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小橋
歲月如流水，記下點滴
其實當年堤堤去匈牙利是個意外。本來他考了TOFEL，也有機會到一個和自動化所有合作關係的美國大學去，是邊工作邊學習的那種。可這個書生認定要去就堂堂正正地讀博士學位，對這個機會不屑一顧，馬上放棄了。當時科學院有規定碩士畢業後要服務兩年後才能申請出國，他打算老老實實地工作兩年後再說。恰好匈牙利國家科學院自動化所和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有交流關係，要派人去一年，費用匈方負責。他想在哪裏工作都一樣，就打點行裝，乘火車去了布達佩斯，那是1986年秋天。
開始還順利，匈牙利研究所內學術氣氛濃厚，同事相處友好；所裏為他租了房子，日常開銷也夠用。就是隻能上班用英文交流，論文用英文寫作，但出了大門外滿街都是講匈牙利文的，他一句也聽不懂。他隻好認認真真地開始學匈牙利語，人家不是用英文教，而是用匈牙利文教匈牙利文，還給他取了個匈文名字。他很努力地學，每天回家和房東老太太一句句講。這樣的學習效果奇好，他的匈牙利文進步神速。到我去時，他已經交流自如，還和周圍的人插科打諢。不過房東老太太常常說他：Lajos，這句話是罵人的，誰教你的？不能說啊。
MTA SZTAKI（Computer and Automation Institute ,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匈牙利國家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匈牙利文簡稱）的同事們都知道他想申請到美國讀PHD，他們說為什麽一定要去美國？我們這兒和歐洲的學術聯係緊密，在這裏讀不也一樣嗎？堤堤這輩子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怕麻煩，就是這點讓他決定留在布達佩斯讀他的PHD。讀學位和交流學習不同，要做出題目，拿出實打實的東西來，這大概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我去時，他的題目做了近兩年，因為數學結構方麵的問題做不通。看得出他很煩惱，兩年的時間和努力付之東流，學習研究到了一個瓶頸口！
1992年2月，堤堤終於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漫漫讀博士的那些年，其中的艱辛隻有他自己明白。
堤堤最後拿到匈牙利國家科學院的博士學位證書的過程挺有戲劇性，那時科學院不是把證書寄給本人而是通過中國大使館轉交。1993年春天堤堤離開布達佩斯到加拿大的卡爾頓大學做博士後，離開前和離開後多次詢問大使館，始終沒有博士學位證書的音訊。而從Dr Varady 那兒來的消息說科學院早已經把證書寄出了。那一陣，這是他的一塊心病，畢竟是多年辛勤努力的一個標誌。還是Dr Varady不辭勞苦地幫忙向科學院重新申請，過了很長時間，我們在加拿大渥太華收到了堤堤的博士學位證書。又過了兩年，我回北京探親在院子碰到曾在布達佩斯呆過的一個熟人，他說大使館文化處的大劉知道我們家都是一起的，托他轉交堤堤的博士學位證書。還說是使館教育處的老符一直保存堤堤的證書，離開使館卸任回國時交給了大劉。我至今還記得大劉北方大漢的樣子，他的太太姓張，人很清秀，曾經介紹了個學中文的男孩子Pestal給我們；老符和他的太太老高也是我們很熟悉的， 真得感謝這些好人。由此，堤堤有了兩份匈牙利國家科學院頒發的博士學位證書。
