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清明節的前兩天,一個普通的星期四晚上,朋友臨時請了我們和另外一個朋友全家一起吃飯聊天,因為都是熟朋友,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盡興。回到家已經夜深了,家裏的電話錄音裏有三個留言,都是遠方的哥哥打來的,最後一個是在長途客車上,他正在急速趕赴爸媽的家,因為媽媽已經在兩個小時前過世了。我急忙查看手機,心裏埋怨他怎麽不及時打我的手機呢?一看才知道我的手機整個晚上莫名其妙地關了機。再看看時間,媽媽咽氣的時候,正是我們和朋友談笑最歡的時候。這就是我的媽媽,一生都自強自尊自重,從來不願意給任何人添加任何負擔,即使在生命完結之後,都不願意她遠方小兒子的平靜生活受到騷擾。
媽媽的一生可以說是坎坷的一生。隻有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她才算是真正的享受了一點生活,但是偏偏又體弱多病,最後兩年可以說是完全躺在病床上度過的,連翻個身梳個頭都要仰賴別人幫助,對於她這麽愛整齊愛幹淨的人來說,心裏的痛苦遠比身體上的疼痛要難受萬倍。在這兩年裏,媽媽多次出入醫院,也有過病危的時候,雖然每次都憑她頑強的生命力挺了過來,但是,這也延長了病魔對她的折磨。有時候,我真的在想,如果媽媽一生不要對自己這麽自信,不要對生活這麽執著,不要對身邊的人和事有這麽高的要求,她的人生一定會更平穩,也更容易。
今年三月初,媽媽再一次病危,早就束手無策的醫生也不能有什麽方案,心髒科和腫瘤科的醫生會診,後來加上腸胃科和泌尿科,得出的結果,是讓我爸爸簽署了一張病危通知書,表示醫生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爸爸和哥哥無奈,隻好要求醫生每天給媽媽注射兩劑白蛋白,勉強拖延生命,等候我們回去見她最後一麵。同時,我們全家也迅速訂好機票,打點行裝,星夜趕回老家,在媽媽的病床前盤桓了兩個星期。媽媽的情況漸漸穩定下來,但是身體功能卻是慢慢的惡化,已經沒有逆轉的可能。
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死亡過程,比淩遲還要殘忍。我每天來到病榻前麵陪伴媽媽,她其實已經沒有多大的精力說話,大多數的時候都是閉上眼睛休息,我凝望著她深陷下去的眼眶、因為水腫而豐腴的麵頰、還有那一頭稀疏的白發,心裏有股說不出來的哀憐,媽媽辛苦了一輩子,在人生到了盡頭的時候,我才有機會好好的看看她、陪陪她。我這才發現,其實我對她了解得很少,或者說,我一直沒有企圖去好好地了解她,但是我的性格裏、生活習慣裏又到處都是她的影子,因為她一直都是把她生命中最好的精華,去奉獻給她身邊最親愛的人。她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自己的人,對親子關係也不是處理得很好,我從小對她都是敬畏多於親近,大學畢業之後就跑來美國,其實潛意識裏也有離開老家越遠越好的意思。等自己也有孩子了,才慢慢體會到媽媽的付出和辛苦。如今我雖然回到她的身邊,但是我除了能坐在她床邊默默為她祁禱,什麽也做不了。
媽媽出生於普通的中產階級人家,姥爺和姥姥共育有十個兒女,媽媽在兄弟姐妹之中排第五,從小有算命的說她命帶煞星,刑克父母,於是姥爺和姥姥把她寄養在家附近的尼姑庵裏,盡管隻是一街之隔,也得要過年過節才能回家享受天倫之樂。上學的時候,媽媽常常被同學取笑,說她是“九點”(尼姑頭上都有九點香疤)。媽媽沒有說過她當時是什麽心情,但是從後來她的性格來看,她當時一定是一言不發地忍過去了。中專畢業的時候,真是抗美援朝如火如荼的時候,媽媽和其他一腔熱血的同學一起,毅然報名參軍,準備報效祖國。組織上安排她們去了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學習護士技能,預備將來好上前線照顧傷員。沒想到剛上了學,韓戰很快就結束了,於是媽媽就留在西安軍醫大學繼續讀書。在那裏,她認識了我的爸爸。奇怪,從小到大,我竟沒有怎麽打聽過他們當初相戀的經過,隻知道爸爸比媽媽大四屆,是她們班上的政治委員,用90後的話來說,就是師兄“泡”師妹了吧。看他們當時的照片,可以想象,那一段青春無悔的歲月一定是媽媽一生裏最美滿、最懷念的日子,不然,她不會為了這一段感情,曆盡艱苦磨難而無怨無悔。
