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女中的男生
三十年來家與國，歲月蹉跎雲煙過。百無一用是書生，坐而論道奈若何？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來了，各種各樣關於母親的抒情散文和紀念文章也多了起來。有的人似乎很幸運，有出身名門世家的“名媛”母親可“炫耀”（如洪晃）；也有的人似乎很不幸，有“革命”走火入魔的母親，結果母女形同陌路，直至陰陽永隔（如李南央）。
幸運也好，不幸運也好，以上兩類母親都因為心裏堆積了過多後天的“垃圾”如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因而壅蔽了自然天成的母子親情的源泉。攤上了這樣母親的人正如數九寒天喝涼水——冷暖隻有自己知道，旁人隻能感慨唏噓而已。幸運的是，這樣的母親隻占天下千千萬萬母親中絕對少而又少的少數。大部份人的母親都是靠自己雙手辛勤勞動、憑著天生的母子親情養育子女、維護家庭的普普通通的勞動者。她們既無什麽驚人的外貌，口中說的也隻是平淡無奇的日常語言，過的可以說是平平庸庸的一生。可也正因為如此，她們對子女、家人的愛是較少受“外界因素”幹擾的，也更為真實和樸實。我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有的正是這樣一個“尋常百姓家”的母親。
外號的來曆
外公外婆都出生於定居杭州很多代的封建家庭，算是正宗的杭州人。母親按籍貫自然也是杭州人。可是母親小時候卻有個“甘肅佬”的外號。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外公在一九二五年受中華書局委派前往甘肅蘭州建立西北地區的中華書局。初具規模後，外婆帶著幾個孩子也到了蘭州。我母親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出生於蘭州的教會醫院。她還在繈褓之中時，我外公突然染病去世。外婆受到沉重打擊也病倒了。所以母親是吃甘肅奶媽的奶水度過難關的。不知是因為出生在飛沙走石的塞外，或是北國婦女乳汁的養育，還是繈褓中喪父後來造成的影響，母親的脾氣性格迥異於她的哥哥姐姐和一般的杭州女孩子。杭州女孩子一般性格比較柔順，（我是說以前舊時代，現在新時代當然是絕對不同了）。可是母親從小就是個內心剛強、自主、嫉惡如仇、寧折不彎的女孩子。以前舊時代，北方人在杭州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和剛強、粗獷、蠻不講理等概念連在一起的，再加上母親是家裏最小的，自然有倚小賣小的毛病，哥哥姐姐也都讓著小妹，所以母親落下了這麽一個帶著貶義的外號“甘肅佬 ”。其實往好裏說就是江南小女子卻有著北國大姑娘的豪氣。母親的特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誰對她好的她能記一輩子；誰對她不好的她也能記一輩子。
痛恨日本鬼子
外公去世後，外婆拖兒帶女，扶著靈柩，從萬裏之遙的塞外曆盡千辛萬苦回到杭州。夫家不願承擔這麽一大家子的額外負擔，因此用時髦的“新思想”來鼓勵外婆改嫁。外婆是一個傳統型的舊時代婦女，一氣之下帶著五個孩子回了娘家（四個親生，還收養了一個在一九二七年甘肅大地震中家人遇難的三歲孤女）。安頓好孩子後，外婆找了一份郵電係統的工作掙錢養家。這樣一直到抗戰爆發，母親在杭州過了七、八年比較安定快樂的童年生活。可是好景不長，萬惡的日本鬼子打到了杭州城下。外婆隨著工作所在的浙江省電信局已經先期撤退到浙、閩、贛交界處的山區。家中剩下的幾個年幼孩子隻好跟著年邁的太外婆（母親的外婆），裹挾在滾滾的難民潮裏，向浙西南方向逃難。（母親的大哥十八歲，和當時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一樣，已經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抗日軍伍，隻不過陰差陽錯，投的是國軍而不是共軍！）不久，太外婆在顛沛流離中撒手人寰，拋下了四個從九歲到十四歲的驚惶失措、以淚洗麵的女孩子。幸好碰到了好心人把她們帶到了當地的郵電局，通過長途電話聯係上了外婆。
這大半年的逃難經曆在母親幼小的心靈深處刻下了難以消弭的慘痛印象。一路上被日本飛機炸得血肉橫飛的難民，忍饑挨餓、沿路乞討、病得死去活來的日日夜夜，親人的生離死別，這一切使得母親一輩子對日本鬼子深惡痛絕。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來華訪問，日本膏藥旗又出現在新聞紀錄片中。母親看了非常難受。在家裏和我們談起逃難的經曆，並說：我這一輩子決不能原諒日本鬼子。看見那膏藥旗，我眼裏恨得都能出血！