從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領導到1991年，這個大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遠在莫斯科的震動給整個東歐各國，甚至給我們這樣普通的留學生家庭也帶來了不小的衝擊。那時東歐各國政治、經濟動蕩，SZTAKI的經費緊張，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記得那時從北京到莫斯科的二等火車票價$45美元, 一等票價$62美元，從波蘭首都華沙買到布達佩斯的火車票隻合美元1塊錢。在波蘭街上遇到公派的中國進修生說：發給他們的美元資助因為匯率的迅速變化，明知可能上當受騙，為多換些生活，也隻好每天去街頭黑市兌換波蘭貨幣茲羅提。幸好匈牙利貨幣福林比茲羅提穩定，但堤堤以前夠我們生活的資助現在隻夠租個住處。我曾很想在布達佩斯科技大學讀英文授課的碩士學位, 但一年$3000美元的學費讓我們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
堤堤求房東老太太幫我在紡織廠找了份工資不高的工作。仗著在京棉二廠做過三年紡織工的經曆，猜想在機器轟鳴的紡織車間不用說話，我壯膽上班去了。其實這個廠比京棉二廠小太多了，工人多數是中年婦女，不知為什麽有不少從古巴來的女孩在這裏打工。大概全世界各個種族都有欺生，欺外的陋習，我的運氣不好，還真遇到了橫挑鼻子，豎挑眼的頂頭上司，也碰到了本身是外人但存心欺負更外人的古巴女孩。開始幾天真是難熬，好像怎麽做都不對，我寧可多幹活，但看不了她們的臉色。想到北京舒心的工作，溫馨的生活，想到丟在家裏一歲幾個月的女兒，真想哭，真想家，真不想幹了！可還不能一走了之，怎麽也得把一個月做完。有另外幾個同事看不下去了，她們和那個長著一臉橫肉的小頭目申辯，每天拉著我到食堂吃飯，告訴我熟悉工作的方法，時不時地拍拍我，送上個微笑，給我送來溫暖，這個世界上還是善良人多。
堤堤的房東老太太看起來很有精神。她1915年生人，丈夫很早去世，隻有一個女兒，一個外孫子，平日裏來往不多。老太太年輕時在工廠上班，假日往返匈牙利、捷克倒賣皮貨。日積月累有兩處小房子，在郊區還有個果園。堤堤到布達佩斯後住了兩年的第一個住處就是研究所租老太太的。那裏離研究所很近，記得樓下就是個公共汽車總站。這是個很小的公寓，隻有一個房間不分廳和臥室，一個小小的廚房和小小的浴室。但非常幹淨，整潔；壁紙，地毯布置得很有情調；家具，電器，日常用具，餐具一應俱全，是個挺舒服的地方。老太太把堤堤當孫子待，常幫他搞清潔，洗衣，換床單，甚至做飯，刷鍋、洗碗。開始兩人語言不通，全靠比比劃劃，鬧了不少笑話。有一次堤堤在市場買了茄子，想回來燒茄子解饞，可下班一看被老太太放在水裏煮了。還有一次堤堤買了香蕉，請老太太吃，她竟然不剝皮直接吃下去，原來她從來沒吃過香蕉！堤堤也會跟老太太耍賴，有一陣他想讓老太太把舊的黑白電視換成彩色電視，就每天跟老太太說。看說多了不管用就寫了很多匈牙利文“彩電”的紙條貼在電視機上，老太太被他纏得惱得要命，無可奈何真給他買了新彩電。老太太常邀堤堤一起去果園，我到後也去過多次。記得那裏有蘋果樹，櫻桃樹，有新鮮的蔬菜，還有一窩兔子。老太太常常帶著自己烘烤的麵包，自己做的酸奶，蘋果醬請我們吃。在藍天白雲下摘櫻桃，拿菜葉喂兔子實在是件愜意的事。這樣的親情，溫暖讓堤堤忘記了寂寞、思鄉，度過最初的困難日子。其實我去後我們還可以住在老太太那兒，但是老太太一邊很舍不得堤堤，一邊堅持讓我們另找房子，而且對我很冷淡。我一直鬧不明白是怎麽回事，直到1993年我們要離開布達佩斯到加拿大。有一天老太太到家裏坐了很久，翻著看我們的護照，看我們的簽證，聊著堤堤剛到匈牙利語言不通時的笑話和幾年間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老太太說： Lajos是好人，你也是好人，那時我就是覺得你來了，我不能再和Lajos像以前那麽親近了，才叫你們搬走的，說著說著就掉眼淚了。我這才恍然大悟，還真有點媽媽舍不得兒子，嫉妒媳婦的醋勁啊！
