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捧冰盤水麵來,池南池北是瑤台。清香飄渺隨風舞,素色娉婷帶露開。
不染紅塵甘淡泊,唯邀皓月共徘徊。微軀淨社羞難入,隻有遙遙自酒陪。
那年我媽媽去泰州老家探親訪友,帶回一本複印版的詩集《香露軒吟剩》。這本由我外婆編撰,出版於民國年間的詩集收集了我外公和外婆的詩作幾十首,《詠白荷花》是其中一首。這本詩集在楊州市圖書館有收藏。大約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我外婆和她的一些好友成立了一個白蓮詩社,她們以白荷花為題作詩,外婆的這首《詠白荷花》是大家認為較好的一首。我從小到大幾乎沒有聽媽媽說起過外婆,這好像是第一次從媽媽這裏得知外婆的一點情況,知道外婆還是一位女詩人。其實我媽媽對外婆的印象也很模糊,因為在她六歲那年,外婆就患嚴重的氣管炎去世,年僅三十幾歲。
外婆出生在一個殷實人家,從小受過很好的家學教育。嫁給外公後,他們原先住在薑堰鄉下。從二十年代初起,外公開始向城鎮發展,他先後在泰州、薑堰等地經營過大同書局、大德糧行、大陸飯店、大元錢莊等商行。這段時期正是被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他的一部展現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新作《跌蕩一百年》中稱為1870-1977這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的1911-1927年的後期。“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係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跌蕩一百年—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外婆隨外公搬到泰州,她一直沒有停止詩詞創作。
六零年春節,我姨媽從北京經南京中轉回泰州老家探親,把我也帶了去。不知是不是得到外公外婆更多的遺傳,我發現舅舅他們一家人都喜歡讀詩、作詩。一個寒冷的晚上,外麵下著雪,屋裏擠滿了人,舅舅、舅媽、姨媽、表哥表姐們都在。屋裏暖洋洋的,窗上積滿了水氣,我們全然感覺不到外麵的寒冷。大家吃著瓜子花生,聊著天,輪流作詩。在那種氣氛的感染下,我也作“詩”一首:“窗外雪花飄,窗內真熱鬧。曉京在床上,就是睡不著。”近五十年過去了,回想起來仍能感覺到泰州老家那裏那種濃鬱的文化氣息。
揚州有一位著名的文史研究學者韋明鏵先生注意到了泰州的女性詩人這一群體,他寫了一篇長文《泰州的女性詩人群》收集在他的《廣陵絕唱》(2003年出版)一書中。在文章的開頭,作者寫道:“泰州(史稱“海陵”)不但物產豐富,而且文化昌明,早在宋元時代,就有‘小鄒魯’之稱。北宋胡瑗的教化理論,明代王艮的心學思想,清初吳嘉紀的平民詩歌,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華章。而尤為璀璨奪目,但又長期為塵埃所掩蓋的,卻是泰州的一群女詩人! 女子為詩,自古罕見,泰州卻有一個女性詩人群,怎不令人刮目相看?”接著,作者以翔實的資料介紹分析了這一女性詩人群體,其中還引用了我外婆的三首詩。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海陵女詩人應該占有一席之地。”
看了韋明鏵先生的這篇文章,我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和感慨,真想用今年春晚的流行語大喊一聲:“我驕傲!”
我為我的外婆驕傲,更為我的故鄉驕傲。
泰州的女性詩人群
韋明鏵
在揚州城的東邊,有一座古城--泰州。泰州的建城史,大約已有兩千一百多年了。這是一個以富庶著稱的地方,因為地近東海,故史稱“海陵”。《漢書》中說的“海陵之倉為吳王濞所建”,《三都賦》中說的“矖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都是說的古代的泰州。
泰州不但物產豐富,而且文化昌明,早在宋元時代,就有“小鄒魯”之稱。北宋胡瑗的教化理論,明代王艮的心學思想,清初吳嘉紀的平民詩歌,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華章。
而尤為璀璨奪目,但又長期為塵埃所掩蓋的,卻是泰州的一群女詩人!
