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枚： 醫生需要給的處方必須包括“學習曆史”

在計算機，手機，互聯網和信息庫普及的現代社會，我們還需要曆史學家嗎？許多知識似乎都在我們的手指之下，我們還需要曆史學家和我們雲裏霧裏扯東扯西嗎？平民百姓過日子，是不是把銀行裏的錢數數清，廚房裏的飯做做好就行了呢？作為華裔，住在這個美麗的國家裏，是不是努力住到大房子，住進好社區，穿上體麵的衣服，拿到體麵的工作就行了呢？

上星期我無意中讀到這篇由曆史學家喬舒亞·蔡茲（JOSHUA ZEITZ）在2020年3月17日寫的一篇文章，我震撼了。他當時說，現在“醫生需要給的處方可能就是要學習曆史”。可惜那時許多醫生沒有給出學習曆史的處方，因為他們自己已經被從CDC傳下來的驢頭不對馬嘴的防疫指南弄糊塗了。

喬舒亞 · 蔡茲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作為鏡子，希望美國人能從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可惜他說的許多曆史錯誤在我們的眼前悲慘地一一展現，而表演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中心大舞台有時竟然是白宮。重犯曆史錯誤的代價是19萬人死亡，加上許多企業從此關門。這次疫情對美國社會經濟的深刻影響，我們還不能從股市的數字中看到。股市的數字，是人可以炒出來的，國家的經濟，卻隻有人能幹的出來。我想，如果三月份時美國的國家領導人看到了這篇文章，讀懂了它的內容，如果美國國家領導人的參謀團看到了這篇文章，讀懂了它的內容，美國今年春天和夏天的防疫可以少走許多彎路。亡羊補牢，如果現在美國國家領導人看到這篇文章，讀懂了它的內容，如果美國國家領導人的參謀團現在看到這篇文章，讀懂了它的內容，美國今年秋天和冬天在防疫方麵將會少走彎路。

2020年3月17日是文章寫作/發表之日，對紐約州和紐約市來說，得到它的警戒作用已經太晚了。紐約州和紐約市在接下來的3月份的下半個月，四月份整整一個月，五月份整整一個月，六月份的上半個月，度過了地獄般的一百一十天，那都是在為3月中旬封城之前的蠢舉還債。

我清楚地記得2020年3月5日在紐約工作的女兒告訴我，她工作的廣告公司通知她去加州舊金山出差。女兒在時代廣場旁的一家廣告公司做個地區主管，她的老板就是雇傭她的人。為了升職，她不應該拒絕。可是女兒已經聽說加州COVID疫情嚴重，一家遊輪停靠在舊金山，船上有許多人COVID病毒陽性。女兒告訴老板，說，“我不去，我有家有孩子，我想活著”。老板很理解，說“好的”。後來女兒告訴我說，虧了她沒去。她要去的那個辦公室---美國有法律鼓勵公司雇傭殘疾人---雇傭了一個腦袋瓜不那麽靈的小夥兒，就在女兒要出差的那天，他們辦公室大家紛紛議論疫情遊輪停靠舊金山港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坐過那艘遊輪的人，需要在家隔離。他那天在辦公室呆了一天，快下班時，聽到大家議論，他傻傻地輕描淡寫地搭腔說，“哦，我剛從那艘遊輪上下來，今天來上班”。聽到這個話，辦公室的同仁驚掉了下巴，馬上集體回家隔離。女兒告訴我說，“虧好我沒去”。這說明在3月5號，紐約市的疫情，遠遠好過加州。可是好景不長。我們剛剛慶幸了沒兩周，紐約的疫情就遠遠超過了加州。

記得在今年的春天和初夏，紐約市犧牲了3萬多市民，犧牲了多位護士, 好幾位醫生，醫生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愛倫附屬醫院急診部主任勞拉 · 布林醫生 （我在紀念日寫過一篇文章紀念她），也包括在芒提 · 色奈醫院工作的兩名住院醫。現在我們希望紐約市紐約州已經把早期不防疫的債還清了，看樣子他們在防疫方麵已經把債還清，他們已經聰明地保持了3個月的低疫情。

