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氏兄弟

這幾年回去幫媽媽整理文稿，特別是看了孝寬舅舅文革後參加修訂的《平原宗譜》中太倉陸家部分，讓我對近代陸家人物關係有所了解，也對大時代背景下陸家近支們的經曆產生探尋的願望。好在網絡資源廣泛，找到些相關資料，就存下來，慢慢積累。

從媽媽那裏知道，孝頤舅舅家那一支從他的父輩（或更早）到北方發展，已經在天津，北京一帶生活了多年。近些年有陸家親戚們來，孝字輩的有幾個。媽媽有說這是北京陸家，或天津陸家，但從宗譜上尋根求源，他們都是太倉陸家的後代。

很多年前太倉陸家老屋有媽媽的高祖陸增祥（星農公）手書的一副對聯：“長以孝恭承世澤，式時彝訓倬邦光”，作為後世子孫的“排行榜”。外公是“以”字輩，舅舅們是“孝”字輩，表兄弟們應該是”恭“字輩。

風雲變幻，歲月流逝，媽媽近親後代中以這個字排名的已經不多。如今，我認識的“承'字輩更是寥寥無幾了。媽媽家姐妹名字不隨這個“排行榜”，都是陸姓加一個單字。

上一篇《尋訪陸孝頤》文中提到：“關於陸孝頤的生平資料很少，隻有梁思禮、徐永強的《陸氏兄弟》有所涉及”。在網上找到轉載的這篇《陸氏兄弟》，但沒找到原始出處。

 

《陸氏兄弟》

作者：梁思禮 徐永強

陸孝劬（大陸）和陸孝頤（小陸）是兩位堂兄弟（見〈我的相冊中的陸氏兄弟〉），他們祖籍江蘇省太倉縣，全家在天津居住多年；上一輩是在平津工作的技術人員。陸氏堂兄弟很多，以“陸孝”取名知名於世的人數不少，其中有人早年參加革命，大概是由於這種家庭的影響，這兩兄弟覺悟很早，都較早地參加了革命的隊伍。

陸孝劬是哥哥，他很早失去母親；從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懷念母親的意思；他沉默寡語、性格文靜，高中分科時他選擇了文科。孝頤比較活潑，精於數理，“才華橫溢”，有時言談中流露出他想以愛因斯坦為楷模、作為學習的榜樣。多少年後的今天，我們感覺這也許並不是完全“狂妄”，而應該理解為“自信”和“抱負”；在和平繁榮的年代，在順利的環境中，他也許有可能達到，或者至少接近這個目標。

兩兄弟小時侯在天津意租界內培植小學讀書，和梁思禮是同學。1935年大家都考入南開中學，並且是二組同一個班。1937蘆溝橋事變後，南開被毀，南遷，我們都失學了；幸好這時位於租界地內的耀華中學擴大招生，我們和當時眾多失學學生一同被招進耀華，得以在淪陷後繼續念書。實在是難得的幸運。我們幾個人是同齡，都是班上的小弟弟。但是每次考試大哥哥們總是考不過我們這些小弟弟。                                                            

1941年夏季我們都從高中畢業了，想升學的人還不少，那時平津一帶選擇升學的餘地很有限；天津有天主教法國神父辦的工商學院，北平有同樣由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此外還有幾家偽立大學，還有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這在當時是最好的去處了。陸氏兄弟和許多同學都進了燕京大學。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們在那裏隻讀了一百天。珍珠港事件爆發了！ 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襲珍珠港；次日清晨，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大批日本兵團團圍住燕園，一方麵，按照黑名單搜捕愛國師生，另一方麵，對於一般師生，立刻逐出燕園。各人倉皇出走，自尋去路。這次大逮捕中陸氏兄弟都被捕了。隔了不少時間，不少人被放出來了，也不知誰吃了多大苦頭磨難；實則估計這些人當時也未必有什麽真正的活動。這時候我們兩人都早已離開淪陷區。詳情不得而知。關於這一天的事情，燕京大學的校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版過一本專刊，做了較詳細的報道。據了解這次逮捕給陸氏兄弟的政治曆史投下了深厚的陰影；直到他們晚年，或者生命的末期才得到澄清。

離開燕京後，許多人進了偽立大學。大陸於1942年去了延安，聽說他那時被分配在“解總”（解放區救濟總署），已化名紀鋒，在伍雲甫同誌領導下工作。1949年全國解放後，多年來他一直在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仍是伍雲甫領導），擔任紅十字會聯絡部長職務。1954年他參加以李德全和廖承誌為團長的新中國紅十字會第一個訪日團，他以團員身份先行赴日本安排工作。他又曾參與著名的“劉連仁事件”的交涉。劉連仁是抗日時被日本擄走的我國山東農民，在北海道做苦工，後來逃了出來，居然能在嚴寒的北海道深山中隱藏，像野人般活了下來，過了13年之久：生命力實在頑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他全然不知；直到1958年他才被當地居民發現；消息傳到東京華僑那裏，這時中國和日本還沒有邦交，隻能由紅十字會出麵解決，紀鋒代表中國紅十字會去日本交涉，接回劉連仁（幾年前劉連仁的後代向日本政府索賠，不久前好象得到了初步解決）。