女子為詩,自古罕見,泰州卻有一個女性詩人群,怎不令人刮目相看?
海陵女詩人概觀
在中國文學史上,盡管有曹大家、蔡文姬、班昭、薛濤、李清照這些女性,但同男性比較起來隻能算是鳳毛麟角。
在一個城市、一個區域,偶爾出現一兩個文學女性是可能的,但成批湧現女性詩人的概率,應該說是極低極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所致。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已經很少,其中能夠成為詩人的自然更少,加上她們的作品較男人的作品更難流傳,世人對她們的研究也極為貧乏,這樣,關於她們的身世、作品和成就就更鮮為人知了。但是,泰州是一個例外。
泰州原屬揚州府。揚州的女性曆來有讀書的傳統。《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裏有一組明代市井歌謠叫《大明天下春》,專詠萬曆時各繁華都市(包括揚州、蘇州、鎮江、臨清、南京、杭州等)的女性,其中詠揚州的是:
揚州女兒好讀書,文章烈烈動台樞。
六韜三略胸中飽,發策先知勝與輸。
情也舒,意也輸,一段風流賽綠珠!
綠珠是西晉時石崇的愛妾,擅長吹笛。把揚州女性比作綠珠,是說揚州女性美麗而多才。而揚州府泰州城中的女性詩人,尤其引人矚目。
關於泰州的女詩人,有三種統計數字:
胡文楷所著的《曆代婦女著作考》中收錄了十九人;
封桂榮主編的《江蘇藝文誌·揚州卷》中收錄了二十六人;
顧一平所編的《揚州曆代婦女詩詞》中收錄得最多,為五十二人。
就時代而言,以清代泰州的女詩人最多。這應該是清代距今時代較近,因而她們的作品尚未流失的緣故。清代以前可考的海陵女詩人,隻有宋代的王氏。
王氏為宋代海陵王綸(綸字子霞)之女,自稱“仙人”。據載,她字善數品,而形製不相犯,後嫁為廣陵呂氏妻。王氏能詩,著有《瑤台集》二卷,已佚。《瑤台集》在《宋史·藝文誌》中作王綸作,但劉貢父《中山詩話》中說乃是王綸之女所作,並非王綸作。《詩話》中錄了王氏的《吟雪詩》、《題金山》等作品。《吟雪詩》有句雲:“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題金山》有句雲:“濤頭風卷雪,山腳石蟠虯。”時人評為詞意飄逸,非世俗可比。
除王氏外,時代較早的海陵女詩人當數明季宮人徐淑秀。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孑”,明亡後,於清順治元年(1644)流落金台。劉肇國學士見其所作詩詞,惜之,用餅金贖回,以贈武人邵某,而後棲居泰州之沈村。徐氏運命多舛,故為詩多抑鬱哀憤之音。她著有《一葉落詞》,已佚,《江蘇詩征》卷一六二收其詩一首。其《淮陰道中》雲:
昭陽遺孑謫人間,曾到龍樓第一班。
楊柳折來風雨夜,芙蓉分得水雲顏。
不知世上無金屋,猶說台前賜玉環。
薄命今生遙集處,傷心何地可容閑?