因為我們經濟的窘迫，也是在其他留學生的慫恿下，我辦了張旅遊簽證，打算到離布達佩斯200多公裏外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打一個月工。因為奧匈兩國貨幣的差價差7倍，這樣做一個月頂在布達佩斯做七個月的工作。那時我很向往，也是當時的初衷。沒想到這一去就是近兩年，這段的故事以後再說了。
我去維也納前後，因為房租的上漲，我們在布達佩斯搬過很多次家。
二十多年後我忘記了很多事情，但腦子裏始終有“Harcos utca”這個街名，這是1988年我剛到布達佩斯時我們住的第一個地方。是一對猶太老夫婦的兩室公寓，麵積挺大，門外有一棵很大的樹，夏天很涼快，有很濃的陰涼。和房東老太太那兒一樣，是研究所給租的。生活用品很全，連換洗的床單，毛巾都有。記得那年聖誕節老夫婦請我們到家裏吃飯。很正式的：雪白的桌布，餐巾，考究的餐具；匈牙利有名的Gulyás Leves（土豆牛肉濃湯）、烤肉、自烤的新鮮麵包、還有一種叫TOKAJI 的酒。這是後來因諧音被我們叫作“都可以”的匈牙利著名葡萄酒。我從那時開始了解歐洲的一些生活環境和方式。他們有很濃鬱的文化底蘊：幾乎家家都色彩鮮豔，掛油畫，有玻璃料器及瓷器飾品，古典家具，手工刺繡織物，布置得很典雅。即使廚房也是牆上有裝飾畫，台麵潔淨，整齊，餐具，刀叉亮光閃閃。請客吃飯不像我們那樣講排場，但是氣氛讓人感到隆重，舒適。
為了省房租，我們租住過羅毅研究所的同事Roze在布達佩斯郊區高層建築中的一套三室的房子。合住的有從中國科學院蘭州所來的一對夫婦，還有一個媽媽是匈牙利人，爸爸是塞爾維亞人的大學生Yiliya。小夥子很高，非常帥，學習不是太用功，喜歡各種汽車及維修汽車。Yiliya挺幹淨，隔兩周回家帶來媽媽做的肉食，點心，甜食，幾乎不煎炸食物，就是煮點湯。除了要常常到他的房間去拿用過、沒洗的盤子、碗外很容易相處。
記得我們還很短期租住過一個老太太家的一間屋子。是個普通人家，但是非常幹淨，整潔。每天我們出門後老太太會進屋重新收拾一番，甚至地上的鞋子也要按她的方式擺放。我自認是很幹淨整潔之人，但似乎還是不能達到她的要求。老太太倒沒有當麵抱怨過什麽，但我們住在那裏感覺太不自在，隻好匆匆又搬了出來。看來隻顧省錢不行。
到布達佩斯幾年，一是未來前景不明，二是害怕頻繁搬家麻煩，我們幾乎不添任何用品。每次搬家都是搬著箱子乘公共汽車，直到離開布達佩斯到渥太華，送了不少零七八碎的東西給留下的朋友，我們來時每人兩個箱子，走時還是每人兩個箱子。
那幾年教中文，讓我們結交了不少匈牙利朋友。他們非常友好，善良，也給了我們很多很多的幫助。
Anna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她的專業是法文，曾在進出口公司有很不錯的工作。後來患紅斑狼瘡，病休在家。她對中文的癡迷和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我記憶極其深刻。認識她時，她的中文程度已經不錯，能夠慢慢地交談，能夠讀中文文章。我常常到她的小房子，有時我給她做點中國飯，有時她給我煮頓匈牙利餐。我們一邊吃一邊聊我們共同有興趣的話題。有一次她告訴我，她在樓下電話亭看到幾個打電話的中國人，主動問他們要不要幫助？還請他們到家裏，但這幾個人提出的過分要求讓她很為難。我跟她講到中國的一句老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心之心不可無”。勸她以後不要把不了解的陌生人帶回家。後來她到北京大學進修半年，一定要我們住在她的小房子，我們一再堅持她才收了很少的房租。現在閉上眼睛我還能想得出她那間座落在樓梯拐角，堆滿各種書籍，各種用品，從很大的窗子，可以眺望多瑙河的小屋子；聽得見她那低低的，有很重的匈牙利口音說英文，說中文的聲音。Anna的前夫這時已是匈牙利很大的一個政黨的重要人物，我見過他幾次匆匆忙忙的來，說不上幾句話，丟下一包要洗的衣物就離開。