另外還有幾點我想和讀者討論。

我讀到另外一篇講西班牙大流感的文章。那篇文章中提到在大疫情來時，猝不及防之下，亂用藥的危險之處，即使是專家，即使是完全出於善心，也會出錯，有時還是人命關天的大錯。

在西班牙大流感時，阿斯匹林剛剛過了其專利期，藥價變得不那麽昂貴。很多醫生給得了流感的病人用了高劑量的阿斯匹林，劑量高達30克。大家知道，阿斯匹林有防血栓的作用，但是也有消化道出血的副作用，大劑量會引起中毒。現在用來做預防心血管疾病和腦中風的阿斯匹林，通常的劑量是81毫克一天，而30克是81毫克的370多倍。我們都知道正確劑量的藥治病，超大劑量的藥殺人。當年許多吃了這麽大劑量阿斯匹林的病人，很多死的很慘，他們鼻青臉腫，呼吸艱難。後來人們才意識到他們死於阿斯匹林中毒。（原文請讀鏈接https://www.history.com/topics/world-war-i/1918-flu-pandemic）。

有人會問，為什麽1918年波及全世界的流感叫“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是它的第一發現地嗎？不是的。1918年大流感流行之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所有參戰國家對自己國家正在發生的流感遮遮掩掩，不加報道，唯恐敵對國家利用這個信息作出對自己國家不利的事來。而西班牙恰恰是沒有參戰的國家，它如實地不斷地報道了流感在西班牙發生的情況。於是其它國家抓住了西班牙這個倒黴蛋兒給這個死亡疫病命了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場在歐洲， 從1914年7月28日打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戰，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鬥。德國、奧匈帝國、額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屬於同盟國陣營，而英、法、美、俄、日，意大利，塞爾維亞和中國屬於協約國陣營。

後來的科學研究得知，1918年的大流感是由N1H1流感病毒引起，這個病毒又叫豬流感病毒。它在2009年又一次在全球範圍內流行過，因為我們已經有坦美佛路這個抗病毒藥物，加上防護得當，大多數美國人除了從報紙電視上刮了幾眼就過去了。美國當時醫護界是嚴陣以待，井井有條地對付著這一疫病。美國沒有出現社區流行。N1H1流感病毒，又叫豬流感病毒。2009年時，據說美國早期的案例是從墨西哥那邊過來的。我當時在醫院工作，在很短的時間裏，也有人把它叫做墨西哥流感。很快就沒有人這麽說了，N1H1流感病毒，或者豬流感, 成為它的正式名字。那時百姓沒有感覺，但醫護人員很緊張，不過防護用品從來沒有問題。我在美國醫護行業工作了30多年，從來沒有，從來沒想過醫護人員會沒有口罩和防護服。

從西班牙大流感到現在已經超過100年了。美國先進的醫學界科學界早已不用地域或人群的名字來命名疾病了。因為用地域或人群的名字命名疾病，會造成歧視，阻礙人類防病治病，是反智的。

文章作者曆史學家喬舒亞 · 蔡茲（JOSHUA ZEITZ）在哈佛，普林斯頓都教過書的，他不掩飾自己是一位民主黨人，他的文章有他的政治觀點，但他的文章都是依據當時的曆史資料寫出來的，他的史實和史識讓我們學到在當今快餐信息中得不到的很多知識。看到最近世界各地還有人為戴口罩爭吵，我想我們與其對罵，不如講故事。對罵會使人們忘記了為什麽爭吵，把有意義的討論變成了隻想贏的蠢舉。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議，我隻把蔡茲文章中與防疫相關的內容改寫成中文。據說COVID還可能有第二波，這次疫情不知道什麽時候結束，我想我的努力不會白費。好啦，我們還是看看曆史學家喬舒亞·蔡茲（JOSHUA ZEITZ）在2020年3月17日那天是怎麽說的。

 