寫得沉痛淋漓,感人肺腑。徐氏事跡之可傳者,是當其棲居沈村時,家徒四壁,仍教女邵笠讀書。邵笠雖非徐氏親生,但卻承繼了庶母的詩風,著有《薜蘿軒集》一卷。邵笠後來不幸而卒,也是一段紅顏薄命故事重演。
縱觀海陵女詩人,多有早卒者。如著有《繡餘詩選》的張瑛,工詩古文辭,卒年方二十九歲。著有《仲貽鑾遺詩》的仲貽鑾,出身於書香門弟,卒年方二十七歲。著有《仲貽鷮遺詩》的仲貽鷮,尚未字人,年二十而夭。著有《繡徐吟草》的曹湘浦,性至孝而勤於詩,二十一歲就永訣人寰。趙雲芬《繡餘吟草序》雲:“喜其才出於女子,複驚其才竟出於女子也。幹造物忌,恐不永其年 。”
也許造物主就是如此忌才妒能的。泰州閨秀徐巽中《望雲樓詩集》裏,有一首詩是哀悼“吳陵王氏女”的,題為《吳陵王氏女美而才,字汪秀才,未嫁而死,以道裝殮;予久求其詩不得,已酉年季秋夢中見之,醒述以詩》。詩中有“亭亭誰家女,皎皎世無雙;娟娟隔秋水,緩緩泛輕航”之句。如此少女,如此早夭,實乃海陵之不幸,詩界之不幸!
所幸者,海陵女詩人多有詩集。據《揚州曆代婦女詩詞》著錄,現今可以考知的海陵女詩人五十二家,絕大多數均曾有詩集行世。其中仲氏家族才女最多,曾鐫為《泰州仲氏閨秀詩合刻》,且多有序。才女曹湘浦臨逝世前,手指妝前存稿,含淚不語,其父安慰她一定將這些詩稿付梓以播傳鄉曲,她才瞑目謝世。這就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繡餘吟草》。
海陵女性似乎有一種保存文獻的自覺意識,這是其他地方少見的。最突出的是清初泰州女子季嫻,不但自己編了許多詩集,還廣泛收羅前朝女子的詩,編為《閨秀集初編》五卷。《四庫全書總目》存其書目,並雲:“是集選前明閨閣諸詩,編為四卷,皆近體也,後附詞一卷。”
既然是”初編”,估計季嫻本來是要繼續編下去的,可是不知什麽緣故我們現在隻能看到這部《閨秀集初編》。正是賴乎此編,許多閨秀的心血結晶才留芳至今。
海陵女詩人中,有少部分是原籍他鄉,後來僑寓泰州的。
例如黃淑貞,字三四,原籍江西星子,流富泰州,著有《繡閣小草》。其《曉窗詠燕》雲:“為巢不羨新庭院,隻到盧家舊草堂。”寄著她懷念故鄉的情思。
賈永,字雲艾,原籍湖北均州,嫁為泰州丁柔克妻,著有《花雨繽紛館詞》。其《浣溪紗·寄外》有“君己天涯追杜牧,我猶清夢覓高柔”之句,表現出夫婦情深。
楊瓊華,字瑞芝,原籍遼寧,僑居泰州,嫁為舉人姚明新妻,著有《綠窗吟草》。其《偶作》雲:“千金買駿馬,百金買寶刀。瘴雲濃似墨,昨夢到哀牢。”“殺氣纏旄頭,寒光劍鐵浮。請纓如有路,願雪戴天仇。”詩風遒勁,不類南方閨秀,而有關東巾幗之氣。
陳珮章,字紉蘭、銀蘭,原籍安徽建平,自幼隨父寓泰州,曾加入南社,著有《蘅蘭室吟草》。其《送武公先生離泰》雲:“前從揚州來,今又揚州去。可惜好詩家,泰州留不住。”可見其雖屬流寓,但已以海陵為家了。
這些流寓海陵的女子,一方麵以其各自的經曆充實了自己的詩材,另一方麵又以其各自的風格繁榮了泰州的詩壇。例如原籍常熟的王惠貞,其《即其》寫道:“一輪皓月映疏簾,恰照愁人倚枕眠。千裏清光同此夕,幾人歡笑幾人憐。“有江南吳歌之風致,使人憶起”月子彎彎照九洲”的江南古調。又如原係秦淮粉黛的張粲,後僑寓海陵,為許承欽之妾,其《晚春》吟道:“春事闌珊鎮日陰,客中消盡斷腸吟。妾心正是橋邊柳,不遇東風恨不深。”玩其詩意,又令人不能不想到六朝金粉、秦淮風月。