說起來有點好笑的是，她對日本鬼子的痛恨似乎成了內心深處的一種潛意識，會從眼神裏流露出來而不自覺。我姐姐小學和中學有一個最要好的同學是個中日混血，外號“日本女特務”，經常到我家來玩，有時也在我家吃飯。每次母親對她都是客客氣氣的。可是，有一次“日本女特務”私下和我姐姐說，覺得我母親不喜歡她，因為我母親有時看她的眼光讓她心裏發怵。母親晚年的時候，姐姐才和母親提起這幾十年前的事兒。母親自己也覺得好笑：也許是對東洋鬼子的討厭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吧？
六十年的友情
母親二十歲時回杭州加入了醫院的工作。集體宿舍的室友是比她大幾歲的胡阿姨。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胡阿姨已結婚，但丈夫是國民黨軍官，隨著敗退的軍隊不知身處何方。又因為年長一些，所以在各方麵都很照顧我母親。這對孤身離家踏入社會的母親來說無疑是“及時甘霖”。（外婆還未回杭，舅舅也隨著國軍不知下落，幾個姨媽都嫁了人，各奔東西)。就為此，母親一輩子念叨胡阿姨的好處。她們的友情持續六十年，一直到母親去世。追悼會上，八十三歲高齡的胡阿姨老淚縱橫，蓋棺論定說：她一生脾氣性格剛直，可能會無意中得罪某些人，可是在所有的同事朋友中，做人、做事憑良心的，要算她第一名。胡阿姨這樣說並非僅僅是為剛去世的人說幾句褒揚的言辭，而的確是有感而發的。
胡阿姨是個酷愛京劇的票友，年輕時經常喜歡粉墨登場。（我至今還記得四十五、六年前她在杭州東坡劇院演《打漁殺家》肖桂英的風采）。可是對自己的本職財會工作，她好像不怎麽上心。母親曾對她下過定論：她這個人根本不應該做財會工作，太粗心大意了！賬麵上缺幾塊、十幾塊甚至幾十塊錢，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正因為這樣，（再加上她又是國民黨軍官太太、縣太爺的女兒）解放以後幾十年的曆次運動，每次都少不了她！（母親因此戲稱她為“老運動員”）不是隔離審查就是押到群眾大會上批鬥，完了再發配病房幹髒活。在當時那種政治情勢下，同事之間互相檢舉揭發是司空見慣的，對有些人來說也是討好領導往上爬的手段。醫院裏人人都知道母親和胡阿姨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每次運動一來，領導、群眾組織、工宣隊、軍宣隊總要對我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檢舉揭發。母親每次都是不軟不硬地頂回去。母親雖然家庭成份並不好，大哥又是國民黨軍官去了台灣，但是本身曆史清白，本職工作非常認真負責，無可挑剔。另外母親潔身自好，從不參與同事之間的是是非非，上上下下也挑不出她什麽毛病。所以七〇年之前，倒也沒有因為胡阿姨的事遇到過大麻煩。
但是在七〇年深秋的一個夜晚，醫院來了人，一個是工宣隊的領導，另一個是政工組新任的組長。進了門就板著臉開始宣講“一打三反”運動的意義，接著就要母親和胡阿姨劃清界限，檢舉揭發。那個新政工組長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吧，聲色俱厲，居然拍起了我家的桌子。母親的火一下冒了上來，也一拍桌子：你把我當階級敵人嗎？你拿出把我定性為階級敵人的紅頭文件來，你把我隔離審查好了。你怎麽能對一個普通革命群眾這種態度？工宣隊長來自工廠，要比小人得誌的知識分子實在得多，一看鬧僵了，趕緊勸解，安撫了母親幾句。母親按捺住心裏的怒火，接著說：我了解的她就是這樣一個工作比較粗心大意的人，僅此而已。她決不是蓄意貪汙浪費的人。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我隻能實事求是，不能信口開河。這也是符合毛主席教導的，不是嗎？這一番話說的政工組長無言以對。談話就這樣無果而終。
事後，年邁的外婆非常擔心，勸母親去向院領導做個檢討，說是“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呀！母親當然不幹，反而說：對這種小人低頭，他就會騎到你頭上來的。外婆的擔心很快被證明了不是多餘的。