爸爸媽媽先後畢業後,都留在軍醫大學附屬的醫院裏工作,當時,共產黨號召廣大官兵參加農墾戰線,建設邊疆,爸爸作為有海外背景的軍官,第一批就被“自願”並“批準”去了北大荒。從此,爸爸媽媽開始了十年的兩地相思。這十年正是中國大陸波濤洶湧的十年,三反、四清、反右、文革,爸爸一場不漏的挨批挨鬥,政治生命已經被判了死刑。媽媽在西安,因為辦事認真積極、學習勤奮上進,很快就被升為護士長,正是前途無限光明的花樣年華,不少同事和領導都來遊說她和爸爸離婚,不要被這個有“特嫌”的海外華僑拖累終身。媽媽沒有跟我們分享過她當時的心路曆程,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行動表達了她的信念,用行動告訴我們什麽叫愛情,用行動教育我們應該怎麽去愛。六七年底,她放棄了大城市醫院裏美好的前途,放棄了軍人的榮譽,申請到北大荒的一個小縣城的醫院裏以護代醫,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求組織上把我爸爸從農場裏調回縣城。
在北大荒的十年,雖然一家團聚了,但是自然環境的艱苦和政治的壓力,卻讓這個杭州姑娘吃盡了苦頭。到縣城才兩年,又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毫無疑問地,我爸爸又被“批準”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麽著,剛從深山老林裏回來的爸爸,加上我們全家又被發配到農村呆了兩年。媽媽在公社衛生院工作,每天都要步行幾裏路上下班,有時候半夜還要到社員家裏出診,爸媽累計了一下,這兩年裏麵平均出診一百多次。其實,不管是在縣城還是在公社,生活上的艱苦都可以忍受,但是旁人懷疑的眼光和輕蔑的議論卻叫人心裏煎熬。爸爸這個海外關係的包袱,就像緊箍咒一樣,緊緊的勒在爸爸的頭上,剛到公社的時候,社員看到他們從縣城帶過去的煤油燈,竟然懷疑這是敵通外國的電報機!直到我上小學,同學(和他們的父母)之間還流傳著說我們家裏有不少(海外送來的)金條!
這一切媽媽都忍了下來,憑著工作的認真和待人的真誠,贏得了身邊人的尊敬,即使後來回到縣城,常常還有公社的農民在進城的時候,順便給我們帶來一些鄉下的土產。媽媽對我們的管教非常嚴格,不能容許我們有一點行為操守上的錯誤,在衣服儀容上也非常注意,不讓我們像街頭混混一樣的埋汰邋遢。慢慢地,縣城裏街坊鄰居對我們的敵視轉變成真摯的友誼,大家都知道我爸爸的情況是政治上的莫須有,但也隻能表示同情,在那個階級鬥爭掛帥的年代,誰也愛莫能助。直到鄧小平上台,對當年“海龜”建設祖國的海外華僑采取寬大政策,允許自由出入國境。爸爸考慮到自己為這個國家貢獻了二十八年的青春,如今還是不明不白的連個科員都評不上,並且連帶讓媽媽也跟著受了二十年的苦難和逼迫。即使他們不在乎自己的委屈,但不能不考慮到他們兩個孩子的前途。於是爸媽決定,全家申請去香港探親,到了香港之後分別去信各自的工作單位辦理退職手續,二十多年的工齡換回來幾千塊人民幣的補償,買斷了前半生的辛苦和無奈。
剛到香港的時候,媽媽已經年過四十。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學曆,於是為了生活,爸爸身兼兩份工作,媽媽在工廠車間裏做女工。每天晚上,我們一家晚飯後的娛樂就是圍著飯桌做手工,把媽媽從工廠拿回家的活計加工,第二天媽媽拿去工廠,可以掙點外快。後來經人介紹找到了一份私家護士的工作,這份工作薪水很好,但是也很辛苦,尤其碰到癱瘓的病人,伺候吃喝拉撒還算小事,摻扶著進進出出、躺著每小時還要幫忙翻身,這才累人。對於媽媽那不足一百斤的身體,是個很大的負荷。偏偏媽媽辦事還是那麽認真求全,病人要打電話,她就手舉著話筒讓病人說話,有時候一站就是一個小時。也正因為她辦事負責,病人的子女常常私底下給她補貼,唯恐她挺不住辛苦而辭職。
那時候爸媽和哥哥都忙工作,我學習之餘也做手工掙零花錢。全家人這麽同心合力的打拚,到香港才十年,我們就把房子貸款付清了。香港的親戚們頓時對我們刮目相看,要知道,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是非常歧視大陸移民的,認為他們懶惰而愚蠢。電視電影裏充斥著貶低大陸人的故事,這情況直到九七之後,大陸人攜帶著堅挺的人民幣湧進香港觀光旅遊,才有所改進。當時爸媽說要買房子,許多親戚朋友都在冷嘲熱諷,說你們大陸人不知天高地厚,好高騖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但是媽媽還是忍了下來,她用事實證明,她能忍受北大荒零下四十度“墮指裂膚”的嚴寒,她也能忍受香港地憎富厭貧的人情冷暖。