Anna很坦然地解釋: 我們是青梅竹馬的夥伴，很早結婚；後來他愛上了別人，我們就分開了，現在不是夫妻，可我們還是相互幫助的好朋友啊。Anna也是猶太人，祖籍在位於羅馬尼亞境內的一個匈牙利族村子。她的父母二戰後在德國生活，妹妹，妹夫在美國大學教書。她的病況控製得不好，家人很不放心。但她不願意去別的地方，非常享受學習中文的生活，甚至對中國的古典文學有極大的興趣。1993年4月，我們在離Anna家很近的一家餐廳聚會告別，約好會回來看她或者她到美國看她妹妹時到渥太華來看我們。1995年聖誕節，我們像以往一樣寄賀卡給Anna，兩個星期後收到她父親寫來的信，告訴我們Anna再一次發病後去世了。我們非常非常難過！今年是我們離開布達佩斯20年，這些年我一直記著她：記著她年輕時的美麗，記著她不懈地努力，記著她的熱情、善良、誠實、溫柔、大度、從容……
大劉夫婦卸任回國，轉了一個學中文的男孩子Pestal給我。那男孩子有點害羞但很認真，很堅持，後來我到維也納打工，換了堤堤用工作之餘教他。那一年忘了是什麽節日，堤堤感冒發燒自己在家，很有點孤苦伶仃的感覺，Pestal敲門進來，帶了節日禮物，也帶來了溫暖的問候。人在困境和病痛中最脆弱，這件事堤堤說過很多遍，至今我一直保留男孩子送的匈牙利彩圖食譜集。
有一位Laszlo醫生，開始是堤堤的學生，後來因為都忙，換成我每周到他醫院的辦公室教課。本以為每日忙碌的醫生隻是玩玩，沒想到他很認真，對中國的很多事情感興趣，後來還把他的兒子送到莊則棟兒子莊彪在的乒乓球俱樂部打球。我們在布達佩斯的後期，很多醫療上的問題都向Laszlo醫生請教，他每次都給予很仔細的建議。
還有另外兩個學習中文的學生也印象深刻，一個是叫Tomas的大學生中文進步很快，很活躍，是堤堤的好朋友，後來也到北京學過一年中文。另一位是個年輕女孩，非常有語言天分，她的中文口語進步驚人而且很難得的沒有口音，後來她在中國公司和中醫診所做翻譯。
堤堤和學匈牙利文的一群國內外語學院派出生很早就是朋友，我們那時30歲出頭，他們隻有20歲出頭。他們在學校上課住在宿舍，但周末和節假日常到我們家來玩。有一年我們住的房子在布達佩斯的郊區，就是他們大學老師的一室小套房，我們就是在那兒碰到那個很無賴的鄰居。
堤堤那時剛考過駕照，滿心歡喜地買了第一輛車，是輛二手淺藍色的波蘭造手動檔小車Polski Fiat，平日裏停在樓外的路邊。那個鄰居不知怎樣和他搭上訕，說堤堤剛考過駕照，技術不熟練不易開車上班，又說你這輛舊車有些零件需要更換，你又不懂，這事就交給我吧，車鑰匙也放到我這兒比較好…… 那時我在維也納打工，不在家。堤堤是個很容易相信別人，想不到設防的人，以自己的善良覺得鄰居是為他著想，居然就真把車鑰匙交給那個人。幾個月過去，堤堤沒開過幾次車，卻發現這車的毛病怎麽越來越多，連汽車電瓶都常常充不上電，打不著車。送去維修，按車行說零件的老舊程度，遠遠不符買車時的狀況，這才對鄰居產生了懷疑。原來這個鄰居好逸惡勞，常常酗酒度日。他有一輛同樣的車，起了貪念從堤堤的車上拆件換到他自己的車上，再把舊件換過來。幸好那人的太太，兒子是誠實，善良的人，他們和鄰居分開居住，但了解和厭惡鄰居的醜行。求助了他們的幫助，才又換回了汽車零件，拿回了汽車鑰匙。
大概是1991年，堤堤的老板Dr Varady 幫我們找到一處很好的房子。這是他朋友的母親Lazale大媽的家，離研究所隻有幾步路。老太太要到美國看望兒子一年，請人照看房子隻收很少的房租，唯一的要求是保持房子的幹淨整潔，這是我肯定可以做到的。後來我們在這處房子招待了不少朋友，大家都誇房子漂亮，說比那時廳級幹部的房子都棒！
那時正是堤堤做博士論文後期，準備答辯的緊張階段，我也結束在維也納近兩年的打工，讀書的生活，回到布達佩斯。因為匈牙利一度對中國開放簽證，來了不少做生意的中國人。堤堤除了上班，寫論文，常常應邀給人作匈牙利文的翻譯，什麽找律師、跑工商局、到警察局辦理居住許可、找出租地、貨物進出口、甚至上醫院看病等等。