文章翻譯：

喬舒亞·蔡茲（JOSHUA ZEITZ）：猖獗的謊言，虛假的治療方案和沒有足夠的病床：西班牙大流感的災難能教給我們關於冠狀病毒的知識 （2020年3月17日）

1918年3月，美國決定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三月，剛剛結束了準備參戰的全民總動員，堪薩斯州瑞利堡的房斯頓營地的士兵開始報告類似流感的急性症狀，症狀包括渾身疼痛，呼吸窘迫，發冷，咳嗽和高燒。僅僅一個月後，就有1100多名男子患上了這種疾病。其中46人（約占4％）死亡。這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大流感”在美國有記錄的開始。隨著軍隊在歐洲戰場的進軍，疫情在全世界擴散，“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奪走了2100萬人的生命，其中包括60萬美國人。

“西班牙大流感”最初是在軍營中傳播，有25％的士兵患上了流感。1918年秋季“西班牙大流感”傳播到平民。在波士頓，僅1918年10月1日這一天就有202人死亡。而費城後來者居上，創造了在24小時內有700人死亡的記錄。這種疾病對人類沒有歧視性。它摧毀了匹茲堡和紐約市等城市人口，但也襲擊了阿肯色州等脆弱的農村地區，在那些地區根本沒有公共衛生基礎設施。

西班牙大流感持續僅僅一年多的時間，但是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可以持久地提醒人們，當政府及其公民未能及時應對危機時，會發生什麽。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當我們為冠狀病毒的不可避免的蔓延作準備時，1918年的失誤似乎是有先見之明的：華盛頓缺乏領導，在州和地方各級有差距不平衡。說謊，散布或捏造事實的有公職人員，還有使用流行媒體誤導公眾並在此過程中迅速賺錢的家夥，當大災難來臨時，不足以應對挑戰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普通公民經常拒絕聽從專家的警告。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世紀前的科學和今天的科學水平不可同日而語。大流感的爆發在我們曾祖父母時代比在我們祖父母時代更具致命性，因為那時的治療遠未達到先進水平。但是，即使早在1918年，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發展也很驚人，已經使霍亂，傷寒和白喉等疾病（在最近的記憶中，肯定是殺手）得到控製甚至預防。美國的城市及其軍隊在隔離和采取其它社會措施以阻止傳播病毒媒介方麵擁有豐富的經驗。不變的是，政府的混亂和普遍缺乏準備，這些缺陷幫助大流行像野火一樣蔓延。

專業的曆史學家往往懼怕這個古老的格言：“曆史必定會重演”（實際上並非永遠如此）。然而，有時候確實如此。經驗教訓非常簡單。看看1918年出了什麽問題，然後我們應該避免這些錯誤。

1918年，很多地方出了問題。最糟糕的例子是費城，那裏的地方政府完全未能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這個問題在1918年的9月7日悄然生根，當時300名水手停靠在費城海軍船塢，其中一些人已經被感染流感。波士頓那時已經受到該流行病的沉重打擊，因此市政府官員充分意識到了它的致命潛力。費城在一次大戰戰前社會基礎設施就已經搖搖欲墜，此時正擠滿了新湧進的工人和移民，他們將住房，街道和交通運輸能力擠到極限。短短10天，就有600多名軍人和平民病倒，他們需要住院治療，病人中包括數名正在治療患者的醫生和護士。

費城公共衛生與慈善事業部主任威瑪·克魯森（Wilmer Krusen）博士是婦產科醫生，他從沒接受過流行病學的培訓。從一開始，他就輕描淡寫了威脅的嚴重性，他向公眾空調許願，說他的辦公室可以“將這種疾病限製在目前的範圍內，我們一定會成功。沒有死亡的記錄。沒關係，無論大家感覺如何。”當死亡人數開始上升時，他堅持認為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不是“西班牙大流感”，而是少數幾起“老式流感或流行性流感”。 “從現在開始，疾病將減少。” 克魯斯登在行動上居然也忠實於他的諾言，他沒有采取任何步驟來組裝物資或確定在大規模住院治療中可以提供的醫生和護士。他拒絕了其他醫療專業人員要求該市隔離海軍船塢的呼籲。