正是由於多種風格的融匯,構成了海陵女子詩壇的多姿多彩。
海陵女詩人與家學淵源
海陵女詩人群的形成,從大的環境看,得益於泰州的深厚文化傳統。泰州一直是人文薈萃的地方,唐代有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宋代有教育家胡瑗,明代有思想家王艮、書畫家唐誌契、天文學家華湘、史學家宮偉鏐,清代有詩人吳嘉紀、太穀學派中堅人物黃葆平、蔣文田以及天文曆法學陳厚耀、水利專家陳應芳等。他們的存在,構成了泰州延續千年的濃鬱文風。海陵的女詩人,就是在這種文化的氛圍中孕育、滋潤、成長的。
另外一方麵,從小的環境看,海陵的女詩人直接受教於她們的家庭。父女、姐妹、夫婦,都既是親屬,又是傳播文化、切磋詩藝的師友。因為中國曆史上有重男輕女的頑固陋習,缺乏供女性讀書的學校,所以“家學淵源”就幾乎成了女子獲得文化知識的唯一途徑。
關於這一點,在泰州詩壇上有大量史實可以說明。
例如,蔣葵和蔣蕙是姐妹,同時又都是詩人。蔣葵著有《拂愁集》、《鏡奩十詠》,蔣蕙著有《和鏡奩十詠》。
宮婉蘭,著有《梅花樓集》。宮婉蘭的父親是太史宮紫元,丈夫是如皋諸生冒褒,都具有文學修養。
邵笠,著有《薜蘿軒集》。她的丈夫是諸生黃杜若,庶母徐淑秀則是著有《一葉落詞》女詩人,。
陸羽嬉,著有《小雲集》。她是詩人黃天濤之妾。
張粲,僑寓泰州,著有《適燕集》。她是漢陽人許承欽之妾。許承欽寓於泰州,為崇禎四年(1631)進士,知溧水縣,遷戶部主事,著有《漱雪集》。
張瑛,著有《繡餘詩選》。丈夫是諸生朱連璧。
楊瓊華,僑寓泰州,著有《綠窗詠草》。她的父親是按察使楊重英,丈夫是舉人姚明新。
張蘭,嫁泰州程惠田為妻,著有《餘生閣詩抄》。她的父親是延安知府張輔。
王睿,著有《陋軒詞》。她的丈夫是詩人吳嘉紀。吳嘉紀的詩運思深刻,風骨遒勁,曾撰《今樂府》與《陋軒集》,自成一家。
曹湘浦,著有《繡餘吟草》、《雙魚珮》。父親曹雲漢是廩生。舅父趙雲芬是詩人,著有《琴鶴山房詩》一卷、《北山裴園詠物詩》二卷。曹湘浦常向舅父問詩。
崔保珠,著有《繡餘草》、《青雲館筆記》。兄長崔保齡是進士,丈夫陳家亮是增貢生。
從上述諸例可以看出,海陵女詩人群的出現絕非偶然,家庭的因素至關重要。
實際上,有一些女詩人的家庭,文章傳家已經數代。考索這種“家學淵源”的曆史,一方麵可以解釋何以在泰州會出現眾多的才女,另一方麵也有助於中國傳統家教作用的研究。
關於泰州的延續數代的文章世家,與女詩人有關的,我們可以重點舉出季氏、俞氏、陳氏、仲氏四家作為代表。
清初泰興女子季嫻,字靜姎,一字扆月,號元衣女子。蓍述極豐,計有《學古餘論》、《前因紀》、《學禪諢語》、《百吟窗》、《近存集》、《季靜姎詩》、《雨泉龕詩選》,《雨泉龕合刻》、《閨秀集初編》等。其父季寓庸,官於吏部。其兄弟均有著述。如長兄季開生工詩畫,著有《出關草》、《冠月樓詩》等;次兄季振宜為著名藏書家,所藏之書富甲天下,著有《侍禦奏疏》、《延令宋版書目》、《聽雨樓集》、《靜思堂稿》、《唐詩目錄》等;四第季舜有官翰林院典籍、內閣中書,著有《寄巢詩集》等;族兄季良眉雖家貧,也能詩,著有《北村詩鈔》。季嫻的女兒李妍,也能詩,著有《綠窗偶存》。李妍的侄兒李國宋,弱冠即以詩文名江淮間。其詩詞古體摹顏謝,近體似溫李,中年以後純學盛唐,著有《蠃隱集》、《珠塵集》、《大村易藝》、《大村古詩選》等。由此可見泰州季氏文風之盛。