記得是個聖誕節前，堤堤回來跟我說，今天幫人去工商局申請節日攤位，想著給別人辦，幹嗎不給你也辦一個？我們跑到中國人的公司第一次進貨，我們兩個書生，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不知道什麽好賣，什麽不好賣，也不知道哪些貨品的批發價格低容易賺，一切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做的。記得進的是些聖誕節的裝飾燈，小禮品，還有襯衫，服裝，羽絨服之類。從此開始了“練攤兒”。
記得那個節日臨時市場不在熱鬧的地方，是個比較大的路口，來來往往的上班族和周圍的居民倒也不少。聖誕節前的布達佩斯挺冷，如果是太陽天還好，趕上陰天就一天手腳冰涼，要穿著長羽絨衣才暖和些。堤堤每天開那輛小車幫我把貨物運到市場，再回家停車後到研究所上班。市場的時間很長，上午擺攤，一直到天黑。市場的照明燈很強也很漂亮，吸引行人和遊客，晚上的生意會更好些。我旁邊的攤位有匈牙利本地人，也有其他中國人。他們進的貨多，品種齊全，一看就是有經驗的主。他們的生意比我好得多，但是沒過幾天就有客人回頭來找。說買回去的格子絨布襯衫下水後抽得很小，匈牙利的大塊頭沒法再穿；還有人拿著漏絨的羽絨服來退貨。我暗自慶幸沒看上也沒進那樣的貨，想想要是自己買了那樣的衣服肯定不高興；也由此有個原則，不進質量不好的東西，即使是批發價低，好賺錢也不進。
聖誕臨時市場後，我們嚐到點做小生意的甜頭。如果進貨對頭了，收入的確比上班打工高得多。後來我到一個中國人的公司做批發商品的收款、出納，老板說能付給你的工資不高，但周末可以免費拿公司的貨物到市場去賣，賺到的批發到零售價的差歸你。那個時候，堤堤研究所的資助隻勉強夠我們的房租，不是我想不想，願不願意，是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賺錢才行。每個周六和周日上午，在布達佩斯周邊有一些自由市場，當時的客流量很大。記得我們去過很多市場。雖然一般客流早上八、九點鍾以後才會增多，但大家都是淩晨三、四點鍾出門，要在市場的主要通道占個好位置，這對一天的生意有很大的影響。周六，周日兩天練攤兒，我們就用那輛小車運貨。為了多裝貨，我們把後麵的兩個座位拆掉，堤堤後來還在車頂加裝了貨架。別看車小，裝的東西可不少呢！周六練攤兒回來，累得不想動。可周日早晨還要再去市場，又擔心貨物放在車裏停在樓下會被人偷，我們倆隻好咬牙搬貨上樓，周日清晨再搬下去。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Lazale大媽的那棟老樓，從開車門，樓下大門，二門，進電梯門，出電梯門，四層的門，家裏的大門，儲藏間門，我們要多次搬箱子穿過八道門。
我又跟人打架了！那是堤堤趕論文最忙的時候，記得是個周五晚上，堤堤開車把我送到郊區很大的一個自由市場馬上乘公共汽車回去了。我找好位置放了塊塑料布“占地兒”，就在裝滿貨物的小車裏靠著，等待天亮。迷迷糊糊中聽到“嘩啦啦”掀動塑料布的聲音，隔窗看去有人把我“占地兒”的塑料布扔到一邊，占了我的地方。我腦袋一熱就衝了出去，扔開他的，把我的又放回去，一來一去就爭了起來。這是個40多歲的匈牙利漢子，力氣很大，我當然打不過他，被他推倒甩在地上，打鬥中那人腕上的手表也不知飛到什麽地方去了。旁邊馬上有不少匈牙利人圍上來勸架，我隻會很少幾句匈牙利用語，其實真的講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恍恍惚惚聽得旁邊的人說看到是我先來的，他們都罵那個人不好，欺負女人。那人被大家說得掛不住臉，不吭聲，躲到一邊去了。有好心的大嬸給我端來咖啡，安慰我，一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市場結束大概是中午一點鍾左右，堤堤乘公共汽車來接我回家，看到我的胳膊，膝蓋都摔破了，問我怎麽了。聽後氣得要去找那個蠻橫的漢子算賬。我說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不如去感謝周圍這些善良，講理，幫助了我的大媽、大嬸、叔叔大爺們，沒有他們，還真不知道會怎麽樣呢！這也是我在京棉二廠前紡車間打架後，這輩子第二次跟人打架。