然後，預定在1918年的9月18日，該市舉行一次盛大的怪獸遊行，用以支持政府為了一次大戰而發放的債劵造勢。

1918年是美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群情激憤的日子。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羞辱和慫恿公民服從：從禁止幹預戰爭債券銷售的《煽動法》，到電影院換片放映四分鍾的愛國演講，更對德裔美國人作出了暴力襲擊的恐怖行為。當時的民情熱烈要求遊行繼續進行，於是遊行如期舉行。成千上萬的費城人在街道兩旁為遊行隊伍加油助威，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為這種呼吸道疾病的傳播提供了悲慘的機會。

遊行過後的10天之內，有1,000多名費城人喪生，估計還有200,000人生病，位於哈裏斯堡的賓州州政府下令關閉該市的公共娛樂場所和集會場所，並關閉美發沙龍，劇院，冰淇淋店和電影院。可是措施太少了，行動太晚了：隨著患病人數的不斷增加，天主教大主教指派了三千名尼姑和神學院人員去臨時醫院工作，並挖了埋葬病屍的萬人坑。到1919年3月，當大流感的威脅解除時，費城已經失去了15,000多名公民。

在匹茲堡，當地官員無視費城無所作為的代價。匹茲堡的死亡率（盡管不是硬性數字）最終超過了費城。

費城政府未能迅速，有力地做出反應的慘劇，使其它地方民選官員警惕了這場危機。例如在加州的聖地亞哥，城市官員注意到大流感帶來的大屠殺席卷了費城，波士頓和紐約等東部城市，他們迅速采取行動關閉教堂，舞廳，體育館，圖書館，遊泳池和所有公開會議---當然，除了推動戰爭債券，戰爭需要民眾購買債劵，籌集資金。聖地亞哥警方也積極采取了措施。當受感染的公民數量沒有立即減少時，市政官員與紅十字會合作生產並分發了數千個紗布口罩。可是盡管有公共衛生官員的請求，很多公民還是不戴口罩。聖地亞哥工會屈從了民眾的反對，立即放棄了戴口罩的號召。盡管如此，由於該市防疫早期的積極努力，使得他們的死亡率數字低於其他城市。

但是，更廣泛出現的現象是公職人員擔心被解雇，擔心政治後果， 他們掩飾疫情的嚴重性。畢竟，有哪個市長或州長想與當地的企業開戰？而每個城市的企業都反對強行關閉。有哪個衛生官員想與參戰的情緒相抵觸，想與軍人抵觸？在丹佛和夏安，政府官員們屈服於商業界壓力取消了出行限製，隻是在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攀升後才重新實施限行。

當時紐約市的公共衛生主管甚至在他的城市被疾病困擾時，仍然忽視呼籲大家提高警惕，說他們發現“其它支氣管疾病，而不是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引起]大多數人生病的是其它疾病，可是被報告患有流感。”美國全國醫療總管魯珀特·布魯（Rupert Blue）向美國人保證，“如果大家遵守預防措施，就不會有問題。”這些報紙輕描淡寫的言論，給大眾一種虛假的平靜感。即使死亡人數統計明顯顯示出反常，在疾病首次傳播的軍事港口領導健康與安全的菲利普·多恩上校也說“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和“以往的疾病沒什麽兩樣”。

當時的28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傾其所能動員了所有的公共關係工作，以贏得民眾對戰爭的支持，而對防疫隻字不提。在他之前，美國的總統都會在疫病流行時對民眾提供谘詢和安慰，以安撫國家。

不僅如此，許多政府官員都不稱職。在許多方麵，美國人沒有做好應對大流行的準備。按照現代標準，當時美國的衛生保健係統狀況很原始。比如說在遍布工廠的匹茲堡，空氣質量差導致了許多工人有嚴重的呼吸道疾病。甚至在流感爆發之前，在那裏肺炎的發病率就高達每10萬人有253例死亡，這一驚人數字當時超過了除紐約以外的所有城市。 1923年，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發現，工廠中不受管製的煙灰正在摧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許多其它社區當年也麵臨這種狀況。那時匹茲堡沒有強大的衛生基礎設施：隻有20所社區醫院，其中一些醫院隻有一名護士，床位嚴重短缺。居民住房條件很差，大多數工人階層的美國人居住在擁擠的環境中，這些房屋在平常的情況下也是疾病的培養器皿。據調查當時還有50,000居民的居住條件比工人還差。