清代泰州女子俞廷元,字素蘭,工詩。其高祖俞釺是順治五年(1648)舉人,任廣西太平府推官,著有《百尺樓課耕錄》。曾祖俞瀔以廩貢生膺歲薦,候選內閣中書,著有《流香閣詩詞》。祖父俞梅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分校《康熙字典》等書,著有《治河方略並圖說》、《孔子家語訂正》、《俞太羹製藝》、《雲斤詩集》、《甲申集》、《夢餘集》、《白陸詩選》、《曆朝詩雅》。父親俞燾著有《落落吟》、《知莊集》。叔父俞天池著有《痘科金鑒錄詳注》。弟俞堉、俞圻均有著述。俞堉工詩,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時,獻詩者百計,惟堉詩最佳,一時公卿多異之,著有《古文騷賦》、《尚論管窺詩》、《編年詩鈔》、《憶舊集》、《感秋集》、《率意集》、《吳陵郭北竹枝詞》等。俞圻詩清超拔俗,詞情致淡遠,與兄堉齊名,著有《剪燭吟》、《截流吟》、《剪春詞》等。俞圻之子俞國鑒也能詩,幼有異稟,十三歲為諸生,嘉慶五年(1800)舉人,以母病不赴官,著有《樵月山房詩文集》、《陔蘭書屋試帖詩》。可見泰州俞氏久享文名。
清代泰州女子陳傳薑,著有《得山樓詩稿》。其夫朱澤況,監生,工詩畫,著有《畫法舉要》、《海音詩略》。朱澤況之父朱經,工詩古文辭,棄舉子業,著有《春秋指掌》、《春秋類傳》、《河防誌》、《兗東遊記》、《陸車集》、《狎鷗亭詩》、《秋懷詩》、《燕堂詩鈔》、《燕堂賦稿》、《小紅詞集》、《甲戌入吳詩》、《友梅集》等。朱經之父朱克簡,順治四年(1647)進士,曆官中書、禦史,巡按八閩,著有《政略》、《巡閩奏議》、《澹子奏議》、《石厓遺集》。朱克簡之父朱爾遠,諸生,著有《五經注疏匯纂》、《史學辨疑》、《理學纂要》,《曆代理學名臣讚》等。可見這也是泰州的書香門第。
清代泰州仲氏家族,文風最盛,詩人也最多。仲氏女詩人,有仲振宜、仲振宣、仲趙氏、仲洪氏、仲貽鑾、仲貽簪、仲貽笄等近十人。仲振宜和仲振宣是姐妹,分別著有《綺泉女史遺草》、《瑤泉女史遺草》,並為《泰州仲氏閨秀集合刻》之一,稱《留雲閣合稿》。仲趙氏趙箋霞,為仲振奎之妻,仲振宜、仲振宣之嫂,著有《辟塵軒詩集》。仲貽鑾為趙箋霞之女,著有《仲貽鑾遺詩》。仲貽簪、仲貽笄及仲孺人,均為仲振履之女,均能詩。仲振宣之女仲貽鷮,也能詩,著有《仲貽鷮遺詩》。仲洪氏洪湘蘭為泰州貢生仲振猷之妻,著有《綺雲閣遺草》。泰州仲氏為文章世家。仲振宜、仲振宣之父仲鶴慶,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工繪畫,著有《蜀江日記》、《迨暇集》、《迨暇集古文》、《雲香文集》。仲鶴慶之父仲素,諸生,著有《茗叟詩草》。仲素之父仲邦文,也能文。仲振宜、仲振宣的兄弟仲振奎、仲振履,都是極擅文章的。