記得曾看過一部講吉普賽人能歌善舞、豪放自由、多子多女，無拘無束，喜歡乘大篷車遊曆的電影。可那時無論在朋友的批發售貨公司還是我自己在市場上“練攤兒”，都得格外提防吉普賽人。
來批發公司進貨的客人很多，有當地人也有中國人。一有吉普賽麵孔的人出現，老板就很緊張，會讓幾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緊緊跟上，一看就是“防盜”的架勢。開始我覺得很過分，心想這也太不尊重，太讓人難堪了吧？直到有一天進來了幾個穿長大衣的吉普賽青年男女，在各種貨物前轉了半天後準備出去時被老板和保安要求他們交出偷的東西，否則要叫隔壁警察局的警察來時，他們才嘻嘻哈哈地從懷裏掏出衣包丟下，完全看不到羞愧，緊張的神情。從此周末我自己練攤時都很小心：錢包掛在腰上，價格高的貨物放在手邊，鞋子隻敢放一隻作樣品。但趕上生意好，客流大時還是防不勝防，常常會有丟失，甚至一隻鞋樣也會找不到了。有一次我自己到一個市場賣貨，旁邊的攤兒剛好是個從北京來的小夥子，我們倆相互照應著生意。兩個穿長裙的吉普賽媽媽帶著幾個小孩兒從我們攤前經過，轉眼間就拐彎看不見了，我忙著手中的生意沒有太在意。小夥子叫我：哎，那個吉普賽小孩偷了你攤兒上的牛仔褲！“幫我看著點兒攤兒”，話沒說完我就跑了出去。追了一百多米，看到幾垛磚的背後那兩個媽媽正拿著我的牛仔褲笑著翻看。我氣壞了，沒想和她們廢話，一把抓住偷東西的小孩掉頭就走，根本不看後邊。一直回到我的攤位，做自己的事情，不搭理跟著我回來的那兩個吉普賽女人。她們還給我那條牛仔褲，一個勁兒地說著什麽。最後我還是心軟，放了那個孩子，也放走了她們。北京小夥子說我太便宜了他們，應該交給警察。我是覺得四五歲的小孩子懂什麽？不是媽媽教唆，孩子不會偷。孩子在這樣的情形下長大怎麽能學好呢？好朋友Anna告訴過我：有吉普賽人成為著名的音樂人，但懶散、不勞而獲是吉普賽人的陋習。
記得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約好了幾家朋友晚上到我們的“廳長豪宅”聖誕夜聚餐。我要在家采購，做準備。可剛好那天是個周六有市場，我們不想錯過聖誕前賣貨的好機會。堤堤要我交代了各種貨物的價格，主動替我去“練攤兒”。下午他和另一個朋友神色詭異地回來了，說他們開市大吉，“戰果”不錯。吃飯時，那朋友實在忍不住，還是揭了堤堤的老底。那天賣的貨中有兩個可愛的男女小瓷娃娃作為聖誕禮物在市場上非常受歡迎，很多中國人的攤兒上都有同樣的貨。朋友還在忙活，堤堤來找他：
“你還沒完事兒，我的生意好極了！”
“這麽快？”
“瓷娃娃最好賣，早就賣光了。”
“…….”
“ 啊, 你一個瓷娃娃賣十二塊?”
“你呢?”
“我？一對瓷娃娃賣十二塊。”
“怪不得賣那麽快，你虧大發了！回去等著挨說吧。”
“保密，保密啊！”
朋友們大笑，堤堤紅著臉為自己辯解：那末可愛的小瓷人，可不就該成對賣嗎？
離開布達佩斯已經二十多年，最初出國歲月的甜酸苦辣和那時的患難朋友讓我們記憶深刻。很久前我們就想帶著孩子們回布達佩斯看看，堤堤那時還打電話給房東老太太，說一定會去看她。但孩子小，忙於應付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個計劃一直沒有落實。現在孩子到歐洲讀碩士，也許我們重訪布達佩斯的願望可以很快實現了。但是少了堤堤，房東老太太是1915年生的，大概也不在了。
真是物是人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