七十年代末，徐曾去王府井附近一條胡同裏去看望他；這是1941年倆人自分手後的首次重逢。那時他住在一個大雜院裏，大概是因為曆史問題沒有審查清楚，不被信任；當時分派在新華總社搞外電翻譯；每天下午三點多上班，一直搞到後半夜下班：地道的報人工作；本來隻是一個外語工作者的技術工作，他是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可以不必他來搞的。他仍是過去那樣沉默，不多言語；因為他忙於上班，於是匆匆告別，沒有多談。

七十年代末，大概是政治曆史問題澄清了，於是受命出任駐曼穀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我國代表；攜眷駐曼穀數年，直到八十年代初離任回國。紀鋒大概在二十世紀末病逝於北京，走完了他平凡的革命者的一生。

陸孝頤離開燕京後，進入天津工商學院土木係學習，這是當時工科學生唯一的選擇；因為燕京一耽擱，他多讀了一年；於1946年才從工商（後改名津沽大學）畢業。畢業後他進入山海關橋梁廠工作，這家工廠以擅長鋼結構出名，是學土木的人學習鍛煉的好去處，不久孝頤就赴美留學，這是黨的安排，此時他已經秘密參加了黨組織。當時解放戰爭順利發展，黨中央考慮到全國解放後建設的需要，決定安排一些有條件的青年赴美學習科學技術。

孝頤赴美後，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城某大學學習水利工程，他積極參加C.S.C.A.（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中國學生基督教聯合會）；名義上這是個基督教組織，實際上是由我黨進步力量領導的。孝頤此時早有組織關係，思想覺悟比一般人高出很多。他廣泛接觸我國留美學生，宣傳國內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梁思禮這時正在美國留學，老朋友相見，分外歡洽，坦白交心。孝頤坦率的指出：“你們這個工業救國的理想是建築在沙灘上的！”。陸孝頤這段時間的工作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擴大共產黨在海外的影響，對於隨後相當一批我國留美的進步學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49年全國解放了，孝頤聽到消息後立即摒擋行裝，準備回國，本來正在攻讀水利工程博士學位，現在博士也不讀了。他於1953年回到北京，立即向高教部的一個辦公室報到，暫時住在前門外鮮魚口一個招待所內。不久經宋碩介紹進入北京市的水利部門工作。

孝頤回國後十幾年的工作是貢獻給北京市近郊水庫的建設上。他學的是水利工程，擅長水文方麵；他不是搞具體的水庫建設施工，而是從水文資料收集、分析入手，著重搞水庫規劃、選址等前期工作。在十三陵，密雲等水庫上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常年奔波在京郊的野外山嶺之間。就這樣忙忙碌碌工作到1966年。

文革中他跟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經曆了那一段特殊的曆史。他的業務工作從1966年開始已經搞不下去了，後來他曾感慨的對我說：“黨培養我十二年！我隻給黨工作了十三年！”十二年大概是指1941年到1953年；十三年是指1953年回國到1966年這段時間。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他病了，得的是鼻咽癌，被迫休息。養病期間他的體力尚好，就買了一張公共汽車月票，每天坐汽車在市內外公園散步；隨身攜帶藥品和口杯，定時到朋友家找水服藥，準時不誤。他是學科學的人，又去過西方國家，辦事十分嚴格、刻板。他沒有事幹，心中不安；於是要愛人到單位要點活幹。人們給他找了一些英文的水利書籍，叫他去翻譯，其實未必是真正需要的；於是他高高興興的幹起來。七十年代末那幾年，我們曾幾次去他家看望（當時他家住在工人體育館、三裏屯附近）。他家裏隻有老夫婦二人，他們沒有子女，生活十分寂寞。他回國後十一年來雖然安排在北京市工作，可是他常年在京郊野外奔波，很少度假回家：這也許是一種情況。

孝頤的鼻咽癌終於不治，他於1981年病逝。仍是由於曆史原因沒有搞清楚，組織上的結論有些“不實之詞”，家屬提出了意見，因此隻搞了一個遺體告別會，追悼會暫時不開。直到1982年初，問題澄清了，做了結論，才在八寶山召開追悼會。那天徐永強專門從天津趕來；梁思禮因公出差，由愛人代表出席，這一天，淒風苦雨，追悼會有一定規模，布滿了挽聯和花圈。中間最顯著的位置，是他愛人寫的挽聯，全文記不清，隻記得上聯開頭是“丹心向黨……”，下聯是“負笈重洋……”：確實是他一生的寫照。

他們走了！我們時代兩位優秀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