過了沒多久，醫院裏貼出了第一批上山下鄉醫療隊的“光榮榜”，母親的名字也在其中。母親既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隻是個撥算盤的會計，並非貧下中農所急需的人才。另外，我父親當時不在杭州工作，家中除了年邁的外婆，隻有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我哥已經遠赴黑龍江支邊）。按常理來說像這樣的情況是應該照顧的，至少不用第一批去。可是那年頭，“領導”要有心要給你穿小鞋，還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你連辯駁的話都說不出來。醫療隊臨行前，政工組又找母親談話，說是要了解她哥哥的情況。但是自從四九年以後，母親根本沒有她哥哥的任何音信，當然無從交待，隻能想當然地認為是跟著老蔣去了台灣。多年後，母親回想起這次談話，認為他們的目的其實是給她一種震懾，警告她老實一點：還有辮子抓在我們手裏呢！
母親的眼淚
母親是個相當堅強的女性。在和她一起生活的二十幾年裏，我隻看見過她兩次流淚。一次是在田中角榮訪華新聞紀錄片裏又看見膏藥旗，她大受刺激，跟我和姐姐第一次講述小時候因日本鬼子而受的痛苦，說著說著，眼淚奪眶而出。另一次，也是第一次，則給我更為震撼的印象。至今我一想起來仍會心中發酸，眼淚盈眶。
母親下鄉沒幾個月，外婆就在家中突然去世。那天上午，不知所措的我和姐姐被鄰居從學校叫回家中，除了哭還是哭，成了兩個淚人。鄰居們則分頭去通知在外地的我父親、在杭州的親戚以及醫院的領導。下午三四點鍾，母親終於趕了回來。醫院開車去接的人並未直言告訴她外婆已去世，而隻是說外婆急病，情況不好，所以母親一路上雖然憂心似焚，雙淚直流，內心尚抱著一線希望。可是車到了杭州沒有往醫院裏開而是徑直開到了住的弄堂口。母親一看牆門外圍著的一大群人，就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放聲大哭，一聲聲哭喊著媽媽，跌跌撞撞往家裏跑。我在屋裏遠遠地就聽見母親的哭喊聲，等母親進了屋，那哭喊聲變得更加的撕心裂肺，摧人肝腸。本來我和姐姐已經哭幹了眼淚，看見母親痛不欲生，涕淚滂沱，我們的眼淚不知從哪裏又洶湧而至。
母親這次因為喪母的痛哭讓我終生難忘，可是其中所蘊含的人生親子分離的悲、痛、傷、苦和悔恨之情卻是當時的我還不能理解的。隻有我自己也人到中年後，才逐漸理解了母親當時的心情。母親繈褓中即失去父愛，外婆獨自將她撫養成人。這種養育之恩比一般人的父母之恩仿佛增加了一倍，怎麽報答都不為過的。可是外婆辛勤勞苦了一輩子，連一天的清福都沒能享受就在憂心忡忡中撒手西去。唯一的兒子幾十年音信全無、生死不明，內心生離死別的煎熬可想而知。（後來中美建交後，在美的表姐輾轉寄來舅舅從台灣寄出的尋親信件，找到了母親和姨媽們，可是那時外婆已經離世整整十年了！）當時母親想到這些一定如萬箭攢心。另外，因為不願意 “屋簷下低頭”而引起了一連串“政治後果”，使得母女之間沒來得及再說一句話、再見一次麵就天人永隔，這給母親的悲傷痛苦裏又加上了悔恨和自責，所以母親的痛哭才會如此地驚天動地。
晚年的母親，脾氣性格變得柔和多了，也多了一份老年人的暮景傷感。不過眼淚倒並沒有因此而多起來。記得隻有一次看瓊瑤的《青青河邊草》，小童星金銘的出色表演賺了我母親不少眼淚。
人生自古傷離別
外婆的後事辦完後，親友們各奔東西，家裏隻剩下了母親和我（姐姐暫時住到姨媽家了）。沒過幾天，母親也不得不回鄉下醫療隊去了。我送母親來到武林門長途汽車站。經過這一次的人生巨變（我是外婆一手帶大的，我從未想到過外婆有一天會突然離我而去），我似乎長大了不少，也會給母親說一些寬心的話了，諸如“你放心吧，我會把家照顧好的。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之類。母親上車之前，掏出了一些錢、糧票交給我說，肚子餓時自己買點吃的吧。外婆去了，媽媽也不能在身邊，凡事隻能你自己當心了。聽了這幾句話，我趕緊低下頭，咬緊了牙關才忍住了淚水。我知道母親一定也非常悲傷。果然，我抬頭看見母親的眼眶紅了，淚水已經在裏麵打轉，可是她還是忍住沒讓它流出來。終於，她揮揮手叫我回去，轉身上了車。這是我第一次刻骨銘心地感受“人生自古傷離別”這句話。
我第一次離家出遠門是去北京上大學。那時母親才五十歲出頭，還沒有老年人的傷感，而且那年頭能去北京上學、工作是件大喜事，所以我在北京的十年期間每次回杭度假後和母親離別時都是高高興興的。送我到車站或機場的任務一般由姐姐姐夫和父親擔當，母親隻送到大門口。每次我走到弄堂拐角口時總是習慣性地回頭再看一眼，而母親也總是仍然站在大門口向我揮著手。