媽媽沒有什麽做人處世的大道理,也沒有刻意地要我們爭氣,努力向上出人頭地。她對我們的要求也很生活化,不像現在望子成龍的父母那樣要孩子學這個學那個,功課要達到多少分,活動要拿什麽獎等等。媽媽更多的時候是以身作則,默默地,用她自己都察覺不了的行動和處世智慧,去潛移默化地影響她的孩子們。她要求我們每天負擔家務,每星期的零用錢能夠收支平衡,再大一點,晚上出去晚了她就坐在客廳裏等著我回家。這些在當時,都讓我非常反感,母子之間也沒少為了這些瑣碎事情鬧別扭,但是現在我很感謝她那麽執著地要求我們。她對我們的愛,就體現在她對我們的期望,她要我們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不一定有多大的本事,不一定有多少的出息,但是,即使平凡,也必須是個堂堂正正的人。
當時我們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缺乏。現在回想,媽媽理家理財的本事真不一般,用那有限的收入,不但要付貸款,日常生活裏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安排的井井有條,冰箱裏從來不缺水果冰棍,食櫥裏滿是點心餅幹瓜子花生。家裏的沙發、壁櫥、電視、床架、書桌,都有計劃地一個一個的更新,偶爾還可以出去打打牙祭。而且,居然還可以有餘錢去投資股票,趁著九十年代世界大氣候一片歌舞升平的好景,爸媽六十多歲,到了香港不過二十年,便相繼退休了。退休之後這十年他們到各處旅遊,以前軍醫大學的同學們也按期按屆舉行同學會,都是臨近古稀之年,當年的多少辛酸事,見麵都付笑談中。
偏偏就在這個無限美好的黃昏歲月裏,媽媽心髒漸漸衰歇,身體和內髒都越來越衰弱,最後兩年已經沒有力氣自己走路,必須雇用保姆照顧,多麽諷刺啊,我們現在也寧可多付點錢給保姆,好讓她盡心盡力照顧媽媽。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又怎麽可能找到像媽媽從前那麽認真負責的保姆呢?媽媽從小自強,現在這種仰賴別人的生活,對她來說,毋寧生不如死。但是她體內頑強的生命力又不允許她這麽輕易地放棄自己,所以,多少次病危緊急情況她都挺過來了,但是她一直生活在自己內心痛苦的煎熬中,脾氣變得非常暴躁,對身邊什麽事情都不滿意。爸爸總是跟我們說,她在他一生最困難的時候,陪著他走過來,現在他受點氣受點累,去陪著她走最後這一段人生之路,他很甘心樂意。
最近這一次我們回去了兩個星期,我總是覺得沒有好好的陪著她,大概是因為我們母子倆一直沒有過對等的心靈交流。在我們這個男丁為主的家庭裏,媽媽其實在心靈上是很孤獨的,但是盡管我們沒有很密切的溝通,我們身體裏流淌的是一樣的血,不自覺地發出來的脾氣也是一樣的厥,不管我怎麽樣的努力逃避,還是逃脫不了她對我的影響。臨走時,我們對望著,我俯身下去病床幫她掖好被窩,就像她當初無限次幫我掖被窩一樣。我抱一抱她,在她耳邊說:人的力量已經到了盡頭,仰賴神,你就會找到心裏的平安。同樣的話我已經說了多少次,但是每次她都是無動於衷,這一次,她沒有回避我的眼光,依然是默默的看著我,那個眼神直到現在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回到美國的兩個星期之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電話中最後一次通話,我女兒為奶奶唱了一首在教會新學會的詩歌,第二天早上,她如常的吃過稀飯,保姆收拾下去盥洗回來,發現媽媽已經停止了呼吸,沒有痛苦掙紮的痕跡,也沒有惶恐懼怕。我知道,她已經找到了她的平安、找到了她的路。
媽媽是解脫了,但是她並沒有離開,原來她一直就跟我活在一起,我們身體裏流淌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怪脾氣。
老人家安息了!
而且多了一分親切感,那就是我也在詩酒的母親工作過的地方也工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