大財主。還傳說有一逃難到上海的小商人，租了幾十幢房子，供逃難到滬的人住，當他見這些房客的身邊都有些錢款，既不打算長住在上海再進行投資，放在身邊又怕被盜搶，便借來大買五金、顏料，一年之後飛漲起來，成了大富豪。然而某年某洋商的橡皮公司招股，橡皮股票旺行一時，不料一落千丈，傾家蕩產者不知其數。北京使人想到“愛”，北京人說“我愛北京”，上海則令人想到機會，“愛”這個詞與上海是不合適的。北京的貴族們有著遙遠的過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們則隻有眼前。生存的競爭是那麽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長，上海已沒有一點餘暇留給情感做遊戲了。因此，北京是一個人文的世界，上海隻是一個功利場了。

　　在功利的上海，在殖民者的白幕與流氓的黑幕下，產生了一批為北京人不恥的生意人，老舍先生的《二馬》中的老馬所以為的——“發財大道是作官；作買賣，拿血汗掙錢，沒出息！不高明！俗氣！”同時又雲集了一批憑手藝吃飯的工匠，也如老舍先生在《正紅旗下》所寫的福海二哥——“我”的那位嫁到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門下做媳婦的大姐，囑咐“我”——“別對她婆婆說，二哥福海是拜過師的油漆匠。”做一名手藝人是多麽羞慚的事啊！可是在上海，沒有手藝，沒有生意，便沒有飯吃。因此，上海的功利導致出了一點科學與技術的文明，不幸的是，由於整個中國處於封建主義統治的背景之下，上海的這一點科學與技術的文明也並沒有得到徹底的發展。上海的悲劇大約全在於不徹底上了。

　　如同上海人有個理想，叫作發財，北京人也有個理想，那便是“做官”。在解放以後的幾十年裏，消滅了私有資本，生產資料全歸國有，抑製了上海人的發財夢，這發財夢轉變為一種小康心理。而北京人的“做官欲”，則在幾十年強調公共道德的教育下漸漸消滅，上升為一種天下為公的浪漫主義理想。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北京的市民最最痛恨的是上層官僚主義者，而上海市民中最激烈的仇恨則指向了一些相對而言的富有者。在上海人的這種情緒裏，是沒有政治標準和政策界限的，凡是富有者，不論是當年的資產者、小業主，還是一個個人開業的名醫，或者隻是因勤儉持家而積蓄了財物的普通職員，都會遭到仇恨和查抄。而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其實包含了兩種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同樣的失意心理。

　　然後，是第三個問題。

　　我想說的是作為作家，北京的作家要比上海的作家富有得多，他們手中有一個源遠流長，已經被承認和認同的文化作為工具和武器，而上海的作家則是一個赤貧者。在此，我要特別說明一件事情。曾經有一個時期，上海因為是一個新興的城市，因為租界的國際關係，因為資本主義因素在此發生並發展，因為人口無計劃無管轄地自由流動，曾經是一個比較安定與自由，也比較容易生存的地方，於是便吸引了許多文化人，合成了中國新文學的半壁江山。然而，切莫因為上海曾經聚集過一批優秀的文人，而就以為上海有了文化。

　　首先是故事。一個暴發的故事遠沒有一個懷舊的故事有人性與格調。北京有著兩千年的舊事可以追懷，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時間在曆史中隻是一瞬，樣樣事情都好像發生在眼前，還來不及賦予心情。白先勇寫了許多上海的故事，那些故事籠罩了濃鬱的懷鄉與懷舊的情調，猶如一個破了產的農奴回想舊日的莊園；張愛玲的上海且彌漫了女人日薄西山的淒楚和遺憾。失意是永恒的主題，夕陽西下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比起北京的故事來，上海的競利場的新人新事則顯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夠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義。

　　其次，是語言。北京胡同裏的語言也是可以寫成書麵，猶如老舍先生歌頌過的“最清脆的語言，溫美的禮貌”；而上海則遠遠不夠了。除去我們是以北方語言為書麵語的原因以外，也還有語言本身的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上海的語言其實是鄙俗的、粗陋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沒有經過積澱很不純粹的語言。上海的俗語，有的從鄰近各地流傳過來，有的是脫胎於“白相人”的江湖訣，有的則是所謂洋場少年的新興海派話。除了前麵已提過的外來語流氓化的例子，還比如，人或東西的外形，上海人要叫作“賣相”，頓時有了一種商品的含義；額外的收入，叫作“外快”，有一種投機的氣味；交朋友叫“軋朋友”；有趣或有辦法叫“噱頭”。歇後語裏也常常帶有粗鄙直露的貧富觀念，比如“叫花子吃死蟹——隻隻鮮”。這一類的語言，其實是大有內容，可惜實在缺乏美感，用之不妥，棄之可惜，十分為難。我想前輩作家寫上海也遇到過這樣的困難，並且都作過克服的努力。我以為張愛玲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成功的榜樣。她筆下的語言是極文的，文到了底，使之完全地摒除了地域的色彩與個性，在這些平白無故的語言之上，人物躍然而出，反而掃除了障礙。

 　　有一首上海當年的繅絲女工民歌，是這樣——

　　梔子花，朵朵開，

 

　　大場朝南到上海，

 

    　上海朝南到外灘，

     　繅絲阿姐好打扮，

     　劉海發，短袖衫，

     　粉紅褲子肉色襪，

     　蝴蝶鞋子一雙藍，

     　左手帶著金戒指，

     　右手提著小飯籃，

     　船上人，問大姐，

     　“啥點菜？”

     　“無啥菜，油煎豆腐湯淘飯。”

 

　　這就是新上海的新民歌，充滿了一種新興市民浮淺的洋洋自得與一股粗俗的勃勃生氣。而北京的民歌：

 

           小小子兒，

           坐門墩兒，

           哭著吵著要媳婦兒，

           要媳婦兒，做什麽？

           點燈，說話兒，

           吹燈，做伴兒，

　　早起替我梳小辮兒……

　　且不去說措辭樸素的雅致，那內容裏則有著經過長久的積澱已簡潔如話的人生道理。

 

　　而在這一切上海與北京的對比之後抑或更是之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對比，那就是我們的文化人，包括作家、讀者和批評家，其實全是為同一種文化，也就是士大夫的儒學的文化所養育而產生。於是，當我們麵對了這種差別我們本能地選擇了北京的、正統的、我們所習慣的、已擁有了批評標準的文化，而抵觸著上海的那一種粗俗的、新興階級的、沒有曆史感的、沒有文化的文化，麵對了這種文化，我們束手無措，不曉得應該如何對待，失去了評判的能力，還來不及建設全新的審美觀念。況且，如我前麵已經說過，解放以後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革以及公共道德的強調，使得這兩個城市的文化又出現了更加複雜的情況。上海人的小康心理更削減了人文藝術的想象力與氣質，而天下為公的理想，且具有偉大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也富有浪漫的激情。這種情況使我們更加困惑，卻也更堅定了立場，而使上海更加拋荒了。

黃浦江畔的纖歌早已為輪船汽笛替代，外國殖民者攜帶了財富滾了回去，闖蕩江湖的流浪漢亦安家樂業，痞子無賴西裝革履地斯文起來，一吊大錢兩串草鞋來到此方的鄉下佬終成卑微的過去，留下一批安分守己的市民。我們不幸地出生在平庸的市民之中，僅僅是隔代的祖先的熱血已在血管裏冷卻。一百年的上海就好像是一個短夢，留下了可怕的夢魘和美麗的幻境，而身後江水長流。

 

文章來源：

http://reading.cersp.com/essay/mjmw/200709/4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