仲振奎是監生,為文精深浩瀚,出入三蘇,平生著作,無所不有,知名者有《綠雲紅雨山房詩紗》、《辟塵軒文鈔外集》、《紅豆村樵詞》、《紅樓夢傳奇》等二十餘種。仲振履是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任廣東知縣時有善政,其著作也甚多,知名者有《咬得菜根堂詩文稿》、《井眉居詩抄》、《虎門紀遊稿》、《雙鴛祠傳奇》等十餘種。泰州仲氏一家,可謂滿門皆詩人。
上述四個家族,除了第三個家族是女詩人陳傳薑的夫家之外,季氏、俞氏、仲氏都是女詩人娘家。其中,季氏文風至少傳了四代,俞氏文風至少傳了六代,仲氏文風至少傳了五代。可以說,即使從全國範圍看,像泰州這樣的文章世家也是十分典型的。
在一個封建大家族中,文化知識不但傳授給男子,而且傳授給了女子。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化傳承現象。毫無疑問,海陵才女的成批湧現,正是依賴於家族文化傳統的悠久曆史,和對於重男輕女積習的開明態度。
海陵女詩人的作品及其價值
曆代女性的詩詞,有相當一部分是寫“閨怨”、 “閨愁”一類題材的。這一類作品自然也有其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即: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古代婦女的生活,並獲得一定的美感。但是,毫無疑問,一個女性假如僅僅寫這類題材,就使得她的作品的價值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盡管這種局限性形成的原因,不能歸咎於女性自己,在更大程度上應歸咎於宗法社會對於女性活動範圍的嚴格限製。可貴的是,海陵女詩人的作品並沒有囿於“閨怨”、“閨愁”這一狹小的題材範圍。
縱觀海陵女性的詩詞,最有價值的有下列五個方麵:
其一,歌頌自然風光。
大自然是千變萬化和充滿魅力的。春夏秋冬、風花雪月、天地山川、鳥獸蟲魚,都能夠給人以美好的感受和自由的聯想。女性對於自然的觀察,往往更加細致,也更容易牽動微妙的情思。
季嫻《晚晴》雲:“雲迷運岫不分明,欲倩春鳩暫喚晴。簾外忽懸天上月,來朝應有賣花聲。”王崇蕙《春暮》雲:“風花無限思無窮,九十春光悵已空。莫遣飛英著流水,有人窗下惜殘紅。”仲孺人《昌口道中》雲:“群峰翠接天,雁亂山禽囀。空穀室無人,閑雲自舒卷。”徐巽中《爐雪》雲:“開門一白淨無暇,酒煮紅泥手自叉。南浦有田皆種玉,西村無樹不開花。馬行驛路銀杯散,雁渡河濆墨跡斜。非夏何緣裁縞紵,風姨送與萬人家。”在清新的描摹之外,我們能體味到海陵女子熱愛自然的胸襟與情趣。
其二,記錄社會風情。
一個時代、一方水土,會孕育出獨特的民風、民情。無論是端午還是中秋,是送灶爺還是放風箏,都體現著社會的風情和民間的趣味。用詩歌來記錄這些民俗事象,無疑具有民俗學和文化學上的價值。