孔夫子說：父母在，不遠遊。可是我們這一代人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越跑越遠，後來竟遊到了太平洋的彼岸。母親在這一點上心情也是矛盾的，既希望子女們能滿世界跑，長見識，有出息，也希望子女們能多呆在身邊，享受天倫之樂。九二年，父母來美國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個月，過得非常開心。在洛杉磯機場送他們回國時，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六十五歲的母親已經出現了老態。母親一再叮嚀我注意飲食起居後，一步三回頭地向候機廳裏走。我發現母親往常穩健而有力的步伐好像失去了彈性，走路有點像老太太了。這猛然觸動了我內心深處和父母之間天然相連的那根“弦”，整個人頓時被憂傷惆悵所籠罩，呆呆地站在那兒看著父母漸漸遠去的背影……
進入新世紀後，母親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我知道和母親相處的時間隻會越來越少，所以每年都盡量回杭一至兩次。每次返美之前的離別都讓我心情越來越沉重。母親隻能拄著拐杖步履維艱地走到窗口來向我揮手了。最後一次在家裏和母親告別，她已經要靠保姆攙扶才能站起來了。我拿著行李來到樓下。上車之前，習慣性地往樓上回望：母親居然走到了樓梯口的窗子邊正向我吃力地揮著手！我頓時眼淚奪眶而出，透過模糊的淚眼，我連連向母親揮手告別。時至今日，每當想起母親這最後一次在窗口向我吃力地揮手離別的情景，我的眼睛就不自禁地飽含淚水。
京劇《三家店》裏秦瓊起解被押往登州時有一膾炙人口的唱段，其中有幾句最能表達我的感受：
娘生兒，連心肉，
兒行千裏母擔憂。
兒想娘身難叩首，
娘想兒來淚雙流。
每個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次出遠門的旅途。父母親、尤其是母親將我們撫養成人，就好像是送我們到大路口踏上自己的旅途。她們從未停止過“兒行千裏母擔憂”，即使是在她們自己的生命之火油盡燈枯之際，最後牽掛的還是我們這些在人生旅途上或春風得意、或坎坷困頓、或平安順利、或蹣跚踉蹌的子女們。這種養育之恩、擔憂之情是子女們難以用金錢和物質來報答的。正像古人、先賢所說：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有離別就會有重逢 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是在醫院病房裏度過的。眼看著母親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是一件非常無助而痛苦的事。唯一能說得上欣慰的是家人子女都陪伴在側。母親是個非常豁達的人，對生、死等問題看得透徹之程度，堪比得道高僧和哲學家。在重症監護病房陷入昏迷長達一個月之久後，她又清醒過來，和我說夢見了外婆和太外婆，說起小時候那段短暫的快樂童年時光，並告訴我她的心境非常平靜祥和。在簡要交待了還未交待的事以後，母親又陷入了半昏迷、昏迷狀態，直至最後一刻。母親所有的生命體征消失後，我替母親拭去了眼角沁出的兩滴淚珠。望著她好像睡著了一樣的麵容，我心裏深深地相信：在她推開死神殿堂的沉重大門、通過特別的時光隧道進入彼岸世界的那一刹那，她仍在牽掛、擔憂著在這個世界的子女。我也同樣深深地相信：母親踏上彼岸世界的第一時間就會看見疼愛她的太外婆、外婆以及其他親人們正高興地歡迎她人生旅途歸來。
我們這一代人大部份都是受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長大的，本來是不信靈魂不死之類的事的。不過，隨著年齒漸長、見聞日廣、內心世界探索思考與日俱增，我們修正原來的想法是不可避免的。生和死是每個人遲早都要麵對的“終極問題”，根本沒有人（無論多偉大）能給所有的人提供唯一的“正確答案”。每個人都隻能靠自己思考、領悟來參透這個“終極問題”。
國內近年來名氣挺大的“異議”女作家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等書的序或後記裏總喜歡添上這麽一句話：父母“在天國遠遠望著我，目光憐憫又慈祥。”這句話講得太好了。就像傍晚遠航歸來的船隻進港時需要領航員和燈塔的指引，人生旅途走到終點站、靈魂回歸彼岸世界時同樣需要指引。當我們將來有一天終於走完了這個世界的人生之旅、不得不麵對麵容表情捉摸不定的死神之時，還有誰能比生我們養我們、終生為我們操勞、擔憂的父母更有資格來擔當鼓勵我們的引路人呢？在她們憐憫而慈祥目光的指引下，我們將不會害怕跨過那道高高的“死亡門檻”，踏上靈魂回歸故鄉之旅，和已經在那兒的所有愛我們的親人重逢。
謝謝！相信你比我年輕很多。一定要在父母健在時盡量多陪陪他們。我現在仍在後悔沒能更多地陪陪他們。