當時美國的農村地區不比大城市有更好的應對疫情風暴的能力。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研究人員將發現南部的貧困，造成大量人口營養不良，並患有常見的寄生蟲和疾病。鄉村社區的居民健康狀況不比城市居民好，他們在流感爆發之前，就沒有健康的身體。

在沒有冷靜和穩定的領導的情況下，也不乏準備從大眾恐懼中獲利的倉鼠。一位富蘭克林·杜安（Franklin Duane）博士接受了采訪，並刊登了廣告，宣傳一種假冒的家庭療法（“皮爾斯博士的宜人藥丸”），稱“您越害怕這種疾病，就越需要這個藥丸。”貝爾博士的鬆焦油蜂蜜，申克的Mandrake藥丸，比查姆的藥丸和米勒的殺菌蛇油也承諾可以預防或緩解流感。一則廣為流傳的廣告告訴讀者：“當[Vick's] VapoRub應用於咽喉和胸部時，“含藥的蒸氣會使痰液鬆散，打開空氣通道並刺激粘液膜將細菌排出。”

盡管普通百姓的輕信可以被寬恕，但是在許多地方，他們拒絕關閉商店，劇院和飯店。甚至在染病初期，他們也不隔離自己。據西雅圖當地一家報紙報道，“盡管有工人已經得病流著鼻涕，他們會擦掉鼻涕並重返工作崗位，”而城市衛生官員已經要求生病人留在家裏。在市長不明智地宣稱如果人們遵守檢疫和隔離的規定之後，“疫情將在五天內結束”。百姓開始完全無視這些限製。畢竟，如果市長都滿不在乎，老百姓為什麽要擔心？一天下午，當一輛裝有紀念品的“獎杯”火車停在市中心時，成千上萬的西雅圖市民聚集了九個小時來觀看。

我們尚且不知道COVID-19最終將對美國造成多大的經濟影響，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很多。像1918年一樣，白宮和聯邦政府令人失望地無效，甚至更糟，沒有國家的有效應對方案。川普擔任總統的地位似乎每隔一個小時就會縮水一次。在朗讀電子提示器時，他甚至無法向全國民眾發表事實正確的講話。

與1918年一樣，各個州和地方官員的防疫方式也各不相同。一些人，例如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州長邁克·德威恩和紐約州的民主黨州長安德魯·庫莫，已加緊努力，以彌補川普政府明顯的無能。其他人，例如紐約的民主市長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在封閉的酒吧，餐館和學校這個決定前想來想去，來回擺動，甚至3月16日都無視專家的建議而去參觀體育館，或者是俄克拉荷馬州州長凱文·斯蒂特（Kevin Stitt）和加利福尼亞國會議員德文·納尼斯（Devin Nunes），這些共和黨人鼓勵了人們無視封鎖和自我隔離---這可能危及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像1918年一樣，現在我們的城市在犧牲，各地的企業和普通百姓生活艱辛，這可能減慢了疾病的傳播速度，從而使曲線趨於平坦。但是太多的普通人無視醫學專家的建議，似乎要被警力阻止才會聽話。

與1918年一樣，美國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的差距可能是致命的。每個拒絕接受《??可負擔醫療法案》的醫療補助金的紅色州長或議員，都因關閉農村和小鎮醫院而給當地公民帶來防疫負擔。他們的社區沒有為這種疾病做好準備。他們的許多公民患有呼吸道疾病或免疫缺陷疾病，這些疾病得不到治療，使他們更容易感染COVID-19。缺乏全民健康覆蓋通常會導致健康狀況惡化，並且可能會鼓勵各地的人們（無論是紅色還是藍色狀態）恰恰在他們選擇治療，而現在是他們最不應該這樣做的時刻，但他們還是做了。

我們可以從1918年的曆史中學到很多，但是沒有。還有更多我們可以學習。在美國，現在是至關重要的一周，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醫生需要給的處方可能就是要學習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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