海陵女子描寫風俗的詩甚多。如張瑛《金人捧玉盤·午日同父作》寫端午節風情雲:“不覺是天中,節日融融。小窗似錦石榴紅。蘭湯沐罷,靈符高掛室西東。綠蔭院落閑遊戲,兩袖生風。笑爾曹,爭艾虎;看女伴,鬥花叢。開綺席術酒馨醲。一觴一詠,勝如歌舞玉樓中。隨時即便成佳境,何必仙宮?”高佩華《浣溪紗·七夕》寫乞巧節情景雲:“銀漢迢遙月半彎,虔陳瓜果任雙鬟。鵲橋穩駕白雲灣。為訴經年離別苦,仙蹤料想五更還。那能分巧到人間!”曹湘浦的《紙鳶》、徐巽中的《美人風箏》都是寫春日放風箏的風俗。清代風箏有作成鳳凰形、美人形的,從詩中可以得到佐證。
其三,表達親情友愛。
人間的親情是一種最天然、最樸素、最持久的感情,也是最溫馨、最純真、最美麗的感情。女性在親情方麵,往往更重於男性。在海陵女子的詩作中,表達母女、姐妹、夫婦等至真之情的篇什格外突出,這也是海陵的醇厚民風在詩中的反映。
周淑媛《元日哭先大人》表現了女兒喪父之痛:“一夜思親淚,天明又複收。恐傷慈母意,暗向枕邊流。”陳傳薑《憶母》表現了出嫁女兒的思親之苦:“膝下相依慣,劬勞力已殫。不緣今日別,那識舊時歡。霜落長河冷,心懸兩地難。惟憑諸弟妹,早日問親安。”蔣葵《夢醒聞雁卻憶女弟》寫女詩人聽到雁鳴而思念妹妹,蔣蕙《雨夜夢與冰心女兄話舊》寫女作者在夢中與阿姐重逢,均情真而意切。趙箋霞《寄外》、王睿《卜算子·秋夜寄外》,都是寫夫婦離別之情的,所謂”夜讀休傷酒,春寒莫典裘”、 “記起意中情,惹卻心頭苦”,曲曲表達了妻子對丈夫的關心和懷念。周貞媛《浪淘沙·哭亡女團玉》是母親悼女之作,可謂聲聲淚、字字血:”血盡杜鵑啼,風雨淒淒。傷心又咽五更雞。隻說今番身是夢,癡望而歸。望眼已空迷,淚漬羅衣。三年顧複事皆非。流水落花人去矣,死別生離。”
其四,反映民生疾苦。
反映黎民百姓勞作之苦辛、生活之困頓,是中國詩歌的寫實主義優秀傳統。《詩經》中的《伐檀》、《碩鼠》,杜甫的“三吏”、 “三別”,從來是以此著稱於世的。女性詩詞也具有這種特色,諸如蔡文姬的悲憤詩、李清照的亂離詞,其傾訴的都不僅是個人的際遇與哀怨。
海陵女子的詩,多方麵反映了民生疾苦。邵笠《和夫子貸米詩》:“莫以貧為病,吾儕本寂寥。瓶罌雖久罄,意氣不全消。張子仍存舌,陶公肯折腰?有鄰雖貸米,相對慰清宵。”寫的是貧賤夫妻向鄰人借米度日的窘境。仲貽鑾《榆錢》:“誰把青錢撒暮春,紛紛堆積滿芳塵。獨憐日對回廊下,隻買春愁不濟貧。”詩人看到滿地榆錢卻不能濟貧,從而發出憐貧的感慨。錢荷玉《香露軒吟剩》詩集中,反映民生的詩篇更為突出。如《南通旅次書感》雲:“幹戈擾攘阻塵沙,百裏烽煙不見家。歌女那知離亂苦,聲聲唱出自由花。”《秋日雜詠》(其一)雲:“頹齡男婦走街坊,滿麵驚看菜色黃。乞食猜他難一飽,輸財誰肯救年荒!”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盡在詩人筆下,讀之令人唏噓。
其五,月旦曆史人物。
對於曆史人物作出準確、深刻、獨到的評論,必須要有相當的學養、見識、才華。評論古人本是學者的事,詩人為之,則詩人須兼有學者之識與詩人之才。海陵女詩人的詩作中,論及古人的有數十首。僅此即可知海陵女子的腹笥之寬與眼力之遠。
海陵女子所論古人,有屈原、李白、嶽飛、西施、虞美人、王昭君、宣文君、謝道韞、花木蘭、孫夫人等。僅曹湘浦的《詠古》,便有二十首之多,每首詩詠一古人。其《謝道韞》雲:“綺閣仙才播大名,胸懷冰雪灑蘭襟。一從柳絮平章後,千古詩人說到今。”徐巽中《望雲樓詩集》裏,亦有詠古人詩數首。其《虞姬》雲:“蠻靴鐵騎敞宮袍,戰罷烏江看寶刀。莫說重瞳功蓋世,當年兒女亦英豪!”這些詩一掃閨秀詩常見的纖弱之風,而洋溢著一種奮發向上的才氣。此外,張蘭有《讀李太白集》七律一首,寫得豪邁而酣暢:“撫卷高歌四壁秋,天才誰與謫仙儔?疏狂隻合一生醉,詩酒難銷萬古愁。低首宣城思繼起,承恩天寶話前遊。臨江竟說騎鯨去,采石猶餘太白樓。”錢荷玉的《登嶽墩》七律一首,則寫得沉痛而雋永:“聞說城西別有天,嶽家墩上謁前賢。一心報國身雖死,二帝蒙塵眼望穿。冤獄造成三個字,忠肝照見幾千年。夫妻常跪羞秦氏,用盡機謀亦枉然!”這些詩雖曰論古人之事,實際上亦是抒今人之懷。
海陵女性在詩壇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與泰州悠久的文化傳統和開明的社會風氣有關。海陵地處東南一隅,民風淳樸,受禮教束縛相對較少,女子因而能夠得到較多的自由,可以用詩歌來抒情言誌。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她們自身的天賦與勤奮。我看到許多泰州女子,在終日勞作中不但鍛煉出了一身強健堅忍靈敏的體格,而且也仿佛天生具有一種聰慧靈敏的才智。她們也許真的汲取了山川的靈氣?
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海陵女詩人應該占有一席之地。
韋明鏵《廣陵絕唱》片段
作者簡介:
韋明鏵先生是揚州著名的文史研究學者,國家一級作家。著有《揚州文化談片》《揚州瘦馬》《揚州鹽商》《維揚優伶》《風雨豪門——揚州鹽商大宅院》《二十四橋明月夜》《廣陵絕唱》《把欄杆拍遍》《揚州曲藝史話》《揚州曲藝論文集》等。因其在揚州文化研究方麵的突出成就,被人們譽為揚州的“文化名片”。韋先生的研究範圍十分寬泛,此外,他還著有《動物表演史》《濁世蒼生》《UFO與古代中國》《玉璞風華》《江南戲台》《說台》等多種學術專著。
羨慕曉京的外婆是這群著名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泰州女詩人們中的一位!看中國影視時,我很喜歡看描寫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子佳人們的故事(戲稱“旗袍劇”),我父母家族裏的女輩們也有不少這樣的人,我從小也喜歡聽她們講她們的“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曉京能把你家的“那些”都寫成書,真是好樣的!
《香露軒吟剩》的作者錢荷玉就是我外婆。前輩們的詩才並沒有傳給我,更不指望能傳下去了,可惜啊。
文革中我猛背過一陣毛詩,這是另外一個故事,過幾日貼出。
粗粗讀了一遍,主要想找到曉京外婆的名諱,可沒有看出。能否告知?曉京六歲即能作詩,也是詩童一位,家學淵源啊。
難怪曉京多才多藝,原來是家學淵源啊!60年代寫的詩還能脫口而出,佩服,佩服!
向曉京的外婆和泰州女詩人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